首创“政治练兵”的习仲勋

来源:世纪风采2018·2 作者:何立波 时间:2018-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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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曾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西北军区政委等职。彭德怀和习仲勋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被毛泽东称为“彭习军”。习仲勋高度重视练兵工作,提出“练兵提高战斗力”,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练兵”的卓越思想。彭德怀、习仲勋领导西北野战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实践与成功经验,在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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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12 月,习仲勋(左一)和彭德怀(右一)出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

习仲勋高度重视“练兵提高战斗力”,首提“政治练兵”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发展,我军指战员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成员急剧增加,少数人不理解土改甚至阻挠土改。来自国民党部队的“解放战士”大量增加,将原有价值观念带入队伍,对部队风气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都跟不上大兵团作战的需要,单纯军事思想抬头。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政治教育时间较少,对解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的蔓延传播缺乏有力措施。

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的习仲勋,清醒认识到了部队形势的严峻,对备战练兵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1945年12月,习仲勋在西北局联席会议上要求“各部队应充分利用冬季及生产间隙,集中力量,整军练兵,切实改进政治工作”“加紧练兵,加强部队的干部教育,彻底纠正部队涣散、疲沓现象和严重违法现象”,并把“练兵提高战斗力”作为陕甘宁边区1946年的五大任务之一。

1946年7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利用一切空隙反复练兵;加强整训民兵”。习仲勋还进一步指出:“政治上的练兵更为重要。只有任务明确、纪律严明而与广大人民有联系的军队,才能百战百胜打垮敌人的任何进攻,达到胜利保卫边区的目的。”1946年11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在《关于两个月来自卫战斗中政治工作总结》中特别提出,加强部队内部关系建设,要求“务使今后不论新来与原有的参加保卫边区的战斗部队,不论在旅与旅团与团关系、上下级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干部关系、新部队与旧部队关系、边区部队与外来部队关系、新战士与老战士关系、起义友军与我军关系都要亲密地团结起来,‘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提出了在“政治上练兵”,重视加强部队内部、军地关系建设。

探索具有军事民主形式的“火线诸葛亮会”,开创新式整军运动先河

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同时,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

1947年三四月间,西北野战兵团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战役的胜利,随后进行了短暂休整,并在休整期间进行了军政整训。4月22日,彭德怀、习仲勋电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了西北野战兵团利用休息期间总结工作的具体安排,提出“司令部着重检讨战术技术”“政治部着重检讨战时政治工作”,强调“总结每一次战斗中军事政治工作经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即是使部队战斗一次进步一次的有效办法”。彭德怀、习仲勋电文还对“如何动员党的支部”“如何领导党员起积极的模范作用”“如何选举战斗英雄,建立各种互助小组”提出具体要求,强调“总结每一次战斗中军事政治工作经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即是使部队战斗一次进步一次的有效办法”。这是西北野战兵团利用战争间隙进行军政整训的最早提法。此后,西北野战兵团开始了在战斗间隙开展军政整训的尝试。

在1947年5月初的蟠龙战役中,彭德怀、习仲勋开创了“火线诸葛亮会”这种群众性军事民主的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月2日黄昏,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开始向蟠龙外围发起攻击,三五八旅攻占田子院寨子和蟠龙西北敌军阵地,独一旅歼灭老庄、新庄各高地敌人,乘胜向小庙梁、磨盘山攻击。新四旅和二纵独四旅也分别从蟠龙东北、东南发起攻击,向前推进。5月3日,我军向蟠龙核心阵地发起总攻,但因敌人工事坚固,我军缺乏重炮,攻击未能奏效。彭德怀、习仲勋立即下令停止攻击,发动班、排战士召开“火线诸葛亮会”,集中全体指战员的智慧,广大指战员群策群力,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效的意见和建议。西野前委积极采纳了这些建议,取得了蟠龙战役的胜利。蟠龙战斗间隙中开展的“火线诸葛亮会”,是彭德怀、习仲勋实行军事民主的一个创造,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推广。1948年1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写道:“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

1947年7月16日,当彭德怀、习仲勋风尘仆仆地赶到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准备参加中央前委扩大会议时,毛泽东亲自前来迎接。毛泽东亲切地拉着一身征尘的彭德怀和习仲勋的手说:“撤离延安后这几仗,你们打得好啊!”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恢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仍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改编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前委书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由于前线工作十分繁重,习仲勋身兼前线和后方两副重担,协助彭德怀指挥着西北野战军的作战。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

违反群众纪律的根本原因是阶级观念的普遍缺乏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部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习仲勋说:“由于战斗频繁,环境艰苦,少数干部和一部分老战士,对长期的战斗生活产生厌倦情绪。”“干部思想中产生的错误倾向,直接影响着带兵打仗和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致使部队的政策观念淡薄,纪律松弛,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日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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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的新式整军运动

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陕北战场上人力物质资源匮乏,兵员补充问题尤为突出。在根据地人财物难以支撑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吸收国民党俘虏兵就地参军(当时称“解放战士”)就成为补充兵员消耗的主要途径。可是随着“解放战士”大量增加,教育工作却没有及时跟上,部队中军纪松弛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47年4月1日,彭德怀、习仲勋给西北野战兵团各部队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最近,有些部队利用群众逃跑及坚壁清野,将鸡鸭猪杀光,翻箱倒柜,挖窖,牵牛赶驴,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用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开钱等现象异常严重。”习仲勋认为,这些问题从现象上看虽然表现为违反群众纪律、影响军民团结,但在本质上事关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我军即将实施的转入蒋管区、在更广阔的战场上寻歼更多敌人以彻底改变西北战局的战略任务是很不适应的。4月10日,习仲勋在子长县云山寺召开的野战兵团旅以上干部会上,严肃批评部队中出现的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习仲勋认为,阶级观念的普遍缺乏是当时部队中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所在。结合土改运动搞好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清洗内部的不纯分子、增强部队战斗力是当务之急。在1947年5月底陇东战役爆发前,习仲勋主持召开了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重点研究群众纪律、‘解放战士’工作和行动中政治工作,提出“在今后一个时期政治工作中心是做好‘解放战士’的工作”。从解决部队军纪不好这一迫切问题入手,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部队结合开展土改教育进行整训。

1947年11月27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根据以上情况,须要有一时期训练,要办各种短期轮流训练班,加强干部统率能力。须要普遍深入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增强阶级团结,排除某些人对俘虏兵之恐惧心理”。同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复电彭、贺、习,“依大局看”,“

集结训练一个月”。至此,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整军。如何对“解放战士”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成为习仲勋认真思考的问题。1947年9月,毛泽东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报告,亲自批转了辽东军区三纵队开展的经验,要求在全军推广。据习仲勋回忆,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四团“针对部队中补入较多的俘虏兵的情况,开展过新旧军队对比活动,由‘解放战士’控诉在国民党军队里所遭受欺压凌辱和非人的待遇,讲述在解放军中所享受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和官兵亲如兄弟的阶级友爱之情,对加强官兵之间、子弟兵与解放战士之间的团结,对巩固部队,曾收到良好的效果”。1946年1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关于冬训中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可采取群众路线”“发动曾经亲历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战士进行诉苦、回忆会议。”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参加了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报告”提出了今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报告”在总结我军长期作战特别是最近18个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把补充俘虏和整训的经验列为我军“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为贯彻十二月会议精神,从1947年12月底起,西北野战军在米脂、绥德、清涧、靖边和晋南曲沃,组织部队开展冬季整军运动。整军从土改教育入手,进行诉苦运动。在诉苦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始“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运动阶段,而后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进行转入外线作战的政策教育。在组织领导整军过程中,习仲勋带领政治部门的同志,针对部队官兵成分变化和思想现状,区分不同阶段、对象,就整训的内容、方式及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加以细化,对新式整军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创造。

探索出通过诉苦、“三查”提高阶级觉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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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三整”运动动员大会

习仲勋带领西北野战军前委和政治部门,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针对部队成分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新鲜经验,不断探索创新适合战争形势发展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据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回忆,习仲勋在野战军行军作战紧张环境中,除了协助彭总指挥作战外,他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找干部座谈,就是向群众做调查研究、宣传、动员。这是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运动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习仲勋首先通过轮训各级干部,组织学习土地改革政策,以阶级教育为中心检查整顿纪律,提高阶级觉悟,增强纪律观念,为整军顺利展开奠定组织领导基础。结合整军进展的不同阶段,习仲勋及时提出新问题、注入新内容,使整军运动的开展更加符合实际。在诉苦阶段,注重引导深挖苦根算细账,启发、引导大家认清剥削实质。算帐这种方法具体生动,可以充分暴露地主、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实质,比讲大道理深刻得多,很好地解决了“是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苦从何来,仇向谁报”等问题。

习仲勋等通过充分挖掘、及时发现典型,运用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一纵三五八旅是西北野战军这场教育运动中的典型。该旅著名诉苦典型是七一四团“解放战士”于德水。于德水全家五口人租种40亩地,因父亲病了交不上租,地主就拉走了家里的命根子耕牛,全家人不得不打短工谋生。于德水在工厂拉风箱,到年底资本家却不给发工钱。于德水后来被抓当了国民党兵,有一次父亲来看他,因为衣衫褴褛不让进门。父亲在外边转了三天,于德水才碰巧遇到。于德水想到伙房要点饭给父亲吃,却被司务长恶语相加。说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在场人无不落泪,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根据诉苦先进单位七一四团的经验,在全旅普遍开展诉苦“三查”运动。在“三查”中诉苦,诉苦后再“三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相合地普遍开展了诉苦、“三查”群众运动。“三查”运动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结合起来进行,边查边整,达到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团结,纯洁和巩固部队,改进工作作风及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三五八旅还根据彭德怀、习仲勋等指示,充分发扬民主,在连队开展了推荐干部、推荐党员的工作。由士兵群众推荐在过去战斗中及诉苦“三查”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经过党组织的审查和批准,提拔了一批干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使基层干部队伍和党组织得到了补充和加强。习仲勋很重视三五八旅的经验,在整个西北野战军进行推广。他回忆说:“当发现三五八旅七一四团诉苦搞得好,就召开旅、团干部会,请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同志介绍该旅七一四团运用诉苦典型引路的经验,各部队领导结合本部实际情况,学习运用这一经验,很快使诉苦运动打开了局面。”

为进一步推动整军运动的深入开展,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1月7日至20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党中央很关心西北野战军的工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参加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习仲勋曾深情回忆说:“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对我们的工作直接给予亲切关怀和及时指示的党中央前委的领导同志。”习仲勋说:“我们西北野战军靠近中央前委,得天独厚,中央前委召开的一些会议,我们时常参加或列席。特别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旬,西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央领导能在百忙之中亲自参加,并给予了很多重要指示。毛主席在听到彭总的介绍之后,还亲自听取了余秋里同志关于三五八旅‘诉苦’‘三查’运动的汇报,给予了热情鼓励。当听到有关俘虏兵的情况时,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心下,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把“诉苦”“三查”,广泛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民主运动,作为运用群众路线整军的主要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整军的内容与形式,是西北野战军对新式整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中央军委、毛泽东积极向全军推广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的做法和经验。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指示刘邓、陈粟、陈谢大军“普遍施行诉苦运动,三查运动,整顿纪律”。

整军运动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空前提高,以新的姿态迎接战略反攻的作战任务。在以往作战中,西北野战军一次战斗歼敌一般不超过两个旅,而在诉苦、“三查”运动之后,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提升。1948年2月22日至3月2日,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全歼敌胡宗南集团主力5个整编旅2.94万人,取得转入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创造了“影响中原形势的西北空前大捷”。习仲勋指出:“宜瓦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歼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共五个旅二万九千余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军长刘勘、中将整编师师长严明、中将旅长张汉初等将级军官十一名,同时调回了胡宗南布防在豫西战场的五个整编师,策应了中原我军作战。”这是西北野战军在新式整军运动后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新式整军运动的成效。

3月7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撰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评论。文中专门评述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对提高我军战斗力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强调此次战役胜利“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在这里,正式提出了“新式整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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