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历史资料中发现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线索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梁民愫等 时间:2018-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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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梁民愫(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期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世界史坛的重要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史学的革新。全面审视与慎重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取向与现实关怀,推动与拓展国内马克思主义相关领域的研究,为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与未来提供参照。本期三篇文章分别聚焦英国、法国和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析和史学阐释,以飨读者。 

主持人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世界史坛的重要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史学的革新。全面审视与慎重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取向与现实关怀,推动与拓展国内马克思主义相关领域的研究,为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与未来提供参照。本期三篇文章分别聚焦英国、法国和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析和史学阐释,以飨读者。

作者:梁民愫(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流派纷呈的法国史学格局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除了阿尔贝•索布尔和米歇尔•伏维尔这样为学界所熟知的历史学家外,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中还有让•饶勒斯、阿尔贝•马迪厄、乔治•勒费弗尔和皮埃尔•维拉尔等著名人物。这些历史学家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共同构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传统和思想谱系。其中,在社会史和心态史的学术视野下,以索布尔和伏维尔为代表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法国革命史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彰显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阶段特征,再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风格。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及学术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既体现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传统与研究路径,也映照了西方新史学的史观取向与演进逻辑。

第一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40年代,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识形态倾向明显突出、社会政治实践色彩较为浓厚的创立时期。就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向及后果来说,政治组织与史学思潮密切相关。1920年法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组织机构的建立,无疑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实践及史学思潮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与保障前提。社会运动与政治实践则推动了学术研究和史学实践,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和社会活动家多列士等人极力促成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团体的初步建立,积极推动着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系统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法国知识界反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建设和进步史学运动的广泛开展,史学界产生了以让•布吕阿和马克•皮奥洛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职业史家,开创了法国工人运动与现代社会发展研究领域,注重分析其所涉及的重大历史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影响了后来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第二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社会史视野与学术思想奠定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索布尔等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新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在史学理论与实践方式上多有建树,拓展了社会史视野下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这一重要领域,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阶段。其间,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如1959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包括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术机构,其学术宗旨是把学术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传播结合起来;1966年,建立关注工人运动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多列士研究所。1979年,上述两个机构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后,陆续召集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定期出版《思想》《历史学报》《法国社会》《国际研究》《出路》等五种刊物,推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阶段,索布尔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关键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初露头角的索布尔接替勒费弗尔去世后的留缺,负责“罗伯斯比尔研究会”工作,担任《法国革命史年鉴》主编;1967年,索布尔担任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索布尔与法国史学界第一流学者拉布鲁斯、布吕阿、勒高夫、贝热隆、沙提埃以及其他年轻史学家日益密切合作,在法国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大胆实践尝试和史学理论创新,逐渐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大为拓宽,也促使社会历史的综合解释更为科学合理。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以勒费弗尔的研究为开端。勒费弗尔在1924年发表题为《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郡的农民》的创风气及立学派之作。他强调运用集体心理认同或普遍潜意识方法,把大革命时期农民心理和社会历史联系起来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在此基础上,索布尔在法国大革命研究中从社会史视野出发强化了关于革命过程不同镜像的宏观描述和微观分析。1958年,索布尔的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成为从下层视角研究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典范之作,随后出版《法国大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年》《文化与法国大革命》(3卷)等论著。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新社会史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特别是年鉴新史学的带动,索布尔等人提倡打破传统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选题思路,将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当时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和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这正是1789年革命史研究以来从米什莱经由饶勒斯、勒费弗尔到索布尔的一个进步传统”。至20世纪8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社会史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范式,与西方新史学家极力扩大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与领域等实践风格一道,融汇到当代社会的制度体系与社会思潮之中,推动着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研究取向的深刻变化。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术理念与西方新社会史思潮的关联融合时期,也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重塑阶段。这一时期伏维尔等人大力宣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更为完善,新社会史取向更为明确,同时与法国年鉴史学的重新定向在时间上的交叉与重合,推进了法国大革命研究范式的心态史转向,彰显了法国史学取向的双线演进轨迹。20世纪50年代起,以年鉴史学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内部嬗变令人眼花缭乱,观念更替频繁而呈现根本性的方向变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及新史学思潮的兴盛时代,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思维模式,不管是研究方法还是问题取向,甚至在史学叙事方式和学术态度风格方面都与传统史学大异其趣。从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看,随着西方新史学由整体史转向微观史的范式转换,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取向也再次走向深入具体。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启的“新文化史转向”过程中,许多史学家强调分析微观团体或底层群体及其中个体的文化体验与历史经历,考察“长时段”与“跨学科”视野下的具体经验及社会文化因素,诸如历史主体的价值态度与情感观念等成为史家关注的对象。然而,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传统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强调政治斗争和阶级冲突的政治史传统,犹如基佐、梯叶尔和米涅等旧史学家那样,史学家们往往会忽视如何分析集体意识心理和革命政治活动的关系问题。面对西方史学潮流的新变化,鉴于法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往往受制于社会历史的经济解释和政治解释的二元对立与理论困境,伏维尔力主开辟新途径、新领域,把从事心态史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要责任,要求史学家在研究社会历史之时,既应立足物质经济的时代基础,又要放眼人类社会思想的深层考察,最终揭示特定历史时期那些作为人类社会思想核心内容的群体心理和精神状态。在史学实践中,这种传统也由勒费弗尔尝试与开创,大体从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诸如伏维尔那样拥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西方新史学家双重身份的史学共同体的努力得以推广。他们借用心理学的理论,强调从研究对象的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出发,对17和18世纪心态史、法国大革命史和其他阶段的社会历史进行深层解释。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基于群众心理机制与社会大恐慌的史学取向和研究样态,最终在《大革命心态》等论著中得以充分体现。由此,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法国大革命的心态史研究建设成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伏维尔积极投身心态史的研究实践,先后出版诸如《旧制度的崩溃》《巴罗克虔诚与非基督教化:启蒙时期普罗旺斯人对死亡的态度》《宗教与革命:共和二年的非基督教化运动》《从地窖到粮仓库:普罗旺斯从社会史到状态史指南》《意识形态与精神状态》《大革命的精神状态》等论著,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伏维尔与勒高夫、杜比、勒华•拉杜里等人一道,把具有法国特色的文化史研究或思想史研究取向的历史解释模式,发展到新史学转向的精神状态分析或心态史学阶段。

在经济全球化语境和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相结合,在精神状态史的理论视野与实践领域里,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调整研究方向,并朝着纵深发展。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具体研究领域同社会历史变动紧密结合,研究领域不断革新,研究成果贴近时代、充满现实感。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同其他各种观念进行对话与交锋,促进了关于法国历史复杂性的史学解读,深化了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

哈特穆特•茨瓦与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作者: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长期以来,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研究中,工人和工人运动一直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即使在新史学兴起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工人也只被看作脱离了农业社会、跻身早期工业社会的社会下层,其抗议斗争也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十分重视工人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不例外,他们不仅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恩斯特•台尔曼等无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的传记,而且集体编纂了多部论述工人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处境和德意志工人运动史的著作。而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史研究中,哈特穆特•茨瓦以其深入细致的理论辨析和史料实证作出了突出贡献。茨瓦的工人阶级史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与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教条主义态度完全不同,而且茨瓦将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史学”而被拒绝的社会史,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视域中,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

茨瓦是一位索布族历史学家,1936年出生于萨克森州,自1955年起就读莱比锡大学,先后完成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1978年成为该校德意志工人运动史教授,1992年改任社会经济史教授,直至2001年退休。在茨瓦的诸多著作中,其论述19世纪德意志工人阶级的《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构建》无疑是最重要和最富影响力的著作。在该书中,茨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作为德意志无产阶级组成部分的莱比锡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进行客观公正的考察,归纳总结出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普遍赞扬,也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和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

茨瓦强调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构建是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传统的历史编纂不同,茨瓦不仅重视人物传记和工人运动史,还把眼光投向了严格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力图通过结构分析,切实认识该阶级自身的情况,揭示其起源和发展过程。莱比锡工人阶级曾在1845—1881年间德意志工人运动中多次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诸如1846—1847年的印刷工人运动、1848—1850年的基层工人运动、1862—1863年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成立、1867—1869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都属于德意志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莱比锡工人阶级这一“典型案例”进行多层面的结构分析,可以获得许多既生动具体又实在可靠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有关工人阶级构建和工人运动发展问题的讨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部分历史学家逐渐放弃了保守派史学家把政治外交事件和个别伟人视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史学观点,将结构概念纳入历史研究中,主张把历史学与社会学、个案研究与类型分析综合起来,剖析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等问题。然而,从事结构史研究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崇尚的主要是“结构主义”和“工业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学说却不以为然。对于资产阶级史学家的结构史研究,茨瓦一方面肯定其史学创新意义,另一方面批判其缺陷和错误。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结构史家虽然强调结构的重要性,但大都认为结构是先验存在的、已知的前提条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界定。他们仅仅关心如何把来自前工业—农业社会的无产阶级整合到所谓的工业社会之中的问题,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使命。

茨瓦指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分析,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两大阶级之一,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另一阶级即资产阶级同时形成的,必须联系资产阶级的起源来确定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性质,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买卖劳动力商品辩证地联系在一起,所有直接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都属于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却创造剩余价值的经济地位是工人的最本质特征,也是构成众多无产阶级共同体关系和比较稳定的阶级关系的基础。在无产阶级早期发展阶段,其突出特征是它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依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直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无产阶级才把其阶级运动转变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这一历史使命。

茨瓦还通过爬梳大众传记性史料,对莱比锡无产阶级构建的内在进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新意并且精确可靠的观点。他指出,莱比锡及其周边23个城镇工资劳动者和各类仆人的数量在19世纪40—7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1849年为27200人,1861年为38700人,1875年为47000人。各个工资劳动者团体普遍拥有一种典型的、一般来说也是不可变换的身世,其中“出生的”或者说“继承的”无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并且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际就在以工作日为单位计算报酬的临时工(计日工)和手工工场工人当中出现。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并在所有工人团体当中导致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阶级地位与社会来源相一致的倾向。

与其他一些地方不同,在莱比锡的工人运动中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并不是手工业“帮工”,而是手工工场工人和工厂工人,这些工人虽然在当时继续被称为“帮工”,但其工作性质和身份地位已与从事小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作坊中的“帮工”大不相同了。对于莱比锡无产阶级的构建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来说,至关紧要的是莱比锡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成熟程度较高,有大量出生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家庭的工人的积极参与。在工业革命过程中,莱比锡的工商业生产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效率上说,主要是由直接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进行的。而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莱比锡无产阶级也很早就与资产阶级分子划清了界限。

此外,与资本主义在各个地区和生产部门的不同发展进程和发展程度相对应,德意志无产阶级的阶级构建也带有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发展形式。大部分青年工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强制下经常变动工作场所。对于德意志工人阶级发展成为自主的阶级力量的过程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情况是工业革命的主要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所接受在时间上的吻合。莱比锡比较稳固的无产阶级共同体关系和阶级性质,通过各类工人团体的相互串联,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在此后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茨瓦根据新发现的历史资料,十分精辟地分析了莱比锡无产阶级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历程,揭示了无产阶级特定群体的模范带头作用及其成因。从茨瓦的研究工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客观真理的真诚愿望和实际行动。其研究成果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能够克服意识形态的偏见,也能够从历史资料中发现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线索,并据以总结出符合人类需要的历史经验。 

“思想的战役”: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历史书写

作者:初庆东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史坛独树一帜,成为20世纪西方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堪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鼎足而立。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成长,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密不可分。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家小组是一种真正的合作团体,其成员通过持续的交流发展了高度个人化的研究。汤普森也认为历史学家小组是知识分子开展研究的一种理想模式,“他们有自己的期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心”,他们“只为社会变革而工作”。二战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以历史学家小组为中心,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释和书写历史,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合法地位。历史学家小组孕育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称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摇篮。

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建立,缘于1946年为讨论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问题,它既是“人民阵线”精神胜利的结果,也是对冷战产生的痛苦的一种回应。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这迫使共产国际改变阶级对抗政策,转而于1935年公开支持“人民阵线”,要求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反抗法西斯和战争。二战的爆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是一次验证机会,它证明了所有爱国阶级为激进目的而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汤普森曾回忆这段经历:“一支坚毅而灵巧的平民军队,对传统的军事德行日益憎恨,这是一支反法西斯和自觉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队。这些军人的选票使英国工党在1945年获胜……很多人充满了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希望,他们比现在的工党领袖要早很多……我们的希望也许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过度理想化,没有充分提防在我们背后出卖我们的人。”汤普森所说的“出卖我们的人”是指工党政府,因为战后上台执政的工党并没有对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改革,而且工党政府的反苏外交政策预示了冷战的到来。战争期间在“人民阵线”旗帜下团结起来的人们在冷战面前变得冷漠,英国共产党甚至感到自己被认为是国家内部的敌人。这样,在“人民阵线”精神鼓舞下取得的反战胜利与冷战带来的痛苦形成了剧烈反差,历史学家小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

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思维模式,使英国共产党和历史学家小组必须选择一个阵营,他们选择了苏联阵营。时任历史学家小组主席的克里斯托弗•希尔在1948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中指出,研究历史是为了改变未来。霍布斯鲍姆后来回忆道:“对我们和党来说,历史——资本主义发展到当前阶段,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将我们的斗争放到它的议程上,并且保证我们最后获得胜利。”历史学家小组坚信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思想的战役”,是“在人的意识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而历史研究在这场战役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为摆脱美国对英国的文化威胁,1952年时任历史学家小组主席的罗德尼•希尔顿建议,历史学家小组以英国历史传统作为争取国家独立的武器。他在《历史学家小组与英国传统》一文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右翼已经将国家出卖给美帝国主义,因此动员民众的爱国本能来反对这种出卖行为具有首要的政治重要性。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资产阶级为了愚弄人民,已经从小学教科书开始篡改英国历史。资产阶级把战争美化成建立伟大国家的插曲,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无视被剥削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作用。为此,希尔顿呼吁将英国人民真正的历史——人民反抗和人民作为创造者的历史——还给他们。希尔顿认为,历史学家小组必须“广泛地传播我们理解的历史”,“必须公开英国人民辉煌而富有斗争性的过去”。简言之,历史学家小组要赢得“思想的战役”,要维护英国的国家独立,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历史书写反击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版本的历史解释,这集中体现在历史学家小组关于英国内战的历史书写中。

历史学家小组之所以关注英国内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7世纪的英国内战与20世纪的二战之间有一些可供参照比较之处:英国民众投入二战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击败纳粹与法西斯主义,而是为了创建一种更加公平的社会秩序。如同“以武力获得自由”的思想启发了1647年内战时期克伦威尔所领导的“新模范军”中的基层官兵。此外,两个时期的地缘政治也有相似之处:内战时期英国面临清教阵营与西班牙(天主教)阵营的抉择,二战后英国面临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选择。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前者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后者则是反动的、好战的和反民主的。他们通过诉说英国内战中选择清教阵营而成功粉碎了天主教反动势力,呼吁英国现在应该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为了证明英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政策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小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释英国内战,反对辉格派和费边派史学家对英国内战的传统解释。辉格派史学家承认内战在英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也不否认内战的性质是革命的,但他们强调这场革命是由非革命性的因素所引发。在他们看来,英国内战与阶级无甚关联,这自然成为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批判的对象。与之相比,费边派史学家则沉醉在渐进主义传统之中,故意舍弃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性内容,为工党的政策背书。面对辉格派和费边派史学家对英国内战的解释,历史学家小组认为“坏的历史”导致“恶的政治”,因此必须重新检视英国内战的历史,发掘其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意涵,接续有利于工人运动的英国激进政治传统。希尔在1940年出版的《1640年英国革命》中,认为17世纪英国革命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他的观点得到道娜•托尔等人的支持,获得历史学家小组的认可。1948年,历史学家小组发表《都铎与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的国家与革命》一文,采纳了希尔等人的看法,认为1640—1649年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使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是观之,在冷战的氛围中,历史学家小组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书写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立场与诉求。历史学家小组在从1946年成立到1956年重组的十年间,积极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写历史与为英国共产党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持续地与资产阶级史学家争夺历史解释的话语权,提升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力,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书写范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者:初庆东,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与形成研究(1931—1956)》[17CSS00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257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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