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早期中共的日共思想家河上肇

来源:党史博览 2018.6 作者:鹿兮 时间:201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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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日本著名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野间宏率领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见。毛泽东对野间宏说:“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在一些书中,河上肇被誉为“东方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传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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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肇

最早在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

河上肇,1879年10月2日出生在日本山口县玖珂郡岩国町。他的身世很苦,母亲怀着他两三个月的时候与父亲离婚。后来,他虽然回到父亲身边,但饱尝继母的虐待。这也是他进入不折不挠的学究生活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他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著名的红色社会活动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乃至世界东方传播,对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兴起和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研究中共党史和日共党史的不少学者把他比作“日本的李大钊”。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是,被称为“日本的李大钊”的河上肇,是李大钊的老师,是李大钊的共产主义领路人。河上肇被誉为“日本最负盛名、最有真实学问的学者”“日本新兴社会科学界之巨擘”“在日本思想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泰斗”“世界上研究《资本论》最有心得之一人”。

河上肇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1919年10月,李大钊发表于《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就是以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1至3期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写作的。京都帝国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是日本、中国最顶尖的大学。河上肇和李大钊又分别是这两所大学的著名教授。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直接师承河上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李大钊”河上肇是李大钊名副其实的先生。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经河上肇、堺利彦等日本先哲“二传手”,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再次传承传播,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燎原之火的。

不遗余力宣传共产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东方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论武器“送来”中国,固然有俄国十月革命实践上的触动,但最大的渠道是一衣带水的日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于十月革命之前,传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潜移默化影响着率先觉悟的中国知识精英。

河上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人物。河上肇和堺利彦、幸得秋水等日本人是亚洲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堺利彦与幸得秋水合作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一书。最早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就是从他们的日译本转译的。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则是河上肇领衔翻译的。《资本论》内容宏富篇幅较长,据当时日本出版界估计全书译毕需5年左右时间。为了适应时代的迫切需求,河上肇撰写出了《资本论读本》,书一出版马上在日本社科界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这种潮流很快进入中国。后来被公认为“《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的旗帜,《资本论》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早期在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传播影响深刻,中国革命家和相当多的人都是通过阅读河上肇的著作而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深受河上肇影响的不乏其人,不但有李大钊,还有李汉俊、李达、王亚南、郭沫若、陈望道、艾思奇等。他们在学问、思想或人生取向上都受到了河上肇的影响。在京都帝国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就是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最火爆的就是有一次河上肇与京都帝国大学另一名经济学代表人物福田德三的政论辩论。那时的日本乃至稍后的中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如果不知道河上肇的名字,很可能被别人当作孤陋寡闻的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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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左二) 留日期间与同学合影

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第一课,就是读了河上肇的《贫乏物语》。1917年,风华正茂的周恩来去日本留学,寻找救世济民的学问。初到之际,正是河上肇《贫乏物语》风靡日本之时。周恩来读后无异于接受醍醐灌顶的大脑风暴,萌发师从河上肇的愿望,入学志愿填了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系课程,但终因日语考试没过关而抱恨。后来又去京都想拜见河上肇也未能如愿。至今京都岚山伫立着的周恩来诗碑《雨中岚山》中有“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见娇妍”之句,抒发的就是阅读河上肇书籍以后豁然开朗的情怀。

毛泽东虽然没有去日本留学,但河上肇的书对其早期思想观念的影响显而易见。如今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参观,在陈列着的毛泽东早年阅读的书籍中,赫然就有河上肇写的《经济学大纲》和他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贫乏物语》是于1916年9月11日至12月26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的论文。它以翔实的统计材料披露了欧美资本主义先进诸国中,伴随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财富增加而大多数人愈加贫困的现状,并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造成贫困的原因与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贫富分化日益显著的日本社会来说,无疑具有现实的警世意义。1917年3月,《贫乏物语》结集成书,在日本大受欢迎,曾再版30次。1920年,又分别以《贫乏论》和《救贫丛谈》两种中译本,在中国出版。

据回忆,那时的毛泽东见到河上肇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阅读如饥似渴,在书中写下许多批语和读后感。对其启蒙之功,几十年后毛泽东仍是念念不忘。从湖南长沙到北大后,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据北大校友回忆,当年在沙滩北大红楼,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读书研讨会、讲座、学刊编稿会,源于欧洲、风靡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激进的北大进步学生最着迷、最向往的思想倾向。带领湖南青年办理赴法国勤工俭学手续的毛泽东,在北京等待期间,暂时在北大做校工服务。在李大钊担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临时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更是有机会直接向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面对面地请教并与其交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并与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决定不参加赴法国的留学“取经”活动,留在中国本土上,消化、提炼和升华河上肇、堺利彦等日本革命思想家给亚洲的革命者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传火续薪”的鼓励下,与一批以救天下为己任的热血青年一道,实践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想。

政治影响从日本蔓延到中国

如同中国的无数热血青年的积极探索,日本也有着同样的热血青年在探讨自己和国家的未来。不少日本青年是河上肇的崇拜者和追求者。他们或是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或是读了河上肇的著作受到了影响,开始研究唯物史观,以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伴随着这些人的学术和革命活动,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迅速传播,对东方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是河上肇和大多数日本人未能预想到的。

正是在河上肇等革命先哲的理论引导下,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相继成立。1922年7月,日共(通称“第一次日本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亦宣告诞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日共成立翌年即被反动当局的警察署特高课绞杀。1926年日共(通称“第二次日本共产党”)再次成立。为了将方兴未艾的共产党组织消灭在萌芽中,日本政府出台了《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对社会主义运动残酷镇压。1928年,对日共进行大搜捕,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遭到特高课严刑拷打惨死狱中。在被捕的1600多名日共人员中,有400名受到公审,日共基本从组织上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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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日本京都岚山龟山公园内的周恩来 《雨中岚山》 纪念诗碑

1932年8月13日,河上肇被推荐加入已转入地下活动的日本共产党。河上肇为此感到无比喜悦。加入共产党前,河上肇曾为日本共产党翻译共产国际的《1932年纲领》(即《关于日本的形势与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纲领》)。加入共产党后,他将多年积累的1万多日元上交作为党的活动经费。1933年,河上肇被捕入狱,被判5年徒刑。鉴于河上肇在日本思想知识界的非凡影响力,当局屡屡软硬兼施劝降,以减刑或假释为条件,让他发表“转向”声明,并动用已然“转向”的原日共领袖佐野学等人来劝服。河上肇坚持革命气节,痛斥了劝降者,抱定信念要“为真理主义舍身求仁”。一位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重量级人物,通过秘密渠道给河上肇带去口信,让他“为保持宝贵的生命,可以承诺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因为他的“生命不仅仅是自己的,而是属于整个日本的……”河上肇听从了这个当年自己的学生、如今的神秘人物的意见,于1937年对当局作了承诺后出狱。他发文称:只是因为年老有病不想再回到监狱,明确指出,“这既不是由于认为马克思主义为谬误,也不是由于视共产主义运动为错误”。“我坚定地在心中宣誓,首先应以真理为念……决不能因顾虑而丝毫改变自己的学说。”

改革开放后,曾有研究党史的一个学者撰文,解析河上肇的出狱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文中把瞿秋白与河上肇相类比。文章解析道:尽管河上肇开始宁折不弯,后来转而承诺不再从事反对政府的革命活动,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攻击或诋毁、埋怨共产主义、共产党组织的话。

作为点燃世界东方革命烈火的重要播种者,河上肇是一个理想和气节都高于富士山的人。他不遗余力宣传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理论由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带到了日本。之后,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的日本反动当局,严禁共产主义书籍的发行和流传。河上肇的著作、译作包括文章都被列入“禁书”。直到日本战败后,他的作品才得以重新面世。有关介绍他的文章才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

始终关注着共产主义和反法西斯事业

出狱后,河上肇坚守对于日本当局的承诺,不再参加日本共产党的活动。但他始终关注着马克思学说在当时的实践,其中值得一书的是他对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关注与期待。那时的他已辞去了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在家中,他想方设法找来各种读物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信息。河上肇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愤怒地称之为中国无辜的“兵祸”。作为日本人,他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1938年10月,秋雨霏霏之日,他读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心驰神往,赋诗:“如今把得奇书坐,尽日魂飞万里天。”

日本作家一海知义回忆:“1940年河上肇认真阅读了史沫特莱撰写并出版的《中国抗战记》摘录本,读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战争,深受感动,竟让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改造》杂志刊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日译本,日本当局马上查封收缴了这期杂志。河上肇得知后,托人辗转找到了一本“漏查”的这期杂志。读后,他对《论持久战》给予极高评价:“毫无疑问在日本没有一篇论文对战争前景作出像《论持久战》那样清晰透彻的预见。”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他在1921年发表的《片段》文中有一句话:“……和你拿着枪和剑不能刺杀思想一样,你只拿着思想也不能对抗枪剑的力量。”后来,毛泽东将这句话总结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45年,河上肇终于迎来了日本战败的一天。当得知被监禁18年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等人出狱的消息后,已老病卧床的河上肇热情赠诗云:“衰翁七十许,萧条破屋底。独卧垂死床,遥寄诚敬意。”

1946年1月13日,河上肇逝于京都上京区吉田宅中,享年68岁。他被安葬在京都古刹法然院。离此不远有一条著名的哲学小道,那是河上肇生前与日本许多进步学者散步思索踏出来的步行道。河上肇的墓地,每年日本共产党重大活动之际,都有不少党员前来拜祭。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许多访日团体,也有不少人前去凭吊和敬献花篮。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河上肇就已断言:“有一点可以确定,中国已经有着数以万计的青年准备好了为了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牺牲生命。这种思想所产生的动力,是强大的不能破坏的。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它不仅会继续发展,在起伏变化中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理由很简单,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发生的基本条件就包含着这个革命运动胜利的必然性。一旦胜利到来,将会产生巨大的威力,它所释放出来的破坏力的猛烈程度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将目前蹂躏东方的帝国主义最后蛮行推入历史的深渊。”他对中国革命充满了期待与信心。

河上肇当年讲课时,讲台下听课的中国学生中,就有着这样一批学生,他们都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李汉俊,中共成立筹备组成员之一,也是中共一大代表。王学文,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当教师。他的学生中有一串闪光的名字:尾琦秀实(日籍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的佐尔格情报小组成员,日本战时首相秘书)、中西功(日籍中共地下党员、日军驻上海情报机关负责人)、白井行幸(日籍中共地下党员、日军驻太原第1军情报课课长)……这些战斗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队伍中的日本人,都是中共秘密党员。全国性抗战爆发后,王学文奉调由上海返回延安,出任八路军敌工部部长,专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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