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的经典”案例:再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作者:侯艾君 时间:201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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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主义: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

对作为社会政治现象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及持不同政见运动,国内外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如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1917~1982)»、郭永胜«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系统全面地考察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源流及苏联政府的对策;郭春生«苏联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但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性质和起源如何?有无明确的意识形态?多数相关著作都语焉不详。持不同政见运动是苏联(乃至东欧各国、韩国、缅甸等)的独特现象。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政见运动都只是一些假定的概念,不是确切的政治学术语,具有鲜明的西方话语色彩。在政治学中有“反对派”,而没有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概念和术语;它甚至也不是法律术语,因为苏联政权(如专门负责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克格勃五局)从未正式使用该术语,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依据的只是与“反苏宣传”相关的法律条文①;而且,甚至大多数公认的持不同政见者自己都不承认该身份。

不能用“反对派”一词直接取代“持不同政见者”。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只有一部分人与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反对派具有相似性———且往往只是形式上的相似性。在持不同政见者(диссидент)这一宽泛名目下,涵盖了一个非常庞杂、差异巨大的群体。其中多数人是正直的自由思想者或所谓“良心的囚徒”,他们关心苏联命运,希望政府厉行改革,是苏联社会的有益成分;还有因种种原因而对苏联政府不满的人;一些人是体制内的改革或改良派,还有一些人则是反苏分子或颠覆分子;有人要求社会经济权利;有人提出民族主义要求;有人是制度的不满者和抗议者;还有人只是社会竞争中的落败者,敌视社会;更有人思维方式或言论极端,道德卑下;等等,不一而足。最重要的是:多数人的诉求最初不在政治领域,更不是要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而仅仅是表达对苏联状况的不满,假如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维系并将其组织起来,就并无政治学意义。许多活动家缺乏真正的政治素养和操守,不可能成为职业政治家;不少人附庸风雅,以清谈阔论自由、民主为能事,无力提出建设性思想和政治纲领,只有少数人能够在与政权的对抗过程中获得政治经验并展示政治才干,成为魅力型领袖。

在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下,公民有自由结社权,可以合法地成立各种政治团体、政党,参与政治,而苏联缺乏这种制度。但是,用西方概念衡量苏联并无意义,因为苏联共产党一党统治本身是一种政治机制,这种制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制。那些游离于苏联政治—文化边缘的个人,是政治控制放松后自然出现的;他们充其量只是反对派的前身。但不能就此认为,西方只有反对派而没有某种类似“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群体。西方的所谓反对派实际上仍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与统治阶层共享政治权力和空间;此外,仍有许多个人和集团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任何体制都不可能将所有政治活跃的个人和集团吸纳消融。但在西方民主、自由的语境中,似乎西方民主制度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类似问题,只有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持不同政见者及运动,且东方的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能将政治活跃的个人和集团消化、容纳。

其次,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首先是一个“赫鲁晓夫主义”现象(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则始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赫鲁晓夫推行自由化、“非斯大林化”政策的产物,也是后来“戈尔巴乔夫主义”的历史基础和起点。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有其历史传统。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兴起的思潮。随着俄国工业化进程加快,19世纪后半期自由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成为影响俄国的几种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如民粹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1861年后名为“解放”的废除农奴制以及司法等方面改革,1956年后称为“解冻”的赫鲁晓夫改革,1985年的名为“重建”的戈尔巴乔夫改革,这三场“官方自由主义”改革堪称是同一类事物,具有其内在联系,都是从中央集权制度向自由主义演化。1861年后的一系列改革堪称是俄国的官方自由主义改革,循此趋势,1917年二月革命标志着自由主义达到顶峰,但是很快被共产主义取代,苏联开始独立探索现代化和文明发展道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各种反对派都被布尔什维克政权镇压。但自由主义思潮和意识形态未被消灭,仍以地下非法的形式存在。因此,持不同政见运动是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余绪和回响,到后来也是外部持续输入的结果。二战期间,为凝聚国民抗击侵略,苏联的政治控制放松,加上苏军出国作战经历,导致1945年后出现要求改革的思潮和运动。斯大林去世后,以“非斯大林化”为基调的赫鲁晓夫改革开启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机制。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举措,是在恢复列宁主义原则的旗帜下发动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使苏联的社会文化发生分裂,从一元走向多元,预示着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必将发生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80年代与苏联政权长期对抗,以半合法状态存在,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获得了合法地位,成为对抗苏共的先锋力量。普通的不满和腹诽者成为对抗政权的道义力量和群众基础。

其三,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内部非常复杂,派别林立。其代表人物如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等人的思想差别很大(索尔仁尼琴则是俄国本土派和传统派,有反对苏维埃模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倾向),但这些都是表象。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核心骨干是西化派(尤以萨哈罗夫为代表)。运动的主流是知识分子主导的西化运动,主流意识形态实质上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苏联变种,正是自由主义成为解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利器。以阶层而论,运动的主体和骨干是知识分子,作为苏联社会的骨干,他们在被控制的苏联拥有很大宣传能量和社会影响力,在特定条件下就可转化为政治能量,知识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运动初起时,大量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思潮混杂其间;经过分化、重组,持不同政见运动日益明确以自由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其代表人物为苏联规划的理想制度都以西方(而不是俄国的传统或东方国家的制度)为参照,自由主义在其间发挥了整合和统领作用。这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引领苏联社会与西方相向而行。如果没有大量的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如果没有明确的西化导向,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就只是一些乌合之众,该运动将是一些政治泡沫和碎片。

从历史实践来看,在苏联等东方国家里,自由主义往往表现为极端、激进的政治思潮,破坏性巨大;由于得到西方支持,政治能量最大的往往是反苏、反共派别。

而在卡拉-姆尔扎看来,持不同政见运动还是一个犹太人的现象:如同大量犹太人参与了苏联成立过程一样,许多犹太人坚决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参与了摧毁苏联的过程②。当然,对这些判断需要具体、实证地分析验证。

其四,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与西方存在互动关系,西方对其提供政治、道义和意识形态支持。因此,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堪称是一个“冷战”现象———尤其是信息战现象,也是一个“颜色革命”现象。“冷战”的主要形式是宣传战和心理战。在“冷战”背景下,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假手敌对阵营里的代理人,将持不同政见者视为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盟友。杜勒斯等人关于“和平演变”的战略战术实际上都已付诸实施。西方给反苏人士以荣誉,使其在苏联国内产生影响(尤其着眼于文学、艺术领域);对苏联施加压力,庇护持不同政见者和反苏人士。克格勃领导人鲍布科夫证实,“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是西方工具”。这一说法似乎有所夸大,但确有不少持不同政见者直接依附于西方,成为其代理人。如,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版物«时事纪闻»出现后,其周围集中了“苏联人权斗士”,西方成立专门中心,为其拨款,积极宣传“苏联民主运动纲领” ③。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直接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支持。到1975年,中情局资助出版1500多种苏联作家的著作④。这样,苏联政权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几乎等同于美苏“秘密战”。

信息即权力。如前所述,持不同政见者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核心,他们因其专业知识和思想生产能力在苏联较为一元化的信息空间拥有话语权,获得政治能量,能够与苏联政府对抗。同时,自由派知识分子需要不断引进西方思想作为源头活水。伊戈尔·巴纳林认为苏联的对外宣传体系强大,有许多成功之处,但因为缺乏战略分析师,未能被有效利用;苏联领导人对宣传部门提出了错误的宣传任务⑤。如果从“信息战”角度审视,持不同政见者堪称是西方对苏“信息战”的主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持不同政见者(及其背后的西方)赢得了对苏“信息战”的胜利。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其实是一种“颜色革命”现象。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东欧发生的匈牙利事件(1956)、“布拉格之春”(1968)、1991年苏联解体等,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非常相似,堪称是同类现象。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在半合法状态下存在。许多资料证实,被监禁或受到某种迫害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其实很少,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并不严酷。按照苏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数据,1956年到1980年三十多年间,因为颠覆或削弱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外部安全”的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的,总计8145人,且主要集中在1956~1960年间⑥。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仅有19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只有6人被执行⑦。但在很长时期里,舆论都认为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和迫害极为严酷。其中原因在于:一些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著(如麦德维杰夫兄弟著的«谁是疯子»、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萨哈罗夫等人的著作)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尽管实际被镇压的人数很少,但由于对苏联政权腹诽、不满的人很多,他们也在社会心理方面被压制,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潜在地威胁着其同道和同情者。

镇压举措导致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效应被放大。当代“颜色革命之父”金·夏普曾经从俄国和苏联的政治史中吸取经验,总结规律,撰写«从独裁到民主»一书,成为策动“颜色革命”的教科书。其中明确提出了198种非暴力反抗手法,并认为:越是镇压,对镇压者的损害就越大,而对被镇压的反对派就越有利⑧。金·夏普的著作强调:推翻独裁政权应该主要依靠内部力量,外部援助限于对独裁国家制裁、武器禁运;降低外交级别或断交;将独裁政府从各种国际政治中剔除;等等⑨。镇压举措本身对政权不利,而对反对派更有利。苏联的镇压措施使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成为政治明星,其身价被抬高。实际上,许多亲西方的且在行动上损害苏联及其制度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准确名称就是“反苏分子”;其他附和其间的人客观上配合掩盖其主流。

二 “重建”与持不同政见运动

考察当代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必须一再地回到戈尔巴乔夫的“重建” ⑩。在“重建”时代,响亮振奋的政治语汇不断翻新———尽管连戈尔巴乔夫本人对这些词汇的确切含义都不甚了了。1987年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发表文章«十月革命与重建:革命在继续»。1988年1月6日,戈尔巴乔夫与报刊编辑见面时称:“现在我们才开始明白什么是重建,这是一场革命”;“说改革没有纲领是不对的,我们制订了完备的纲领,但是,对于我们要到达的社会全貌的描述,我们是没有的” ⑪。从思想和实践可知,“重建”确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是一种激进变革的方案。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是否需要改革?这个问题似乎无须争论。苏联时期积累了许多复杂难解的问题,历任领导人未能很好地应对,而是将其积压下来,选择保守主义以自保。应该说,每位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作了改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但是都没能获得成功。戈尔巴乔夫试图在短期内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新旧问题,遂使危机全面爆发(叶利钦时期的“休克疗法”其实有其基础,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实施了“休克疗法”)。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重建”将之前所有被掩盖、潜伏的危机和毒素在短时期内释放出来。托克维尔的公式似乎再次得到验证:专制制度在改革时,就会产生消极后果,甚至导致革命。真正的问题是:怎样改革、向什么方向改革?是否需要实施“重建”式改革?戈尔巴乔夫后来辩解说,“重建”是无罪的,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而“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就是戈尔巴乔夫搞“重建”的合法性的全部来源。“重建”是否必须?2006年在被问及“如果不搞重建,你现在在干什么?”时,戈尔巴乔夫回答:当苏共中央总书记;身体还行,体制也足够稳固⑫。现在已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重建派”故意夸大苏联的危机程度,玩弄国民经济数据,误导国民。1988年5月谢瓦尔德纳泽称,苏联军费开支占苏联国民经济的19%;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宣称该指标为20%;1991年年底,苏军总参谋长罗波夫宣称该指标为三分之一。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估计: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军费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之后逐年下降,1960年为10%,1975年仅为6%;而1976年后,中情局请理查德·派普斯等专家重估,认为苏联实际的军事支出比原来数据翻番才对,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3%左右。但是,1991年后,该数据被指严重高估,导致美国无谓地花费巨额军费⑬。有评估认为,1985年苏联军费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仍为6.1%。戈尔巴乔夫故意夸大军费开支显然是一种蓄意的政治误导,是为了配合外交“新思维”政策,但这种宣传被苏联社会所接受,认为国民生活水平不能迅速提高的原因在于军费支出太高;且在1991年后形成政策惯性,俄罗斯军事支出逐年降低,军队建设、军工综合体都陷入可悲境地。1992年到2000年,俄军费开支占俄国民生产总值5%以下,1999年和2000年则只占2.6%⑭。从许多方面可知,“加速”、“重建”、“公开”、“新思维”这些关键词乃是戈氏的意识形态和改革纲领,但客观上也成为操纵社会意识的工具,自由派精英借以对国民洗脑。

戈尔巴乔夫“重建”(以及“公开”)思想的源泉何在?“重建”思想绝非戈尔巴乔夫灵光乍现的独创,其初衷是以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名义,重建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也曾适应新时代,一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更新意识形态,重建政治权威。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回到列宁!”的口号,却继赫鲁晓夫之后开启了新一轮反斯大林运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思想来源复杂:既有前任的提法,如“加速”最早源自安德罗波夫(有人认为“重建”思想同样源自安德罗波夫,但鲍布科夫等坚决否定这种说法⑮),也源于其夫人赖莎、雅科夫列夫等人,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存在明显关联,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恰恰是苏联和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根源。最极端的说法是认为“重建”乃是西方阴谋,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因为“重建”步骤客观上符合美国利益⑯。

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成为戈尔巴乔夫“重建”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前所述,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具有如下前提和特征:首先,能够发声,有相当的宣传和政治能量,其主体是知识分子。其次,借西方或对政府施压,挟洋(西方)自重、自保。而西方也将持不同政见者加以利用,视为盟友,所有对苏联体制不利的人物、事件和运动都被作为对苏宣传战的材料。其三,如果没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持不同政见运动将只是政治碎片和泡沫。此外,欧洲共产主义也成为其思想来源。1956年苏共二十大使苏联和社会主义蒙受恶名,西欧共产党走上独立探索道路,社会民主党兴起。而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社会民主党的探索成果反过来又影响了苏联、东欧的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成为共同认可的思想基础。还在20世纪70年代,戈尔巴乔夫就与“布拉格之春”的理论家穆雷纳尔热关系良好,穆雷纳尔热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反斯大林者。戈尔巴乔夫“重建”思想还吸取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萨迪科夫教授的修正主义观点。20世纪70年代,戈尔巴乔夫与其夫人赖莎的西方旅行对其思想形成有很大影响。1984年,戈尔巴乔夫像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一样,阅读了大量欧洲共产党(所谓“修正主义”)的著作,深受影响。同年还曾前往意大利会晤“罗马俱乐部”活动家。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精英人士与持不同政见者殊途同归。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释放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允许其从流放地返回,具有重大象征意义;戈尔巴乔夫利用该运动的政治和道义能量,与其结盟,走向合流。

持不同政见者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有直接影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收到大量群众来信,其中就包括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来信。麦德维杰夫说过:“每个持不同政见者都是通过向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写信而开始其持不同政见生涯的” ⑰。这些信件令戈尔巴乔夫从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认识苏联社会,也潜移默化地在其改革思想中体现出来。在与政权的长期对抗中,持不同政见者逐渐占据政治和道义的制高点,其明星人士往往被视为勇敢者、英雄,怀抱革命理想的圣徒,在苏联社会中具有号召力。在民主化进程之下,持不同政见运动被合法化,人人都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诸人不再是民间的“人权斗士”,而是成了反苏、反共的精神领袖,投身苏联大政治。戈尔巴乔夫认同并现成地接过其旗帜,其逻辑似乎是:持不同政见运动的镇压者不自觉地执行其“嘱托”。这乍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却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政治规律。持不同政见者长期同苏联政权对抗,安全机构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但在对抗过程中,持不同政见者的道义和政治影响在扩大,反对派观点成为官方的主流思想。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苏联意识形态承认自己70年的历史中有60年是在犯罪,甚至连列宁时期都受到怀疑⑱。斯蒂芬·茨威格曾写道:“任何信仰,任何世界观,一旦开始否认自己享有绝对的权力,否认自己是不犯错误的,它就丧失了自己内在的力量” ⑲。20世纪80年代,共产主义已被识别为伪信仰,而到“重建”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拥有了官方地位。

持不同政见者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反过来,持不同政见者也将“重建”运动视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绝佳机会,为之欢呼,这从当时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即可看出。戈尔巴乔夫成为“在克里姆林宫的我们的人”,堪称是一位“总持不同政见者”(генеральныйдиссидент),而不是苏共的总书记(генеральныйсекретарь)。在戈尔巴乔夫“重建”时期,各种不同诉求的持不同政见派别和个人纷纷参与政治反对派,“重建”推动持不同政见者在政治上日趋活跃,也为西方对苏联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性。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正式走上苏联政治舞台的一个象征。萨哈罗夫发言称:“我们在经历一次革命。改革就是一场革命……” ⑳。与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何其相似!持不同政见者是那些以叶利钦为首的所谓民主派的前身,后来成为与共产党争夺政权的主要力量。他们只要自称是民主派,便可迅速填充共产党留下的空缺职位(21)。一个怪现象是:无论在苏共高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以及叶利钦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中,都能找到持不同政见者。各种诉求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末期成为“政治人”(哪怕其最初要求只是经济或文化权利),其能量都在政治领域释放,许多政治团体和准政治团体纷纷成立。

到“重建”后期,该运动的理智、温和部分已衰退,占上风的是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激进革命派,日益具有破坏性,以摧毁苏联体制为目标。例如,萨哈罗夫提出口号:“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许可的”,在他成为“跨地区小组”领导人后,立即提出肢解苏联的政治构想:按照“萨哈罗夫版”宪法,“欧亚苏联”应是某种邦联制,不仅苏联应该解体,俄罗斯也应该再解体。其重要倾向是:对于摧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苏联制度、苏联国家的目标很明确;而对于摧毁之后建设什么样的未来,却只有含混的构想或者完全是损害苏联各族利益的方案。

1956年苏共二十大成为苏联和东欧政治生活发生重大改变的关键性事件。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高层的自由主义思潮与民间的自由主义思潮沿着各自轨迹平行发展,二十大成为苏联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精神遗产(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都自称“二十大的产儿”)。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共(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及白俄罗斯的舒什凯维奇、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等人)、东欧的领导人(如瓦文萨、哈维尔等等)都是持不同政见者,执政的精英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在苏共、东欧国家里共产党高层的代表,成为一个重要现象。戈尔巴乔夫被准确地称为“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叶利钦曾表示:自己一直在与共产主义作斗争,并且引哈维尔等人为同道;1999年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曾表示:我是最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在担任苏共政治局委员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时(22))。苏联、东欧各国高层涌现大量持不同政见者,符合社会政治规律。他们多数都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到苏共二十大前后是成年人;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在政治上崛起,登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是以改革派面目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革命家。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得苏共高层的自由主义与民间的自由主义(持不同政见运动为代表)实现合流。戈尔巴乔夫与持不同政见运动互相倚重,在同一场政治运动中互为表里。赫鲁晓夫改革使戈尔巴乔夫站到一个新起点。“重建”、“公开”等成为超级意识形态,与此相关的自我暴露、忏悔历史、解除意识形态禁令,使苏共彻底丧失道义基础。

而“公开”的原初意义是实现政治透明,但在实践中成为对苏共釜底抽薪式的丑化,大量耸人听闻的历史事实被披露出来,民众在猝不及防间遭到信息轰炸,其客观后果是剥夺了苏共和苏联政权的合法性。“重建”和“公开”是苏联官方精英和反对派精英共同的意识形态,承担了实施政治动员的功能,是对社会振聋发聩的政治号召,尤其是对持不同政见运动提出的政治要求的全面迎合和让步。在苏共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长期对抗过程中,持不同政见运动日益占据政治和道义制高点。苏联政权本是持不同政见运动的镇压者,却演化为其遗嘱的执行人。当年苏联压制了“布拉格之春”,自己却开启了“苏联之春”。舒宾认为,“重建的实现就是重建的终结”(23)。“重建”是不折不扣的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意识形态,其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重建”不仅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同时也是一场“自我革命”。苏联意识形态专家雅科夫列夫后来承认,1987~1988年间,当时高层已经认定,应该停止原本意义上的改革,应该谈的是改变社会制度(24)。鲍布科夫证实,1991年1月,戈尔巴乔夫曾感叹:“儿孙们怪可怜的!”这证明戈尔巴乔夫原本知道他在把国家引向何方(25)。

持不同政见者因“重建”而受益,许多人只需自称反共即可获得职位。随着戈尔巴乔夫“重建”,大批民主派人士(之前的持不同政见者)涌入政界,自动转化为苏共的反对派,成为推动激进变革的支持力量,在摧毁苏联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持不同政见者们不希望在现有体制内与苏共分享权力,最低成本地建立多党制,而是要彻底摧毁苏维埃制度和苏共,另起炉灶。

从上述可知,“重建”实际上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意识形态,而“重建”过程其实是改革面目下的一场激进革命。戈尔巴乔夫“重建”、苏联解体的含义之一,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共产主义,因此,从政治哲学来看,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粗浅的自由主义者,激进、排他、理想化。对于大国苏联来说,秩序相对于民主具有同等价值———如果不是有更重大价值的话。戈尔巴乔夫与持不同政见运动紧密结合,但很快成为绊脚石,在“重建”后期,与苏联的各种敌人在“谁更激进”的比赛中被淘汰,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孩子。以革命家面目出现的戈尔巴乔夫恰恰是“反革命者”,成为更激进的叶利钦等人的牺牲品。

反苏力量提出了蛊惑性口号:极权主义制度不可能改革,只能被推翻。所有渐进改革或保守举措其实都是政权自保的本能,能够避免社会动荡。苏联社会诚然不是西方类型的民主制度,但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已经决不是极权主义社会,而最多只是威权社会,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甚至比号称民主的东南亚国家还要宽松,与汉娜·阿伦特阐述的极权主义政权并无相同之处。当代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指出,极权主义多半是短期推行的权宜之计。因而,或许可以认为,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较为严苛的政治控制,可以假定为某种“极权主义”制度,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已经放松控制;经过赫鲁晓夫及之后的改革,尽管仍然缺乏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但决不能再将苏联视为极权主义国家。

世界上并无完美制度,这是一个经验常识。但在被“重建”思想武装起来的苏联政治精英看来,西方民主制度是先验真理,宛如一道魔咒,只要立即移植,就可以一蹴而就地解决所有问题和危机。由此自然产生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以民主为口号的俄罗斯精英执政后,其集权程度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更高(例如,叶利钦曾被称为“沙皇”)?这是当年民主派的初衷吗?按照西方标准,俄罗斯建立的可谓“伪民主”制度。这是民主的失败还是俄罗斯无法建立民主制度?此外,要使苏联走向民主化,是否一定要推翻制度,分裂国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论断,专制制度在其推行改革时是最危险的———苏联“重建”及其结局似乎再次验证了“托克维尔定律”。如同1917年革命一样,推行“重建”的苏联可能成为他国的某种“表率”,而“重建”的破坏性作用也可以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反证。例如,戈尔巴乔夫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重建”、“新思维”意识形态。但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明确表示:“重建”是“别人的妻子”,我们不会把她带回自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判断:戈尔巴乔夫这样搞,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不会坚持五六年;朝鲜则有对抗类似思想“瘟疫”的“主体思想”。看起来,拒绝了戈尔巴乔夫主义的国家都得以保持稳定(如中国、越南等国在保持稳定和秩序的前提下实施改革,政治宽松度和经济自由度很高,甚至经济自由度高于实施了所谓民主制度的俄罗斯),而受“重建”传染的国家(如东欧各国以及阿富汗、蒙古等国)都发生了剧变或陷入动荡。苏联也有通过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革命实现自我革新的可能性。

三 持不同政见运动与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重建”和苏联解体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重建”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也是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胜利。

从赫鲁晓夫“解冻”开始到戈尔巴乔夫“重建”,伴随着苏联政权对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不断让步,最终,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识形态成为苏联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随着运动的持续上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断衰落。持不同政见运动具有组织-动员功能,为摧毁苏联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戈尔巴乔夫“重建”体现、迎合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要求,而苏联解体正是其逻辑后果;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力量就是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重建”开始后,持不同政见运动不断上升,到苏联解体前达到顶峰———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就走向运动终结。后苏联国家的执政者几乎全都是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普通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同程度地被体制吸纳和消化,运动丧失存在的基础。当然,“赫尔辛基小组”等(维权组织)几乎丧失本土基础,而变成纯粹外国背景的组织,成为外国势力渗透和钳制俄罗斯的工具。在车臣战争中,“赫尔辛基小组”持反政府立场,支持车臣分裂派;支持美国对塞尔维亚的战争;等等。

如果从“信息战”角度看待“冷战”和苏联衰亡进程,可以得出结论:“冷战”对抗的主要方式是“信息战”(“舆论战”),是“信息战”的经典案例;苏联解体正是“信息战”失败所致;而在对苏“信息战”中,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从宣传上摧毁苏联的主力军。

苏联解体并无截然的时间点,并不始于也并不终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进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有一定周期的历史过程。戈尔巴乔夫“重建”只是苏联解体的特定阶段。

苏联是一个世界历史现象。作为超级大国,形式上具有帝国结构(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不含价值判断)。除了作为核心的苏联本土,广义上说,苏联帝国的范围还包括东欧各国、蒙古、古巴、阿富汗等国(这些国家环绕在苏联外围,以苏联为核心;在短暂的中苏友好结盟时期,中国一度也成为苏联地缘政治实力的延伸,但最终游离在苏联之外);而苏联本土又以俄联邦为核心,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和中亚同样如环状地分布在俄罗斯外围;俄联邦本土也保持类似的结构,其核心是欧俄部分,周边环绕的是北高加索、中亚和伏尔加河地区等。

季诺维耶夫曾强调,苏联时期是俄国历史空前绝后的巅峰;1945年后苏联国力达到鼎盛,堪称是全球性的地缘政治存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苏联解放并控制了东欧(朱可夫甚至提议斯大林一鼓作气占领全欧、近东和远东:“从布列斯特打到布列斯特”),斯大林完成了帝俄未完成的地缘政治任务(俄西部易遭德国侵入),从多个方向构筑了复杂、有机、庞大的战略安全带:朝鲜、越南、古巴等国成为苏联的盟国,是苏联体系最外围、边缘环节,服膺共产主义或对共产主义怀有好感的国家也都成为苏联的延伸。苏联的核心地带与其边缘存在有机联系,但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其有机联系被切断,同步开启对苏联帝国的边缘和核心地带的“解构”进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巨大冲击:不仅使苏联国内产生分裂,也使东欧发生分裂,苏联、东欧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甚至西方世界也出现了“1960年代人”现象。苏联丧失国际共运的中心地位,西方共产党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本质上同样是自由主义),走向“修正”、蜕变。苏联和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最早接触和传播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最初是异端、被禁止的思想,但戈尔巴乔夫等苏联和东欧等国领导人都汲取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这样就实现了某种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流,官方与民间合流。以“重建”之名,戈尔巴乔夫加快了对苏联的“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说,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等都是苏联解体的先声和预演,甚至堪称是苏联解体的组成部分。

苏联解体的空间顺序是由外至内、从西至东。解体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甚至有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

第一阶段,鉴于东欧本身就是苏联体系的一部分,东欧剧变是苏联解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东西德统一,首先从外围摧毁了同心圆状的苏联体系,打开缺口;苏军从阿富汗、蒙古等国撤军后,这些国家也发生了剧变。同时,苏联的内外变化还间接导致南斯拉夫解体的悲剧。

第二阶段,苏联本土开始解体进程,同样是从边缘到核心:首先发难的是波罗的海国家,然后是乌、白、俄(相对更靠近欧洲),而中亚、高加索各国宣示主权的初衷多是为了保全颜面或表示激愤,因它们被视为急需甩掉的包袱。多数苏联国民看来,实现民主与保持苏联并不冲突———民意测验也证实了这一点。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作为苏联工业最发达的三个共和国)政治精英看到,如果在全苏范围内磋商,中亚和高加索国家未必同意其摧毁苏联的计划,胜算不大,因此撇开这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共和国,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中亚各共和国此前并无独立建国的经验,怀疑自己的生存能力,几乎是被迫独立。

显然,1991年12月26日只是宣布苏联本土解体的仪式,其解体事实已经完成:“八一九”事件、«别洛韦日协定»等已经终结了苏联。苏联解体与之前的东欧剧变属同一个系列,同一种现象,是同一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东欧剧变前后的政治领袖几乎都是之前的持不同政见者,服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苏联的情形相类:叶利钦堪称是俄罗斯的哈维尔、瓦文萨。叶利钦也是这样自我认同的:“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光是历史命运的共性———东欧阵营、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我们都是第一次如此勇敢地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前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些受压制的人,是程度不同的受迫害的人”(26)。

第三阶段,俄罗斯的解体进程(也始于戈尔巴乔夫“重建”)———以车臣危机为最突出。车臣危机是俄罗斯的再解体,也是苏联解体的新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无数个“车臣”:鞑靼斯坦、巴什基尔、图瓦等40多个联邦主体都要求独立。除了北高加索地区外,鞑靼斯坦以及蒙古语族聚居地区等也有分离趋势。俄精英一度悲观地认为,未来俄罗斯的国土可能仅限于欧俄,东界不超过乌拉尔山,只是两次车臣战争才遏制了这种势头。

俄罗斯之外的“苏联”部分还在继续解体:东欧已变成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欧”,成为西方输出自由民主的桥头堡;乌克兰东西部分裂;格鲁吉亚处于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安加尔、南奥塞梯、阿布哈兹都曾要求独立,格鲁吉亚对阿、南二地已失去控制;纳-卡地区事实上处于不独不统状态;中亚费尔干纳谷地可能成为混沌地带;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分裂。

2008年2月的“科索沃模式”令原苏联地区产生解体的新动力:克里米亚、第涅伯河沿岸、中亚也在继续孵化、裂变出新的“准国家”;2008年8月爆发了俄格战争,这是“苏联”的“内战”,是苏联解体的后遗症,其后果是让“苏联人”互相仇视敌对。2014年爆发了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高加索、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堪称是“苏联”再解体与反解体进程的对抗。

苏联解体是上层和底层的“共同革命”。苏联并非自然消亡,而是被人为摧毁。美国学者科恩证实,苏联解体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但还有一场同步进行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正是来自上下、左右、内外的夹击最终将苏联摧毁。戈尔巴乔夫无法对苏联解体负全责,每个苏联公民(以及外国势力)都为解体苏联作出了贡献———认为人民是永远正确的,乃是民粹的论断,普通人只因属于不特定多数而免于道义和政治谴责,今日咒骂戈尔巴乔夫的许多人当年或许也曾为“重建”欢呼。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精英无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苏联各政治力量、各阶层乃至每个苏联国民(“沉默的大多数”)对苏联的命运都负有责任,他们实际上也作出了选择。持不同政见运动作为“自下而上的革命”,为摧毁苏联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第一责任人,叶利钦责任很大,但却是“重建”的产物,是次生现象(叶利钦曾写道:你不能停下你已开始了的进程)。

有论者称“苏联解体时无人奋起捍卫”,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实际:苏联议会代表曾是捍卫国家的坚定力量;纳扎尔巴耶夫等中亚精英曾反对国家分裂;绝大多数苏联国民在公决时赞成保留苏联;等等。但由于政治精英推动,解体进程加快,制约和抗衡解体的力量无法整合,对抗行动归于无效。季诺维耶夫将1993年10月“炮打白宫”事件诠释为俄罗斯爱国力量的绝望反抗和西化政权的无情镇压,称之为苏联解体的最后阶段(27)。

“重建”开启了一场极端的社会实验。1991年后,俄罗斯依据“重建”的惯性,推行西化实验;而中亚、高加索各国则模仿俄罗斯开始独立建国进程。如前所述,由持不同政见者转化而来的执政者缺乏政治能力和经验,多数在实践中摸索。20世纪90年代的后苏联各国处境艰难,甚至是一片丘墟,不是进步而是走向历史退步。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虽然仿效西方(季诺维耶夫极言之为“殖民地民主”),但却被迫沿袭苏联时期和苏联之前时期的传统保持稳定;以中亚“民主岛”自居的吉尔吉斯斯坦则多次爆发革命和动荡,表明自由主义实验带来的灾难。

如果从革命的角度看待苏联解体,表明俄罗斯历史演化具有循环性。据汉娜·阿伦特考察,“革命”的原初含义,就是完成了一个周期。1991年苏联解体与1917年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俄罗斯,改革和革命作为演变历史的两种方式交替出现———往往始于改革而终于革命。一切改革都损害改革者,造成内在矛盾,培养起激变力量。1861年改革制造了反体制力量,民粹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力量上升,到1917年沙皇制度被推翻;同样,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成为1991年苏联解体的根源。其主要相似处如下:

政权更迭伴随着国家解体。19世纪末,俄帝国领土为2180万平方公里,1917年后,丧失波兰、芬兰、波罗的海国家等大幅领土和人口;1945年,苏联领土达22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亿;1991年后,俄联邦领土1707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5亿。

解体伴随着内乱。1917年十月革命后,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爆发了三年内战,付出的民族代价非常之大。据估计,红、白双方因各种原因伤亡1050万人,200多万人移民(28)。同理,将苏联解体称为“文明的分手”其实是美化了这一进程。解体是一幅悲剧图景:仅1985年到1995年,苏联(后苏联)范围内的民族冲突导致50万人死亡,还有70万人受伤。首先是俄罗斯爆发了内战(两场车臣战争导致数十万人伤亡);其次,其他原苏联国家内部发生内战(如塔吉克斯坦内战,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对抗等);其三,俄罗斯之外的原苏联国家间的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争夺纳-卡地区而爆发流血冲突);其四,俄罗斯与其他原苏联国家(与乌克兰、格鲁吉亚、波罗的海国家等)的对抗,其极端是2008年8月俄格“五日战争”;其五,俄与东欧国家的矛盾(俄罗斯与波兰等)———鉴于这些国家都曾是“苏联”,当然也属于“内战”。“内战”后果令俄罗斯身处各种敌对国家的包围。

苏联解体伴随着转型和社会实验。1917年到1991年间,苏联数次急剧转型: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再从新经济政策急剧转向计划经济。1992年后,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从计划经济急速转向市场经济,其灾难性后果堪比一场浩劫:工业严重萎缩,经济衰退,国民贫困化,人民蒙受深重苦难。俄学者撰写«种族灭绝»一书称:1992~1997年五年间,由于社会—经济形势恶化,以及“原来习惯的文化环境和日常环境的破坏”,共计损失800万人口,其中300万是早逝,还有500万人是因“生育活力骤降”所致(29)。这些情形证明,苏联解体是历史演化的急剧、极端形式,苏联各族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结论

作为政治现象,苏联、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其内在的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基础,但也受到外力推动,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了西方“和平演变”方略。苏联解体是一场“革命”实验,而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5年“重建”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都是“颜色革命”的经典案例,是同类现象。操纵大众,使其爆发内心“革命”,是“颜色革命”的前提。在当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操纵大众意识更加便捷。

大国之间(如美国与苏联之间)爆发军事对抗的后果极为危险,从内部瓦解显然是最佳方案(尽管是苏联人自己摧毁了苏联);而对于小国来说,外力往往是决定性因素,这也符合所谓“内因决定论”原理———如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等小型国家,“革命”完全可以低风险低成本“订制”,甚至可以流程化设计和复制。

“冷战”是地缘政治、地缘文明对抗,而苏联、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令西方积累了经验。现在,全球化进程令主导性大国日益具备了人为操纵和推动历史进程的可能性,而“颜色革命”,正是一个有力的杠杆。

(作者:侯艾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原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5期,原题:再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兼论苏联解体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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