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买办的前世今生——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来源:龙语天下事 作者:巨龙 时间:201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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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们,并不是天然的邪恶力量。实际上,如果中央政府治理有效,能够有效监管及时发现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管理吏治,那么买办对整个国家的经贸益处远大于弊端。如果清王朝像明朝那样,闭关海禁,失去外贸顺差的收入,清帝国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财力,支撑有效统治体系。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在任何时代,随时有可能突破社会的底线,善恶只在利益算计的一瞬间,依靠商人的道德和爱国情操,根本不靠谱。清朝买办们为了赚代理费,走上了走私鸦片的邪路,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出现了问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已经无法有力地管控资本,更不能有效防微杜渐。

中国式买办的前世今生——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买办是资本的一种形态,为利而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其它肮脏的东西。”比如说黑奴贸易,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黑奴贸易使非洲失去上亿人口,只有五分之一到美洲,大部分死亡。

不过,仅仅靠白人,很难抓获这么多黑人贩卖到美洲去,毕竟白人少,黑人多,一对一的抓捕效率低不说,何况未必跑得过黑人,手里虽然有武器,但是又不能随便开枪射杀,受伤或者死了这买卖就黄了。因此,更多的情景,是欧洲的白人,从黑人买办的手里,把黑人奴隶贩运到美洲。这些黑奴中,很多也是战败的俘虏,而在有奴隶贩卖的背景下,非洲人内部的战争也很容易被挑拨起来。(直到现在,西方人还非常善于挑拨其他国家内部斗争)

也就是说,在贩卖黑奴这件事情上,非洲本地的买办(包括大量北非阿拉伯人和皈依ysl教的黑人),或者叫“非奸”,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实后来华人也大量被拐骗贩运到海外,包括修筑美国铁路的华工,以及下南洋,电影《让子弹飞》里,恶霸黄四郎也贩卖人口)。

中国式买办的前世今生——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阿拉伯人也是买卖奴隶的代理人之一

可见买办不分人种,不分时代,只是为了利益而办事。爱国主义,道德底线,族群意识,对他们来讲,统统都是不存在的。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才是他们真正的准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引用过这样的描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愿意冒风险,释放了人类最本能的原始贪婪欲望,因此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整个欧洲都进入了疯狂掠夺的海盗时代。人类就是在这样的血与火交锋中发展进步,所以刘慈欣的《三体》里有这么一句哲学味道十足的话:“失去人性 失去很多 失去兽性 失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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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和逐利才是资本的本性

看看今天美国的资本家,为了利益最大化,不仅把产业往海外转移,还把利润都洗到海外的离岸公司。几百年过去了,资本还是这个德性。所以不要指望资本和买办阶层怎么爱国,他们只有利益最大化。必须有比资本更强大更正义的东西,去压制其与生俱来的邪性一面。

广州十三行与鸦片战争

中国的买办和资本家,在道义和利益的选择中,自然也不会例外。资本的力量,失去强力约束和监管的时候,一定会露出它狰狞的一面,化身为吞噬一切的洪水猛兽。

有的读者认为我混淆了贸易中间商和买办的概念,特别提醒我,贸易中间商是好的,是褒义词,而买办是牺牲自己国家利益为他国服务的,属于贬义词。其实他们是同一帮人,甚至是同一个人。

中国式买办的前世今生——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其后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伍秉鉴与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积累起巨大财富以后,他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还对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一度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

没错!输入鸦片到中国,其罪恶罄竹难书的东印度公司,是中国商人买办一手支持过的,连美国早期开发修建铁路的资金,也有部分来自中国买办商人。虽然按照记载广州十三行并没有特别主动参与鸦片走私,主打业务还是瓷器、丝绸和茶叶,但是作为国家特许贸易商兼代征海关税务的商行,在英国人贩卖鸦片进入中国的这种事件中,不可能置身事外,更何况作为东印度的债权人,这其中的利益纠葛,水有多深可以想象。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由于伍秉鉴包庇外商走私鸦片,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伍秉鉴之前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更多的口岸,各地的新买办迅速崛起。而广州作为大清帝国垄断性的对外窗口地位,也由此终结,此后外贸业务日渐衰落。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场大火让西关十三行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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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广州十三行的兴衰历史,和大清王朝的盛衰周期高度重合,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大清王朝的财政密码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而且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朱元璋说过,“胡虏无百年国运”,但是清王朝不仅延续国祚长达268年,而且清朝集合了中国2000多年中央王朝治理的所有经验教训,几乎解决了历史给前朝提出的所有命题,包括外戚、宦官、吏治、税收、东林党、割据、边患、立储、文化管制等等,疆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进化到了专业统治的登峰造极地步,进化的程度越深,依赖的资源就越大,就像恐龙,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进而进入工业时代),就因为太过庞大无法及时转型进化,最终走向灭亡。

清朝最大的历史罪过,乃是为了维护统治,禁锢了思想,压制了科技的引入,把中国拦在了工业革命大门之外,在西方国家突飞猛进的工业时代,把中国牢牢地钉死在故步自封的原地,导致了中国近代史愈来愈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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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清朝统治的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央帝国的统治是十分有效的。就国家治理能力而言,清朝确实是要比明朝强大很多,这其中的密码,在于清朝政府强有力的中央财政体系。

支撑清朝中央财政体系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三大商人集团。广州的“黄金口岸”,手持官府赐予的垄断外贸权,广州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三大商人集团可以类比为,外资合作的买办企业(广州十三行),国家支持的民营企业(晋商),国有企业(盐商 + 江南织造等),当然还有传统的农业税赋(清朝的农业税赋整体不算重,因此人口的繁衍很厉害)。

复杂的经济体系,还有多元化的税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力财政支持,这个阶段的清王朝有充足的财力进行军事行动,恢复漕运,治理河患,建设文化工程(比如阉割历史修订四库全书),建立推广意识形态(儒家 + 关帝,顺便加文字狱),还修建了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这中间还不算收买各级官僚和养活八旗子弟的大笔银子,以及在各项军事行动中养寇自重的一些官员(比如年羹尧西北用兵耗费的朝廷银子)。

简单概括的话,中国这样的超级中央帝国,中央财力充裕,国家能力强悍的时候,整个国家都会比较安宁繁盛。即使此起彼伏不断出现的问题,也能够通过强有力的资源,动用武力或者其他方式来解决。

不管怎么说,清朝早年留下的家底是如此深厚,以至于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百年期间不断战败赔款,仍然保留了如此庞大的国土,如此众多的人口。

但是要维护这样复杂的帝国体系,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更需要执政的皇帝是一个超级强人,另外还有一点,这样的中央政府,需要与时俱进,提升治理能力,能够应付随时出现的新情况。

清政府打赢了所有的帝国内部疆域的战争,建立了一个超强的中央帝国,达到了农耕文明时代的极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把这个帝国根基侵袭掉的,是来自买办和外部的勾结,还有一种叫做鸦片的东西。

清政府对鸦片的危害,一开始的认知,并不是那么清楚,基本上把它当做一种药品。帝国太大了,对于基层在发生的一些事,统治者很难敏锐地察觉到。而作为输出毒品的东印度公司,不但大量制造毒品,还用心研究毒品如何适应中国人的口味,一面大量制造毒品榨取中国人民血汗,一面用榨取的资金向清朝官员大规模行贿,腐蚀清朝官吏放松对它们的监管,这所有的操作,基本上都是跟中国买办勾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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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一旦认识到鸦片的危害,禁烟的决心还是非常大的,这关系到帝国的财政体系,但是买办们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财政资源,已经可以建立自己的秩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鸦片战争,清政府第一次对外战争失败,并且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除了赔款,还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由此迎来了国运拐点。通过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新兴资本主义帝国,对古老的东方封建帝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攻击。与军队直接入侵相比,大部分日常侵袭式的操作,都是通过买办来进行。

鸦片战争,对买办的反思

买办们,并不是天然的邪恶力量。实际上,如果中央政府治理有效,能够有效监管及时发现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管理吏治,那么买办对整个国家的经贸益处远大于弊端。如果清王朝像明朝那样,闭关海禁,失去外贸顺差的收入,清帝国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财力,支撑有效统治体系。

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在任何时代,随时有可能突破社会的底线,善恶只在利益算计的一瞬间,依靠商人的道德和爱国情操,根本不靠谱。清朝买办们为了赚代理费,走上了走私鸦片的邪路,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出现了问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已经无法有力地管控资本,更不能有效防微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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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复原图

更重要的是,清王朝获得的大笔贸易顺差,并没有持续投入军事建设和产业升级(本来就不想搞,维持统治是第一位的)。皇帝带头之下,全国上下都搞起了房地产,乾隆皇帝搞圆明园,各级官僚和富商就搞王府豪宅(伍秉鉴的广州宅邸就堪比大观园,北京的恭亲王府也是规模宏大),退休官员搞苏州园林,富商们搞各种大宅门各种大院(比如乔家大院),全国上下搞扬州、金陵、杭州、北京、广州城的繁华城市建设,时至今日,我们到山西平遥一带去看看,那个时代清朝富商们的深宅大院,仍然可以留下深刻印象。

当然,清朝旺盛的房地产建设也扩大了巨大的内需,还创造了庞大建筑和手工艺就业,有很多家族就靠建筑为生(比如垄断清朝皇家建筑的样式雷家族)。但是发达的房地产行业,最终还是经不起工业革命之后产业升级的西方坚船利炮。一朝战败,所有的舞榭歌台,最终都会雨打风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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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乔家大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史,买办们也迎来了黄金时代,进入越多买办国家就越羸弱的恶性循环。各类军事的、金融的、贸易的、宗教的买办们层出不穷,而清王朝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国家治理能力也随之大幅下滑,已经没有能力应付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 参见下一章,主题是鸦片战争之后,越买办,越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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