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的历史流变

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马明冲 时间: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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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志”概念的引入

“同志”一词,在中国古代话语里也有使用,但多指志向相同、志趣相合。如《国语 ·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中有“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晋书·王羲之传》中有“尝与同志宴集会稽山阴之兰亭”的论述。鲍照《代悲哉行》中“览物怀同志,何如复乖别”,“同志”则是指代夫妻。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19世纪 7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大量使用“同志”一词,并将其赋予鲜明的阶级立场,即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工人阶级且思想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内之成员。列宁也将政治主张相同者,将广大工人和普通劳动者称呼为“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同志”称谓指代具有共同革命情怀和政治色彩的党内成员。

翻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同志”是用以区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重要语意表述,主要是在无产阶级政党成员之间使用的称呼,多用来指代有共同的阶级身份和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人。

我国近代以来使用的“同志”概念,与日本的话语影响有关。明治维新后,“同志”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一些以“同志”命名的社团、党派、机构,如“同志会”“同志社”等,纷纷出现。党派人士之间也经常用“同志”互指,其政治色彩愈来愈浓。随着中国的一些志士仁人前往日本寻找救国真理,努力汲取各种新的科学知识,他们也逐渐接受并使用了“同志”的称呼。

1893年,梁启超在《致王康年书》中就用“同志”来称呼立志于维新变法的同伴:“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同志纵论事变,迻匆虑而熟思之。”1898年,他更是宣称:“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以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同此义者皆为同志。”这时,“同志”一词已经具有了明确的革命含义。

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兴起后,也借用了这一概念。中国同盟会将该词引入组织内加以使用。后来,在中国国民党内部成员间亦互称“同志”,孙中山在临终的政治嘱托中就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著名表述。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在不同时期的使用蕴含不同的意指。考察“同志”概念在中共话语体系中的历史流变,对于明晰中国共产党人寻求志同道合之士、厘清革命操守标准、凸显党内平等作风等有丰富启示意义。

二、“对比”用——中共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之形成

“同志”成为中共话语体系中经常使用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比对选择的过程。与“同学”“同胞”相较,它内涵着朋友情谊基础上的深入探寻、寻找志同道合者的意蕴;与“兄弟”“姊妹”相较,它内涵着兄弟姐妹情谊之上的情感升华意蕴;与“先生”相较,它内涵着尊称基础上的平等,内涵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恰如其分称谓的意蕴。

(一)“同志”与“同学”“同胞”之比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共话语体系中“同志”是组织层面的代名词,“同学”“同胞”是社会层面的代名词。

1922年,王尽美在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俱乐部为支援开滦矿工痛告全国同胞书中称:“全国各界同胞们”,“凡我全国工友们,父老兄弟姊妹们,大家还有良心吗?请一致起来为我们惨死的苦同胞们报仇啊!”

1923年 9月 26日,向警予在《告丝厂劳苦女同胞》一文中,用“同胞”来指代社会女工。1925年 5月 29日,她又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为日人惨杀同胞宣言》中称:“同胞们!我们有一大部份被国家所弃的男女同胞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地狱里生存呵!”1926年 3月 13日,向警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上接受献旗时的讲话》中,用“同志们”代替“同胞们”“姊妹们”,并开始大量使用“同志”一词。这里比较明显地表明,在社会层面彼此称呼用“同胞”,组织层面彼此称呼用“同志”。

李达指出:“劳动者若真有自谋解放的决心,就要急起直追来干劳动立法运动。机会不可失,全国劳动同胞团结起来!”在李达的文章中,同胞是与“外敌”“外侮”对比而经常使用的词语。“从历史上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过说明出来,藉以唤起同胞反抗外侮的勇气。”

1923年 11月,王尽美在山东国民运动和劳动运动发展情况中称党内人士为“同志”,其中指出:“党务: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开第二次地方全体大会,同志十三人,又新介绍同志三人,共十六人。”1925年 8月,王尽美在遗嘱中写道:“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同志”一词的意蕴更为丰富。

在革命年代,革故鼎新是社会发展之基本要求,也是革命之必然要求。从组织层面来看,这就要广泛争取和联合一切进步力量,在同胞中不断地寻找同志。

1920年 11月 7日,邓中夏高呼:“我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劳动同胞与我们携手”。他希望劳动同胞能够信任“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并能够将自己工作、生活和感想等情况随时告知他们,“以去求解决的方法”。

1921年9月1日,彭湃在《告同胞》一文中,希冀在“同胞”中寻找“同志”。“诸君!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既承认现社会之种种罪恶,种种缺陷,有不得不实行社会革命之决心,我们就应当赶快觉悟”,同胞们觉悟后“互相研究!互相团结!互相联络!互相扶助而为之”,即可发展为“同志”。这种朴实的话语表述和实实在在的行动,充分地体现了“同胞”与“同志”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同志”与“兄弟”“姊妹”之比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党的早期领导人曾用“兄弟”代指具有志同道合的革命情怀的朋友和学会会员。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兄弟”“姊妹”是非组织事宜的沟通称呼,而“同志”是组织内严肃的称谓,突出了“同志”一词在党内使用时具有的严肃性特点。

1917年 12月 22日,周恩来在写给陈颂言的信中说:“弟现预备日文,无大困难。”1918年,他在日记中记述:“下午送冠贤(冠贤即童冠贤,时为新中学会干事长,为周恩来加入该会的介绍人。)至站。晚与山(山即王朴山,1913年至 1917年与周恩来同在南开中学读书。)兄食于中国饭店源顺号。”

1920年 8月,在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以及同年 12月毛泽东的回信中,都以“兄弟”之称代指为中国革命而奋斗的同盟者。毛泽东在 1920年 12月 1日致蔡和森等信中,称“和森兄子昇兄”。1921年 1月 21日,致蔡和森信中,称“和森兄”“弟泽东”。1921年 1月 28日,致彭璜信中,称“荫柏兄”“弟泽东”。

1923年 11月 12日,邓恩铭在关于青岛拟设书社事致刘仁静信中,称呼“仁静兄”。向警予曾多次用“姊妹们”这一称呼指代女权运动的社会基础。

1924年 4月 9日,向警予撰写文章谈直隶第二女师学潮。她用姊妹来指称具有反抗精神、正义主张的革新女子。“姊妹们!我们底先锋已在前线进攻了!我们还是冷眼旁观呢?还是桴鼓助战呢?”12月 27日,她再次提到“姊妹们,女界先觉的姊妹们!寒假到了,我们赶快到妇女群众中去努力宣传”。1925年 4月 13日,在论及应力争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时,向警予进一步指出:“姊妹们!国民会议条例第十四条的修正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力争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姊妹们,不要忘记了,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是我们最初的主张,我们要坚持到底!”

1923年 9月 24日,邓恩铭在关于青岛事致仲澥(邓中夏)信中,称呼“仲澥兄”,信的结尾又以同志相称,“祝你和诸位同志努力和健康”。1923年,邓恩铭在关于青岛团支部成立情况及增寄刊物事致仁静信中,由之前的“仁静兄”改称“仁静同志”。同年 11月 21日,在关于青岛将于近期成立地方团组织及工人团体组织等情况致刘仁静信中,一直称“仁静同志”。1924年 4月 1日,彭湃给刘仁静信中将“同志”作为党内称谓来称呼,“祝诸同志安好!”可见,若是严肃的问题称“同志”,其他非组织事宜的沟通称“兄弟”“姊妹”。

(三)“同志”与“先生”之比较

相互尊敬称呼“先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初,曾多用“先生”一词互相称谓。

1919年 12月 20日,向警予在给陶毅(谈女子发展计划问题)的信中,用“先生”指代团体内部成员。“和森先生说陈启民、何叔衡两先生都可以从事鼓吹。萧子昇先生所教的楚怡高小学生,是极有担负极有训练的,这次很可以同去发动中学男女共学的要求。”1920年 6月 2日,向警予在给彭璜、毛泽东的信中,称彭璜、泽东先生。“和森意欲泽东先生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此意我极赞成,不知泽东先生以为何如?”

李达在《陈独秀与新思想》中,曾四次称“陈独秀先生”。1920年 7月 9日,毛泽东致胡适信中,称胡适为“适之先生”。1921年 9月 29日,毛泽东在致杨钟健的信中,曾用“先生”指代革命的群体。1923年 11月 24日,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中用“先生”来称呼丁文江和胡适等,“今年春夏间,《努力周报》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与张君劢先生辩论科学与人生观”。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先生”一词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因其社会属性而广泛使用,用“先生”主要是表示尊敬。 

志同道合称呼“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内广泛使用“同志”一词始于 1923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者之间称谓逐渐以“同志”取代了“先生”“同学”“兄弟”“姊妹”等词。在对敌斗争复杂艰难的条件下,一声“同志”让从未谋面的共产党人迅速找到认同感。

在国共合作推动革命进展的背景下,1925年 1月 19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李富春在柏林给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一封信中曾用“同志”一词指代“革命党人”。信中说:“我现时东归,与诸同志暂别了。旅欧国民党在王京岐同志的领导下,支持已有两年。在这两年的奋斗中,我亦竭尽绵薄之力,随诸同志之后,扩大本党组织,宣传本党主张,使驻法总支部能在法、比、德、意各国中占一相当位置。”

1925年 5月5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中指称党内成员为“同志”:“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颇有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各地同志即应趁此趋势活动起来……”。在这份行文简洁的文件中,“同志”指称明确,“各地同志”“我们的同志”合计使用了 6次。同年,刘志丹在为陕西旅京学生进步社团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题词中写到:“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进攻!”

蔡和森大量使用“同志”一词,是在 1926年。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蔡和森,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在报告中他 51次提到“同志”一词。笔者认为,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此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区别指称“同志”的思想,即站在革命战线尤其是党内共同信仰和政治追求的人之间互称同志。同年,王若飞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发言中,也大量使用“同志”一词,仅发言记录稿第三问题 A部分的节选就使用了 13次。

团结合作称呼“同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亦曾以“同志”称呼国民党党员。

赵世炎在《国民党过去的经验与今后的使命》中呼吁:“国民党的同志,现在应该十分明了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国民党的同志现在应该排斥一切军阀之老政客与新闻记者妄用革命的名词……身为国民党员而是真实的中国民族革命分子,请你们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认清方向努力起来!”

他在《中山北来与帝国主义之压迫》一文中,更是多次用“同志”指称愿意团结合作革命的人,“国内革命的民众、社会各团体的分子,国民党的同志,乃至一切表同情于中山先生的人”,“此时更要觉悟”,“绝不当畏缩不前对于帝国主义之压迫软化”,“绝不要躲避对于帝国主义者之战斗”。

分道扬镳后统战联合对象称呼“先生”。1927年国共合作走向破裂,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内同情革命、在统战工作中需要联合的人仍称呼“同志”,对反革命者则不再以“同志”相称。

4月 4日,在《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中,董必武提出:“各位同志,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国际间的重大变化,同时因国民党内被封建势力把持,引起了国民革命的危机。我们怎样应付国际间的重大变化,我们怎样排除封建势力,这是我们每个同志应该注意的,而且是我们每个同志马上就要来工作的。”

4月 12日、7月 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举行(八七会议),与国民党划清了界限,国共两党党内互称“同志”的称谓至此告终。蔡和森明确指出:“星期评论社,此社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所组织,他们以前都是我们的同志,但现在完全反对我们而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首领或反革命派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团结国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御外侮,成为时代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共对统战工作中需要联系的对象以“先生”相称。毛泽东在与国民党的要员进行通信时皆恢复为以“先生”之称代。到 1930年代,毛泽东致杜斌丞的信中,称“斌丞先生”,将杨虎城称之为“先生”,把我们党内的成员张文彬称之为“同志”,区别“同志”和“先生”使用的语境已然清晰。

在《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中,陈云提到,“农业工人工会有一个很努力工作的巡视员,他的工作优点是能够深入到支部中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同志”“先生”等称谓的甄别标准已日渐形成。

三、“主义”用——中共话语体系中“同志”使用的成熟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对“同志”称谓的使用,多体现的是这一概念的政治属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话语。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同志”一词的使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革命情怀和特定的“主义”追求。

(一)“革命的三民主义者”是“同志”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者统称为“同志”。

1925年 2月 10日的报告中,彭湃用“同志”称呼革命之三民主义者。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

赵世炎说:“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惟一可贵的存在就是孙中山主义。中国革命的民众,特别是国民党的同志,从今以后,应把孙中山主义当作行动的口号,民族革命信仰的中心,在他的旗帜之下奋斗,在他的标帜四围,为民族革命而工作。”同年 12月,赵世炎亦将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与其他人区别出来。“老实说:共产党的真敌人,除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地主、军阀、官僚及其使用人外,有些时候右派还不一定是敌人,何况实践中山主义的同志呢!”

1927年 4月 1日,蔡和森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欢迎会上的演讲词中,将信奉三民主义之革命思想的人称之为“同志”,“此次回湘所见所闻,较三年以前之湖南不同,现在的湖南已注意到社会革命基础,这是各位同志努力所致”,“要扶助农工,即须与共产党合作。且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结果即是共产主义。如须包括资本主义,应为四民主义。如谓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则须除去民生主义,应为二民主义。希望各同志拥护总理遗下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以纠正右派理论”。

张太雷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中更直白地指出:“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全国革命分子的结合;党要成为一个革命分子的结合方能成为真正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因此,“革命同志”应该积极维护革命的“结合”,打破反动派的阴谋。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蔡和森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信仰既不相同”。革命的思想是“同志”共同的目标追求,“党的第五次全国大会的精神,即在指出目前的革命潮流,并非低落,全国工人农民须在目前加紧争斗为创造党的前途而奋斗,希望大会的团员同志,一致向此目标奋斗”。1930年,蔡和森更是严厉指出,要从“同志”中剔除两面派和小团体主义者,“应当坚决的和两面派的手段斗争呵!这是我们的敌人呵!”。

(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是“同志”

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同志”要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具有政治的坚定性和革命的斗争性。蔡和森指出,我们的“同志”要警惕无政府主义,“在上海仲甫同志发起组织党时,连沈仲九(沈玄庐、李汉俊等的朋友,与五四运动颇有关系)也拉进来,并且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仍占多数;在北京开始组织党部时有五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五人,而我们的同志则有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政府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尽管如此,“主义”改变后也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真正的“同志”。后来,“有无数个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我们的同志了,或者抛弃无政府主义了”。

李达认为,“无政府党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无政府党要推倒资本主义,所以是我们的朋友。无政府党虽然要想绝灭资本主义,可是没有手段,而且反不免有姑息的地方,所以不是我们的同志”。而真正的“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

联合进步力量,广泛地扩大“同志”组织的实力和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这里说的“同志”是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党内的同志,应该是有共同的“共产主义思想和行动”的。

四、“平等 ”用——中共党内民主作风的规矩指向

党内互称同志是中共党内民主生活的一贯要求和政治规矩。1921年 7月,中共一大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党内文件中仍以“同志”来称呼。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当“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为了确保形成平等的党内同志关系,1965年 12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党内称呼问题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1978年 12月 2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1980年 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所有的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党的领导干部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邓小平说:“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重申,要“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同时,我们要注意处理好党内组织之间、同志之间关系,“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习近平指出:“对干部经常开展同志式的谈心谈话,既指出缺点不足,又给予鞭策鼓励,这是个好传统,要注意保持和发扬。”

结 语

特定历史境遇和社会条件的变迁、发展是某一概念演变的重要驱动力。任何一个概念语义的流变,都有着特定的话语背景和价值指向。纵观中共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的使用,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内涵的发展变动,彰显了从传统到现代、从阶级意识的确立到革命斗争的实践再到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动态演变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同志”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超越了“同心”“同德”,超越了纯粹语义上的“志同道合”,进而丰厚和深化了其语境意义。“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向了政党政治概念,并最终成为了党员之间彼此称呼的正式用语。

同时,“同志”一词的表述和使用集中地体现了我们党对党内平等作风的倡导、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尊崇以及对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永恒追求。总之,不论是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发展的建设岁月,“同志”概念都体现出了一种浓郁的政治色彩。

(作者:马明冲,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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