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前提条件:革命红利

来源:《大路朝天》选摘 作者:萧武 时间:201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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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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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叙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来自市场化改革。但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早在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就已经有许多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走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但它们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成就。有些国家甚至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走向了经济衰退和政治社会动荡乃至崩溃、社会发展严重倒退。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没有步那些国家的后尘,反而保持了长达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答案当然是中国市场化改革所拥有的基本条件,这些国家可能并不具备。因此,在讨论改革开放的逻辑之前,必须先认识到中国改革开始时的基本条件。

一个最为显而易见的差别是,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的漫长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虽然,苏联和东欧地区也曾经与中国一样,走过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这些国家并不相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革命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脱离了农业社会;而中国革命则是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与苏东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必须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且,中国还必须同时完成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族独立的革命。

中国革命与苏东地区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革命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战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长达28年。即使是从1927年武装起义开始算起,到1949年也有22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始终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保卫自己的生存,同时在已经控制的区域内进行根据地建设,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因为革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根据地建设主要是在农村进行,而对城市工作的经验较为缺乏,工业建设和管理则更加谈不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革命摸索出了自己的革命指导理论,也就是毛泽东思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如何改造农村,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那就是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同时,打碎农村原来的权力结构,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并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各种组织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革命性改造。通过土地制度革命,农村同时完成了多项任务。第一,彻底打碎了原来由地主、富农等社会、经济文化精英所组成的权力网络结构,兑现了让农民翻身做主的承诺。第二,通过分配土地,将群众组织起来,重建农村社会组织,使原来一盘散沙的农民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第三,因为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给予女性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从而打破了旧社会的性别压迫,实现了女性解放。第四,在农村建立了集体组织之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的建设,从而消除了封建迷信的土壤。第五,在少数民族地区,原来的宗教机构占有大量土地,通过在这些地区进行土地分配,打碎了原有的宗教法权体系,从而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从宗教的精神控制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或不信仰的自由)。

与土地革命同时进行的农村社会革命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因为将农民组织了起来,并且从中央机关到最基层的村庄都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党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才彻底结束了旧时代“政权不下乡”、仅靠乡绅代行治理的局面,真正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全国广大基层农村,从而能够使国家政策在农村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且管理成本相对低廉。在这个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土地的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农村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体系有了物质保证。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在当时整个国家都缺乏资金的条件下,要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只能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自身的积累。有了农村集体组织网络,农村才能建立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础教育体系,减少疫病、消灭文盲,并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在此基础上,农村大面积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善种植条件,提高粮食产量,保证全国人民的温饱。因此,历史地看,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主要是在进行组织建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在一些富裕地区则较早地开办了社办小企业,发展农村工业。

因此,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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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革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晚清时期,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并未自动带来国家的繁荣昌盛,在袁世凯死后,陷入了军阀林立、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1927年之前,北洋政府虽然名义上是全国的中央政府,但是实际上完全无法约束各地军阀,甚至经常出现地方军阀直接对中央政府开战的局面。到1920年之后,历经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中央政府完全沦为地方军阀的统治工具,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没有约束能力,反而经常以调停的面目出现。1927年到1929年的北伐战争之后,虽然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各地军阀只是改旗易帜,对中央政令并不完全服从,只是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服从,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不服从,服从与否完全取决于对自己是否有利。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武装全部被中国共产党赶出历史舞台,从而实现了自清朝灭亡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包括新疆、西藏也纳入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国家政治的稳定和行政管理的统一是经济建设的前提,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实际上非常重要。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名义上属于国家主权管辖的地区,实际上中央政府并不能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国家随时有可能陷入政治动荡和分裂。

第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完整国家治理体系。通过革命,新中国消灭了晚清以来的军阀割据势力,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不仅军事上完成全国统一,而且实现了政令从中央到地方到每一个村庄、厂矿企业都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政治统一。明清以后,代表中央政府权力的皇权只能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交给地方乡绅和地主、宗族进行统治。辛亥革命以后,在军阀割据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暇也无力进行基层组织改造,代表中央政府进行统治的权力机关也同样只能延伸到县一级,部分地区可以到达乡一级,再往下则只能交给乡绅、地主统治。不过,与明清的县以下治理模式相比,民国时期的县以下委托式治理要更为彻底,甚至连税收也未能建立全国统一的体系,只能采取包税制,即由地方乡绅或豪强承包税收。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对全国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村庄、厂矿企业等单位的党组织体系,以及行政管理体系,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体系。由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将全国纳入同一个政令畅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状况同样常常被人忽视,并不认为这是革命的重要成果。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央政府的命令也只能贯彻到一定级别的行政单位,再往下则完全无力进行有效管理,基层社会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地主、私营企业主、宗教机构在基层的权力要远远大于政府。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完整的法律体系,但在基层出于宗教或民族习俗考虑,不经国家司法部门审判,直接将人处死的事情时有发生,国家对此也无力干预。

第三,基层社会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发展状态相对较为均衡,起码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国家政令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国家法律能够得到遵守和执行。全国解放之初,不同地区之间长期以来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部分边疆地区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奴隶制社会,大部分农村地区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占统治地位,有些地区则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个少数民族区域按照各自的民族、宗教习俗生活,不同地区有各自的法律体系,无视中央政府法令。比如当时的西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和宗教改革,废除了任何机构和个人对其他人采用私刑的权利,无论什么地区、民族、宗教,都必须统一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也就是说,各地区的基层社会都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而不再处于前现代状态。这是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之处。

第四,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格。对有过被殖民或曾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地区和国家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名义上并不是殖民地,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各大中心城市还有租界,香港和澳门则完全被别国占领。20世纪30年代,又经历了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得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完整。1949年之后,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外交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新中国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自立于世界舞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始终对苏联干预中国国内事务保持警惕,坚持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在国际上,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一些国家效仿的对象。1972年后,中美恢复外交关系,随后又恢复联合国席位,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当中国在1978年之后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姿态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此后,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中国在主权上的独立性始终是完整的。

第五,国家致力于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而不依附于某一特定阶级。传统上,中国的国家政权名义上是中立的,实际上并不中立。在封建社会,国家政权主要依靠的是封建地主阶级。进入民国时期之后,国家政权则依赖于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名义上,在事实上也是依靠工农阶层的。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则在各种公共政策上尽可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国家提出统筹兼顾的治国理念,在城乡关系上,不仅提出“城乡一体化”,而且不断增加支农投入,从而将城乡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在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国家尽可能保护少数民族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布局。总之保持各领域的平衡,缩小差距,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团结和稳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中国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建立了一个权力相对集中而且相对高效的国家政权,从而能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尽可能地保持均衡发展。相比之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因而国家政权往往依赖于经济上更为强势的民族、地区和社会阶层。或者说,即使国家政权有保持中立的意愿,实际上也做不到,就是因为国家政权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上。

第六,由于党的领导持续稳定,中国拥有相对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于保持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来说,政治环境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国家政治社会稳定,才能吸引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而对那些政治环境不稳定、动辄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来说,投资随时都有可能血本无归,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前提。在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前殖民地国家,国家政权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尤其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政权总是在文官政府、军队和宗教势力之间来回摇摆。苏东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剧变,由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转向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看上去人们得到了民主,但因为欧美提供的“休克疗法”方案,导致经济转型失败,原来的工业基础迅速被西欧和北美摧毁,工业空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倒退,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倒退。乌克兰在苏东剧变之后经历了数次“颜色革命”,政局反复动荡,直至民选政府被街头革命推翻,国家成为东西方势力角逐的战场,经济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泰国,文官政府领导下的政府经常被政变推翻,过几年又恢复民主选举,建立文官政府,如此周而复始。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基本保持稳定,其根本原因还是新中国的“革命红利”,一个受多数人民拥护的国家政权,国家建立了从中央到每一个乡村、企业的严密治理体系,并且能够妥善解决局部地区出现的问题,从而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第七,拥有相对比较健全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轻工业到重工业,都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中国90%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料和机器设备没有能力生产,必须依靠进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8年,国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已占国民总产值的59%,并建立了产品门类齐全的工业和研发体系。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外资还是私人资本,如果在中国投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配套的工业生产能力。今天,虽然中国经济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高度融合,但却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并不容易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荡和危机所冲垮。在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工业产品通常以其优越的性价比占有较好的竞争地位。而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起步,在30年内就能完成了初步工业体系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彻底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使得中国有能力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支持工业的发展。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制度的调整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另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中国在1970年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各省都建立了小规模的农机、化肥等支农工业。耕作机械和化肥农药等工业部门恰好在70年代末纷纷建成投产,从而推动中国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从全国范围内看,通过三线建设等政策的努力,在国家的推动下,除了基础性的高度依赖自然禀赋的资源型行业,各省都基本上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中国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时,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自主性的基础条件。地方经济的活跃也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

第八,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经济学家们曾经一度将中国的经济奇迹解释为要素价格低廉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劳动力价格较低,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大的竞争优势。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甚至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家,同样人口众多,而且还是意识形态上与欧美更接近的民主体制,它们的经济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发展成就?这就是因为,中国不仅人口比这些国家更多,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素质要比这些国家高得多,更适合现代工业生产需要。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至少接受过基础性的现代教育,因而更能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同。农耕时代的劳动力只要健康,有足够的体能完成体力劳动即可,要求较低,也适应当时教育不普及的状态。现代工业生产与传统农耕或小手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不同,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如改革开放之初的二十年,东南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招工,一般都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也就是说,要具备基础性的现代文理知识,能够较快的掌握工业生产的基本技能,成为熟练工人。而中国制造业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展开产业升级,高端装备制造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也是因为中国储备了大量具备高中及大专、中专教育程度的工人。

第九,基本完备的基础设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十分匮乏落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有限的财力条件下持续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到1978年,铁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2万公里增长到4.9万公里,公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8万公里增长到89万公里;实现了县县通公路,电信覆盖到乡村(尽管标准不高)。电力工业初具规模,有能力在本国制造业的基础上升级换代。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因基础设施短板无法吸引投资的问题,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当时国家严重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发挥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来完成。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却能够做到那些人口规模不如中国、但也相当多的国家所做不到的事,因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建立了一套严密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从而使中国能够将大量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以极低的成本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他国家因为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也没有用极低的成本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能力,反而只能高度依赖资本投入,因而无法完成中国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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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相对比较稳定的金融体系。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仅有非商业化银行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建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建立发展了信托、证券、基金等行业,建立健全金融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让货币和国际金融资本体系接轨,也就不容易受到国际金融体系动荡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中国不仅自身岿然不动,而且还以强大的国家能力支持了香港金融市场,帮助香港降低了金融风暴带来的损失。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抗击金融风险能力受到考验,但仍然保持着货币主权,能够在应对危机时保持主动。

人们常常认为,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和黄金储备等,但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本身就是信用货币,而信用货币的最终担保是国家信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信用和完整的国家主权,货币也不可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保持独立性、主动性。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金融业并不发达,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的货币和金融稳定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第十一,比较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研发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国家还建立了完备的从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的科技研发体系,并且培养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和研究能力。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也比较完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总体上能够保证源源不断地培养从人文社会科学到理科、工科、医学、农业技术等各方面都包括在内的人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量提供低端产品制造和来料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但这种初级水平加工业的规模优势支持了中国的科技研发,从而保证了中国有人才和技术能力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发展。而且,中国的工业体系很大程度上模仿苏联,高等教育体系也相应的按照苏联模式建设。因此,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明显的应用导向特征,更为重视理科、工科等应用型的学科。尤其是在原来各工业部门均由国家设置的相应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的时代,几乎每个工业部门都有相对应的初级、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如纺织、煤炭、钢铁、铁路、交通、航空、金融、农业、林业等,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大学。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进行了多次高等教育改革,但是这个体系仍然基本保留下来了,只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时期进行调整,比如2000年前后,随着国家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各地高校纷纷开始开办法学院。

第十二,相对比较成熟且完整的技术官僚体系。虽然官僚体系曾经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本身也建立了一个新的官僚体系。而且,因为有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国的官僚体系虽然也存在许多问题,但因为不是完全不讲政治的技术官僚,因而能够保持着相对比较高的工作效率。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连这样一个官僚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就无法实现国家管理体系的现代化。很多人将这一点归结为中国悠久的精英主义政治传统和文官政治传统,但事实上,更重要的条件并不是传统,而是中国革命。当然,辛亥革命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整个民国时期确实都未完成整个国家的军事统一,也未能建立起这样一个完整而高效的技术官僚体系,而是始终处于军事化管理状态之下。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在成熟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统治下,而且也同样是文官政治体系,中央集权程度为历代最高,中国却在鸦片战争之后走向衰落?虽然这个官僚体系内部曾经有过多次自我更新和改革的努力,但最终却都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

新中国的官僚体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锤炼出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具有较高的政治自觉,从而避免了官僚主义本身容易出现的惰性。而且,这个官僚体系本身是按照现代理念建立起来的,同时,组成人员也具备基本的现代知识体系和理念。因此,虽然现在经常能听到对新中国的官员文化水平低下的评论,认为不如民国时期的高官中许多人拥有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经历,也不如清朝时期官员的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但却无法否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正是在新中国的官僚体系的管理之下,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为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准备了基础条件。这是因为,虽然从个体看,新中国的干部可能不如民国时期高官们的学历,也没有清朝官员的传统文化修养,但重要的是,他们都处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在组织体系和理念上高度现代化的组织体系之中,而且,新中国的官僚体系完全是按照现代化的理念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官僚体系的现代化程度要远远高于清朝和民国,也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

第十三,国家对经济事务进行有效干预的能力。虽然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之下,国家过多干预经济运行是不应该的,而应该让市场自身的力量来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调节。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以国家力量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是不想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而是没有这个能力,做不到,而中国却能做到。市场的盲目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市场调节那只看不见的手失灵的地方,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来进行补救。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贫富分化现象,都是市场化会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甚至也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这些问题虽然也已经相当严重了,但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仍然不算特别严重,至少还没有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动荡,这是因为中国具备干预经济运行的能力和工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理念上虽然一直存在过度的市场化崇拜,但同时国家始终对市场化的弊端保持着高度警惕,一旦出现,就会尽快反应、做出调整、进行干预。而在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那些已经走上欧美模式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则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缺乏这种能力,也缺乏干预经济的意愿,即使市场化本身正在造成严重的问题,也只能坐视其发生而无能为力。因为市场的力量一旦形成,就是非常强大的,会按照自己的规则和逻辑运行,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又缺乏足够的政策工具来进行有效干预。对市场力量的警惕和对市场化可能的弊端的警惕,是中国革命的传统之一,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就已经提出了节制资本的口号,但却未能落实。新中国成立后,本着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警惕,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从而为改革开放之后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积累了理念和思想上的准备。

第十四,尖端国防科技工业。关于“两弹一星”,今天没有什么人会否认它对国防安全的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提供了起码的战略反击能力,使中国免于核讹诈;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从此对中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上被排除了。同时,由于“两弹一星”为自身的安全提供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从而使中国能够大规模裁减常备军的规模,使国家有条件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削减军费和裁军之后,在经历了苏东剧变的国际风波后,国家安全始终未受到明显威胁,这不能不说是“两弹一星”带来的安全红利。

第十五,到改革开放时,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完整的覆盖全体国民的卫生医疗体系。虽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时的卫生医疗保障水平并不高,但如果对比建国前的情况,或者与第三世界国家对比,就会发现新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动辄频发的大规模流行性疫病是困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痼疾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在封建王朝时期,还是在民国时期,都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疾病防控体系。一旦发生大规模的饥荒、水旱、病虫灾害,就很容易引发流行性疾病,而国家也无力进行有效救治。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多次国家主导的群众性运动,基本上根治了在传统农业时代频发的大规模流行性疫病,以及在特定地区发病率较高的常见疾病,建立起了有效的疾病防控体系。新中国还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卫生医疗体系,每一个乡镇都有至少一家公立医院。正是有了这样要给完整的卫生医疗体系,使新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而对常见病和流行性疫病的防控则使普通中国人的死亡率大幅下降。虽然这一体系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过多次改革和调整,但都是对这个体系的完善和补充,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动。

第十六,得益于建国初期的基层社会改造和对黄赌毒的清除,新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建国前有天翻地覆的改善。在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存在的顽疾之一是基层社会组织体系不发达,国家基层治理能力低下,社会治安状况较差,犯罪率较高,社会安全系数较低。但中国是个例外。正是因为有建国初期的社会建设成就,到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仍然处于相对较为均等化的状态,因此,犯罪率较低,治安状况仍然比较好。而且,因为有效运行的社会基层组织体系的自发组织和犯罪防控能力较高,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就维持了较好的社会治安状况。此后,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犯罪率升高的态势,但国家仍然通过几次“严打”行动有效遏制了这种势头,维护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法治模式,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虽然处于低法治阶段,但社会治理总体而言是较为成功的,而且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了较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为成功,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条件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遗产,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中国革命就不会有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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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朝天:中国道路与中国革命》

作者:萧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

京东、天猫、当当、亚马逊等各主要平台均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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