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通:财富不平等威胁美国民主

来源:参考消息 作者:詹姆斯·斯通 时间:201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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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这种分化正在扩大。财富分化比广泛研究的收入分化更加严重,影响也更长远。资产向富人转移,正在让美国社会失去精英制度、生产力、同情心和向上流动性。它最终会让美国丧失民主和社会团结。许多原因产生了这些现象,其中一些是技术时代的方方面面造成的,而且几乎无法抗拒。然而,有些却源自拙劣的政策选择。

社会流动性降低

美国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正在加剧。2000年以来,至少70%的美国人的收入没有增长甚至还略有下降。尽管同样经历了金融危机,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财富还是以两位百分数的速率在增长。40年来,美国的收入中位数没有实质性增长,美国积累财富的果实总被金字塔尖的人摘走。首席执行官与工人的平均工资之比,过去为20∶1,现在达到300∶1。

为什么超额财富会聚积在极少数财富阶层?一个原因是,精英们在不经意间把自己隔离成为内聚力越来越强的永久的上层人群;另一个原因是知识经济的扩张,让很多人与高薪工作无缘。现在,由于几乎毫无制约的金融杠杆扩大了商人的盈利和亏损,而且还有一些巨型公司由少数领导者进行经营,有权势者可能比无权势者多挣数百万倍。财富收入几乎比经济总体增速更快,导致现代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困境极难解决。

今天,美国国家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不断上升的程度严重威胁着美国民主的继续存在。财富不平等的程度比收入不平等大得多。财富比收入更能决定社会经济阶层,更容易传承给下一代。

美国社会正在朝着社会流动性降低的方向前进。精英集团摄取的国家财富和收入比例越大,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流动性就越小。

美国民主陷入险境

美国企业权力的不断集中,正在威胁着美国人的价值观。在美国历史上,企业在国会的权力起起伏伏。统计数据表明,筹到最多竞选捐款的人绝大多数是选举的赢家。美国参议员大约用三分之一的时间筹款,众议员情况更糟。这种趋势,把美国民主带入了险境。

美国商业的有效集中在过去50年内增长了,公司游说费的增长则确定无疑。公司的目的原本是与价值观无关的利润最大化,它们不应是选举政治中的主要力量,但只要有可能,它们就会在选举政治中发挥巨大作用。

要限制公司规模和权力过大。经济不会随着规模扩大而更加有效,规模扩大的主要收益来自品牌优势。与之类似,大公司业绩较好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政治力量,或者因为协助竞选而获得政府优惠,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大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大公司能够收购小对手,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增加某些效率优势,但也可能是为了碾压更精致、更有创意的企业。

应向富人征更多税

扭转财富流向失衡的政策选择有:

比如强力改革税收政策。目前,美国的国税局只对收入和变现利得征税,对消费和未变现利得完全不征税。我倾向于对这四项都征税,而且税制结构要非常简单。每年对未变现利得征收几个百分点的税,可以真正影响国家的财富分布。上层人群的大量财富就藏身于此。这将是历史性的彻底改革。

再如修改遗产税和赠予税。遗产税应该更加有效地实施,这意味着取消信托业现在享受的税收优惠。把美国的各种税收优惠汇总一下,你看到的是一幅紧密的连环保险图景,富人的资产在美国从未遇到过一个税收者。应该取消允许在死亡时把应计利得的购买基价“升级”的税法条款。

不平等问题的重心在于,对增值财富征收合理税款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一个人的累积资产必须在其生前和死后更有效地征税。

总之,财富集中在极少数家族手里是极其负面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要有阻止和减缓这个趋势的工具。在税收系统方面,合理和协调的国际合作能够产生奇迹。改革不平等、过于复杂的所得税制度收效甚大。这个方案的核心要点在于,未变现的投资利得必须计入纳税基数,而且应该彻底取消信托税务利益从而提高遗产税。(作者为普利茅斯·洛克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前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为他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演讲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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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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