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地——抗战后期美军观察组眼中的延安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鸿雁 杨丽娟 时间:201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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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与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延安。

◀1944年,美军观察组空降延安。

▲国际友人林迈可与观察组成员共进晚餐。


李鸿雁 杨丽娟

在延安中学,一片现代化的建筑包围之中,有8孔古朴的窑洞,窑洞由条石砌成,已经略显残破。但在上世纪40年代,这里却是延安军民为欢迎美军观察组专门修建的“豪华住所”。

1944年下半年,美军观察组共18人分两批先后抵达延安。这个正式名称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的代表团,由美国军官、外交官、医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是“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

在这次接触之前,美国人对延安的印象是矛盾的,一边是斯诺等西方进步记者报道中的“红色延安”,一边是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的“反动延安”。真实的延安究竟是什么样?经过与延安军民900多天的近距离接触,观察组成员最终看到了一个孕育着中国希望的圣地。

太阳照耀的地方

1944年7月22日上午,重庆雾气弥漫,天色灰暗,一如往常地炎热潮湿。一架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越过四川盆地和大巴山,直奔黄土高坡上的小城——延安。与运输机一同飞行的,还有三架护航的战斗机。

这架神秘的运输机上搭载了9名美国人。除飞行员外,包括美国陆军上校包瑞德、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美国陆军步兵部队和战略情报局约翰•高林上尉等8人,他们身份各异,却共同隶属于一个新成立的小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进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延安,美国人早在1943年就有了这个大胆的设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更多日军兵力,因此一直从经济和军事上援助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然而,扶蒋抗日的美国对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并不满意,尤其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参加过一战,多次任美国驻华武官,曾被《时代》周刊称为“一位真正的老中国通”。1942年3月,史迪威第五次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这位性格粗犷、心直口快的“中国通”,与蒋介石的关系几乎从一照面就不大融洽。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抱怨失败全在史迪威不听指挥,而史迪威则向罗斯福告状,打不赢是因为“花生米”——花生米是美国俚语,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的人,史迪威在日记里就直接用“花生米”指代蒋介石。

对蒋不满的史迪威等美国人很快注意到了中国的另一支力量,这就是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

从1942年6月开始,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就曾多次访问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1943年初,戴维斯第一次同史迪威讨论了派遣一个观察团前往陕北的话题,史迪威当时表现得颇感兴趣,无奈眼前要处理的事务繁杂,一时耽搁了。1943年6月24日,戴维斯将这个建议落在了纸面上,他写了一份长达10页的备忘录递交给史迪威,同时将一份副本送到了美国国务院。可惜,国务院没有什么回音。

半年后的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在一份简短而措辞激烈的备忘录中,再次强调了派遣观察团前往边区的必要性。他写道,自从1938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艾文斯•卡尔森上尉访问延安后,还没有一个美国观察家访问过中共根据地,关于中共活动的所有信息都是二手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暗示欢迎我们派遣军事观察组去,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态度可能会改变,因此我们需要在还受欢迎的时候及时派遣一个军事政治观察组去那里了解情况。”也许是因为这份备忘录简洁明了,这一次终于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注意。

1944年2月9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以增强关于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日军情报的来源。他请求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蒋介石当然不希望美国官方和军方直接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但他不能直接拒绝罗斯福,就在回电中委婉地提出“为了观察使团的效率,它的巡回路线只应在国民政府保持着政治控制的或有政府军队驻扎的地区中选择。”国民政府保持政治控制或驻扎军队的地区,当然不包括中共的根据地。

罗斯福没有就此罢休,先后于3月9日和22日再次给蒋介石发电报。为给蒋介石施压,史迪威还推迟了将中国军校学员送往美国受训的时间。种种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些姿态,表示原则上同意。

后来被史迪威选为美军观察组团长的包瑞德就在这时接到了赴重庆的命令,他得知自己可能是这个观察团的领导者,顿时充满了干劲儿。可包瑞德的满腔热情很快被泼了一盆冷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接到通知,要我在5月初回到桂林,恢复在Z部队的职务,不要再过问使团。”显然,国民政府所谓的“同意”,仅仅是口头上的同意,在具体行动上仍然是不停拖延。

但蒋介石并没能拖延太久,1944年6月,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议题之一就是与蒋介石磋商派遣军事观察组考察事宜。华莱士与蒋介石会面时,罗斯福再次发电报明确表示,他在派遣观察组问题上持赞成态度。最终,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让步。

作为由中缅印战区派驻的使团,美军原本对使团的称呼是“美军代表团”或者“中缅印战区美军观察团”,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激烈反对,他认为称其为“团”规格太高,提议将其改名为“视察组”。“视察组”的名称传到延安,毛泽东评价说,“视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的莅临检查,这种称呼显然不合适。后来,经过美国、重庆、延安三方面的磋商,代表团的名称最终确定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终于正式成立了。7月初,包瑞德再次被召至重庆,投入了使团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和观察组的成员们更习惯用另一个代号称呼这个新的观察组——“迪克西使团”。这个名字的准确含义并没有出现在文件档案中,但许多年后,使团的灵魂人物之一谢伟思曾这样解释,“迪克西”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反叛的各州,另一个意思是太阳照耀的地方。延安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太阳照耀的地方。

“与重庆另一世界”

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很快来到了太阳照耀的延安。1944年7月22日中午11时30分左右,晴空万里,包瑞德等8名观察组成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说是机场,其实只是一条相对平整的临时跑道,地面并没有任何导航设备,飞机驾驶员钱皮恩能依靠的,只有山顶上矗立的黄色宝塔和黄土高坡上热情欢迎的人群。简陋的机场上,钱皮恩操纵着飞机稳稳地着陆了。不料,就在飞机要离开跑道停下来为后面的护航战斗机让道时,“砰”的一声巨响,飞机突然向左一歪,停了下来,周边顿时尘土飞扬。包瑞德和钱皮恩跳下飞机一看,发现飞机的左轮陷入了一个无人留意的旧坟坑里,飞机与地面相撞,左边的螺旋桨和机头被撞坏了,螺旋桨像方向失控的尖锐刀片,一下子切入了飞机的驾驶员舱位。如果不是螺旋桨切入飞机的刹那,钱皮恩正在俯身关掉发动机,他很可能就要因此丧命了。

此前,接到美军观察组即将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就极其重视。延安许久没有飞机往来,延安军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平整了废弃许久的机场跑道。毛泽东还专门把懂航空的同志请到自己的窑洞里,研究美军飞机的安全着陆问题。随后,他在7月4日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介绍了机场的长度、宽度和走向等情况,由林伯渠和董必武向美方转达。

准备工作如此细致,竟然还是出现了意外,欢迎人群陷入了一阵混乱。但很快,观察组成员依次走下飞机时,就看到了恢复镇静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上前握住团长包瑞德的手,坦诚地说:“组长,一位英雄负了伤,我认为您的飞机是一位英雄。很幸运,另一位英雄也就是您自己没有受伤。毛主席要我向您转达,他对您的安全到达表示慰问。”52岁的团长包瑞德上校在中国生活多年,能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他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回答道:“伤人乎?不问马。”一场紧张的意外就这样化为了轻松的笑谈。

当天下午,观察组的成员被安排进窑洞住宿,而延安军民迅速开始修整机场跑道。观察组成员很快发现,中午还在飞机旁迎接他们的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竟然也在整修机场的劳动人群中。美国人几乎惊呆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官,在重庆,就算是营长或连长,也不会这样和士兵百姓们一起干粗活。受到感染的美国人挽起袖子,和中国人一起劳动起来。

这一幕被观察组成员约翰•高林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而这仅仅是他们看到的延安新鲜生活的开始。

由于飞机受伤,本来计划随后就到的第二批观察组成员,直到8月7日才抵达延安。前后抵达的18名观察组成员被安排入住在延安北门外的几孔窑洞,窑洞由条石砌成,洞内地面铺上了灰砖,外面还设有木柱组成的走廊,用当时担任观察组翻译的凌青的话来说,“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但美国人开始仍不适应,在他们看来,窑洞只是“凹进陡峭山坡约15英尺深的浅洞”,室内摆设“像斯巴达人一样简朴,一张粗糙的桌子,一两把简易木椅,每人一张台架床(即把木板放在木架上),一个搪瓷洗脸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没有地毯。”房间内外根本没有什么水管,厕所被安排在与住房距离比较适当的地方,这还是特意为外宾们建造的。

开始时观察组成员不会生炉子,常常是炉子还没点着,整个窑洞里浓烟弥漫。观察组的医生卡斯伯格不得不警告观察组成员,不要在烧炭时关闭门窗,他不止一次将包瑞德等人从烟雾中拯救出来,令人哭笑不得。但是开着门窗,又会有苍蝇、蚊子、蜈蚣甚至老鼠跑进窑洞。

物质条件无疑是艰苦的,好在,观察组成员非常清楚,“我们就没有打算在这里过舒适的生活”。并且,对于观察组的衣食住行,中共领导人无微不至地一一过问。有一次,观察组成员换洗衣服后问是否有熨斗,当时中共领导人穿的都是粗布做的宽大衣裳,上面还三三两两打着补丁,熨斗是极为罕见的,但杨尚昆还是让人给他们找了一个烧木炭的老式熨斗。

为了照顾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央办公厅特意调来了学过西餐的厨师。李耀宇就是这个时候被安排到延安的,他曾回忆说,为了给美国人改善伙食,他“把一只汽油桶改造成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延安无鸭,我们就用烤鸭和脆皮鸡的混合工艺,烤出皮脆肉嫩、纯香四溢的‘延安鸡’。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美军官兵吃得一干二净。”

尽管生活相当简朴,但延安军民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还是给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的1970年,包瑞德在回忆录中这样陈述他对中共的印象:“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如果什么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观察组成员对国民党区域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征兵当局用绳子将壮丁捆成一串”,但在延安,这种被捆着去当兵的人,包瑞德从未见到过。他还回忆说:“在华服役期间,我有好几次看见国民党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位两星将军抽打士兵的耳光,这种情形我在共产党区从未见过。”

观察组的另一名成员约翰•高林则对随时出现在街头漫步的中共领导人印象深刻,他写道:“领导人轻松地在他们的人民当中走来走去,并且经常和邀请他们的人一起跳舞。”“士兵和军官在轻松的同志式友爱气氛中,相互谈天和开玩笑。在集会上不安排座次,在讨论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简单地被称作‘同志’。”

这一切,让包瑞德不由得发出感叹:“在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倒似乎是共产党控制区的自由要更多一些。”而谢伟思则在他来到延安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窑洞里话天下

谢伟思后来成为了迪克西使团的灵魂人物。他出生在成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谢伟思的父母在那里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当时的爱国青年们渴望中国的现代化,纷纷报名参加,青年时的陈毅也曾在那里学习英文。三十多年后,陈毅和谢伟思的手在延安握到了一起,每次提起谢伟思,陈毅总是笑着说,这是我老师的娃。

在中共欢迎迪克西使团的晚宴上,谢伟思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毛泽东。大多数使团成员对毛泽东的湘潭口音听不懂,谢伟思却如鱼得水,做起了翻译。谢伟思就坐在毛泽东身边。席间,毛泽东抛出了一个试探性的问题:“依你看,美国国务院是否能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

谢伟思犹豫许久,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这个地方的美国人为数太少了。”

毛泽东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打败日本人之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就是国民党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候。”毛泽东接着又说,“据我所知,你们能获得允许来到这里是很不容易的。”

谢伟思说:“我有许多问题想在你有空的时候和你探讨,虽然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公事。”

毛泽东会意地笑了笑:“待你们安顿好以后,我们会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先认识认识。”

8月23日,毛泽东邀请谢伟思到枣园谈话。这天风清气爽,天高云淡,谈话从下午开始,足足进行了6个小时。

一个中国革命领导人,一个美国驻华二等秘书,一个湖南湘潭口音,一个四川成都方言,从国共关系,到抗日形势,两人聊得不亦乐乎。谢伟思曾总结道,“毛泽东很坦率,直截了当又开诚布公”,“他说话妙趣横生,引经据典,一针见血,出人不意”,“他并不会垄断会谈,毫无‘强加于人’之意”。

7月28日的晚宴接触和8月23日的枣园长谈,让谢伟思感慨颇多。10月10日,他再次与毛泽东谈国共关系;10月12日,与周恩来谈中国国内形势;次年3月13日,与毛泽东谈中美关系;4月1日,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谈中共最新立场和路线。

在简朴的窑洞里,谢伟思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写下自己亲眼所见的延安。从1944年7月到10月,4个月时间里,谢伟思写下51份政治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下26份报告。

那一时期,迪克西使团和外国记者团对中共领导人充满了好奇,随时随地都能找他们谈话和聊天,不拘形式。在美国人眼里,中共领导人性格各不相同,但都充满魅力。

▲1944年美军观察组成员着中山装在延安合影。

▲毛泽东与赫尔利乘坐美军观察组的吉普车。

◀布鲁克•多兰上尉在冀中根据地。


周恩来“和蔼谦逊,长相英俊,总是以极潇洒的风度出现,谈及政治从不用苛刻的语言”;朱德将军“是一位心胸宽广、不露锋芒的领导人,他的即兴演讲中,不讲任何理论和各种主义,没有任何激烈和雄辩的言辞,而是用老百姓那种单纯而直率的土话,讲大伙都能听懂的俗语,说大伙都熟知的事实,机智而不尖刻地道出了国民党的丑态,引得下面纵情大笑。” 叶剑英个子较高,英俊精干,对美国人提出的异议总能保持尊重;聂荣臻彬彬有礼、举止威严,讲述他所负责的军队和地区时相当客观严谨;林彪则是讲话不多,但礼貌心细,军事才能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的历史证明,谢伟思所撰写的关于中共的多份报告,准确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一书作者埃谢里克指出:“是约翰•谢伟思的报告对40年代中国国共两党地区的情况从深度和广度上做了最详尽的论述”。迈克尔•沙勒在其《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认为,在谢伟思1944年7月去延安前,可以说没有一个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共对美国的看法,如果说有的话,也是零星的或来自第二手的情况。

谢伟思的每份报告都要经包瑞德团长批准,然后上报到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蒋介石的眼线和支持国民党的美国官员太多了,包瑞德担心谢伟思这些报告会引火上身,招来忌恨和报复,他劝谢伟思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谢伟思毫不犹豫:“我是一个外交官,这些报告里所写的情况,都是我亲眼观察到的东西以及我仔细考虑过的意见。如果华盛顿的人们不高兴,他们可以把这些报告扔掉。”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令观察组成员大为触动。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在报告中写道:“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也不能否认那些从‘万里长征’走过来的人的组织能力,也不能否认共产党领导和党员的严明纪律……未来的美中关系也许取决于目前美国政府与他们打交道时所采取的路线……”谢伟思则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

而对于美国人和共产党这段真诚合作、友好相处的日子,谢伟思感慨地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 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

地道战和自制武器

美军观察组出发去往延安的前一天,包瑞德接到了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一张任务指令,列举了近20个需要观察组考察的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搜集日军情报等。

抵达延安后不久,包瑞德就向中共讲明了观察组的任务,延安方面很快以充分的支持和热心的合作进行了回应。包瑞德和使团成员在延安到处考察,前往南泥湾观看了三五九旅的战术训练方法,到绥德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些美国人的情报需求,1944年9月开始,观察组成员分成若干小组,在八路军战士护送下前往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根据地考察。

后来担任美军观察组第三任团长的彼得金上校,考察的目的地是距离延安1000公里的晋察冀边区的阜平。10月6日,彼得金和雷•卢登等一行5人骑着骡子,在士兵的护送下从延安动身了。

路途遥远,护送的人马每走一段,就有另一队人马来接替。为了躲避日军,彼得金一行白天休息,夜里在偏僻的山间赶路。接待他们休息的是沿途的村民,尽管日军就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地方,但村民们却能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为彼得金一行提供热水和粥,甚至把门板卸下来,供美国人铺上充气床垫睡觉,有时还为这些美国人准备本地手工艺品作为礼物。

彼得金在政治上属于右翼,即便在延安,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但在前往阜平的途中,沿途百姓的照顾也让他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事实。

这些拥护共产党的老百姓和民兵,还用他们充满农民智慧的地道战令美国人大吃一惊。彼得金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挖的防御性窑洞和地道:一个入口藏在猪圈的泥巴下面,另一个藏在马槽的假石头下面,再一个藏在一个很低的土炕的假门下。地道里面布满了陷阱,是为了更容易击中爬进地道的日军。在地道两边墙上挖有一些小洞,里面放着照明用的油灯,地道的照明朝向陷阱,但射手隐蔽在暗处。一个200户的村子可以通过大概15个入口进入弯弯曲曲的地道。全村的人都能在20分钟内消失,躲进地道。

前往冀中根据地的布鲁克•多兰上尉,还亲历了一次地道战。1945年1月21日,多兰住在河北任丘边关皮里村的一位大娘家,准备第二天去白洋淀考察。孰料,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天还没亮村外就响起乱枪,大队鬼子骑兵突然发起了“扫荡”。情况危急万分,八路军官兵连忙保护多兰进入了村里的地道,多兰人高马大,进入洞内还费了好大劲。更糟糕的是,他人进了地道,随身所带的照相机、笔记本和地图册还落在外面。日军发现后,断定来过重要人物,就用刀指着还没来得及躲进地道的房东大娘,威逼她交待,房东大娘宁死不说,最后被鬼子挥刀砍断了手指。僵持了将近一天,多兰和地道里的官兵、百姓最终躲过了险情,劫后余生的多兰看到房东大娘躺在炕上,整个手血肉模糊,激动得连声赞道:“伟大!伟大!”

另一位观察组成员约翰•高林去了晋绥根据地。这位年轻的军官曾多次为共产党人示范现代爆破技术,展示名目繁多的新炸药的威力,但他惊奇地发现,共产党人竟然研制出了无法被探测器发现的地雷。高林在《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一书中介绍:“他们把直径2英尺的石头从中间挖空,装上小石块和类似在爆竹中使用的黑炸药,然后用纸张或稻草把这些石块和火药装填一起,并装上木制的发火器,只要牵动一条在黑暗中埋藏的绳索,石雷就会发火爆。共产党人经常在重要供应线的大车道上,挖开一段地面,放好这些地雷,然后再把地面复原……当我使用我的金属探测器去测试这种地雷时,探测器竟毫无反应。”

关于武器制造,彼得金一行也有新鲜的发现。到达阜平后,一行人参观了共产党的兵工厂、药厂和医护学校。彼得金发现,在平汉铁路沿线,每三分之一英里日军就设一个碉堡,并派哨兵把守。就在这样严密的监视和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共产党人竟然能在距离日军封锁线仅25英里的地方开设兵工厂,而且将平汉铁路的铁轨作为原料,用人力拉动的机床制造步枪和手枪。此外,兵工厂还生产专门为妇女儿童设计的小手榴弹,当地人叫“碎土豆机”。

这次长达4个月的考察,彻底转变了彼得金的态度。他不仅急不可耐地将这些见闻写成报告,还对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等人说:“我虽然不同意你们的主义,但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非常同意,并且予以赞赏。”

日本工农学校

搜集日军情报,是美军观察组的另一个重要任务。

最初,观察组看到东京的报纸在出版10天后,延安就可以收到,不由感叹共产党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毕竟,即便不考虑战时状况,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仅用10天就把最新出版的新闻从东京传递到千里之外的延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后来,当观察组发现延安的一个特殊的情报来源——日本战俘时,更是大开眼界。因为美国人很少能抓到日本战俘,重庆的日本战俘也很少,这些美国人一直认为日本人被捕后通常会选择自杀,而不是投降。

而在延安,包瑞德亲眼见到的日本战俘就有150人左右,这些战俘的宿舍没有被称为“俘虏拘留营”或“监狱”,战俘一词也不怎么被使用,这些日本人被称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或者“日本工农学校学生”。

第一次访问日本工农学校时,包瑞德看到所有的战俘都穿着八路军的制服,大约10人一组围坐在大厅里的桌子旁,他们热情地帮助观察组做一切事情,还给他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还为观察组表演了《军队生活》《反战进行曲》等节目,在有的节目中,这些学员甚至扮演抗日角色,把日本国旗踩在脚下。这令观察组成员震惊,有的美国人甚至怀疑,这群日本人被洗了脑。但随着观察组对日本战俘的接触越来越多,这些美国人不得不承认:八路军证明了日军战俘是可以被教化的。

其实,早在1937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发布过优待俘虏的命令,明确对俘虏不许杀,主动投诚的要保障安全,受伤的要友爱医治,想返回日本的要赠送路费。

到1940年前后,优待俘虏的政策从释放转为教育改造。设在延安宝塔脚下的日本工农学校,就是一个让日本战俘集中学习改造的地方。在这里,日本战俘的待遇相当优厚,菜金比八路军增加一倍,伙食尽量供给大米或白面等。工农学校的学员早晚餐两三个菜,周六加菜,甚至还有白酒喝。每个学员每月有3元津贴,这些钱在当时的延安可以买6斤猪肉或6只中等大小的鸡。此外,他们并不像通常的战俘那样被看管,而是可以在极少的限制下自由休息、走动。

这种善待行为取得一些效果后,日本工农学校就对战俘进行宣传教育,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人民并不仇视,战俘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作为受害者,应该反对的是非正义的战争。被俘的日本士兵大部分只受过非常少的教育,而且军阶很低,久而久之,有人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化,而一旦有人被教化成功,在这些人的带动下,新战俘的改造就会变得更容易。包瑞德还被告知,学校里曾混进过间谍,但待了一段时间后就被潜移默化地教化成功,主动坦白身份,改变了立场。

美军观察组中能说日语的约翰•埃默森,与这些日本战俘打交道最多。他曾对这些“学生”进行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学生”们都对日本侵华和日本对美作战进行了谴责,他们相信日本将要战败,大部分人都希望,日本战败而不是战胜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到日本。在1944年11月的报告中,埃默森提到:这些日本战俘可以被有效地用来在前线进行宣传,他们中大约300人在1944年参加了延安和其他共产党武装控制地区前哨阵地的宣传活动。

埃默森所说的日本战俘参加的“前哨阵地的宣传活动”,约翰•高林有过亲身经历,而且还用摄影机记录了珍贵的动态画面。这场炸毁日军碉堡的战斗发生在晋绥边区的三交村,高林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叙:“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也随我们一起参加袭击……在对碉堡进行袭击前的几个夜晚,或对碉堡经过长时间的围困,碉堡内的敌军士气已经低落时,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员就通过扩音喇叭向碉堡内的士兵进行喊话,告诉他们……顽固抵抗等于死路一条,假如他们自动投降,就能得到优待,并活着回家同亲人团聚。由于喊话由日本人来进行,他们的口音又准确无误,因而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随后,八路军通过挖坑道把炸药放置在碉堡底层正中,进行爆破,碉堡一下子就着了火并且部分倒塌。这时,“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员就举出用日文书写的牌子,告诉碉堡里的日本人说:‘只要你们出来投降,我们就不伤害你们。’”过了一会儿,碉堡里的日本人就走了出来,民兵爬到碉堡顶部去欢呼胜利,然后把碉堡一块砖一块砖地彻底拆毁。

日本战俘被成功改造甚至参与战斗的奇迹经观察组成员传到美国后,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异常惊喜,他们甚至制订了一个对日情报战的计划,准备将这些日本战俘培训成间谍,送到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本土。只不过二战的胜利比预想的更快来临,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实施。

观察组的最后日子

1944年下半年,作为美军观察组成立的重要推动者和支持者的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之间再次发生矛盾。早就对史迪威不满的蒋介石向罗斯福请求,派一位有影响力的人来中国,该人要享有总统的充分信任,以便他能够与其在所有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上合作。

蒋介石不止一次想把史迪威撵出中国,这一次的请求,无非也是希望绕过史迪威与美国打交道。考虑到国内外的种种压力,1944年8月18日,罗斯福任命赫尔利担任他的私人代表前往中国,以促成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

61岁的赫尔利少将是律师出身。上世纪30年代,辛克莱石油公司被墨西哥政府没收资产,赫尔利曾在与墨西哥政府的谈判中,为辛克莱石油公司争取到有利的结果,因此,他自认为具备高超的谈判能力。

然而,这位美国总统特使来到中国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却进一步激化。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美国。不久,赫尔利接替高斯,成为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新官上任的赫尔利自信满满地揽下了调停国共矛盾的重任,但实际上,他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矛盾不甚了解,甚至以为双方的关系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

11月7日,赫尔利飞往延安与毛泽东会面。经过与毛泽东的两天会谈,赫尔利满口答应了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五条协议,并主动提议他和毛泽东都先在协议上签字,给蒋介石留下签字的空间。

随后,赫尔利带着五条协议飞回重庆,他满心以为这次调停已经成功了一半,甚至还对戴维斯说:“如果统一谈判破裂,过错不在共产党,而在蒋介石。”然而,迎接赫尔利的却是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根本无视这五条协议,反而另外提出了旨在迫使中共交出军队的“三条反建议”。此时,赫尔利一改原先的态度,马上又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三条反建议”。

赫尔利的出尔反尔令延安方面极其不满,已经在延安与共产党亲密接触几个月的美军观察组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赫尔利希望包瑞德团长能够说服毛泽东赞同“三条反建议”,包瑞德很清楚,这是没有希望的,但他还是尽力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会谈。谈话结束前,毛泽东告诉包瑞德,也许在某些时候,中共应该把赫尔利亲笔签名的五条协议公布给中外的报纸。

这让赫尔利恼羞成怒,包瑞德回忆赫尔利当时的态度,在回忆录中说“我有一阵子真担心他会气得血管爆裂”。赫尔利担心自己公开出丑,更害怕罗斯福总统追究他调停失败的责任,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向罗斯福暗示,调停已经成功在望。

赫尔利决定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由于美军观察组的报告中不时出现肯定共产党的判断,观察组——尤其是其中赞赏中共的成员——也成了赫尔利的眼中钉。

1944年12月,包瑞德被免去观察组团长职务。1945年1月,赫尔利将戴维斯撵出中国,并下令从此以后只有对国民党有利的报告才可以转送美国。1945年3月30日,身在延安的谢伟思突然接到马上回国的命令。不久,谢伟思在美国被联邦调查局逮捕,陷入了“赤色分子”的无端指责中,几个月后,国务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免去了谢伟思的职务。

没有了史迪威的支持,包瑞德、戴维斯、谢伟思等核心人物又相继离开,美军观察组的行动失去了活力。不久,赫尔利又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只承认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支持它而不支持共产党。

美军观察组与中共的友好合作再也难以为继,留在延安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仅有的观察组成员只能以打野鸡消磨时间。打野鸡,原本是观察组成员在延安时非常喜爱的一种消遣,朱德经常和观察组成员一起去打野鸡,双方其乐融融。但此时,打野鸡完全变成了令人沮丧的无奈举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无线电广播中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从延安的电台中传出,延河两岸人声鼎沸,鞭炮齐鸣,许多人擎着火把跑来跑去。美军观察组的院子里灯火通明,使团成员们向空中开枪,子弹划破夜空,传递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

胜利的喜悦同时意味着,观察组变得更加可有可无。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任观察组团长的杨照辉,有一段时间甚至变成了留在延安的唯一美国人。他每天无所事事,只能在农场中饲养小鸡打发时间,甚至让妻子寄来成套的飞机模型,慢慢组装起来逗附近的孩子们玩。

1947年3月8日,所有的外国记者和医生都离开了延安。两天后,国民党军队袭击陕甘宁边区,朱德宣布这一地区处于紧急状态。他通知美国人,延安机场预计很快就会被毁掉,建议美方人员早些起飞。11日上午8点,迪克西使团最后几名成员全部飞往南京。

历时963天的美军观察组“延安之行”彻底结束,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接触也由此结束。

仅仅两年多之后,从延安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推翻了蒋介石政权,在古老的东方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

许多年后的1971年,当年美军观察组的灵魂人物谢伟思完成了《美国对华政策 (1944-1945)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一书,书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美国能在1945年抛弃它对中国的某些幻想,真正理解在那个国家到底发生着什么事情,并根据美国自己的利益采取一项现实主义的政策,中国内战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台湾问题可能根本不会存在,美国也不会丢失中国。”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已经向世人证明,当年美军观察组眼中“与重庆另一世界”的延安,的确是中国的希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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