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发展状况与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作者:刘子旭 程恩富 时间:2018-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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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旭 程恩富:苏联经济发展状况与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

苏联作为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人类开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生存方式,带来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并给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世界体系带来深刻的革命性影响。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20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主要作用。但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1](P21-22)这是对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科学的评价。

有些舆论借苏联建立后经济社会建设上存在的众多问题,进而试图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消解社会主义对人类的根本价值,这是完全错误的。只要我们客观分析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便不难看到:虽然苏联在各个发展阶段存在某些机制和政策失误,但事实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体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的快速良好发展。后来逐步形成的苏联模式,“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P21)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远意义。

一、如何评价苏联“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刚刚胜利,西方十四国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武装干涉的方法,力图阻断苏维埃俄国的发展。而此时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尚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保障前线的需要,苏维埃政权从1918年夏至1921年春实行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和政策,主要包括余粮收集制、工业企业国有化、工业企业垂直集中管理等措施,并以实物配给制替代自由贸易,[2](P286-287)这一系列政策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

不可否认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武装干涉和战时的国内紧急政策,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较大影响,但因此对战时共产主义进行指责是不成立的。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要有全面深刻的分析。首先,不要认为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就犯了错误。这是因为,国内战争期间,经济和生活处于极度艰难的处境之中,苏维埃政权迫不得已实施了余粮收集制,进而实施实物配给制,以满足前线物资需求。

其次,我们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尽管战时的条件艰苦,但在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工业企业国有化改革后,工人和农民真正感觉是为自己劳动而不是被迫劳动,基于“共同体思维”来组织战时经济激发了人民劳动的热情,其中包括劳动人民自发进行的义务劳动。劳动人民在青黄不接、粮食状况普遍恶化的条件下,忍饥挨饿、不要报酬进行义务劳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正是依靠苏联无产阶级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3](P476)才使得战争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这是基于个人私利或单个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组织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想象的。

由于战争的紧张局势和劳动人民空前的劳动热情,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后期犯了错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以“赤卫队进攻”的方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4](P574)然而,战时共产主义超出了农民和工人的接受能力,苏维埃政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部分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和平时期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满,使得列宁意识到了及时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迫切性,他承认这次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5](P184)其实,在战争的危机解除后,就不宜再将战时共产主义当作常规政策继续使用。不过,苏维埃政权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也指出了这一情况:“针对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暴露出的问题,列宁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新经济政策,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深刻调整。” [1](P21)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新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以粮食税替代余粮收集制,并允许商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易,同时还创新性地实施了租让制,即将一些有利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而国家又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通过签订相应的合同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总的来说,新经济政策的及时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这里要明确的是,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交替使用和转换,总体上都是必要和正确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不代表苏维埃政权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早在1918年8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论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指出,在这一阶段经济还未完全成熟,不能立刻实施共产主义,而是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计算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3](P202)而在1918年4月,列宁则明确指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就全看我们能否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用向外国资本交纳一些贡赋的办法保护自己国内经济的独立。” [3](P486)因此,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是秉承了列宁对于宽泛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严格说来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时期)的一贯设想的。新经济政策“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4](P501)“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 [3](P64)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P198)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1924年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取消,而是继续实施,直到1928年苏联正式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止。

二、如何评价“苏联模式”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西方舆论认为,苏联经济发展缓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居欧洲第4位,世界第5位,而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欧洲各国,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国民经济恢复也很快,1964年至1982年,经济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6.1%,超过西方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1/5,其中20多种主要的工业品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位于世界领先地位。[6]苏联以比资本主义历史上快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有的三四个能够制造当时所有工业产品的国家之一。

从1928年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国民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斯大林逝世后二十多年。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其NMP在1928—1975年一直增长迅猛,增长额达60倍,其增长速度远超美国。期间还经过德国大规模入侵而导致苏联国民经济的严重倒退和破坏,但即使是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算,大约1975年,苏联的GNP达到了美国GNP的60%。[7](P388)倘若增势不减,苏联的GNP将在30年左右追上并超过美国。

第二,西方舆论认为,苏联经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已停滞不前。这个说法同样不符合事实。以国民收入为例,1981年至1985年增长17%,年均增长率为3.4%,而推行“改革新思维”的1986—1990年间仅增长6.8%,年均增长率仅为1.3%。其中,1990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即下降4%,1991年又下降近15%。又如国民生产总值,1981—1985年间增长19.5%,年均增长率为3.9%。而1986—1990年间仅增长13.2%,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6%,1990年下降2%,1991年下降幅度高达17%。再看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由1981—1985年间的3.1%下降到了1986—1989年的2.7%,1990年为-3%,1991年为-10%以上。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经济衰退幅度之大,在苏联历史上是创纪录的。[8](P57)而戈尔巴乔夫引入的新思维改革并没有激发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潜力,却导致经济负增长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

第三,西方舆论认为,苏联农业集体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举措是失败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是巨大的。重工业的发展和农业集体化改革,是斯大林执政期间攻克经济发展难关的最为重要的举措。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化和日益临近的战争的威胁,斯大林主张实施“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9](P261)同时,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依靠行政力量来加快经济发展,因此主张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加速工业发展,且主要是重工业的发展。只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便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全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

应当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随后而来的冷战,证明了人类社会这一阶段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因而评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发展模式不能脱离开战争这个时代大背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面临着两个难关:一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尽管发展很快,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小农经济结构,工业化、现代化改革迫在眉睫;二是面对着日益明显的法西斯入侵的威胁,苏联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落后是要挨打的。

第四,西方舆论认为,苏联民生和非经济领域发展不快。这也不符合事实。苏联在科技、文化教育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不仅全民教育水平大幅提升,还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在原子能和宇宙航天技术方面更是掌握了世界领先的技术。短短几十年内苏联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纪的道路,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足以证明社会主义的惊人力量。斯大林模式下,苏联在30年代末期就进入了先进国家的行列,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质的飞跃。而同一时期,西方各国正处于横扫欧美的经济大危机中。

可见,苏联因其经济、科技、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民生以及国防的巨大成就而举世瞩目,成为世界第二发达的国家。如果没有德国法西斯入侵而导致苏联重大损失,那么,剧变前夕苏联的综合实力将与美国相同(按照美苏两国发展的惯性,如果苏联没有戈尔巴乔夫掌权和解体,当今的美国综合实力也不会超过苏联)。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苏联反法西斯的巨大作用和胜利,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后成功势必要推迟很多年。

第五,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失误的。这才是客观科学的分析。尽管苏联经济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其自身存在缺陷。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发展模式上的失误,高度集中的发展模式使得苏联经济的灵活程度不够。一是没有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经济比例失调,而如果不能使得轻工业和农业得到相应的发展,重工业的发展基础就会不稳固。[10](P24-25)二是没有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和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10](P29)社会的发展尚达不到完全由中央统一计划就可以很好配置资源的程度,这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免会出现某些经济结构不佳和微观动力不足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对苏联模式的弊病也做了深入分析:“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1](P21-22)

另外,政治和法治发展领域也有一些明显失误。不过,尽管主要因为斯大林的个人性格而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这种错误只是一次性的,苏联的经济政治制度并没有导致以后数十年内重犯这一错误。这说明,肃反扩大化与政治体制有关,但并非具有永久的必然性,而是更多地具有偶然性。

第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的来说是成就大大超过失误。苏联基本建立了以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在没有经验借鉴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积极探索,并初步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效果和特点。苏联经济政治文化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具有显性和隐形的各种优势,但具体的体制机制及其发展模式具有某些较大的弊端,必须进行朝着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的大改革。

因此,苏联解体后,世界上仍有为数众多的重要学者对此持客观公正的评价态度。法国《当今马克思》杂志主编雅克·德克西埃认为,苏联十月革命以及后来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历史潮流的;[11]英国学者塞耶斯(Sean Sayers)也认为,俄国的革命取得了划时代的历史成就,这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12](P120-138)德国学者赫尔穆特·彼得斯(Hel-mut Peters)教授则指出,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和消极现象,但它同样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在很长时间里具有强大生命力,且其试图走出一条替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历史性的尝试对 20 世纪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1]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Bellamy Forster John)认为,苏联的解体并非是历史的终结,而仅仅是社会主义在长达 75 年发展后的一个暂时停顿,而通过脱离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尝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13]

三、如何阐明苏联剧变的真实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像苏联这样一个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十分强大的大国,在没有外部侵入和内部暴乱的情况下轰然坍塌的呢?苏联剧变和解体以后的20多年来,世界各国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传统模式必然论、戈氏改革失控论、人民群众抛弃论、军备竞赛拖垮论、民族宗教失策论等观点颇为流行,但客观上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片面性或错误。

笔者认为,苏联剧变和解体,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组织原因,最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其一是思想原因: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的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首先,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苏共二十大给苏维埃带来不能恢复元气的打击。这是破坏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第一步。先前苏联官方千方百计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尽可能地谴责、揭发斯大林。转变太大,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引起社会思想的分裂,分成两个阵营: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其中怀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群体,逐渐成为以后几十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骨干,迎合和支持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对他本人思想信仰的震撼。

其次,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心理战。截止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各种方式参与出版关于苏联的书籍1 500多种。有不少诋毁斯大林的书籍,美国人很高兴赫鲁晓夫开了否定斯大林的先例。

简言之,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从而成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或先导性思想原因。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分析的:“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轰然倒下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P32-33)这个分析就指出了苏联垮台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因。

其二是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苏共中央在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削弱了党,第一,苏共领导集团成员选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第二,非马克思主义干部逐渐进入苏共领导岗位。最终导致苏联毁灭。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爬上最高领导岗位,是苏共中央干部政策最大的错误。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领导集团,“窃取权力的过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的。”[14](P8)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当上党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苏联某些非民主化和非正常化的传统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弊端,在短短几年之内便以干部年轻化和改革为名,大规模撤换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有党政军主要领导,突击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从而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组织和干部这一重要基础。

其三是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2010年5月18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了一则采访原苏共领导人之一利加乔夫的消息。当记者问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您认为应该如何认识苏联的改革时,这位一直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作斗争的利加乔夫回答说,在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两种立场和倾向。第一种是我坚决拥护的,并为之奋斗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而不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拆毁。第二种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者的立场。他们为自己背叛社会主义、党和人民,精心思考了如下解释。他们说,苏维埃制度完成了许多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带着光辉的篇章走进历史的。但是它不能够改革和完善。应该打碎它,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利用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机制,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苏联(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和解体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与政治、理论与实践、领袖与群众、个人与集团、制度与政策、统一与解体、改革与“改向”、长期与短期、内因与外因、政治与经济等关系及其正负效应,其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苏联剧变和解体。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观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后或是局部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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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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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洪潮,等.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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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 曾枝盛.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1998,(3).

[12] Sean Sayers,The Values of the Enterprise Culture:the Moral Debate,London:Routledge,1992.

[13]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社会主义的复兴[J].庄俊举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1).

[14] [比利时]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M].孟捷,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一期。作者:程恩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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