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对蒋介石的评价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 张友坤 时间:2018-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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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丢失东北,辞职下野,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基于《张学良年谱》和《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中外历史文献,向世人澄清:其一,关于东北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才是始作俑者及实际决策者,而张学良只是一个执行者;其二,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被蒋幽禁后继续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政治危机发挥着特殊作用,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其三,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直斥蒋介石唯我独尊自我主义、不使用人才使用奴才、待人不诚,以及同蒋介石关于“攘外”“安内”的重大分歧等一系列史实真相。从他在口述历史中“痛贬蒋介石的人格与事业”来看,澄清了张学良晚年在书信中吹捧蒋介石、不满共产党的言论实为违心之言、不实之词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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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东北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丢失东北。蒋介石逼张下野,替蒋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对此,张学良十分不满而又无可奈何!下列材料真实呈现了这一史实。

(1)1931年7月1日,日本制造万宝事件,1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日本阴险狡猾,现非抗日之时,希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张即电东北政委会饬对日不能开战,只能据理以争,并须制止民众反日运动。”(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395页。)(2)7月12日,蒋介石自江西致电张学良,略谓:“‘若发生全国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对中日纷争会更加纷乱,故须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张复电同意努力隐忍自重,无视日本乘其间隙。”(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页。)(3)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通电:“……不先消除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消除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则以纪律之行动誓死抗议之,内对赤匪、与叛徒之叛乱,则以有组织之努力扑灭之。”至此,“攘外必先安内”之谬论正式出笼。(雷云峰:《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3页。)(4)7月下旬,“东北形势日趋紧张,张学良又派王树翰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示。蒋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5)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时称‘铣电’)张旋即电令东北各军负责长官一体遵照执行。”(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页。)(6)8月19日,“鉴于中村事件披露,恐有不肖之徒,鼓动是非,张特电辽宁当局,务加注意保护日侨。当局当即饬公安局及各县一体照办。”(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页。)(7)9月6日,张学良致电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长:“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页。)“致电臧式毅、荣臻:“对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命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页。)“致电张作相:‘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页。)(8)9月14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称:内忧外患交迫,时局重大,中日诸问题,务须稳健处理。”(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页。)(9)9月18日,爆发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日,“蒋介石正乘军舰由南京抵九江,准备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闻讯后立即返回南京。19日,蒋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10)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作‘一致奋起,共救危亡’的演讲,仍然乞怜于国际联盟,坚持不抵抗主义。他说:‘我国民众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蒋又嘱咐万福麟和鲍文樾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接着,负责监视张学良是否抵抗日军的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副司令已命令我方军队将枪械收藏于兵械库,切勿还枪报复矣。’”(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8页。)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于日本的军事挑衅和野蛮侵略,一再屈辱忍让,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和实际决策者,张学良则只是一个执行者。

热河失守后,张学良十分焦虑。1933年3月上旬,他电召其部属吕正操连夜赶往北平。询问前方战况。据吕正操回忆:“他(指张学良)问,你看我们的力量怎样,能不能打?我说,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在喇嘛洞子就打了胜仗,喜峰口失而复得,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阵地空虚,没有设防,我们完全可以打!他听后当即表示,不惜一切收复热河,并命我立即赶回前线,转告何柱国、缪徵流、孙德荃三位旅长:‘准备反攻!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并说他要去面见蒋介石,请命抗日。(吕正操著:《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5页。)

“3月9日下午4时,蒋介石抵保定车站,邀张登车相见。蒋说:‘接你电请辞职,知你诚意。现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浪潮,难免同遭灭顶,你看谁先下去好?’张答:‘当然我先下去。’蒋说:‘我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用你。一切善后,可按你的意见办,可与子文商量。’张辞出后,蒋即返石家庄。”

是日午夜,张学良乘专车返回北平。在专车上他伏枕大哭。随后又在前来劝他的王卓然、端纳面前,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急拉端纳和王卓然坐在他的床上。张学良说:我是闹着玩,吓唬你们呢。当王卓然陪张学良回到顺承王府(今全国政协所在地)时,王问张,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帮助你做些什么准备工作?张学良沉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家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记得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来给我。”王进屋翻参考书,查出原文是这三句话,译文是: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68页。)这充分说明张学良辞职下野,不是诚心自愿,而是被逼的。

二、关于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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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杨虎城

在民族危机、国事危殆之秋,张学良、杨虎城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的感召,加之张学良在“剿共”战场上的三次惨败;在全国要求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浪潮不断高涨和局部抗战的推动下,他们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在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口头承诺六项政治条件、不作书面保证的情况下,不顾杨虎城的阻拦,也未告诉中共代表周恩来,就急速送蒋回南京,并于到达南京的当天就给蒋介石写了“请罪书”。

在被幽禁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继续发挥任何党派与个人都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对此,毛泽东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什么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这既肯定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意义,又肯定了蒋介石处置西安事变善后的办法(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也是正确的。

然而,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蒋介石却背信弃义,于是年12月31日,判处张学良10年有期徒刑;次年1月4日,将张学良特赦后,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使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达半个世纪之久。可谓爱国获罪,千古奇冤!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被折磨病死狱中,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又将杨虎城及其幼子拯中、女儿拯贵残杀于重庆戴公馆,血溅渝州,震惊中华!

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在公开口述中说:“我主张联共抗日,他主张剿共完了再抗日,问题在这儿。我跟他说共产党永远消灭不了。他不懂这个他就倒霉呀!(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656页。)‘蒋先生一句话,把我说火了。学生要见蒋介石,我把学生挡住了。我对学生讲了,‘我可以代表你们去见蒋先生,另一方面,我也可以代表蒋先生跟你们讲。’蒋介石骂我,‘你这个人是两面的人,你又代表学生,又代表我……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站在哪方面?’,第二句话把我说火了。他说:‘你让他们来,我会开机关枪打他们。’我心想你机关枪不敢打日本人,你敢打学生。我心里火了。当时我心里想,你能开机关枪打学生,我也能开机关枪打你。这一句话把我说火了。他把我说火了,他也看出我的态度忽然变了,他也许知道我要搞什么名堂。”(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3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788页。)

张学良与蒋介石

张学良与蒋介石

“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现在西安事变,你道是什么?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我跟蒋先生说了,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那就是叛变呐。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那我到南京,军法会审,可以把我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干的事儿我负责任。我这人从来是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我也决不推说这是他(人)干的,我从来没有这样,那是我的事儿。”(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123页。)

“我现在已经老了,才说这个话,所以蒋先生对我相当认识,知道我是个不安分的人。(访者:这个‘不安分’三个字有个新的解释……这样说起来,杨虎城当时你到南京去,他怎么个表示呢?)他很不愿意呀。(访者:你到南京去,本来是为了大义,为了停止内战。)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情有个解决。我是把什么都想一想,蒋先生也是很为难的,到南京以后,假如我不送他回南京,不是这样做,他最后也只有‘讨伐’这一说。……这一点我要说,蒋先生答应的事,他没反悔。头一样他不剿共了。原来他一定剿,后来不剿了。不但不剿,渐渐与共产党合作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页。)

三、在公开的口述历史中谈蒋介石

1.蒋介石的中心思想是他自己

张学良说:“你要说他(指蒋介石)有个中心思想?没有的。那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就是他完全是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独尊的主义。唯我的利益独尊,不能说是唯我独尊。”(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6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2页。)“跟日本人合作来剿共。那日本也反对共产党啊,我对这件事非常不满。……蒋先生这个人呀,当时我没说,后来我对这个人不大佩服。他是一斧子两砍呐。(访者:一箭双雕?)他有这种思想。后来那个时候,也不光我们,一般的杂牌军,不是中央的正式军队。原来我尽心尽意帮他忙,后来我对他失望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6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9~1710页。)“那么我后来就怀疑了,我现在可以公开,我怀疑蒋先生很有意思利用共产党,利用我们剿共来消灭我们的军队。明白?真正跟共产党打仗,不是真正中央军队,都是所谓我们杂牌,不是所谓嫡系军队。那么这问题,我认为蒋先生对政治上运用,比方说我们东北军,我带的军队,我很注重的,拿去剿共,两个师全灭。蒋先生真把两个师补了,那就不同了。他后来一点不管,你消灭就消灭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301页。)“别人很难跟他妥协,他要拿定了主意,很难要他改变。我知道他,他对共产党很奇怪,一定要把共产党消灭。为这种事情,我也跟他辩论过。他问我你为什么这样说,为这事他很看不起我。我说你不能把共产党消灭,你消灭不了。他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们背后的老百姓没有他们背后的老百姓多,他不承认我的话对。……蒋先生这个人呀,他甚至有这个思想——我就是皇帝。他真有这个意思,在他心里头,‘我是应当人家尊重我的’。换句话说,人一定要服从我的,要不服从我的,都是叛徒,所以他这个人把自己看成我就是皇帝。

人家批评他(指蒋)吧,说他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呀,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现得利呀!……那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到这个权益,我就得。……后来我对他这个人失望了。我认为他一定失败,这样做法哪有不失败的。唯我独尊,而且也不考察考察外头是怎么一回事情。我跟蒋先生后来起冲突了。他用一句话把我说得恼火了。他哪有抗日,他没有抗日!他的日记都是假的。所以我讲蒋氏衰微,现在讲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那经国先生还稍微留下点东西。他留下什么?没有了。……这是个人不同,我当年,不能说他没有爱国思想,他爱自己的思想强于爱国。……我就说他是皇帝,他确实有点。他真可以做皇帝。他后来的思想呀,假设要写东西,不是我批评他,后来他的思想近似袁世凯,可是没有袁世凯那么大的魄力。袁世凯想当皇帝,他也想当皇帝。袁世凯总是个人物,不管他失败不失败,成败不足论英雄。那他没那么大的魄力,他也没有袁世凯那种能力。”(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6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1~1714页。)

2.蒋介石不使用人才,使用奴才

张学良说:“我给你分辨什么叫奴才人才。这么讲吧,说一个人才,他自己有一定的人格,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当奴才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要好处就是这样。真正做事的人,我不一定要好处,我是要做事的。你比方说,蒋先生底下的人,有几个跟他像我跟他那么争的人?很少,像吵架一样。我总说笑话,蒋先生拿我当扔也扔不了,捧又捧不得,蒋先生讨厌我,是因为我不是那么样顺从的。有时候蒋先生甚至说,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因为我希望他那么办,所以吵架。……所以呀,他手下的人王新衡说:‘蒋先生这个人他不使用人才,他使用奴才。’说蒋先生手底下真是奴才不少,像是何应钦的那种人,我是不会用的,那都是奴才呀。他骂何应钦:‘你把军衣脱了,你走开。’他要是说我这么一句话,我马上就走。……拿部下当奴才这样用,所以蒋先生手底下谁是人才?没人才,可是蒋经国就不同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6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0页。)

3.张学良和蒋介石最大的争论

你比方说‘安内攘外’,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我们最要紧的意见之争就是这个,他是‘先安内后攘外’,就为这个,我是‘攘外安内’。你安不了内,只有攘外,才能安内,就是争这个。……这个问题呀,是个人出发点不同。先说我,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指蒋)是认为日本人可以合作,但是共产党是他主要的敌人。问题在这儿,是这样,个人看法不同。所以,我后来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工作,也就是因此。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权也好,不夺权也好,他(共产党)是中国人。换句话,这是我说的,你的政权也许还有旁人也能夺去,你能防得了?蒋先生那时认为,他的第一位的敌人是共产党,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外国共产党也是这样。他对共产主义是不能容忍的。他顽固至极,中国传统的思想顽固着呢,对共产党不能容忍,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分歧。(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354页。)

4.蒋介石待人不诚

“在他面前,我和何应钦两个人。当时他楼上的书房,只有我和何应钦不用通禀就可以进去。他的楼上书房是很秘密的,不能让人上他的楼。不但是何应钦,蒋先生的老部下当然嫉妒我。你是外来人,后来的,你怎么对蒋先生……我跟陈诚两个人是很对头的。陈诚最恨我,最讨厌我了。你是外来人,你……甚至压在我们头上。当然这也是应该的。我是外来的。他们都是底柱一般起来的,我是从东北来的。蒋先生这个人,我这个人做事情对我部下很有诚意,他是利用人的,简单地说。后来慢慢地我也看明白了。那时杂牌军队,大家也看明白了。蒋先生这个人做事,也可以说蒋氏衰微了跟他这种做法有关。我说人呀,我不说蒋先生了,做事情怎么可以耍这种玩意儿,完全诚心诚意的,你就是失败了,你还是你。这种诡计多端那是没有用的。换句话,不是真诚待人呀。蒋先生这种人,人家批评他买办政治,买办政治是什么意思?就是投机取巧。那么,还有蒋先生也是……唱戏的唱到诸葛亮斩马谡,小说《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斩马谡后,曾痛哭不已。属下问其故,他答以思其先帝临终遗言,曾谓“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此遗言亦见于《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后来诸葛亮就哭了,为什么哭?他不是哭马谡,他哭先帝之言。他说先帝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就告诉他……这段事儿虽然唱戏,但很有意思。人言过其实,好吹呀,不堪重用。吴佩孚、蒋先生好吹,你说三年计划几年成功?这不是吹吗?你真能成功吗?这种话,不是在政治上做事情说的。我说出的话就相当能兑现。说大话,就是欺骗人,就有欺骗的意思在里头。”(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6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6~1717页。)

“我是当年开始时,我现在可以说,我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照样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人家那时说我傻瓜一样,我忠心耿耿那样去做。可是结果你不是这样子,所以中国有句话:‘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短时间可以,长时间谁也不从你。所以这种待人的法子不会成功,只会失败。要紧的是待人以诚。我们做事情一定要诚,不要用手腕。……那时我没有路可走了,只有跟日本打,拼命就是了,没法子。否则就当亡国奴,就两条路,一个是自己个儿决死斗争,一个就是自己个儿当亡国奴,你不肯当亡国奴那你就打日本。……我就看中国不统一,没法子,非要统一不可,自己还在内战怎能攘外?我和蒋先生两个人,可以说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一个反,一个正。那蒋先生就是安内攘外,我就跟蒋先生说:我们现在安内呀,没能安完,这内不能安,只有攘外才能安内。”(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3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911页。)

“蒋先生那时认为,他的第一位的敌人是共产党,不但中国共产党,还有外国的。那么他对共产主义是不能忍受的。他完全是顽固的中国传统思想,那共产党(他)他不能容忍,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争议。端纳曾说,蒋介石就像一头骡子,很难说服他。——笔者注他说张某人小事聪明,大事糊涂。他说我大事糊涂,我自己想,他之所以说我这个大事,我判断,好像就是,你都不顾你自己了,你那么搞就让共产党胜利了,你就没有啦。他大概有这个意思,我想。他说大事糊涂,在什么地方我还不知道。后来我们两个人就没法合作了,就不合作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6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1页。)

“蒋先生和宋子文不和,他不信任他(访者:可是他在西安的时候,他可是非常器重宋子文。)那是利用他,蒋先生这个人是这样,我用你的时候我就千方百计地恭维你。对我也是这样,蒋先生用我的时候,他就拼命地说好话。他不要你,就不要你,蒋先生这个人向来如此。”(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3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925页。)

综上所述,足见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但他也说,到南京后蒋也没有说假话,“蒋说,我不剿共了,我跟共产党合作”。张学良说,按照军纪他是应该被判死刑的,但蒋先生却对他很好。在他幽居期间,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他。多次得病都得到了及时治疗,并且生前一直拿着上将退休金。尤其是宋美龄与蒋经国还经常关照他,其在台北建房,都是蒋经国为他选择宅基地,建房后又送他一套家具。他(她)们彼此通信,互赠礼品,私交感情之好世人皆知。张学良非常感谢宋美龄,称她是“伟大的女性”。他听别人讲,宋美龄曾对蒋介石讲:“西安事变那件事,小家伙(指张学良)一不要钱、二不要权、三不要地盘,他要的是牺牲,你要对他不利(即伤害他),我就把在西安的一些事(即蒋在《西安半月记》中编的那些假话)公之于世后,到美国去。”

当然,就蒋介石而言,他要决心杀掉张学良,别人也是难以阻挡的。但是,他也要考虑杀张学良的利弊得失。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是让蒋介石当全国的抗日领袖。张学良还形象地说:西安事变是为了擦亮蒋介石。如同一个电灯泡,我把它关了,好好把它擦擦,再把它开开,让它更亮。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南京,乃是为了维护他的威信,使他好做人、好做事、好领导抗日。张学良到达南京的当天就写了“请罪书”,一切由蒋介石摆布,对于蒋介石没有任何怨言,对于西安事变在蒋氏父子在世时绝不谈及,甚至在他写的有关书信中,吹捧蒋介石,不满共产党,骂自己糊涂,受了共产党的欺骗。从他在口述历史中“痛贬蒋介石的人格与事业”来看,上述的言论,都是不实之词、违心之言,此乃韬光养晦也。

(作者:张友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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