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如高晓松所言,郑成功是个“大倭寇”吗?

来源: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时间:2018-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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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高晓松在其主持的脱口秀节目《晓说》中,称“郑芝龙就是海盗头子”“郑成功继承了他爸,成为了整个海盗的大头子”,且说郑成功是“如假包换的大倭寇”。

郑氏父子真如高晓松所说,是“海盗头子”、“大倭寇”吗?

郑芝龙的亦盗亦商与亦官亦商

1、年轻时加入海商集团,从事外贸活动

要探究郑芝龙、郑成功事业的真相,必须从明朝的海禁说起。明朝建立后,长期实行海禁,商人无法正常出海贸易,导致走私猖獗。这些走私商人往往自带武装,兼具海盗的性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后,依旧严禁中日贸易。

清朝入关后,恢复海禁政策,加上葡萄牙、荷兰殖民者的侵入,中国外贸商人的处境更为艰难。郑氏父子即崛起于此时,成为海上贸易的霸主及保护者。

郑芝龙1603年生于福建安平,18岁时投奔在澳门经商的舅舅黄程,开始接触外贸并学习葡萄牙语。后随黄程到日本做生意,并加入李旦领导的海商集团。当时李旦的走私生意遍及台湾、日本、菲律宾等地,和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都有贸易往来。

依靠李旦的信任,郑芝龙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网络。1622年,郑芝龙奉李旦之命,到台湾给荷兰人做葡萄牙语翻译,同时监控荷兰人动向。在此期间,郑芝龙了解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方式,并参与了一系列对中国商船的勒索及打劫活动。

1625年李旦去世,郑芝龙继承他在日本、台湾的商贸基地,成为独立的海商集团领袖。①

2、中期曾转行做海盗,攻击朝廷水师,劫掠商船百姓

郑芝龙独立之后,大举骚扰福建沿海地区,波及浙江、广东等地,被明朝官方文件称为“海盗”、“海贼”或“海寇”,说他“联䑸二百余艘,往来闽粤之间,劫掠商渔”, 时常“掳船杀兵,焚毁官民房屋”。②

 学者杨国桢认为,郑芝龙这种一反李旦时代的做法,与海商集团内部的权力变化有关:

“李旦在官场上的保护伞是俞咨皋。俞咨皋系名将俞大猷之子,……他在朝廷的靠山是魏忠贤的义子……吴淳夫,双方有儿女婿的姻亲关系。俞咨皋袭泉州卫指挥佥事,天启初任南路参将,升副总兵管福建水军南路事,驻扎厦门(笔者注:当时称“中左所”)。天启四年,俞咨皋奉命出师澎湖时升福建总兵,建议福建巡抚南居益通过许心素请出李旦居间斡旋,使荷兰人撤出澎湖,可见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俞咨皋因而握有控制海峡两岸海洋商业的权力。李旦死后,俞咨皋起用许心素为把总,包揽与台湾荷兰人的贸易。郑芝龙据说是不能忍受许心素的敲诈揭竿而起的。”

郑芝龙“转行”做海盗后,屡次击败福建水师与荷兰船队。1628年,郑芝龙攻入“中左所”,逼走了俞咨皋,不久又杀许心素。自此纵横东南,成为当地海洋贸易的主宰者。据崇祯元年两广总督上奏皇帝时的说法,郑芝龙所部武装力量相当强大:

“其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不过,同热衷烧杀的普通海盗不同,郑芝龙的劫掠较为克制。据明朝官方的汇报,郑芝龙“假仁假义,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不许掳妇女,焚房屋,颇与他贼异”、“常念求抚,所过戢麾下禁侵掠,放还所获军将。每战胜,追奔,辄止兵。”

郑芝龙的这种“自我约束”,与他出身于李旦海商集团有很大关系,他仍然希望回到“官商合作互利”的轨道上来。

3、接受明朝招抚后,郑芝龙成为拥有官方身份的大海商

明朝廷无力征剿郑芝龙,只能招抚。

1628年,郑芝龙降明,被任命为海防游击(后升为总兵)。此后,他打着为朝廷剿灭海寇的旗号,相继消灭李魁奇、杨六、杨七、刘香等集团。在郑芝龙扫平竞争对手的过程中,原有的海盗、海商集团都被统一在郑氏旗下,中国东南部失控多年的海上秩序,由此得到重建。从此,海上出现“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令乃行”“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的大局面。③

依靠官方合法身份,郑芝龙一方面向商船征税,“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充当海上贸易的保护者;另一方面继续从事贸易活动,如将生丝、砂糖、鹿皮等走私到日本,大获其利。郑芝龙由亦盗亦商,蜕变为亦官亦商。

郑郑一.JPG

 图:荷兰人所想象的“手执权杖的郑芝龙”,出自Van Der Aa, Pieter绘制的地图“Iles aux environs de la Chine où se tenoient autrefois les fameux pirates Yquen et Koxinga, suivant les mémoires d'un fidèle voyageur”。

郑成功没有做过海盗

1、郑成功的海上贸易,集中于日本和东南亚

1628年郑芝龙降明进入体制的时候,郑成功只有4岁。1646年,郑芝龙降清被软禁。郑成功击败从兄郑彩,继承了其父的海上事业,依仗南明朝廷赐封的“国姓爷”、“延平王”等身份及“反清复明”的名义,继续扩大海上贸易。

郑成功建立了严密的商业体系,其下设有山、海两路,共10家商行,其中“山路五商”在杭州及其附近,负责外贸物资的采购,“海路五商”在厦门及其附近,负责物资的出口。④

仅同日本的贸易,即如日本学者统计的那样:

“从1647年至1662年,入(长崎)港的中国船主要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比如1650年来港的70艘中,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福州、漳州、安海有59艘 ,约占80%以上,而且几乎年年如此。”⑤

长崎是当时日本唯一开放的港口。

此外,郑成功和今天的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都有贸易往来。在台湾则依旧同荷兰人维持生意关系。

2、郑成功还打击海盗,保护其他海商利益

在经营自家生意外,郑成功依照船只大小、货物多少等,向其他海商征税,颁发贸易许可证性质的“国姓票”,以南明政权名义对海商进行管理和保护。

按规定纳税的海商,可免去郑氏官兵的侵扰。郑成功勒令属下:

“官兵出征,派有船只载运,官兵不许借坐给牌商船,或奉本藩调借,公事完毕,应即放回,勿得刁难,如违,致船户禀报,本官兵枭示,将领连罪不贷。”

郑氏集团也会出兵打击海盗,保护航路。荷兰文献记载,海南岛曾有一个名为Soulack(苏利)的海盗,抢劫过往船只,郑成功派出海军,使苏利丧失了40艘战船:

“(Soulack)彻底被从海上清剿出去,此事令海商特感兴奋,因为海盗以前使来此地的航道失去安全,使那些海商遭受损失。”

在郑氏集团保护下,荷兰人等西方势力不敢过分盘剥中国海商。明末以来,葡萄牙、荷兰等国相继来到东亚海域,他们通过向中国海商征税或直接掠夺获利。郑成功凭借庞大的海上舰队,极大地约束了这些西方势力。

得知荷兰势力有意同清政府合作一起剿灭郑氏集团的消息后,郑成功于1656年颁布了针对台湾(当时称“大员”)荷兰人的“贸易禁令”:

“本藩亦决定与大员断绝贸易往来,任何船只,甚至连片板皆不准赴大员。然而鉴于有中国人居住彼处……为此,本藩准其在一百日以内来回航行。在此时间之后,禁止大小船只来往。”⑦

禁令颁布后,荷兰人被迫妥协,请求郑成功恢复自由贸易。1661年,郑成功攻占台湾,除为获得抗清根据地外,也有同荷兰人争取海上霸权的原因。

3、依靠每年200多万两的贸易收益,郑成功才得以立足台湾从事抗清活动

郑成功从海上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极大。

有学者依照现有史料估算,郑氏集团在海外贸易(不包括在台湾同荷兰人的交易)中,每年获利232万~267万两白银。而郑成功所部最多时在15万~18万,每年军费在白银300~360万两之间,再加上其他支出,每年至少需要白银400万两。也就是说,贸易收入约可支付其军费的60%左右。⑧

因此,时人将郑成功能在台湾维持抗清局面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其掌控下的海洋贸易:

“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这种贸易收入的总量之大、持续性之长,显然非普通海盗掠夺可比。

郑氏父子不是“倭寇”

高晓松称郑氏父子为倭寇,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倭寇”,含义极广,主要包括日本的海盗,及中国的海商兼海盗。按照明朝廷的说法:

“倭寇类多中国人 , 其间有勇力智谋可用者 , 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 ,为之向导。” “虽概称倭夷 , 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

比如,著名的“倭寇”头领王直所统领者,即主要是中国人,具有海商、海盗的双重身份。

据日本学者石原道博的统计,中国史籍里对“倭寇”的不同称呼,多达216种。不管是称之为真倭、伪倭,还是贼帆、荒夷,他们被定义为“倭寇”的前提是,必须和日本相关——或者集团中雇佣有日本人,或者干脆自称为日本人。⑨

郑氏父子是否为“寇”(海盗)的问题,前文已有分析。至于“倭”,从目前史料来看,郑芝龙、郑成功集团虽然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郑成功的母系血缘),但没有从日本招募过人员。

此外,在明朝的官方档案如《明实录》中,“倭寇”一词最多见于嘉靖年间,隆庆、万历年间也不少。至天启年间,已很少出现“倭寇”字样。也就是说,在郑芝龙、郑成功活跃的天启、崇祯及南明时期,所谓“倭寇”已经非常少见,不成为边患问题了。

综而言之:郑芝龙早年掠夺商船,抢劫沿海地区,确可归属为海盗行径;接受明朝招抚后,郑芝龙成为拥有官方身份的走私海商。郑成功接手郑芝龙的事业后,一直奉南明正朔,从事海上走私贸易,也不是什么“海盗头子”或“大倭寇”。

郑郑.JPG

图:台湾延平王庙中供奉的郑成功

注释

①⑦刘强:《海商帝国:郑氏集团的官商关系及其起源,1625—1683》,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②方裕谨:《郑芝龙海上活动片段》(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③方明:《明代海商与海上秩序》,《文史知识》2017年第9期;④邓孔昭:《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⑤⑧杨彦杰:《一六五〇年——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学术评论》1982年第4期;⑥聂德宁:《明清之际郑氏集团海上贸易的组织与管理》,《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1期;⑨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9、90页;⑩刘晓东:《明代官方语境中的“倭寇”与日本》,《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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