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共满洲里秘密交通站

来源:忘情历史记忆 时间:2018-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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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一个从二十世纪初因边境铁路交通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北方名城。它“一眼望俄蒙,鸡鸣闻三国”。

在今天的中国,凡是做小商品交易的,都知道这个著名的边贸集散地及口岸城市。融汇着中俄蒙三国风情,被誉为“东亚之窗”。翻开中国版图,宛如一颗璀璨的钻石,镶嵌在昂首的鸡冠之上。

作为城市,它是年轻的,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尤其是中共早期斗争史上,它更是一座英雄之城,且是“无名英雄”之城。以其对中国红色革命而言,它和上海,北京等中共早期组织萌发地一样,见证了一个政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变迁。

这个魅力无限北疆边陲城市,蒙语原名“霍勒津布拉格”,意为“旺盛的泉水”。

1901年因东清铁路的修建而得俄语名“满洲里亚”,随着来往于中俄蒙的国人日益增多,念成汉语发音,“亚”字发音越来越轻,变成了今天的“满洲里”定名。

伪满洲国时期的满洲里一景

百年前的满洲里,有一条通向前苏联(今俄罗斯边境)方向的小土路,在1920年到1937年的十八年间,年轻的中共与共产国际、前苏共,就是通过这条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完成了人员往来,取得了红色“普罗米修斯火种”。

满洲里,迎来送往了几乎囊括了中共初创开始,早期所有的领导人,以及各类重要干部、文件(情报),物资等,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毫不夸张的说,这条中国边城的神秘小道,曾左右过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而这座“无名英雄之城”,当与上海、瑞金、延安,西柏坡等并肩而立在中共斗争史上,毫不逊色。

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遗迹碑

民国初年,中国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

1918年,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他在东三省的势力得到北洋政府的承认。不久,张作霖又兼任蒙疆经略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东北军阀张作霖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俄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后,随着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建立,带动了世界共产主义的蓬勃发展。当时的满洲里是游牧民族放牧牛羊的地方,地广人稀,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并且交通便利,距前苏俄国境站86号小站只有9公里,每天有一列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开往海参崴的旅客列车对开,前苏俄86号小站则每天有一列开往赤塔至莫斯科的旅客列车。因此,这条经哈尔滨、满洲里到苏联莫斯科的路线要比乘轮船节省很多时间和经费,也相对安全。

当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红色政权后,中国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爱国者们,就即开始寻求革命成功的真理,并因此接受了共产国际和前苏共的帮助,为自己积弱积贫,并屡受帝国主义和旧军阀压榨的祖国,寻找一条光明的出路。

这些在民众中逐渐觉醒的新的革命意识,包括因为前苏俄的成功,大量涌入中国境内的白俄盲流,让张作霖感到不安,它向呼伦贝尔等边境地区派遣了军队。

1920年,苏俄红色政权愈益强大,前苏国内战争已经分出胜负,远东红军对白俄武装(谢米诺夫白费武装)的追歼势如破竹。谢匪兵败,但武装骚扰满洲里等中苏边界地区。

1920年3月,张作霖任命张奎武为呼伦贝尔镇守使,丁超为海满(海拉尔,满洲里)警备司令,加强了一度消失了的边境防务,严格盘查来往行人

白匪及首领谢米诺夫,披大衣坐椅子者

1921年,张作霖决定,不许华人越境回国,也不许无官方证件的人出境,对边境实行戒严。以后还曾在满洲里四周掘壕为界,不许任何人随便出入,以防止被苏俄“赤化”。

随即,张作霖召开了军事行政特别会议,决定从东三省抽调5个旅的兵力组成临时边防军,分驻满洲里至绥芬河一线中苏边境。从此,中俄边境上的交通要道哨所林立,军警密布,车站、旅店、饭馆等处设有许多密探,严防中俄“赤色分子”出入中俄边境。整个满洲里犹如龙潭虎穴一般,机关重重。

也正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的中共党人,与共产国际,前苏共一起,完成了中共建党初期及以后多年的“红色大动脉”。

红色交通线从上海为起点,满洲里为国内最后一站,漫长而凶险。而从满洲里所负担的任务,以历史节点来看,则可以分成三部分。

分别是,建站前时期,满洲里秘密交通站(即“晋丰泰”杂货铺)时期,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群时期。

建站前时期:

1920年至1931年。1920年前后,共产国际和苏共为了帮助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分子统一思想,建立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便是利用了满洲里的地利之便,开辟出了早期红色国际交通线。

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责成国际联络部的丽雅.伊萨耶芙娜专门主持该项红色国际交通工作,以来保证来往于中苏之间革命者的安全,在长长的旅途中,分别从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地设立了交通联络站(处),并在赤塔、86号小站、满洲里和海参崴、格罗捷阔沃、绥芬河等地设立了秘密交通点。在苏俄境内,前共产国际方还负责协调好中苏(前苏)边境驻防的前苏边防部队和保安部门(格鲁乌)做好接送工作。

满洲里老火车站

当时在哈尔滨的前苏俄驻满代表阿勃拉姆松采取多种方式经常来往于这条“红色交通线”,派交通员护送许多中国革命者赴苏俄和接送从苏俄入境的中俄革命者。

旧满洲里郊区乡镇街道上的路人景象

1921年夏始,中共正式建党后,中共的革命事业开始了第一轮蓬勃的发展,为了取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中共早期第一代满洲省委的领导组织下,实际上在东北地区开辟了3条地下交通线:

1.绥芬河徒步进入前苏。

2.黑河到苏联,

3.满洲里徒步出(入)境,由共产国际远东部门汇同前苏保安机构护送,火车至莫斯科。

这第三条通道,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便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国境的人数今天已经无法确切统计。

如早年帮助成立中共,指导中共早期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越飞、李德等

而中共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基本也都是经满洲里去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从苏联回国的。

中共创建人、早期领导人,重要干部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刘少奇、何叔衡、林伯渠、吴玉章、王明、张国焘等,也是由满洲里出入国境的。其中,还有越南,朝鲜的共产主义者。

“红色交通线”通过满洲里的具体通道一般为:

一,由上海乘海轮到大连(或营口),然后乘火车经沈阳、长春抵达哈尔滨。

二,由北平乘火车经天津、沈阳、长春抵哈尔滨。

三,哈尔滨作为中转总站,乘中东铁路火车北至满洲里,由满洲里中共秘密交通站负责等待时间的起居和联络,后秘密交接给前苏接应人员,徒步出境,到达奥特波尔(今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镇)上火车、经过赤塔等站点,在西伯利亚铁路上行驶,向着莫斯科行进。

往来于中苏之间的革命者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当时,共产国际,前苏共和年轻的中共都为建立和保障这条最为重要的秘密国际交通线付出了最大努力,甚至是血的代价。

该线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中共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护送使命,即中共唯一一次在境外的全国党代会,中共六大的代表们安全出境。该项任务由中共中央委派杨之华、龚饮冰和满洲省委唐宏经(六大代表)共同负责。

该时期,这条交通线在满洲里并没有建设成固定的交通站,全凭人脉关系和临机应变进行护送任务。

满洲里秘密交通站(即“晋丰泰”杂货铺)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了完成在东北(含东蒙地区)地区实行殖民化统治,并根据日本战争总策略,对前苏严格实行军事隔离(对峙)。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哈尔滨特务本部(关东军情报本部),满铁等日军,日特机构加强了中东铁路东西两线严查和防谍事务,这条工作了十余年的国际秘密通道受到了干扰。

满洲里是通往前苏的最重要节点,中共北满特委高度重视国际交通线工作,建设稳定的满洲里秘密交通站工作迫在眉睫。危难时刻,依然用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该通道的畅通。

1931年11月初,中共北满特委负责人李大昌(即武胡景,后任上海中央军委书记,曾是中央特科后期领导人)亲自选派具有多年秘密工作经验的纪中发(化名司杜其卡)、李芳(原名关玉梅,又名关碧云。曾化名王妈、李兰芳、丽达等)以夫妻的名义到满洲里开设“晋丰泰”杂货铺(道北三道街北头,今83号),以此为据点,季中发负责外联,李芳负责“住机关”,建立了满洲里秘密交通站。

满洲里红色纪念馆里仿制还原的“晋丰泰”杂货铺

1932年初到1934年5月,满洲里秘密交通站共送走了70余名中共最重要的高级干部去往前苏。同时,经满洲里秘密交通站过境的还包括朝鲜、越南等国的革命志士。

采用的形式或者是马车,或者是徒步过境。为了安全,该站只负责出境,不负责入境护送联络事宜。

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群时期:

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的组织遭到巨大破坏,加之东北(含东蒙地区)全境沦陷,并在日寇的策划下,建立了伪满洲国。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这条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前苏联的交通线被迫中断。

伪满洲国时期满洲里一景

1934年4月,原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局吉东交通站的站长杨永和(原名杨殿春,化名王玉山)、林凤珍(又名李秀贞)夫妇调到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接替纪中发和李芳的工作,仍以“晋丰泰”杂货铺为掩护。

1935年,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终于联络上,根据东北地区的形势,立刻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前苏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领导,联络工作(具体业务)由共产国际交通局负责。

1935年8月,国际交通线完全由共产国际所属的国际交通局领导,在哈尔滨设哈尔滨国际交通局。

1936年1月,根据形势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撤销,设置了哈尔滨特委,韩守魁(后叛变)任书记。共产国际根据国际交通工作的迫切需要,从人力、财力方面加强了国际交通组织,在哈尔滨成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在前期,共产国际国际交通线已经在扎赉诺尔地区完成了交通站建设,作为满洲里交通站的辅助线,负责人杨殿成(杨永和之兄),助手是王化民(后调张发接任,对外一般称老李头)。

为了完善交通线,和保障交通线沿途的安全,由共产国际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出资,在中东铁路东西两线和中苏边境地区接管和新建了5个交通站和5个联络处。

5个交通站是:

满洲里交通站。

扎赉诺尔交通站。

满洲里直通交通站。

博克图交通站。

密山交通站。

5个联络处是:

满洲里及扎赉诺尔方面联络处。

满洲里直通交通站联络处。

外国人会见处。

哈尔滨特委联络处。

密山方面联络处。

每个站(处)都配备了一至两名专职交通员,并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程序,各交通站都必须按国际交通局的规定,在指定的联络处,按照事先规定好的暗语接头。

1936年4月,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委派前满洲省委交通局李子文、宋恩来负责建立了“满洲里直接交通站”。该站设在满洲里道北三道街,以开承和顺估衣铺为掩护。这个交通站不与满洲里交通站发生横向联系,建站的目的作为备份,如果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交通站发生意外,则由此站接过满洲里国际交通站的任务,保证中共同共产国际及前苏的联系不再中断。


满洲里传统的俄式木质建筑木刻楞

而在满洲里的各类国际秘密交通站(点)不少于10个,形成了以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为中心的交通站群(网络),包括“承和顺”沽衣铺、俄国人浴池、苏联人修鞋铺、苏侨诊所等等都曾安全护送过各类革命干部和国际友人。

如同中共工农红军一般,在艰难困苦中以长征的大无畏气概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到满洲里的红色国际交通线,在十八年间,何尝不是一条中国革命的“秘密长征路”。

从上海为起点,至满洲里为国内终点,再由满洲里出境,经86号小站(托利亚小站,即奥特波尔,今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由西比利亚大铁路经赤塔等地去往莫斯科的中国红色交通线,“秘密长征路”,在满洲里交通站,共产国际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和众多默默无闻的中共、前苏共党人的悉心保护下,安全运行了十八年。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一景

然而,祸起萧墙,打败我们的不是敌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句话:堡垒往往在内部被攻破。这条中国革命的大动脉线,终于,因为叛徒的出卖,在全民抗战的前夕,戛然而止。

1937年,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一年。中国已经经过了前面六年的局部地区抗战,如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联斗争,中国参与组织的抗日同盟军斗争(中共党员吉鸿昌部)等。当然,还有国民党军的长城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等。

在这年,北平的卢沟桥枪响终于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经过了第二次淞沪抗战的失败,时中国的首都南京,遭到了侵略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震惊世界。

在中国东北地区,在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操纵下,一个涵盖今中国除关东州【注:今旅顺(原俄名:亚瑟港)和大连(原俄名:达利尼),当时因中国积弱等历史原因,该地区先后为俄、日租借地,并以此建立和发展了日本关东军。伪满成立后,该地区独立于伪满,仍为日本侵略殖民者的租借地区】以外的东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及河北省的承德市、秦皇岛市等地区,非法占有中国国土面积达1133437平方公里的伪满洲国已经成立了五年。

时伪满洲国疆域

日本在该地区除了掠夺资源,压榨中国民众,进行残酷的宪兵统治外,更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上企图彻底改造当地人群。用强力高压的残暴手段,开始了侵略者的皇民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及伪满制造的伪宣传画

这一切的重中之重,便是要彻底要剿除反对日本侵略军及伪满统治的抵抗运动,其中尤以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即东北抗联、城市地下斗争,即情报和交通为首要任务。

日本侵略者及伪满制造的伪宣传画

为了进一步侦破伪满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切断该地区中共力量与共产国际及前苏的联系,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哈尔滨特务机关本部(后兼关东军情报本部)派出大批伪治安力量、宪兵队、特高课、各种暗探,汉奸等,四处张网对中共嫌疑分子和地下抵抗运动志士进行监视、跟踪、搜捕,加之各类引诱、收买等手段。从地下党组织内部进行破坏。

大浪淘沙,总有忠骨为国抛头颅洒热血,也可窥宵小魑魅魍魉徒为耳。

傅景勋(又名傅有、杜里、王守一),依兰县人。“九一八”事变前后,曾是东北军将领李杜部士兵。

1932年,在李杜部受到日寇进攻撤向梨树镇途中他脱离军队,后加入中国抗联队伍。

1934年1月,由战友吴成林介绍,成为中共党员,被派往前苏学习。

1935年12月下旬,与后任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等人一起从前苏经满洲里国际交通站返国。被任命为中共北满省委哈东特委宣传部长。

在日伪加紧对伪满统治地区的管制与政治肃查的环境中,意志力薄弱的傅景勋对革命前途感到了悲观和沮丧。继而在人格上急速堕落,叛国投敌逐渐成为了他的思想主导。

1937年3月1日,其借着外出给饭馆购买物资的时间,主动到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埠头区分遣队自首投敌,供述了他所知道的中共地下斗争组织,以及共产国际在伪满的组织情况。在整个供述过程中,他供述了:

1.1935年12月下旬,他由莫斯科回国时的国际交通关系和满洲里地下交通站交通员杨永和的情况。

2.供述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中国方面负责人崔光棣。

3.满洲里交通站和扎赉诺尔交通站与哈尔滨联系人张发(俗称老李头)的情况。

4.供述了扎赉诺尔交通站负责人杨殿成、满洲里交通站负责人李子文、宋恩来的情况。

5.供述了哈尔滨外国人会见处负责人张宗伟等多处交通站及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并详细告知日为特务机关,供述出的这些人员的年龄、住址、交通联络站活动方式等信息。

6.供述了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及他所掌握的其他各个中共组织关系。

7.供述了中共哈尔滨特委下属中共海伦县委的情况,致使该县委及县委领导下的46人被捕入狱,破坏殆尽。

根据他的交待,日伪哈尔滨警务统治委员会、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立刻采取了联合行动,指挥哈尔滨地区的日伪警察对各地区交通站的联络员及抗日爱国人士实行了镇压大逮捕。

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条伟大的红色交通线因为一个个领导级的叛徒出卖,终于走到了它使命的尽头。

1937年4月16日,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被抓捕,没有经受住日伪的威逼利诱,同样成了可耻的叛徒。他交代的口供,更加丰富了国际交通局及中共哈尔滨特委的情况。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哈尔滨国际交通局中国方面负责人崔光棣被捕,随即叛变。向日特务机关供出了各交通站和联络处的人员姓名、住址、各地区联络特点等情况,大批交通员随后相继被捕。至此,满洲里、扎赉诺尔、博克图等地,在中国境内伪满洲国地面上的共产国际国际交通局及其交通站和联络处被日本特务机关悉数破坏,除少数几个人如王化民(扎赉诺尔站),刘熄林(博克图站)等逃脱,后不知下落外,其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坚持地下交通线工作的反日本法西斯战士(含国际战士,因历史原因和形势需要,归属为共产国际交通局中共人员组织关系曾划归共产国际)计约二十余人,都被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抓捕。

中共地下斗争历史上遭受到的几次大破坏何其相似,皆由领导级人员的叛变,而造成了地区级组织的大面积破坏。

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中央先后的顾顺章、李竹声、盛忠亮,秦曼云等人的叛变,导致上海中央被迫撤至苏区。

如抗日战争时期,涂振农,郭潜等人的叛变,导致了中共南委的被破坏。

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石坚等人的叛变,导致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中一个重要部分被悉数破坏。

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冉益智、刘国定,蒲华辅等人的叛变,导致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川东临委,川康特委等组织的大面积被破坏。

如建国初期,蔡孝乾等人的叛变,导致了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全面被破坏等。

掩卷回首,血雨腥风中,共产党人有上述的可耻变节者,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更多的志士从来都是铁骨铮铮。满洲里两个站的领导人杨永和(“晋丰泰”杂货铺,即满洲里交通站负责人)、李子文,宋恩来(“承和顺”估衣铺,即共产国际满洲里直通交通站负责人,助手)等人,在红色秘密交通线全部毁坏,被抓捕进日特务机关后,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没有向侵略者以及汉奸卖国者低头。

1935年,满洲里火车站一景

1937年,在残酷的斗争中,满洲里红色交通线落下帷幕。许多共产党人、抗日义士坦然面对死亡,为了民族,为了祖国将热血洒将国土之上。

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过,在前赴后继中,依然有志士接过烈士的旗帜,坚持斗争,直到迎来胜利的曙光。

中共党员夏尚志就曾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下,不但保存了自己,还发展了力量,成为呼伦贝尔和东北地区中共坚持斗争的一个标志。

戴墨镜者夏尚志,1982年工作视察时留影

而抗联队伍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从1938年12月到1942年2月25日,他们五进呼伦贝尔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对日作战。虽然,在历经了日本关东军及伪满警察的重兵围剿后,依然保持了抗日火种。5进呼伦贝尔,正是处在在抗日战争最低潮时期,但抗联队伍卓有成效地开辟了呼伦贝尔抗日游击根据地,唤起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觉醒,在敌人腹地掀起了抗日斗争高潮。

满洲里交通站(“晋丰泰”杂货铺)第一任工作人员李芳,她就是锡伯族中共党员。

李芳前辈

1934年5月20日,纪中发被调走,李芳被组织上派往前苏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民族殖民地研究学院学习。

1936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李芳回国,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2师4团政委,兼道南特委委员、妇委书记等职。她先后在穆棱、宁安等地区领导,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

李芳的第一任丈夫,陶翙鸣,字鹤皋,(原名陶绍经,曾用名陶振邦、王玉星、王生田、陶尚谦、祥尚谦等)曾是东北地区的早期党员。

1930年3月,李芳与丈夫一起,跟随欧阳强创建了东北营口第一个党组织,营口特支。欧阳强任书记,陶翙鸣、李芳担任支委委员。

欧阳强烈士,辽宁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建立者,铁路工运领袖

1930年11月,陶翙鸣在赴哈尔滨工作,一次开会中被敌特抓捕。随后,传出陶翙鸣被处决的误信。

事实上,经过党组织的营救,陶翙鸣两年后出狱,并继续在奉天(沈阳)为中共工作。在此期间,曾将经过详细调查,揭露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的事实,写成资料亲手交给国联李顿调查团团长李顿,为国联调查团在以后的调查报告中添上了重重的不可或缺的一笔历史记录。

1935年,陶翙鸣因为该材料再次被日特抓捕。一年后出狱。

1943年,陶翙鸣又因为反满抗日嫌疑第三次入狱,直到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出狱。

出狱后,他和组织迅速接上了关系,组织联系人时为前苏红军卫戍司令部中国司务部的负责人张大川(即冯仲云,曾任抗联政委、满洲省委负责人)。

抗联著名将领,建国后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

1945年,担任沈阳市副市长焦若愚秘书。

1946年,奉命潜伏在沈阳的陶翙鸣被留任的原伪满时期狱卒徐俊清告密,被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抓捕,当晚便在沈阳小河沿被处决。陶翙鸣烈士牺牲时年仅37岁。

1948年11月沈阳第二次解放后,沈阳市人民政府追认陶翙鸣为革命烈士。

这一切李芳几十年后才恍然得知。在丈夫第一次被捕并传出处决的误信后,李芳依然坚持从事着中共地下秘密工作。

1936年12月,她随抗联第2师政委王润成(后改名马英)越国境去前苏找中共代表团请示工作,因联络方出现差错而遭到前苏当局无理羁押,流放到罗佐夫卡农场,在此期间李芳、马英这对患难的战友成婚。

1938年10月,马英、李芳再次遭前苏内务部无理逮捕,流放到布德尔那监狱被服厂强制劳动。组织结论为,这是一起冤案,

1946年10月他们被释放后,但仍被命令又不准离开当地。

1954年6月,经中国政府交涉,李芳与马英才得以领着小儿子回到了北京。

1957年5月,北京市委组织部于正式恢复他们党籍。

1957年5月,李芳随丈夫马英来到吉林省蛟河煤矿工作,她先后任蛟河煤矿医院监委干部、舒兰矿务局工会副主席,

1963年,离休。

1987年9月24日,于舒兰逝世,享年78岁。

李芳老人生活一景

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党,但生活依旧是残酷的,虽然李芳夫妇的冤案最后得到了澄清,这点他们比李芳的老上级李大昌,即武胡景幸运的多。

1935年,武胡景奉中共中央之命赴莫斯科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6年,在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武胡景受到诬陷迫害被害,时年37岁。

1953年,苏共中央为武胡景平反。

1957年,中共中央追认武胡景为革命烈士。

曾任中共“临时中央”军委书记,主持过中央特科的武胡景烈士

但李芳也失去了事业中的第一位导师,第一任丈夫陶翙鸣。更为难过的是,她的4个儿子中,有两个留在了苏联,可是最后不知所终,想来唏嘘。

满洲里红色交通点从机动到季中发,李芳开建常设联络站,直至1937年被破坏,十八年的风雨,见证了年轻的中共从幼稚到成熟,也切实有效的保障了每个过境的中共干部、共产国际人员的安全。

前中共重要领导人,建国后任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六届四中全会后,去苏联国际部短期训练班学习8个月毕业。短训班快结束时,王明找我谈话,要我回国。他说:国内的党组织被破坏的很厉害,要人回去工作,决定让我回去做特科工作。我答应了,准备立即回国,回国的路线是经西伯利亚到满洲里。与我同行有伍云甫的爱人熊天荆。路过赤塔时,在那儿呆了40天。一位工人前来接我,准备从满洲里过境。这时,满洲里已被日军侵占。在火车刚过境还没到车站时,那位工人就带我跳下火车,到他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给我换了一件很不合身的长袍,还给我一只绿色小帆布箱,里面装些牙具。此时,我又准备了必要的“口供”,以便应付意外事件。这是搞地下工作的人,每搬一次家或到一个新地方所必须准备的。那位工人把我送上了火车。”

李维汉

而中共历史上著名左倾冒险分子代表王明亦曾回忆:“一年冬天,我经过满洲里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当时,我打扮成商人从哈尔滨乘火车到达满洲里车站后,在指定的车厢前站住,将皮箱(里面是参加会议用的文件)放在站台上。这时,便过来一个伪警察,他用脚踢踢箱子,骂道:'什么私货?拿去检查!'随即把我领到站里,把箱子妥善锁到一个小屋子里后,便领着我吃饭去了。半晚时分,伪警察与另一个伙计套个雪爬犁,假装监视我,把我送到边境线苏联铁丝网旁停下来。估计当时伪政权在边境上也有哨所,但黑暗中我未看清。只听到协助我的那位警察又连踢带骂地说:“你是从哪爬进来的,快说!快滚回去!”一下子把我推到苏联境内,并将箱子也递过来了。这样我便顺利地来到了苏联。”

王明

十八年,从上海到满洲里。一条漫漫的红色“秘密长征路”,承载着中共党人的懵懂、觉醒、坚定,成熟。也正是由满洲里交通站安全护送的那些人,最终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向所有为我们今天能吃得好,睡的香,有一个丰裕物质生活环境付出过鲜血的前辈先驱们,刀尖上的舞者,鞠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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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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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从未中断对冲突的舆论动员

西方从未中断对冲突的舆论动员
当今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常年处于和平环境,绝大多数民众,包括部分学者、研究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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