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里的中国”:上世纪60年代,中国似乎是“完美”样板

来源:参考消息 时间:2018-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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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近期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荣誉退休教授让-皮埃尔·莱曼的系列文章“我人生里的中国”,通过讲述他与中国的渊源,以时间轴的形式来看近70年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本网将陆续刊载该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此文为该系列文章第二篇,原题为《我人生里的中国——个人旅途:20世纪60年代》。原文摘要如下:

1967年,我从东南亚去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日本正处在“经济奇迹”的顶峰。在那之前的一年里,我在日本度过的时光唤醒了我对日本历史极大的好奇心。

我的论文研究方向是江户时代末期和明治时代初期的日本转型。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都在苏格兰斯特林大学教授亚洲历史。当时我继续定期——在悠长的学术休假期间——前往亚洲,特别是日本,从事研究。

当时有关亚洲现代史的学术谜题是:为什么日本“成功”而中国“失败”了?

日本伴随明治时代(1868年至1912年)的变革而发生的事情的确不同寻常。短短数十年间,日本从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世界强国。

1902年,它成为英国的盟友。1905年,它在战争中打败俄国。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字仪式上,日本与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一道作为“五大战胜国”受邀出席。

相比之下,中国在同一时期内经历了从屈辱到屈辱,再到迅速衰落的过程。

中国当时是“亚洲病夫”,因此也是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这导致它成为中国革命领导人孙中山所说的“半殖民地”。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失败国家”。其陈旧、无能、腐败透顶的古代政权终于在1911年垮台了。

当时的风云变幻让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斥着军阀割据、内战、恶性通货膨胀、无政府状态、成百上千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以及巨大苦难的漫长时期。

世人为中国的“失败”与日本的“成功”之间的反差提供了多种答案。其中包括日本成功地进行了“西化”,以及声称日本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性并因而推行了“日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答案。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当时所谓“新左派”的崛起,有人提出了日本究竟有没有取得成功的问题。也许中国才是真正的成功故事。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的混乱为一种新兴的毛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

盛行的史学观点认为,在西方的工业和帝国主义挑战面前,中国的领导层、制度和中国的文化未能实现现代化——因而沦为了混乱无序的老朽之物。

但在上世纪70年代,在1968年5月的巴黎“五月风暴”发生后,对毛主义模式的包容程度在上升,而麦卡锡主义者的反华偏执在美国消失了。

随着既反斯大林主义又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的崛起,毛主义的中国似乎是“完美”的样板。

【延伸阅读】“我人生里的中国”:上世纪50年代“中国=贫穷”等式盛行西方

参考消息网1月4日报道 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近期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荣誉退休教授让-皮埃尔·莱曼的系列文章“我人生里的中国”,通过讲述他与中国的渊源,以时间轴的形式来看近70年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本网将陆续刊载该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此文为该系列文章第一篇,原题为《我人生里的中国——个人旅途:20世纪50年代》。原文摘要如下:

4岁的时候,父母带着妹妹、外祖母和我乘船来到日本的横滨。我们从法国的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前往纽约,然后横穿整个美国从旧金山搭船。

那年是1949年——中国解放之年。去日本的路上,我们曾在香港停留。后来,我在50年代多次重返香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持续不断的难民潮和贫穷,记得成千上万人住在他们从内地逃来时所使用的驳船上。

我在东京(最初还在美国的占领下)上的第一所小学是由修女经办的,我记得有个修女据说是从中国逃到日本的。

当时反华宣传十分猛烈。

随后是朝鲜战争,美国和盟军官兵经由东京奔赴战场,或者在这里休息和康复或住院治疗。

从我儿时的经历来看,中国的形象清晰明了:中国人贫穷、残忍——而且是头号大敌。

对香港的屡次造访和横滨唐人街里人们的生活状况都证实了这种贫穷感。

在我的童年时代,电影和文学(包括漫画书)不断强化了那种残酷和敌对形象。

父母有很多朋友来自台湾(那时我们都称之为“中华民国”),他们也证实了中国(大陆)是敌人的观点。这毫不奇怪。

1960年,我来到华盛顿,在那里一直待到1966年。

在肯尼迪执政、随后遭暗杀身亡的岁月里,我在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就读。

那时候美国以及它的所有盟友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而这个“中国”是指蒋介石军人统治下的台北当局。

1964年我在乔治敦大学上学的时候,法国总统戴高乐发起反击,宣布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我们的政治课主题仍然是把中国当成敌人。

尽管“贫穷中国人”的文学题材是赛珍珠在小说《大地》中首创,不断重提这个话题仍然对我这一代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说实话,在美国境内也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亲华游说团体,主要由传教士组成。尽管如此,“贫穷中国人”的说法长盛不衰。

中国的贫穷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境内华人社会的现实相符,这给予了上述观点更多支撑。

我在乔治敦大学读书的几年里,脏衣服都是拿到一个中国洗衣店去洗的。回想起来,这是我与中国人仅有的实际接触。

当然,还有中国人经营的所谓中餐馆。但当时他们供应的饭菜为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而显得不伦不类,包含了很多美式中餐发明。

直到1965年美国改变了移民政策而开始大力网罗外国科研人才之后,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才开始登陆美国。

我在1966年离开了那个国家,因此没有亲眼见到那股新的浪潮。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是,80年代我回美国时得知,麻省理工学院被称作“台湾制造”。时代真的变了。

我在乔治敦大学上学期间,亚洲学生不多。他们当中某些人无疑有华人血统,但我不记得有“纯正”的中国人——无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还是来自台湾或香港的。

1966年至1967年,我花了一年时间游历东亚各地。

虽然我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在60年代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当时流行的中国形象仍然是贫穷、残忍——以及是敌人。

不过,中国的形象开始有所分化。虽然“中国=贫穷”这个等式到60年代中期依然盛行,但海外华人在20年以后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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