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列宁的“德国奸细”问题与十月革命的发动

作者:​吴恩远 时间:201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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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苏联解体以来,在俄罗斯社会生活当中一直在不断复制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十月革命并不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一次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所密谋组织、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在这次政变过程中,俄国人民只是作为历史的玩偶,成了受“革命极端主义者”任意摆布的存在[1]。2004年1月25日,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宣称:“从文件中早已得知,这(场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此外我对列宁通过加涅茨基得到的资金格外感兴趣。帕尔武斯是策划者,这是历史学家和所有人都知道的。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万(约合今天的1 000万)以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都是有文件记录的历史事实。”[2]这件事甚至拍成了电影《谁为列宁付钱?世纪秘密》。

所谓列宁的“德国奸细”问题与十月革命的发动

我国也有些人鹦鹉学舌,重复以上言论。他们说道:“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给了列宁26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今天的7500万欧元”;还说道:“列宁说德皇威廉二世的间谍;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伟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导师列宁彻底颠覆了”。

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

有关布尔什维克领袖被德国黄金收买的最重要论据,是来自所谓的“西逊文件”。1918年,美国外交人员艾德加·西逊在彼得格勒以2.5万美元得到这些文件,其中包含着有关德国总参谋部资助布尔什维克的情报,以及德国方面对自己所谓的“代理人”布尔什维克下达的指示。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Г.Л.索博列夫、美国著名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肯南和圣彼得堡历史学家斯塔尔采夫等人经过研究指出,所谓“西逊文件”是伪造的。乔治·肯南经过对“西逊文件”字体的仔细鉴定发现,伪造这一文件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打字机。乔治·肯南甚至能够确定,哪份文件用了哪一种打字机,从而得出结论:“本来是来于俄国的文件,在俄国本土确确实实伪造成了似乎是出自德国机构的文件。这是赤裸裸的欺骗。”[3]要注意乔治·肯南是一位反苏政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粉饰列宁及苏维埃政权的主观意图。斯塔尔采夫写道,这些文件的唯一来源是记者菲尔迪南德·奥先多夫斯基,这一天才骗局的制造者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4月之间伪造了大约150份有关“德国-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文件[4]。他们认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被臆造出来的“德国黄金”的观点完全不成立。

关于这件事最权威的说法,刊登在2009年、2010年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A.丹尼洛夫、A.菲利波夫主编的《俄罗斯历史(1900~1945)》教师参考书,和《俄罗斯历史(1900 ~1945)》11年级学生教材上。在叙述1917年4月列宁从国外返回俄国这件事时,书中写道:在布尔什维克声望日渐增长的情况下,一些投靠政府的低级庸俗的报刊散布着这样一个事情,仿佛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从瑞士经过德国回国,是为了接受了德国的任务并领取了德国的金钱。书中写道:为了证明向专政过渡和迫害政治对手的正确,临时政府散播虚构的“德国资助千百万金钱”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代理人”的谎话。参考书在这里明确表明所谓“列宁领取了德皇威廉的金钱”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虚构的神话”。那么,临时政府为什么也好捏造这个神话呢?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布尔什维克领袖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以及他那意志坚强的彻底革命者的形象,不能不引起政府工作人员的忧虑。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在列宁的立场中包含着群众期待已久的在当时唯一可行的具体行动计划,随着布尔什维克声望日益增长,庸俗低级的报刊中受当局的指使,就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为什么从瑞士经过德国返回俄罗斯一事大做文章,暗示他们是根据德皇威廉下达的任务和接受他的金钱回来的。”

书中明确指出:“在经过公开的调查后可以确定,列宁并没有做任何败坏其名誉的事情”[5]。参考书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捏造这个神话的实质在于:将完成了伟大革命的伟大的人们描绘成受外国人的阴谋蒙骗的可悲牺牲品,并且是为“世界黑幕”事业效力的。

在《俄罗斯历史(1900~1945)》教材的扉页上清楚写道:“这本教材得到俄罗斯科学院(2009年7月9日10 106-5 215/24号文件)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2009年7月10日01-5/7д-64号文件)肯定的评价”,所以可以认为这是驳斥所谓列宁是“德国奸细”谬论的俄罗斯最新、最权威的观点。

把十月革命的发生说成是少数人的“阴谋”,目的是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事实上,十月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绝非靠少数人的“阴谋”就能发动这场气势磅礴、席卷全国、震惊全世界的运动。

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迈上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但在俄国现代化道路上衡亘着一个巨大的障碍物——野蛮、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它集中体现了反动的地主农奴主专政,使俄国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农奴主残余。农业化发展要求更大国内市场和更多劳动力,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工役制仍要求农民无偿的为地主劳动,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主富农采用高利贷手段剥削农民,农民一贫如洗,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沙皇政府卵翼的恶果资产阶级采用残酷手段剥削工人,工人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以致在20世纪初俄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仅为32岁[6];由于缺乏受教育条件,俄国居民中文盲占多数,识字的人仅有21.1%[7],无法为工业革命提供更熟练的技术队伍;为了维护反动专制,沙皇政府限制地方自治机构权力,取缔部分国民的选举权,扼杀一切进步读物,广大人民在政治上毫无权利。专制政府种种倒行逆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尖锐矛盾。

1917年2月(俄历),在汹涌澎湃的俄国各阶层人民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浪潮中,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史称“二月革命”。

苏联解体后,国内外都有人认为,俄国革命应当停留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阶段,不应当继续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旧俄国根本不存在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为“旧沙皇俄国属于封建军事帝国制度,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没有基础和条件来建设科学社会主义”[8]。

二月革命中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什么没有能够继续执掌政权?是因为它不能解决当时俄国社会急需解决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的问题,由此导致群众和其他党派的不满,爆发了“四月”“六月”“七月”几次社会危机。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审时度势,提出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是摆脱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当时的历史真实是:布尔什维克的这一方针得到俄国多数群众和政党的支持。参考书解释了这一过程。书中写道:四月危机的主要结果,第一,“群众自发的布尔什维克化”,即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成为街头口号;第二,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在列宁的《四月提纲》基础上加强了团结,成为所有革命行动的中心。

到8月(俄历)前夕,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人数已经超过20万,许多工会组织支持他们,孟什维克党的基层组织明显的“变左”,而社会革命党发生了彻底的思想分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在当时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支持布尔什维克,给布尔什维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人民群众不仅仅赞同停止战争的方针,而且认为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条件下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能够挽救国家的激进改革,是客观必需的。例如,在“七月事件”以后,总参谋长助理H.M 波塔波夫军务总监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军事组织提供过帮助,北方方面军司令员B.A 切列米索夫将军就曾从前线的金库中给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我们的道路报》提供资金。这个趋势在一些私人工业家和银行家中也有表现,如彼得格勒工厂主Г.A 列思涅尔、大烟厂主M.C 阿迦给布尔什维克党的银行账户汇去巨额捐款,而百万富翁H.B 梅什科夫不仅捐款20万卢布,而且还亲自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

当时俄国人都十分清楚,对克伦斯基和温和派社会党人的民主幻想已彻底破灭,国家濒临经济浩劫和解体,需要强有力的政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工人和士兵断然地拒绝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军事专政,因为他除了强权、镇压,以及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列宁所建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很多人看来,是解决人民生活基本问题的唯一手段。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胜利的原因。

俄罗斯当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前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库库什金教授在2007年应邀为我国《历史研究》杂志撰稿时写道:普列汉诺夫在1917年6月宣称:“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9],四个月后,这一说法已经失去了根据性。引人注目的是,普列汉诺夫在逝世前不久对妻子说:“在我们的争论中,乌里扬诺夫——列宁是对的,而我——普列汉诺夫错了。”库库什金进一步指出:列宁是一个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天才的学者。他发现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前所未有地加剧的规律,得出社会主义甚至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大胆结论[10]。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少数人的“密谋”。

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实现了真正的历史性飞跃。国家飞速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得到根本改变,世界地位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十月革命的影响。

注释:

[1]〔俄〕《莫斯科新闻》2007年6月1日。

[2]〔俄〕《选择》杂志2006年第2期——原文如此,没有注明货币单位。

[3]〔俄〕《选择》杂志2006年第2期。

[4]〔俄〕《选择》杂志2006年第2期。

[5]A.丹尼洛夫、A.菲利波夫主编:《俄罗斯历史(1900~1945)》教师参考书,俄罗斯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A.丹尼洛夫、A.菲利波夫主编:《俄罗斯历史(1900~1945)》11年级教材,俄罗斯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6]Л.Л. 雷巴科夫斯基:《苏联人口七十年》,商务印书馆,1993,第20页。

[7]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13年的恶果》,圣彼得堡,1995,第327页。

[8]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3页。

[9]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页。

[10]Ю.С.库库什金:《1917年十月中的列宁》,载李慎明主编《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01页。

吴恩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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