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北宋末年的一起宰客事件

来源:我们都爱宋朝 作者:吴钩 时间:201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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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客”这种勾当,古已有之。不过,在宋代之前,“天价宰客”之类的事情应该比较少见,因为商家得以将物价弄成“天价”,理论上需要先实现商品定价权的市场化。而宋代之前,比如盛唐时朝,市场是实行比较严厉的价格管制的,一项商品卖什么价钱,主要取决于政府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

唐政府在首都长安及各州郡设立“市司”,“掌市内交易”。市,即市场,通常只设于州县城,“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商民交易,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市内。而且,市按时启闭,“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每隔十天,市司还要对市场出售的每一种商品评估价格,根据商品质量的优劣定出上、中、下三种“政府指导价”,这个定价机制叫做“三贾均市”,又叫做“时估”制度。唐政府要求市司定价时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不可畸高畸低,“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

可以想象,如果严格执行这套“三贾均市”的制度,是不大可能出现“天价宰客”的。当然,任何制度执行起来都会打折扣,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唐朝不会发生“天价宰客”事件。

入宋之后,尽管宋朝政府继承了“三贾均市”的制度,但制度的内涵已经不同于唐代。对物价作出估定的机构,不再是政府部门,而是各行业的商界领袖——行头,比如,北宋东京的茶叶,例由茶行的大商户联合定价;南宋杭州的商品粮,“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米价也是由米行拟定。换言之,商品的定价权已经从政府转移到市场。

宋朝的工商业远比唐朝的繁荣,乃是得益于更深入的市场化。但从坏的角度来说,定价权的市场化,也给了一部分大商人操纵市场、把持物价的机会。因此,宋朝发生“天价宰客”事件的几率,是远远大于唐朝的。

北宋末年,东京开封府便出现了严重的“天价宰客”现象。那是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于南京(今商丘)登基,任命老臣宗泽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其时,东京刚刚经历过“靖康之耻”,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走,京师的金银也被搜刮一空,人心惶惶。不少店家趁机坐地起价,导致“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一些商品的价格比之前居然暴涨了10倍。你到食店买个烧饼吃,都要被狠狠“宰”一刀。因此,“郡人病之”,怨声载道。

宗泽刚赴任,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商家“天价宰客”的问题。他对属僚说:“要治这个乱象也不难,都人率以饮食为先,先收拾几个宰客的食店老板,杀鸡儆猴,看还有哪个商贾敢哄抬物价。”

宗泽秘密派了几名亲信,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到批发市场购买了一些米麦、面粉,发现粮食的价格比之以前太平时期并无大涨。宗泽又叫兵厨(类似子炊事班)将买来的面粉做成笼饼(馒头),重量与用料都与市肆销售的一样;又叫酒匠取一斛糯米酿酒。然后计算笼饼与米酒的全部成本,结果发现,一个笼饼的成本只需要6文钱,一觚米酒的成本是70文。而市肆销售的笼饼,每个叫价20文,酒每觚200文。这下宗泽心中有数了。

随后,他命人找来一个高价卖笼饼的商人,问他:“三十年前,我来京师参加科考时,笼饼的市价是7文钱一个,如今涨到20文,是不是因为麦价翻了好几番?”饼商说:“自都城战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饼价因袭至此,大伙都提价,我也不能违众独减。”

宗泽取出之前兵厨做出来的笼饼,说:“此饼与你卖的,轻重一样,我按现在的市价,计入了柴薪、面粉、工值的费用,成本只需6文钱,如果卖8文钱,还有2文钱的利润。你哄抬物价,高价宰客,罪应处斩。只好借你的人头来稳定物价与人心了。”随即命人斩了饼商,并发出通告:“笼饼只准卖8文钱一个,敢擅增此价而市者,同处斩。”次日,饼价回落到昔日水平,也未见有商家罢市。

又隔一日,宗泽将负责官酒买卖的酒官任修武叫来,问他:“现在都城的糯米并未提价,何以酒价提高了三倍?”任修武知道前日已有一名饼商被斩,因此很是“恐悚”,战战兢兢地说:“近来都城的权贵亲属私自酿酒出卖,他们不用缴纳酒税,又不用支付工役薪水,所以酒价很低,抢了官酒的生意,官酒若不提价,就亏本了。”

宗泽说:“我若取缔了私酒,官酒每觚降价100文,你估计能不能营利?”任修武说:“如果这样,大家都来买官酒,饮者俱集,至少是可以保本的。”宗泽盯着任修武看,良久才说:“那好,我暂时将你的人头寄在你颈上,你回去贴出告示,宣布官酒每觚降价100文。”

次日,宗泽再出令:“敢有私造曲酒者,不论是何方权贵,立即逮捕,有多少抓多少,并行处斩。”酿造私酒的权贵亲属听说过宗泽的手段,不敢造次,赶紧“倾糟破觚”,关了私酒作坊。于是,“数日之间,酒与饼值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

宗泽以霹雳手段治理东京“天价宰客”乱象的故事,被明代的冯梦龙当成历史经验收入《智囊全书》,并写了一段“冯子述评”:“借饼师头虽似惨,然禁私酿、平物价,所以令出推行、全不费力者,皆在于此。亦所谓权以济难者乎?”冯梦龙虽然觉得被斩头祭旗的饼商有些可怜,却又不得不承认宗泽“乱世用重典”确实有立竿见影之效。但我们以现代人的价值观来衡量,宗泽的做法可谓“简单粗暴”,当然不足为训。不过这个故事也说明,有司若是敢动真格,“天价宰客”完全是可以治住的。

对于今人而言,更有启发性的是冯梦龙《智囊全集》收录的另一个故事:赵抃越州治物价。那是熙宁八年(1075年),由于江浙一带发生旱灾兼蝗灾,庄稼歉收,导致“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两浙路诸州县的官府都在街衢道路贴出公告,禁止米商提高米价。

惟独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赵抃反其道而行之,在通衢出榜,“令有米者增价粜之”,宣布政府不抑粮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高价销售,叫价越高越好。各地的米商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运粮前往越州,一时间越州“米商辐辏”。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价格取决于供需关系,商品供应越充足,价格就会越低,因此,很快,越州的“米价更贱”。冯梦龙评论说,“禁人增米价”的官员只是“俗吏”罢了,“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赵抃“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江浙地区商品粮的市场化是非常发达的,价格信号的传递,米商的反应,都很敏捷。倘若缺乏这一市场化的基础,赵抃的“奇招”不可能奏效。

严格来说,赵抃面临的是天灾导致的物价上涨,并不是人为的“天价宰客”。不过,结合前述宗泽整治东京商贾“宰客”的经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充分的市场竞争加上严厉的政府监管,足以整治“天价宰客”的乱象。可不是吗?但凡发生“天价宰客”乱象的地方,要么市场竞争不充分,要么当地政府不作为,要么两者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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