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缘何退出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原子核研究所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李春明 时间:2017-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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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学部委员、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右1)等在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致力恢复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把发展科学事业也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开国大典过后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随后陆续组建了包括数理、生物、化学、地学、天文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学科的22个下属研究机构。其中,吴有训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前身),主要研究方向是原子核物理、宇宙线、理论物理等。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任主任委员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随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依据“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指导方针,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即《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其中将“原子核物理与基本粒子物理”确定为今后12年内物理学重点发展的三个学科之一。

基本粒子物理(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能产出高能粒子束的大型科研装置,就我国当时的财政状况、基础工业水平及其他一些原因,还没有能力建造这样的科学研究设备,只能根据当时的条件开展一些理论和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

恰好在此期间,苏联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各国的原子能和平利用,提议联合建立东方核子研究院,由参加国选派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到该院共同进行核子物理理论和实验研究,以促进各成员国核子物理研究的发展,并商定于1956年3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相关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就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协商。3月17日深夜,周恩来召集薄一波(国务院副总理)、刘杰(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地质部副部长)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商谈中国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关事宜。随后,周恩来致电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苏方通知,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将在3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讨论建立东方核子研究院问题的会议”,我国决定由刘杰、钱三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彭桓武(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赵忠尧(物理学家)四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会议。“会上将讨论的问题,国内已给他们原则指示。”1956年3月26日,中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决定》上签字。同日,刘杰代表中国政府在文件上签字。该所所需经费由各成员国共同承担(中国负担经费总额的20%,每年需向该所支付约1800万元人民币的外汇)。所址在莫斯科州北端的杜布纳,那里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能粒子加速器。

1956年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以下简称“联合所”)正式成立,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高能物理实验、核结构、核反应、中子物理、理论物理等。中国陆续派出包括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张文裕、胡宁、朱洪元以及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130余位科技工作者到该所工作、学习,中国一批年轻的物理工作者有机会参加物理学前沿的工作,在业务水平上有很大提高,增进了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科技人员之间的友谊。王淦昌领导的研究组在这里经过数万次的实验观测,成功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存在。

联合所建所之初,客观地说,作为东道主的苏方对中国及其他成员国的科技人员还是友好、热情的。据当年在该所工作过的一些中国科学家回忆,那时苏联同志对我们很照顾,凡是我们不懂的,他们都会认真讲解,我们需要的器材,他们也会优先提供。另外,该所具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气氛,时常展开自由争论,能迅速吸收国际核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等,也让中国科学家感到满意。该所所长德·布洛欣泽夫(苏联人)也曾热情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物理学家来参加工作和学习”。在1958年召开的联合所全权代表会议上,王淦昌当选为副所长。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苏方的“老大”心态不断膨胀,联合所逐步被苏方一家控制。他们在所内施行“家长式”管理,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

所内各级实权领导岗位,如所长、行政所长、各研究室正副主任、各处正副处长等绝大多数被苏方人员占据。他们中的一些人霸气十足,不讲民主,独断专行。例如,不顾其他成员国反对,强行增加各成员国分摊承担的经费,擅自签订同苏联其他研究所合作的合同。

垄断重要研究课题,独占重要研究成果。还在所内设立“秘密”研究组,中国全权代表想了解该研究组的工作情况,也横遭拒绝。

强占所内绝大多数编制名额。联合所工作人员总数约4000人,苏方以外各成员国的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只有250余人。即使这样,苏方还要寻找各种借口,加以限制,不准各国足额派遣。

将联合所作为剥削其他成员国的工具。把花费40万卢布购买的苏联产“基辅”型计算机,在添购了不少贵重配件后,擅自以2万卢布的低价卖给苏联其他研究所,等等。

尤其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苏共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不讲信用,把中苏两党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展到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在各种场合公开攻击中国,将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联合所在苏方控制下,也多次组织反华活动,展出反华书刊,所内报纸陆续刊登反华文章等。另外,联合所接受中国研究人员的数量也逐年减少,并且百般刁难,使他们难以正常开展科研工作,令中国科学家十分愤慨。

即便如此,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利益,使联合所能在正确轨道上健康发展,中国曾多次对苏方的错误做法提出善意批评和建议,但均遭苏方无理拒绝。鉴于这种情况,中方有关方面曾经建议,与其每年给联合所投入大量经费,得不到多少实际收益,不如回到国内来我们自己搞。

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表示,在中苏关系的新形势下,有关科学技术上的若干问题,应有新的方针和做法。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有可能这样一逼,反而成为发展我们科学技术的动力。在这上面,有可能要多花一点钱,有些要多花一点时间,但这是会得到报酬的,可以培养自己的力量,练出真本事。

1964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在中国驻苏使馆接见了在联合所工作的全体人员。当听取中国组负责人张文裕教授有关联合所情况的汇报后,他当即表示:“看来,在国内我们自己也必须发展高能物理这门科学。”

由于实在无法忍受苏方的恣意妄为,1964年以后,联合所内其他成员国也开始公开表示不满,纷纷要求进行机构改组。迫于压力,苏方同意于1965年4月中旬至6月陆续召开联合所成员国代表会议、联合所非常全权代表会议等三次会议讨论机构改组问题。

就在联合所成员国代表会议于1965年4月13日召开前夕,邓小平于4月8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当研究中国对联合所采取什么方针时,邓小平明确指示,我们对联合所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应设法退出,尽速“吹掉”不再干。4月10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就“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采取什么方针问题”写报告请示邓小平,建议在联合所拟议召开的三次会议上分几步提出我们的六点要求:从现在起联合所的各级领导职位,由各成员国人员轮流担任;精减人员,改变各成员国在联合所内工作人员的比例;联合所的全部财产,统归各成员国共有;所内一切开支必须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目前每年的经费总额应削减1/3;苏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任何工作人员不得歧视、排挤和攻击;对现有的有关协定和章程进行重新审查,凡是不平等、不民主、不合理的条款,均应彻底修改。同时建议如果苏方在4月13日成员国代表会议和5月底学术会议上均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意见,则在6月举行的非常全权代表会议上,把我们的六点要求全盘提出,假如苏方仍不接受或者开动表决机器否定中国方案时,中方即正式声明退出联合所。4月11日,邓小平批阅同意了这份报告。

在4月和5月的两次会议上,苏方对中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置之不理、一意孤行,这就坚定了中国退出联合所的决心。

不久,国务院任命力一(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此前他多次赴联合所工作或参加会议)作为中国全权代表,于6月初率团前往苏联杜布纳参加联合所的非常全权代表会议。6月8日,力一依据中央指示精神在会上列举了苏方独霸联合所的八大问题,并提出联合所的领导职务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清查财务账目等六项改革措施。苏方对力一的发言仍然置若罔闻,就在大会闭幕式上强行通过按照苏方意图起草的所谓“决议”时,一直在“闭目养神”、成竹在胸的力一立即起身郑重声明:中国退出联合所!从1965年7月1日起,中方不再承担对联合所的任何义务。

1965年6月23日,中国在联合所工作的人员全部回到北京,在火车站受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等领导的热烈欢迎。26日,聂荣臻在北京科学会堂接见了从联合所归来的全体人员,同大家座谈退出联合所后如何开展我们自己的核物理研究工作问题。

7月17日,聂荣臻就退出联合所后中国如何开展核物理研究工作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写报告,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基本粒子物理是重要的基础科学,各国都很重视。我们从联合所退出后,在这方面不能无所作为。从科学上看,高能物理是探索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微观运动规律的前沿,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按照原子能事业和整个科学研究的进展来看,需要也可能自己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我请二机部找有关专家研究,初步设想是:第一步建立一台能量为30亿电子伏特的高能质子加速器,大致在七年内完成,以此为中心建立一个核物理研究所。第二步1970年至1980年,建立300亿电子伏特以上的巨型加速器,大体可以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第二步只是轮廓设想,当前要抓紧第一步的工作。有了30亿电子伏特的高能加速器,我国的核物理研究就有了实验手段,工作就可以开展(科学院、高等学校都可以利用这个设备);而且,由于这些加速器要求技术水平高,还带动许多新技术部门(新材料、精密仪器元件、电子技术、真空技术、强磁场等)的提高,对发展整个科学技术事业和新兴工业技术,实现主席赶超的号召,也有好处。这项工作需要以二机部为主,科学院、高等学校以及有关工业部门大力协同才能完成。但是需要在二机部内有一支基本队伍来筹办这件事。拟同高教部等部门商量,把这次联合所回来的47人基本上留下来搞这件事情。

不久,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由聂荣臻主持建设我国自己的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继续利用每年约1800万元投资在国内建造高能粒子加速器,并成立了高能加速器筹建组。根据钱三强的建议,由力一牵头,计划建造一台能量为32亿电子伏特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在进行方案设计的同时,还派人到中南地区进行选址、勘察等工作。

不幸的是,“文革”爆发后,中国科技界遭受严重干扰,建造高能粒子加速器的计划也只能就此搁置。

1972年9月,周恩来在张文裕等18人就“必须发展高能物理以及建造高能加速器,以改变中国高能物理的落后状况”的来信上做了重要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不久,中国科学院、二机部根据这个批示决定组建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进行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高能物理实验研究装置项目得以重新启动。198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中国物理学家期盼已久的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工兴建,预示着中国高能物理研究事业即将步入辉煌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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