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怎样影响着东西方的命运

来源:世界知识 作者:徐波等 时间:201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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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列瓦基宫,1945年2月盟国三巨头在这里举行了雅尔塔会议。此照片拍摄时宫门上方尚悬挂乌克兰国旗。

嘉宾/孔寒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初晓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于铁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项佐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李 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主持/徐 波 《世界知识》编审

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内容是:打败法西斯并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重新绘制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重新划定德意日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土的归属与边界;建立联合国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对殖民地和国联委任统治地实现托管计划,提倡和平、民主、独立原则。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来看,雅尔塔体系希望建立和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

但是,雅尔塔体系也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 ——摘自徐蓝主编:《世界近现代史 1500-2007》

两张纸片分别决定欧洲与远东的命运

1944年10月9日,晚22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丘吉尔与斯大林。当时,他们的谈话不为人知。10年后,当事人之一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还原了当时的情景。

“我拿过半张纸,写出: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国家(也就是英国和美国)——10%,希腊:英国(与美国一起)——90%,俄国——10%,南斯拉夫:50-50%,匈牙利:50-50%,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国家——25%。我把纸条交给斯大林,斯大林当时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过一只蓝色的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然后把纸条交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比把这件事写出来还要快……斯大林铅笔划过的纸条就放在桌子中央,双方都一言不发。最后,我说:‘我们就这样解决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事情,是不是给人感觉有些玩世不恭?让我们把这张纸烧掉算了。’斯大林说:‘不,你留着吧。’”

这就是二战后期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议”。此前英苏双方对此已有一系列触及,其后两国外长讨价还价,使苏联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影响力分别增加到80%,而英国则在希腊得到回报。此时,苏联千呼万唤的第二战场,总算在这年6月6日在诺曼底开辟,而苏军已于这年春天越过边境迅速向中欧和东南欧挺进,到9月已经解放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经南斯拉夫进入匈牙利。丘吉尔深感必须与苏联达成协议,否则整个东南欧都可能落入苏联势力范围。于是,两人就这样用半张纸和短短几分钟“解决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这样做“玩世不恭”,而且在向罗斯福通报时避免使用“划分范围”这样的字眼,以免“吓着美国人”。将近四个月之后,这三巨头举行了雅尔塔会议。可以说,这个百分比协议是几大国在雅尔塔决定更多人“生死攸关的事情”的预演。

几个月后,1945年7月2日,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又是一张纸,决定着另一个地方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一次这个地方是远东,拿着这张纸的是斯大林,而他谈话的对象不是他的大国同谋,而是大国刀俎下的鱼肉。那是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过程中的事。代表团成员蒋经国后来记下了这个过程:第一次见面时,态度非常客气,但到正式谈判时,斯大林拿了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地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这张纸,就是三巨头四个多月前达成的“雅尔塔密约”。也就是说,苏联开出的条件,中国国民政府基本上只能照单接受。这就是雅尔塔会议的结果。

雅尔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小城。不大的地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这个半岛本属俄罗斯,上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将之“赠与”乌克兰。但1991年苏联解体,克里米亚的归属就引起了争议,最终它还是留在了乌克兰。2014年3月18日晚,正当乌克兰危机风紧云急的关头,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从即日起克里米亚被视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同日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签署克里米亚入俄条约。此事被称作俄罗斯对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20多年来西方步步紧逼做出的“绝地反击”。人们立刻想到,雅尔塔就在克里米亚。仿佛是宿命:已经随着苏联解体而在欧洲消失、曾与雅尔塔体系交织在一起的那种格局,又要以这个雅尔塔所在地的主权易手为标志,而在欧洲回归吗?

但在1945年,当然没有人会预见到这些。那时的苏联经过反法西斯战争,正在上升为主导世界的大国,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与斯大林会晤的原因。1945年2月3日中午12时10分,罗斯福专机在半岛上的一个小型机场降落;20分钟后,丘吉尔专机也降落在此。美国国歌、英国国歌和共产国际歌演奏完毕后,一列吉普车队驶往半岛南端小城雅尔塔。次日早晨,作为主人的斯大林方才率员抵达。在曾经是沙皇别墅的列瓦基宫,雅尔塔会议开始了。

会前会后,惊心动魄的往事

时隔70年后,回顾雅尔塔会议及会后涉及中国和远东问题的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依然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李晨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丘吉尔敏锐地感觉到二战的结果将是苏联在欧洲坐大,故决定双管齐下,一是借美国参战,将美国力量全面引入到欧洲事务中制衡苏联,二是争取在战争结束之前,尽量与苏联划清双方在中东欧的影响范围,明确战后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从对英国有利的方面来维护欧洲均势。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百分比”协定就是这样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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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协议”。丘吉尔写下若干百分比,斯大林打了个对勾。

到雅尔塔会议召开之时,苏军和美英联军双方对德作战的军事进展已经大体勾勒出了二战后欧洲的地缘政治轮廓,即苏联控制东欧,而西欧则在英美的影响下。因此,尽管苏联和美英之间的矛盾在雅尔塔会议上也有表现,但基于军事进展和相互妥协,雅尔塔会议对于欧洲的安排大体上承认了各方在欧洲的利益,并且在继续完成对德作战和战后对德国占领等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照顾到了二战带来的欧洲地缘政治新变化,为欧洲的战后秩序绘制了蓝图。从这一点来看,雅尔塔会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李晨说,与对欧洲的战后安排相比,直到雅尔塔会议时,主要大国对于远东的战后规划却还处于初级阶段。此时欧洲的突出问题集中在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上,而远东的问题则相对分散。英国关心的是战后恢复其在远东的殖民地。而美国认为,多年的对日作战不应该是为了帮英国夺回被占殖民地。美国对于远东战后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挥中国的大国影响,但又在战争中发现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诸多问题。到1945年初,日本惟独在中国还能处于攻势,国民党正规部队受到沉重打击。那么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在对日作战的最终阶段和战后在远东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就要打问号了。

从战争进程来看,美国认为,只有对日本本土发动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才能彻底打垮日本,为此美军需要准备承担上百万人伤亡的代价,并且即使欧洲战事进展顺利,美军可能也要到1946年才能登陆日本本土。所以直到雅尔塔会议,美国对于远东关注的重点还是如何结束对日作战问题。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美国把争取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作为雅尔塔会议的重要议程。

而苏联此时却不急于参加对日作战。这固然是因为此时苏联正全力对德作战,也因为苏联待价而沽的心态:它要借对日作战在远东获取最大的利益。李晨说,苏联明确表示打垮德国后三个月可以参加对日作战,但交换条件是苏联要取得在远东的一些特殊利益,比如确认外蒙独立,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势力范围、取得千岛群岛等。这些交换条件某种程度上是沙俄40年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西,在美国看来,40年间国际环境变化那么大,比如这些问题涉及中国,难道中国会像清末那样只能任由列强宰割?何况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因为日本对于东北的侵占才爆发的,战后接收东北主权也是中国政府的重中之重。在美国强调中国大国地位的时候,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给罗斯福出了难题。

然而,为了争取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罗斯福此时决定满足苏联的要求。中国并没有参加雅尔塔会议,在美苏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也只有吞咽这个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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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被列强欺辱压抑已久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进入世界四强”的消息被人们奔走相告。但是美英苏三国首脑随即举行德黑兰会议,商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这次会议前夕,丘吉尔曾密电斯大林建议中国领导人与会。而斯大林回电称,德黑兰会议除美英苏三强之外,“吸收其他任何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考虑都应取消”。斯大林并将此意电告罗斯福。丘、罗对此均表赞同。此后美英苏之间就“交换条件”问题一直在秘密协商,而中国却始终未能与闻这一事关自身重大利益问题的任何消息。雅尔塔,再次背着当事国中国。1945年2月8日下午,当斯大林在雅尔塔提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时,罗斯福表示,需要找到机会和蒋委员长商谈此事。斯大林称,现在尚无必要和中国商讨,当苏联从欧洲战场上抽调25个师到远东战场上时,将是同蒋委员长谈此问题的好时机。2月10日下午的会谈再次涉及苏联希望在中国东北获得的权益,斯大林并称“蒋委员长对外蒙古之现状亦应表示同意”,并希望由罗斯福去与蒋介石商谈。罗斯福说,考虑到保密问题,此事何时与蒋委员长商谈为好?斯大林回答:当我们认为时机到来时,将通知总统。

2月11日,在列瓦基宫,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即雅尔塔协定)上签了字。这个协定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的条件中,涉及中国的内容主要是: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将予保持;大连应列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海港内之特别权益将予保障,苏联并得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长铁路将由中苏合组之机构共同经营。

协定中还写道:三国确认,上述外蒙古、旅大港、中长铁路之各项协议,需征求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在斯大林元帅之建议下,将设法获取蒋委员长之同意。三国领袖并一致协议,在击溃日本之后,苏联之上列要求将毫无疑义地得致达成;苏联表示乐于与中国国民政府签定中苏友好协定,俾得以武力协助中国自日本之压迫下求得解放。

但是,雅尔塔会议后所公开发表的公告,对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条件等有关内容无一字提及。所以,当时中国方面对此一无所知。但蒋介石及国府最高层官员已敏感地嗅出这个协议一定包含涉及远东及中国方面的内容。初晓波从蒋介石这段时间的日记中追寻出了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最初反应。在会议前夕的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已有最初的记录。因为苏方原本要求中国外交部长到莫斯科会谈,以便解决两国之间的重大外交问题。因此蒋介石已对宋子文赴俄所应提出的提案有所考虑。宋子文等也在做赴苏的准备。但苏方又托辞将中国外长访苏的时间向后延期。蒋介石对此具有强烈的敏感性,担心中国成为大国牺牲的对象。

蒋介石拜请当时正在华盛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代为了解内情,同时还命令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想方设法打探内情。得悉情况后,蒋介石非常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初晓波说,蒋介石对雅尔塔所做决定的态度非常复杂。例如,他在4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不稍予以法律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中而收复,则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他开始想得非常明确、坚定,但是后来一步一步地被迫退让:既然外蒙是斯大林志在必得的,那么能不能换取东北、新疆以及对中共态度上的有利条件呢?中长铁路看来是要租借出去了,那旅顺能不能保住?旅顺如果保不住,能不能多国共治,而不让苏联一国独占? 

于铁军说,三国在雅尔塔商定远东秘密条款之后,便迫使蒋介石政府同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确定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同时,把作为参战条件的外蒙独立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等内容落实下来。5月9日德国已投降,欧洲的作战行动结束,盟国得以全力对日作战。而此段时间美苏心态都在微妙变化,美国觉得或许已不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苏联却怕日本投降太早使自己失去通过参战获得收益的机会,所以一方面设法使日本因幻想苏联调停而拖延战争结束,一方面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并急于迫使中国接受自己的条件。1945年6月30日,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这个谈判过程曲折激烈,前述斯大林把那张纸掷在宋子文面前的事,就发生在其中一次谈判中。面对中方的据理力争,斯大林态度坚决。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既然要让我们帮忙来赶走日本,那就应该接受我们的要求!另一次,在45分钟的争吵中,斯大林曾两次声言:谈判就到此为止吧!大有终止谈判之势。

初晓波说,中国最终不得不一退再退,蒋介石气愤不已,“今日国际交涉无所谓公理与情感,只有实力与利害关系,更无是非可言。” 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一直郁郁寡欢,日记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与此相关的记录。作为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所谓的世界五大国领导人之一,日记里留下了雅尔塔体制这个宏大的历史话语之下的微妙细节,让人感到非常无奈。

为不承担在中苏条约上签字的责任,宋子文辞去外长职务,由王世杰接替。而此时,国际政治和战场形势都在发生变化,美英苏三国首脑于7月17日~8月2日举行波茨坦会议,并拟定向日本发表劝降的最后通告。7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24小时之内签字,否则英美两国将单独发表对日警告。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放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百万苏联红军沿五千公里战线向侵华日军发起全面进攻。也就是说,在中苏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苏军已经进入中国对日作战,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终胜利起到重要作用。8月14日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次日,日本宣布投降。

对苏联与蒋介石政权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后苏方领导人曾多次表示那是一个不平等条约。1949年7月11日晚,斯大林对秘密访苏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那么,中共接受斯大林这个说法了吗?

雅尔塔带来了什么

当然,对日作战以及安排战后远东事务不是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系的全部内容, 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系的意义也是巨大的。关于雅尔塔会议和会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或称雅尔塔体制,人们已经讨论得太多了。用于铁军的话来说:雅尔塔会议是美苏英三国首脑在二战快要结束而尚未结束时,就战后世界秩序达成一系列协议和谅解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后世界格局和秩序,一般称之为雅尔塔体系或雅尔塔体制,其性质是大国安排世界。

孔寒冰也认为,雅尔塔体系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合作的美英苏等大国战后划分势力范围,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是雅尔塔体系的“主心骨”。从近代国际关系史来看,每一次大的国际战争之后,都是基于战争的结果,由大国主宰来安排战后秩序。

于铁军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雅尔塔体系跟之前的国际体系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所不一样的是,这次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结构是一个两极格局。这与维也纳会议之后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多极格局不同。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体系的主角是美国和苏联两个非西欧国家,而且美苏两国政治制度也迥然不同,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战后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以及它们之间的冷战。

初晓波说,决定对日宣战、彻底清算法西斯和建立联合国等,也都是雅尔塔体制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些当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它也引发了强烈的分裂化特征: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两大阵营的分裂;在欧洲是东欧和西欧的分裂,包括分别以华约、北约成立为代表的全面对立;在一些具体国家,则有东西德国和朝鲜半岛南北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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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的克里米亚半岛,承载着历史的厚重。19世纪50年代与英法等国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俄国历史上的大事。

孔寒冰主要讲到欧洲的分裂。他说,由于地缘政治诉求、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别,大国间的合作尤其在欧洲的合作,往往是以牺牲小国和别国利益为前提的,这样的合作就是在矛盾和摩擦中进行的,其重要的后果就是给后来埋下了多种的冲突种子。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讲,雅尔塔体系的最重要成果恐怕就是东欧的诞生。地缘意义的东欧是由地理位置上中欧和东南欧八个国家组成,民主德国是分裂的德国的东一半,其他七国在成为东欧之前或者属于西方或者受制于西方,与苏联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是三大国的雅尔塔会议硬将它们从西方切割下来,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没有一统天下的苏联,没有单独执政的共产党,没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无所谓东欧了。

人们往往把雅尔塔体系与冷战联系在一起。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雅尔塔体系的存在与冷战在时间上高度重合,二者具有密切关系。但是,孔寒冰指出,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并不标志着冷战的开始,甚至可以说与冷战没有直接关系。雅尔塔体系的本质是一种大国牺牲小国利益的合作。所以,东欧在1944~1948年间叫人民民主时期,而不是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它们虽然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但不能立马实行共产党一党领导,不能直接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还得跟西方保持一定的关系,有的国家还是多党制,甚至保留国王,等等。因为这个时期苏联和西方还是同盟关系。但是有一条,东欧必须明白,它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能突破摆脱苏联、回归西方的这条底线。1947年美苏交恶之后,苏联立即迫使这些国家实行共产党一党制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彻底将它们与西方硬切割。另外,还要看到,在整个冷战期间,无论苏联如何对待东欧国家,哪怕是1953年出兵镇压东柏林工人罢工、1956年镇压匈牙利改革、或是1968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是袖手旁观,顶多喊两嗓子,从没有过实质性的干预。原因也很简单,这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管东欧国家曾有多少冲破苏联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但最后总以悲剧结束——因为它触碰了苏联的底线。没有戈尔巴乔夫,没有苏联的变化,东欧国家的剧变完全是不可能的。 

李晨也说,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雅尔塔的安排本身不是冷战,从雅尔塔到冷战有一个过渡阶段。如果某些环节能有变化,冷战或许不会出现。而且,尽管美苏在欧洲滑入了冷战,但雅尔塔确认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并没有因为冷战爆发而变化,冷战主要将美苏关系由合作转变为对抗。雅尔塔会议讲好的是,在承认势力范围的基础上,大家一道占领管制德国,进行欧洲的战后重建,可冷战爆发之后,因为美苏对抗、德国分裂,欧洲的和平与秩序也不能靠大国合作,而只能靠核武器和两大军事集团来维系了。

初晓波则讲了雅尔塔体制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1946年8月,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很明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雅尔塔体制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对美苏两国战略动向的判断。新中国建国后选择和苏联结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极大改变了亚洲的战略态势。但在付出了诸如朝鲜战争这样沉重的代价以后,中国在1954年前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斡旋协调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原因之一是中国承受的来自于雅尔塔体制的压力太大,必须寻找平衡和新的舞台。1955年中国积极参加万隆会议,并促成了万隆精神的诞生,就是意识到了这个体制中日益成长起来的新的因素。

1963~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经济落后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而经济发达的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和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这种判断反映了雅尔塔体制发展过程中,美苏对立大背景下多种力量崛起、两大阵营内部出现矛盾和分裂的事实。到后来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与此一脉相承,将全球争霸的美苏两国划为第一世界,把反对第一世界的主要力量赋予了第三世界。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对雅尔塔体制的观察与调适,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在这个体制中自我身份定位的重大变化。

雅尔塔怎样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这就又回到了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二战结束不久,中国便爆发了国共内战,随即新中国成立。而雅尔塔体制和战后美苏对立,便构成了中国内战的国际大背景。

初晓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制的认识过程。在1945年2月3日,即雅尔塔会议正式举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告诉他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经准备开会了,结果过几天就会知道。他告诉周恩来,苏军逼近柏林,各国进步力量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战场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美蒋一定急于与中共取得政治妥协。所以他要求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绝不让步。看来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对雅尔塔会议反应都非常迅速,双方都意识到了这次会议有可能对整个中国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

初晓波说,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谈雅尔塔会议是2月15日在延安党校的一次报告。这时雅尔塔会议已经结束,延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关注这次会议。毛泽东说,有些人经常散布谣言,说美英苏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他们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毛泽东的结论是,摩擦是有的,但团结占统治的地位,因为现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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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尚未签订条约的情况下,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图为苏军解放大连,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驻延安使团的著名“中国通”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汇报的电报中,保留了很多他和周恩来在重庆、和毛泽东在延安谈雅尔塔、世界形势、中国内政的内容。他的感受是,中共认为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不太可能会侵占中国利益,因为当时中共的一个基本想法是帝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当时谢伟思发回美国的报告以及美国方面的评论来看,美国认定中共并不了解雅尔塔会议真正的情况,也就是说,苏联事先并没有告诉中共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但是后来中共领导人对雅尔塔多次提出了批评。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把中国全给了美国,给了蒋介石,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共产党而支持蒋介石。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他甚至谈到了信息来源,是斯大林告诉了铁托,而中方是从铁托的回忆录里看到的。显然,毛泽东在雅尔塔会议举行期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1964年7月他又在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保证所谓蒙古独立为借口,把外蒙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这完全是批判的口吻。1967年4月,周恩来和越南领导人范文同谈话的时候也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斯大林,周恩来认为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来划分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是有错误的,作为策略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政策就不对了。

初晓波说,雅尔塔对中国外交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隐含了后来中共和苏联之间很多矛盾的潜在线索。中国为什么那么强烈希望独立自主?为什么和苏联“老大哥”短暂蜜月之后迅速反目?我觉得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制是有重大影响的。

李晨认为,雅尔塔的安排对中国国共双方的影响都很大,但是并没有让它们可以完全依赖于某个大国。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主要还是根据二战期间的《租借法案》,而且非常有限。二战后美国依据《租借法案》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就停止了。美国派出登陆舰船把国民党军队运到东北和华北。这对于国民党军队战后接收主权帮助确实很大,但也刺激了苏联。苏联非常担心美国改变政策,不承认苏联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于是苏联在东北和国民党军政当局合作的意愿也下降了。但美国此时对国民党军也无更多的帮助。

中共面临的情况也类似。苏联出兵东北确实给中共创造了进军东北的机会,但苏联对于中共的援助和支持还是有界限的,毕竟有中苏条约的限制,而且苏联是因为觉得和国民党合作不一定能够保证它在东北的利益,才真正认可中共在东北的存在。但是中共进入东北之后,真正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站稳脚跟,基本上是靠中共自己的努力。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剿匪、土改,发展军工生产和交通,以及逐渐适应在东北的正规作战,实现了从游击队到野战军的转型,这些举措见效之后,中共才真正有能力在东北和国民党进行决战。

于铁军说,按照1947年以前的基本设想,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支柱是中国国民党政权。但国共内战的结果是共产党取得摧枯拉朽式的胜利,美国因此而“丢失”中国,被迫大幅度修改其东亚战略,逐渐使日本取代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基点。于是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大幅调整。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先后签订,雅尔塔体制的核心架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至此才在东亚有了较为清晰的体现。

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关于战后朝鲜的规划相当模糊,大致是要朝鲜通过托管而最终获得独立。后来美国和苏联出兵占领朝鲜南方和北方,以三八线为界接受日本投降,并分别扶植成立南北朝鲜政府。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停战协定签订时,南北朝鲜的界线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三八线。战争的结果说明,南北分立、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并非那么容易改变。直到今天,三八线还横贯朝鲜半岛,成为东亚的柏林墙。也由于朝鲜战争,中美直接交恶,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对峙最终形成。由此可见,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实际上把雅尔塔会议时模糊不清的规定明晰化了。

李晨则指出了远东格局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从雅尔塔会议到朝鲜战争爆发,仅有短短五年的时间,远东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欧洲相比,雅尔塔对于远东的规划确实很粗糙。美国在政治上要扶植中国发挥大国作用,但落实到行动,却非常谨慎,尤其是面对国共内战的复杂格局。苏联也只是关心周边地区的势力范围能否维持,以及拓展安全范围,在1949年之前,对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变化,也是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中国内战的确受到雅尔塔国际背景的影响,但是从进程和结果来看,内生的动力作用更大。中国的内生变化自然会影响周边。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合作维持战后亚太秩序的规划落空后,自然会把注意力转向扶植日本。苏联认为,美国默许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没有干涉,那朝鲜半岛“锦上添花”也未尝不可,于是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统一的政策,推动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美国则因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朝鲜战争爆发的震撼,下决心强力介入东亚事务,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出兵遏制中苏,随后又构建军事同盟体系。印度支那方面,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原本是游击战,而且是孤军奋战,但到了1950年,就出现了背靠新中国的有利局面。有了中国的支援,游击队可以转化为正规军,能够和法军主力正面交手了。因为有了中国因素,美国对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担忧也就加重了,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

于铁军说,美苏当时的合作,也都只能是基于当时情况所做的一个大而化之的东西。它们设定了蓝图,想控制战后的局面,但它们能随心所欲吗?它们想控制的那些地方,也有自己的领袖和伟人,有自己的目标和行动,想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这不是少数大国能搞定的。例如中国有毛泽东,朝鲜有金日成,越南有胡志明,在他们的带领下,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冲击着战后的雅尔塔两极体制。

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雅尔塔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东西方亿万民众的命运,但也引起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弹,它们要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自主地选择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雅尔塔就这样从正反两方面一步步地塑造了战后的局势,在许多国家造成一系列重大变迁,也改变着亿万民众的生活。这种影响并没有因为时光流逝、时代变迁而彻底改变。

雅尔塔体系结束了吗

雅尔塔体系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名词,它毕竟在几十年间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的历史进程和人们的生活。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崩溃的是冷战格局或两极格局,而雅尔塔体系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近代以来最能经受实践考验的一个国际体系。雅尔塔体系要保卫的是整个战后的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在这一点上雅尔塔体系基本完成了任务。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通过大国合作来保卫和平与发展的原则,是通过建立联合国以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国间相互制约的和平机制,即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决策”的表决程序来实现的,这一机制在冷战中没有改变,在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改变。冷战结束后,大国合作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联合国宪章》认可的五大国仍然是影响乃至主导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

的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主张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也指出绝不能容许日本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于铁军说,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发表的讲话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要牢记历史、毋忘战争、面向未来、珍视和平。现在我们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重要的是要传递正能量,向其他国家表明当今中国是一个文明、自信、繁荣、稳定和热爱和平的国家。

也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美苏两极对立为基本特征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也就终结了,但在东亚,情况则要复杂些。雅尔塔体制的消解似乎开始得更早,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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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右)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左二)迎接。随即中苏展开漫长激烈的谈判,直到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初晓波认为,国际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分割点,机制本身会有连续性,雅尔塔体制非常重要的特征,如军事同盟集团的影响力,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运转灵活。东亚国家目前仍然存在领土争端,对于钓鱼岛争端,我们援引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就是雅尔塔体制。但是所谓的后冷战时期到底是什么样的秩序?不要说世界范围,只说东亚地区,它实际上是多种秩序的一个复合。比如日本和朝鲜之间,没有完成对殖民问题的清理,没有邦交关系,更没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日俄之间也没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体系还没有清理干净。再看看区域内日益强化的同盟关系,冷战的遗留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对雅尔塔体制还是应该有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观察。

李晨从根源上指出了雅尔塔体系在远东与欧洲不同的问题。在远东,从一开始,各方对雅尔塔体系的接受就是勉强的。尤其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很快就感到可能不需要苏联对日作战,即使需要,雅尔塔会议的代价也太高了。苏联则担心如果赶不上对日作战的末班车,就无法在远东索取回报。所以苏军在德国一投降就迅速地向远东调兵。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苏在对日投降问题上的竞争已经展开了。从这一点来看,大概雅尔塔体系对远东的安排一做出来之后,它就已经出了问题。

于铁军指出了其后的事态发展。1955年,亚非国家撇开美苏独自举行万隆会议,开了“第三世界”成为国际舞台一支独立力量之先声。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中苏同盟名存实亡,雅尔塔体制中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不复存在。东亚另一个主要角色日本则在美日同盟的庇护下专心发展经济,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演时,世界大体上仍然处于雅尔塔体制之下,但尼克松已经认为世界形成了美、苏、西欧、中国、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称它们将确定今后30年世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走向。于铁军认为,雅尔塔体系在东亚的消解过程,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结束。因为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中心缔结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同盟一直存续到现在,并且仍然是东亚安全体系的核心架构,只是它们针对的主要对象现在变成了中国。

项佐涛认为,即使在欧洲,雅尔塔体系虽然瓦解了,但它的影响没有消除。美欧国家仍旧把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当成是欧洲安全乃至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把俄罗斯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之一。因此才有通过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来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种种举动。双方争夺的对象依旧是位于老牌西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地带,只是这次俄罗斯输得很惨,失去了苏联在二战后获得的原属老牌西欧国家势力范围的区域。原本在雅尔塔体系中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大部分加入了欧盟,剩下的也以加入欧盟为自己首要的目标;原来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也加入欧盟的加入欧盟,加入北约的加入北约,甚至欧盟东扩的火都烧到了俄罗斯老家的跟前。欧洲的政治格局似乎又回到了二战之前。

雅尔塔体系“回归”?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雅尔塔格局会在欧洲“回归”吗?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一系列事态使许多人不由得产生了种种猜测。

对这个问题,于铁军的回答是,乌克兰事件虽然再度提醒大家俄罗斯的存在以及它与西方的对立,使人回想起冷战时期欧洲的某些特征,但由于俄罗斯在相当长时间内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与整个西方相抗衡的力量,所以乌克兰危机并不预示着欧洲将重新回到两极体制。

孔寒冰也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乌克兰危机都不可能导致雅尔塔体系的复活。乌克兰并不属于西方,事实上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一样,不仅都是斯拉夫人,而且都是东斯拉夫人。乌克兰的不同之处是它处在东西方边界上,历史上曾有一部分被曾经强大的波兰侵占过。但波兰人也是斯拉夫人,与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一样是西斯拉夫人。西欧大国对这些斯拉夫国家缺少根本性的认同。东欧剧变以后,它们回归欧洲、加入欧盟、加入北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苏联了。但是认为东欧国家已经完全回归了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过于乐观了。想一想,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是谁?是西欧国家。三次瓜分波兰的是谁?是俄普奥三个大国。西欧不会对乌克兰完全认同,也不会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

项佐涛谈到了另一个方面。他说,把欧盟东扩看成是单纯地遏制和打压俄罗斯的举动是偏颇的,但不能排除这种意图。欧盟东扩,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是为了一个大欧洲的理想。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占据了地缘政治优势地位之后,大力在文化上输出自己的价值理念,同时还有在经济上扩大资本、商品市场和获取廉价的劳动力等方面的现实利益。从欧盟扩大的历史看,这两种成分兼而有之,但在不同时期孰重孰轻并不一样。但是,冷战结束后的欧盟东扩,现实主义的考虑似乎超过了理想主义。欧盟通过东扩的确把自己的战略防线进一步东移,更何况中东欧国家为西欧发展所提供的新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也不容忽视。

然而,欧盟和北约是否能够无限制地东扩,雅尔塔体系的结局是否会以俄罗斯的彻底溃败告终?项佐涛的答案是否定的。

从欧盟的核心国家说,它们发展新成员国的意愿在降低,东南欧和东欧国家劳动力整体素质、经济基础比较差,东扩给欧盟的经济贡献会越来越低。同时,东欧有些地区历史上一直被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欧盟和北约如果动了这些地区就会遭到俄罗斯的反抗甚至报复。欧盟和北约东扩时就不敢贸然行事。更何况,长期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剪不断、理还乱,是否有必要因为乌克兰激怒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谁对欧盟更重要,这是需要权衡的。

从东南欧和东欧国家对欧盟的认同程度说,它们是想加入欧盟的,但在自己的一些“核心利益”上,如领土主权完整、民族自决度和尊严,不愿意为了加入欧盟而让步。东南欧和东欧与西欧国家的文明差异本身就很大,而其欧洲怀疑主义的色彩更浓厚。欧盟越东扩,对当地国家的撕裂程度会越大,造成的社会动荡也会越多。现在乌克兰国内动荡正是亲欧派和亲俄派矛盾激化的结果。有观察家甚至认为,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之日,就将是国家分裂之时。

因此,可以说,狭义的雅尔塔体系虽然结束了,但是以欧洲老牌大国为一方、以俄罗斯为另一方争夺中间地带的斗争并不会结束。结束的只是附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的对立,然而,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再创造出一套对立的意识形态又何尝不无可能?真正变化的是由国家实力的消长而导致的大国势力范围的改变,是俄罗斯自身衰落,战略空间被压缩了。但是,一旦俄罗斯重新崛起,历史会不会再重演呢?

雅尔塔的启示:大国不能任性

雅尔塔体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初晓波指出,雅尔塔体制并不是按照一种既定的“路线图”规划设定好,然后一步步发展下去的。在雅尔塔体制的不同时期里,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默契和规则制定不是友好协商的结果,而恰恰是在彼此不断冲突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正是在美苏两国不断的矛盾和摩擦中,双方逐渐地摸清了对方的底牌,形成了一套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最后产生了相对的长期和平。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未雨绸缪:与美国的关系也好,与日本的关系也好,不太可能是通过几次会谈、通过一个关系定位就皆大欢喜、万事大吉了。中国可能要从雅尔塔体制中得到的一个前瞻或者警示是,新秩序的形成和新规则的诞生,可能不仅仅是通过外交和谈判来产生,要充分做好摩擦和冲突的思想准备。

而于铁军提出的启示是:大国也不能任性。大国在设计雅尔塔体制时是想控制这个世界的,但后来发现大国不是什么都能做得了的。如果控制不了,就要想一想能做什么。一个国家成为大国,要有所作为,但是事先得想好自己能做什么。美国是世界第一超级强国,手握原子武器,但它也控制不了越南的局势。苏联的军事力量一度看上去甚至超过美国,但在阿富汗八年,也被搞得非常狼狈。所以,大国要谦虚,不能因为你是大国你就任性。大国也要讲规矩、讲制度、讲法律。在二战后的新环境下,大国一定要考虑国际制度建设问题。既然战争已不能作为大国解决彼此间问题的最后方式,那么靠什么来解决问题?大国安身立命贵在诚信,贵在言必信、行必果,否则可能就跟大国角色不匹配。雅尔塔体制后来的发展轨迹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国也要谦虚谨慎,重视制度,讲究规矩,维护诚信。

李晨认为,雅尔塔体系给当今的大国关系能够提供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做好战略规划。主要大国在欧洲的规划中,明确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构架,即使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彼此与之相关的核心利益,也给予了默认。这应该是保持战后大国总体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当今大国之间对于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保持战略对话与沟通非常重要。然而,雅尔塔也告诉后人,地缘政治不是国际关系或者大国关系的全部内容,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容易明确,便于规划,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能够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也比较丰富。但相比之下,很多地区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内生动力,比如经济与社会变化导致的政治动荡,技术发展对于政治与决策的挑战,是很难提前把握的。雅尔塔的决策者们一定能够感受到二战对于欧亚大陆的经济、社会和地区与国内政治的冲击,但很难拿出一个一揽子的应对方案。冷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主要大国对于战后的社会与经济的剧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由此产生的焦虑心态与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等问题交织,加重了苏联与西方领导人之间的“战略互疑”。今天的大国关系当中,也面临着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剧变所产生的冲击,中国面临着深化改革的任务,美国的政治经济也出现了诸多瓶颈需要克服,在地区层面有“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变局,债务与金融危机给欧洲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震荡等。面对这些变化,主要大国应该明确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方向,携手应对,而不能被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所左右,在困难和挑战面前迷茫彷徨,甚至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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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指出绝不能容许日方企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图为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东京靖国神社。

二是如果从整个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来看,美苏在成为全球大国之后,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冷战中的美苏关系也经历过冷战初期的危机与对抗,由此催生了游戏规则的建立,有利于冷战中期双方走向缓和,直到冷战后期,双方的利益差别与竞争一直存在,但得到了更好的管控,同时不妨碍彼此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开展合作。对于今天的大国关系当中遇到的坎坷,以及大国之间磨合、学习、成长、成熟的过程,各方也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如果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那就不是大国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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