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特权思想的基本特点

来源:毛泽东研究 作者:杨晓伟 时间:2016-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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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形成了较为丰富、系统的反特权思想。这一思想体系围绕政治权力的核心概念展开逻辑,其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政治特权是特权结构中的矛盾主导方面;血缘特权是党员干部特权现象存在的本土传统文化因素;群众路线是党解决特权问题的有效路径;消除特权包含有人类终极关怀旨趣等方面。

一、政治特权在特权结构居于矛盾主导地位

就特权问题所构成的话语结构来讲,有学者把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特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凭借经济势力、政治地位、身份等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享有的特殊权利或权力。这些权利或权力有的为法律所规定,有的在法律规定之外,并且都是建立在对这些权利或权力分配不公平的基础之上的;在阶级对立社会则是建立在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归根结蒂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在设定特权这一概念的基本边界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任何社会如果某个人或集团为谋社会公共利益而享有某种权利或行使某种权力;或某个人或集团由于其对社会的贡献而享有某种特殊待遇,均不属于这里所界定的特权。”做如此的设定是十分必要的,这可避免制造特权的“冤假错案”、扩大特权概念的覆盖范围,避免这一概念的泛化和滥用。不然,就会把一些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社会公众的利益而设定的必要特殊权力纳入特权的概念范畴而遭到错误批判。

正是由于特权问题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密切相关,所以,在毛泽东看来,特权现象背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权力非正义性的拥有和分配。正是围绕政治权力这一核心资源,衍生出了所谓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方面特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拥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特权,事实上是以政治特权即对国家政权的垄断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武装革命把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力收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取消了它们所拥有的特权。毛泽东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强调指出,党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国家政权回到人民手里,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不平等条约,“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为国家所有等一系列大手笔,使得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所享有的诸如经济特权、文化特权和外交特权等名目繁多的特权便被取消而不复存在。

毛泽东的这种思路不仅仅囿于革命对象和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具体的国家政治权力转移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相应地,毛泽东反特权的目光也随之锁定在手握重权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他对于改造基于中国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原因等所导致的身份社会,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性的实践,做出了很多理论创造。譬如:他反对“革命特权”,认为不许阶级出身不好的人革命的思想是错误的,对阶级出身和阶级立场作出明确区分;批判“唯成分论”的极“左”主张;他认为国事是国家的事,共产党员没有垄断国事的权利,要尊重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和他们一起管理好国家;他力主改造中国传统基于官本位的身份社会,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一名普通劳动者而非传统高高在上行政官僚的身份和形象出现在人民群众中间;他主张取消军衔制;他主张取消选举特权,既取消基于封建社会政治身份的选举特权,也取消基于财产和教育程度的资产阶级选举特权,探索真正的、具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反选举特权的方法和理念。这涉及到对中国传统封建专制主义身份特权和资本主义民主选举中金钱限制的颠覆性改造。

在这一历史性的、系统性的宏观政治设计架构中,毛泽东反特权思想有其充足的国家理由、民族理由与政党理由。就国家理由、民族理由来讲,消除帝国主义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特权、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民族特权的系统性排斥,这些宏观制度设计及其他一些宏观、具体微观的组织和政策设计,是其实质性地反国家特权和民族特权的有效举措。就国家事务的管理来讲,毛泽东区分了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尽管他一再强调“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并把这种政治理念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之中,但同时,他又明确地表达了其他政治力量与中国共产党就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上的同等重要性。换句话来讲,中国共产党应该精诚团结民主党派,与它们共同形成管理国家和民族事务的合力。正如他所讲的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这样,有利于调动起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直接的间接的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合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团结的覆盖范围应该扩展到普通民众,执掌国家重器的各级官员要和那些压迫性社会中视民众为管理对象即“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乌合之众”共同管理国家,各级干部还要日常性地、系统性地、周期性地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批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是毛泽东反特权思想的政党理由。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所反复强调的反特权重心还是放在对政治权力的规范上。但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否定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这就衍生出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是不是可以由此推导出经济特权决定政治特权呢?事实上,这样的类推是不成立的,因为不存在一个同等意义上的“决定”和“被决定”的逻辑结构。经济特权作为一种异化了的权力,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恰恰相反,经济特权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是一种异化了的社会关系,(即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或者讲是围绕政治特权的“硬核”所外生的“保护带”,它们和文化特权、社会特权等共同构成了人类在阶级社会阶段中的特权体系。从而,阶级社会与特权现象就具有共生性质。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社会,就必然会存在特权现象。因为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于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需要,必须要求自己享有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对立的特权,把自己与普罗大众区分开来。并且,他们通过本阶级知识分子对脱离“现实社会”的“现实的人”的虚假意识形态建构与宣传,力图模糊这种差别,从而模糊这种特权,造成一种平等的假象。而这些,都涉及到对特权的制度性设计、制度性认可和制度性辩护,这本身就是政治特权的外在表现。

政治特权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关注的重点,还在于,特权意识和特权行为的制度化承认,会给腐败思想和行为的滋生创设适宜的政治土壤,使得政治特权导致的私欲膨胀最终突破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底线,并最终演化为腐败的政治之癌,这就会使得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褪色,使得对党员干部开展的教育失去政治预警的治病救人功能。政治特权与政治腐败的因果逻辑,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可谓是洞若观火,他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的“两个务必”箴言,即是对于这种量变导致质变逻辑发展的历史性警告。

毛泽东对于政治特权的重点锁定,对于理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当下特权现象存在的现实形态及原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是个政治主导型的文明,政治权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政治权力拥有者在社会阶层价值序列中居于金字塔顶端,并且,在中国传统世俗价值观念中,“士农工商”,当官以拥有政治权力一直被置于社会观念最为尊崇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社会腐败与不正之风也大多是与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滥用政治权力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在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经济特权、文化特权和其他社会特权的时候,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分清主次,紧紧抓住政治特权这个特权体系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纲举目张”,取得反特权的切实成效。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就是紧紧围绕政治权力的代行者——党员干部群体开展的。应该说,党对这个重点目标群的预防性逻辑定位是准确的。这是毛泽东反特权思想对当下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活动的重要启示之一。

二、血缘特权是党员干部特权现象存在的本土传统文化因素

坚决反对血缘特权,把血缘特权纳入特权体系,这是毛泽东反特权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中国农耕文明和小农生产方式以及建筑于其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儒家意识形态等宗法文化所导致的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乡土社会,呈现出极强的、以血缘为核心的人际交往特征。这种特征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其表现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个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同心圆。具体来讲,“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平’”。

就其对社会的影响来看,这种“差序格局”文化具有典型的双刃剑效应:好的方面表现在,这样的文化催生出熟人社会、古道热肠、有人情味等,有学者把之概括为“重情的伦理中心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血缘特权——家族中只要有一个人升了官,便会衍生出封妻荫子、恩泽乡里等附带价值,使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文化现象演绎成几千年来中国官场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常态,直接导致了社会心照不宣地对所谓“朝里有人好做官”潜规则的非正式认可。这种血缘特权的特点是以血缘为核心纽带,以利益为基本诉求,其半径向外扩展、辐射至地缘和业缘,有严格的认同边界,形成一个独立于社会大众的、有独立利益的社会亚群体小圈子,最后生成为一个个由所谓小圈子根本利益构成的官场基本生态。其内部利益与社会大众基本上没有正相关性,甚至是与损害社会大众利益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对正义性、健康性政治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的形成构成严重威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不仅仅静滞于一代人,还往往会形成权力、爵位、财产、名望等社会资源的世袭,并历经时间的流逝而沉淀为一种由非正式逐步走向正式的制度,严重地阻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而如果没有正常的社会流动,德才兼备的社会精英就不可能源源不断地被纳入体制之内,国家和文明的发展也就会逐渐式微了。

熟读史书、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对这种传统文化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导致的血缘特权现象洞若观火,并态度明确、身体力行地践行了反血缘特权的理念。首先,毛泽东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与自己的关系谋取个人政治、经济等私人利益,以身作则,按照制度和原则办事,正确对待“差序格局”中多样的关系。譬如: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跳出“差序格局”中这些“小圈子”的狭隘利益,树立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大境界”思想。他率先垂范,同时也要求各级干部做到这一点。其目的是要在中国这个伦理本位文化浓厚的社会里,通过领袖和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的人格化榜样示范放大效应,荡涤旧社会血缘特权所导致的污泥浊水,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也为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创设一个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中观单位环境和微观家庭环境,从正面影响社会舆论、社会风气及人际关系。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毛泽东以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教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要有志气,要靠自己艰苦创业,不要仰仗他人。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女儿也严格按原则配给食物而吃不饱肚子,他身边的卫士们要求给予一点照顾,被他拒绝了,“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的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能享受就不享受。”他认为,“还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当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想要到湖南省任职时,也被他坚决拒绝。毛泽东严厉的反血缘特权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儿子毛岸英。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的表舅父向三立给他寄来一封“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的信,想请他向毛泽东建言,毛岸英在回信中坚决批评了这种思想:“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根本的原因之处,正在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血缘特权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讲:“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助过我,帮助过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我们共产党如果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其次,这种思路也被毛泽东用于对干部子女的教育。他曾和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梅白谈到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担心教育不严,干部子女有成为汉献帝的可能。他认为,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成了“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毛泽东对此非常担心,他认为,这样下去就会从小培养起一批贵族少爷!他强调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干部子弟要经受艰苦锻炼。

三、群众路线是党解决特权问题的现实路径

在对解决特权问题的路径探索上,毛泽东主要是以群众路线的方法予以应对的。就此来讲,又可解构为正确的权力理念认同、党员干部有特权思想行为可能性的逻辑前提预设、提高人民群众政治主体性的努力等三方面。

从正面教育的角度,毛泽东希望各级干部能从对马列主义经典文本的学习中,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反思中,从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党群鱼水情、血肉情的经验性事实中,从党的历次整风运动包括群众运动中,从当时党领导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深入领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灵魂深处对于手中掌握的权力来源有正确、科学的认识,认识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才是权力的真正来源,自己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代行者而已,也就是当下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权为民所赋”的正确权力观,从而确保权为民所用,而不是为自己和小圈子谋求私利。

从“反面”预警的角度,类似于法理学上的“有罪推定”原则,毛泽东基于执掌国家权力的各级党员干部群体的反特权思想,其前提假设就是这个群体在掌握人民委托的权力后,随着革命战争环境的消逝,会有逐步减弱乃至消解革命精神、维护乃至固化官僚群体既得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一个日常性政治表象就是官僚主义。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的政治表态是极其鲜明、严厉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反特权的问题域中,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制度建设等基本逻辑问题。制度建设具有长久性、稳定性、全局性的优点,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的现代政治理念,在当下的政界和学界基本上业已形成为一种常识性的共识。在毛泽东看来,制度建设还必须和人的建设紧紧联结在一起才会在实际机制运行中奏效。从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一生躬身亲为或间接制定的反特权制度是非常多的,譬如: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调查研究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党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制度架构、党员干部定期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三同”制度(即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三结合”: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相结合)的制度等。但同时,毛泽东也强调人的作用,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从上述毛泽东所创建的系列制度可以窥见其中充分融汇了人的作用。毛泽东反特权思想的实践中特别重视对人的思想改造,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置于做好一切经济工作和其他任何工作生命线的重要战略位置。从反特权的历史效果来看,只有把人这个“第一个可宝贵的”因素纳入制度建设中去统筹考虑,党才会在反特权的进程中掌握历史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在反特权的长期实践中,只有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反特权制度的优势相结合,才能处理好复杂的特权问题。与此相反,单纯依赖制度的泛制度化思想、制度万能论、制度本质主义,实质上是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最终从规制特权的利器蜕变为形式主义的摆设。在对人的关键性认识上,马克思与毛泽东的思想有相通之处。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因而,反特权制度建设的优势能否得到发挥,归根结底都取决于人,必须与“新人”的建设整体性地抓才能取得实效性。在反特权战略上,要防止“泛制度化”倾向的思维定势。制度问题是造成特权现象泛滥的重要因素,从制度改革、体制改革的角度去反制特权的泛滥没错,但一定要整体性统筹规划,在这个结构中给人的能动性因素留下一定的生态空间。这不是要倒退到“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等潜规则大行其道的“人治”,而是融汇制度的外部规范与人内部具体的、历史的而非抽象的道德律令等主体意识的苏醒、融汇制度建设与人的建设有机结合的整体主义思路。推进反特权的历史进程,毕竟不能仅仅囿于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尽管这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人的现代化,这是更高层面规制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的政治发展因素。它们共时性地形成了一种结构,构成了反特权必要路径的“整体性事实”。

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以反特权的逻辑里,把毛泽东反特权思想抽象为平等或者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并以此为切入口切入对整个毛泽东反特权思想体系的分析,是易见的。但是,毛泽东的相关话语和由此所导致的实践却大大超越了“平等”这个来自西方启蒙话语的政治哲学关键词所能涵盖的存在。实际上,这涉及到毛泽东对于政治概念和对人的建设等问题的理解。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成圣”说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远的。早年的他对此有过深切的思考,他认为,“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既然普通民众与圣贤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么,普通民众与政治之间当然也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毛泽东看来,与其讲政治参与的能力是外在地强加于普通民众身上的,不如讲政治本身就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本质上所内蕴的,只不过在阶级压迫的社会里,由于读书受教育这种开启智慧之窗的权利被统治者所垄断为特权,导致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能力潜伏程度较深罢了。也就是说,政治——作为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是内嵌于民众本体之中的,在这种能力被社会关系和历史传统系统压抑的时候,需要掌握了“大本大源”的圣贤之人去唤醒他们蛰伏着的政治参与能力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就是要缩短课堂上和书本上为知识精英所垄断的知识特权——即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中走下来,来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和热炕头,来到工人的生产车间,来到小商贩的货摊前,成为他们增强政治参与主体意识、磨炼政治参与艺术和养成政治参与习惯的整体性政治参与环境建构逻辑中的关键环节。这样一种思路,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了充分体现,譬如:在土地革命开展过程中,毛泽东坚决反对“恩赐”的做法,即由党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后居高临下地“恩赐”给受苦受难的农民群众,而是派出党的干部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在诉苦大会上通过他们的亲自参与来唤醒他们那沉睡的历史主体意识,使他们由自在阶级成长为自觉阶级。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增强人民群众政治参与主体性的思路在毛泽东的反特权思想实践里被放到政治战略高度予以考量。他认为人民群众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把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利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享有的最大政治权利。由此延伸出的逻辑就是,各级干部必须接受来自有管理上层建筑权利的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切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伦理。而为了提高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资源等社会资源在全国城乡范围得到公平最大化的分配。以政治学习为形式的扫盲运动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新中国文盲率的大大降低,这一历史进程是和政治文化普及、政治社会化以及与此密切配合的群众性政治参与运动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深层逻辑推进,也是毛泽东整体主义反特权思路的基础性战略设计。

可见,毛泽东关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信息是极其丰富的——这里面包括了他对中国共产党跳出中国“历史周期率”和对封建时代等级制精英政治予以解构的思考;也包括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众观和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相结合而产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政党伦理。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践取得了反特权的宝贵思想和宝贵经验。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毛泽东个人经验的局限性,这一探索也出现了较多失误:譬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过于单一,导致政治参与度、参与热情过高与制度化参与“泄洪”渠道不足的矛盾;群众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盲目性、无政府主义和暴力等破坏性倾向,等等。但总的来讲,毛泽东的反特权思想为党的反特权理论和实践留下了宝贵财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反特权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指南和经验基础。

四、消除特权所包含的人类终极关怀旨趣

作为青年时代主张“哲学革命”与“伦理学革命”,继而成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最终担负起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政治领导者角色。作为一个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反特权思想没有局限在现实政治的范围里,而是从人类终极关怀的角度进行了深度思考。

追溯毛泽东早年的政治心路历程,可以窥见他心中对于“强权”的恐惧,他曾经把法国大革命称之为“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在这里用“恐惧”不是肤浅地从字面表明毛泽东害怕强权。这里的“恐惧”深刻地刻画出毛泽东早年的革命观与权力观。对于一个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主义者而言,除旧布新,能够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世界,构建一种新的世界观与新的社会图景是他所有政治活动的意义所在,是他所有伟大革命想象力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实际上,基于对当时国际强权和国内特别是张敬尧这些湖南军阀所造成的“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社会现实,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表明了他要力图建立一个最起码是使中国人民免于强权威胁和强权恐怖的社会。因此,他和他的新民学会战友们“怀着道德理想主义的崇高使命,把一切强权包括‘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都置入被打倒之列”。同样的原因,对于取得政权后渐渐膨胀起来的官僚队伍这个庞然大物,以及伴随革命战争向和平、日常生活常态化转型而大量出现的革命精神、革命意志衰退现象,使毛泽东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像公、检、法这些部门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将会变成最大的欺负老百姓的地方。基于此,他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观,那就是必须重视权力主体的界定问题,“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在他看来,上层建筑的管理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即使是掌握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手中,也不能保障这种权力的纯洁性,其中的一部分人还有可能蜕变为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进一步推进了这种逻辑:“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力,最根本的权力……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等权力。”这段话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特权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他关于“人民万岁”政治理念和“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政治发展希望的具体化。人民民主,由人民管理经济、政治是反制阶级社会特权现象的釜底抽薪之举。

然而,这也不能最终消除特权,特权的最终消失是与阶级、政党、国家等政治概念和青铜斧一起进入人类历史的博物馆相关联的。恐怕更为纠结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即便到了这一天,人类还会面临基于人与人的智力、能力等自然天赋不平等而产生的自然特权的困扰。承认这一自然天赋的特权,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为阶级社会特别是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保留的资产阶级历史法权。对于在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形态中,该如何应对人类的自然特权困境,马克思没有明示。然而,来自东方文化国度的毛泽东运用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道德理想主义改造人性的弱点,使得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他为走出人类的自然特权困境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毛泽东认为,应该把对人的思想灵魂改造放在重要位置,人类文明应该朝着一种有意义的、道德共同体生活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讲,他树立起雷锋、焦裕禄等道德榜样;他对人性的诸如懒惰、贪图安逸、自私、贪婪等弱点发起了挑战等。毛泽东的这一光辉思想注定要成为照亮人类文明进步阶梯的永恒思想灯塔。

毛泽东注重灵魂洗礼而非诉诸暴力的反思想文化特权实践为人类在去特权化,反思、认识自身的道路上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实践上为这一伟大目标行了奠基礼。而毛泽东这些思想又可以追溯到青年时候他对于人性和克鲁泡特金互助主义的认识。他对于“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之宏大主题非常感兴趣,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立为新民学会的宗旨,把“个人的思想进步、学问进步、生活进步上升到国家、世界和人类终极命运的高度。从而把个人的命运、新民学会团体的命运与国家民族、世界和人类终极命运连在一起”。从历史实践和思想逻辑连续性的大时间尺度来看,毛泽东这些早年认识与其晚年的思想实践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逻辑联系,在个人经验性层面,他曾坚辞象征着赫赫战功和强大权力的大元帅服,他曾认为“四个伟大”讨嫌,只愿意保留一个导师的称谓,这些思想行为都有其早年思想的影子,也反映出他的权力观所指。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次主张的道德理想主义和集体互助主义却不能简单等同于早年的思想,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他要用道德理想主义改造人性的恶,推动历史大步走向大同境界。

上述毛泽东反特权思想的几个维度深刻地映射出他的革命观,革命不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真正的革命在于除旧布新。这个“新”体现在革命胜利者对待政治权力的正确态度、具体规范和现实行动中。真正的革命者必须要有反观自身的历史理性、政治智慧和切实行动,这种政治自觉在于,自己给自己掌控的权力套上规范的笼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跳出“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率。

如果从更贴近于反特权的话语角度来表述和探究的话,事实上,这需要把目光聚焦到毛泽东对于政治核心概念的理解上:即政治的距离——这涉及到普通民众与圣贤的有限距离、普通民众与政治权力的零距离、人类与理想社会的可测量距离三个理论范畴。而前两个距离又决定了他对后一个距离的理想时间尺度,成为他时时修正这幅蓝图的历史关节点,构成了他拨快人类赶往大同世界列车时刻表的关键性变量。无疑,在大同蓝图实现之前,作为这一终极目标的过渡性政治权力的主体,应该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尽管这一进程伴随有一定失误,但是,这并不构成全面否定毛泽东艰辛探索人类文明进程的理由。也许前法国总统德斯坦对毛泽东的评价恰当地彰显了这一思想主旨及其历史地位:“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总之,毛泽东的反特权思想是系统的,有特色的。虽然在其运行过程出现了些许失误,但总的来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系统梳理毛泽东反特权思想,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甚至对于整个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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