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抗疫不力的制度文化根源

来源:《前线》2020年第10期 作者:宋朝龙 时间:20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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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大范围流行性疾病,造成了多方面经济社会影响。宏观看来,重大疫情治理,需要明确传染源、检测感染者、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医治患者、保护医生安全、提供有力的社会物资保障、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次生灾害等,疫情的性质决定了疫情防控需要尊重医疗规律,以充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下,不仅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使自身疫情日益严重,更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明显弊端。深入探析西方国家抗疫不力的制度文化根源,具有鲜明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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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30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休闲。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1日8时08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5992401例。新华社发(沈霆摄)

天人观念:秉持人类中心主义而蔑视疫情自在规律

自由主义制度文化把人看作抽象的主体而和客体对立起来,这种抽象的主体论因忽略客体的真实性质而受到客体的支配。自由主义未能深入理解被自己贬低的客体会经常表现为主体,而被视为主体的人则又经常被物化、被客体化。确实,人类有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人类在近代开启了三次科技革命浪潮,“自在”的自然好像已完全转变成“为我”的自然。但人类在对自然胜利的同时,也影响了物种,破坏了生态。文明越前进,其间包藏的隐患和风险也越大。

人并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人的肉体、人的生命、人的物质生活都处在大自然自在规律的环绕、影响和支配之下。大自然有自己的轨道,有其自在的规律。人类只有在认识、敬畏大自然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人类的历史只有几百万年,而病毒已经存在若干亿年。重大疫情摧毁人的生命,动摇社会的根基,表明大自然本身的自在性,表明大自然不完全是人类的工具。

重大疫情有其自在的规律,它按照几何级数来传播,可以快速吞噬健康人群。在疫情治理中,应该根据疫情传播的自然规律,进行及时、有效、严格的易感人群隔离,及时对感染者进行救治。为了应对疫情,平常的生活节奏要突然中断,川流不息的人流要静止下来,各基层组织、社区、政府机构要按照新的方式来工作,容不得犹豫。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疫情对人类颁布的自然律令。

面对重大疫情治理,自由主义制度文化却显得先天不适应。自由主义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体任性自由的基础上,认为个体是不容侵犯的权利主体,不应以疫情为借口而干涉权利。但是,疫情有自身的自然律令,任何任性、放纵和疏忽,都要付出代价。当前疫情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持续蔓延,是对罔顾自然规律的抽象人类主体观念的否定。

生命伦理:倡导自发秩序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自由主义的生命伦理观念。在疫情面前,生命权成为最重要的人权。但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却看到在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中,在个性自由背后隐藏着对自发秩序、优胜劣汰的颂扬,隐藏着漠视弱势群体生命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命伦理观。

在自由主义制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英国,其首相和官方科学家带头宣传“群体免疫”理论,也就是放任疫情发展,任其自由传播,使人人感染,不能获得免疫力的弱者接受大自然的淘汰。此理论强调此次病毒攻击的主要人群是老年与具有基础病的弱势人群,普通人没有必要过度担忧。

在此理论的影响下,西方一些国家曾一度反智,说戴口罩会扩大病毒传播,甚至有些年轻人组织起小团体,相互激励、相互号召去主动感染。但是,年轻人感染之后,纵使他们能够侥幸获得免疫力,也会把病毒带回自己的家庭,传染自己的父辈、祖辈,传染给那些需要保护的老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已经有专家提出不是所有患者都加以救治,不是按照“先到先得”原则,而是按照“更长的预期寿命”原则作为选择患者加以治疗的依据,也即先救年轻人,放弃年长者。

“群体免疫”理论是对人类伦理规则的极大挑战,是对弱者生命价值的极度蔑视。“群体免疫”理论暴露了自由主义人权理论的局限性,暴露了借个性自由、个人权利之名倡导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命伦理观。这种生命伦理原则本质上是动物世界的原则,无疑具有诸多弊端。

治理逻辑:偏重形式正义导致治理能力缺陷

在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中,国家只履行与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公共秩序相联系的程序性的权力,国家只是个人权利和契约关系的守护者,只是社会自发秩序的守夜人。强制和保证社会成员遵守自身所缔结的契约,这就算是国家守护了自由秩序,守护了自由社会。符合契约的、符合程序的就是正义的,至于这种契约和程序会导致什么后果,则是国家不能干涉的。契约自由、程序优先,这就是正当;契约、程序带来的结果好坏,也即结果是否好、是否善,这是自由主义文化不考虑的。自由主义制度文化的治理逻辑遵循“正当优先于善”的基本原则。自由主义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是引导政府只管程序正义、不管实体正义。因而,在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中,政府遵循、保护、受限于契约自由、形式自由。

同时,自由主义奉行“私权自治、公权受限”的原则,片面化主张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作用的发挥。自由主义把社会民主看作是多数的暴政,是多数对少数的侵犯,把国家保持在执行底线共识的最小权力的限度内,使国家成为无权干涉市民社会经济生活的“消极国家”。被自由主义这样设计出来的“消极国家”,既没有使命,也没有手段和能力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进一步看来,在这种契约自由和形式自由背后,隐藏着金融资本的统治。金融资本在支配生产、流通和信用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垄断价格、投机股票、地产等,剥夺工薪阶层而导致中产阶级衰落,使国家深陷债务陷阱而致使治理能力衰退。

总体看来,自由主义国家因为其自身内在制度文化和制度安排的瓶颈,影响了疫情防控的实效,造成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加剧了全球疫情紧张态势。当下,在依然严重的疫情面前,一些西方国家不应陷入自由主义的集体无视和狂欢,而应该反思自身制度文化中的缺陷,吸收其他国家疫情防控的有益经验,与国际社会一起应对人类面对的这场共同灾难。

作者:宋朝龙,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前线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前线》2020年第10期,原标题“西方抗疫不力的制度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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