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媒: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统治目标和手段相似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阿蒂利奥·A.博隆 魏文编译 时间: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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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夸大的交战

一个继续成为帝国主义日益增加的侵略性的受害者和见证的问题指的是,不存在应当阻止或至少试图限制特朗普政府反对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发动的攻势的国际力量和角色,或在所有的情况下表现软弱。帝国的历史充分表明帝国在它衰落的阶段变得更多使用暴力和血腥,它们的领导人倾向于更粗暴和野蛮。不仅是它们的领导人,如唐纳德·特朗普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还有他周围的顾问们也反映出相似的倒退,以至成为类似于哈罗德·拉斯基做过的某种类似的事情。这指的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他们被称为“在逃的精英”。没有必要遵守预言家摩西和莱伊帕拉的表演,然后得出结论,像约翰·博尔顿、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迈克·蓬佩奥、胡安·克鲁斯、马尔科·鲁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吉娜·哈斯佩尔等人是冷酷无情的人物。他们是一伙恶棍,只是帝国的道德和政治加速解体的产物,他们在白宫的办公室折腾,当时这个被占有的地方对他们的渴望来说应当是在内华达沙漠中一座最高安全的监狱。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政治家,或是一个有能力对当代的现实提供一种现实主义的和精密的视角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顶得住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或谢尔盖·拉夫罗夫(俄罗斯外交部长)十分钟的辩论,因为他们在智力上可能受到以暴发方式被击溃。

他们是恶棍?是的,但还要多一些。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玛德莲·奥尔布赖特评判说,“一个法西斯分子就是一个惯于威慑的人”,这个定论恰如手镯用来定义现在的美国领导层。他们是领导一支全球范围的军队的法西斯分子。这些人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简单化这不会让人吃惊,不会让好莱坞毛骨悚然。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坏人分为两种类型。一支怯懦的军队很少准备支付他们的防务(根据特朗普的说法,比如欧洲人);另一部分是大量的游手好闲的人、强盗、贩毒分子、杀人犯和强奸犯的人群,我们地球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可能都是这样的人。这种无法无天的摩尼教是占据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杰出的平庸以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乔治·W.布什在9·11”袭击之后发动他的“反对恐怖主义的”的运动时,曾警告世界的人民,称“不和我们在一起的人就是在反对我们”。“与我们在一起就是好人,或是被拯救的坏人;反对我们的人和其他所有的人要承担后果”。

随之而来的是现在通过实施反对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制造的战争升级和一个反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在大西洋另一边的俄罗斯和朝鲜的经济制裁的浪潮,这是美国帝国正在经历的摇摇晃晃的形势的表现。美国神志清醒的分析人士和战略家一致指出,帝国极盛时期的日子已经彻底留在后面。在这里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将外交博弈的小步舞曲本身纤细微妙的步伐抛到茅屋里(例子是减少国务院的预算和职能,任命“行动的人物”比如迈克·蓬佩奥作为他的国务卿),强调强制和暴力的作用,作为重建那个许多人幻想的世界秩序:“新的美国世纪”。这是幼稚的海市蜃楼,在苏联垮台以后许多学者和分析人士用它消遣,认为这个21世纪将是美国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的无可质疑的世纪。他们完全搞错了,在如此玫瑰色的地区没有实现而产生开始的失望之后,继续将如此黑暗和轻率的赌注下在暴力上。

 一种旧的着迷和第五代战争

说所有这一切在明朗的天空幸存下来,如同在特朗普的手中的一道闪电,是不公正的。这有很远的起因。如同我们在《在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中的拉丁美洲》是已经说明的那样。战争的选择已经坚定列入克林顿政府的计划中,玛德莲·奥尔布莱特是它最有口才的发言人之一。当时她警告自己的人和别人,对华盛顿来说争取多边主义的选择“当它是可能的时候”将受到尊重;在相反的情况下,“多边主义将继续是必要的”。翻译过来说的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多边的外交谈判是可能的措施,对美国的利益来说是合适的;如这个不起作用,军事的肌肉每当必要的时候将应当实施。我们不能忘记是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打开了暴力翅膀的大门,是特朗普发动了反对委内瑞拉的暴力。当时他发布一个声名狼藉的命令,宣布这个南美洲国家的形势迫使白宫宣布“国家的紧急状态”,因为玻利瓦尔和查韦斯的祖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代表着“不寻常的特别的威胁”。

前面的推理有助于理解面对明显的美国外交失败的原因,它没有实现协商一致支持美国对古巴罪恶的封锁年复一年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美国遭到大多数国家的谴责或是使“国际社会”在华盛顿政变主义的指令之后列队。美国为了任命一个没有代表性的傀儡作为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美国政府的回答是求助于新的战争武器,这就是某些分析人士所说的“第五代战争”。冷战时代控制武器的条约用处很少或根本没有用,因为今天战争越来越频繁地进行,使用常规的不同装备:有数据处理的坦克,遥控的电磁脉冲,宣传,媒体的恐怖主义,经济制裁,外交压力,纳米技术,实用于军事领域的机器人。不是传统的武器已经不再使用,而是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抵抗“软化”的任务过去由轰炸和常规的攻击实现,用有机枪的直升机或从战舰上发射导弹实现,今天这些任务正在引用将敌人妖魔化的宣传来实施,推动混乱和社会的解体,同时发动强有力的经济侵略(贸易封锁、没收资产、威胁基本的原材料供应商者或一国经济的产品的买主等),对一个国家的神经中心进行信息打击比如一座水电厂在这些日子里委内瑞拉的情况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新的武器是为了一种新的战争,不放一枪就能对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的损失,剥夺它的电力--因此剥夺照明、饮用水、汽油、交通、因特网等使它的居民遭受巨大的痛苦。在委内瑞拉的情况下,帝国的赌注是面对严重的贫乏和遭罪,发生一场无法控制的民众起义,结束玻利瓦尔革命和尼科拉斯·马杜罗的政府。但是美国失败了,并将继续失败,因为它低估了委内瑞拉人的抵抗能力;因为美国的攻击更加巩固了委内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才干。在这同时反对派因为它的屈从,缺乏爱国主义它蔑视国家的历史和民众的自决已经减少到几乎为零。它完全没有领导的能力。瓜伊多(“临时总统”)在加速蒸发的过程中被说成是个幽灵式的形象,由媒体的流氓和纳税者们艰难地支撑着,他迫切地追求满足新的“卡里古拉”的命令。根据历史学家苏埃托尼奥的说法,他是罗马皇帝中最可憎的人。

经济的侵略今天被完善成为一个新型战争的支柱,从60多年前已经在古巴实验过,没有成功。196046日在一份交给泛美事务助理国务卿有说服力的备忘录(有巨大的意想天开的剂量)《卡斯特罗的衰落与垮台》中,罗伊·R.鲁波特姆承认,大多数古巴人支持革命政府,如同今天在委内瑞拉一样,不存在有效的反对派。面对这种情况,他的结论是“为了转变国内对卡斯特罗的支持,唯一可以预见的手段是在不满足和经济贫乏的基础上的不满意和反感”。这是华盛顿的责任,因此采取所有旨在正好制造痛苦和剥夺的措施可能点燃反叛和火花。

鼓励这类行为的事情是依靠更新经济和金融的压力,在华盛顿现在的计划中不仅针对委内瑞拉,而且针对古巴和尼加拉瓜。本文开头我们曾提到在国际的框架内不存在能够减缓美国旨在恢复对我们的美洲的绝对控制的粗暴的反攻致命的后果的补偿力量,或至少是明显的软弱,当它不是中立的时候。无可争议的是在新兴的多中心或多极的世界上这些补偿的力量是存在的,直到现在在阻止美国求助军事选择时收到一定的效果,如同美国在整个20世纪习惯做的那样,可以说华盛顿的代理人“总是在桌面上”。只要记起1865年在圣多明各、1983年在格林纳达、1989年在巴拿马发生的事情就足够了,以便证实世界发生了很朋变化,美国单边求助于军事干涉以便破坏不听众它的政府的能力在衰落。今天美国不大可能再企图做这种事情,这本身是一条重大的消息。当然如果这种选择似乎被排除,这更不是由于美国领导层道德的顾忌,而是由于国际上力量的对比所强加的限制,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坚定地以不寻常的强硬表明反对这种选择。但是,一场经济战或一种持续不断的对革命政府的妖魔化宣传,或是媒体 的恐怖主义的宣传被抵消了,更不必说信息的攻击和实现是更加困难的事情。

欧洲和美国帝国主义

前面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的政府令人遗憾地逃避它们对保持国际秩序与合法性的责任。对华盛顿专断地对其他国家强加的经济制裁的平衡砝码,它们认为代表着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或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这只能在国际上由拥有某种重要性的政府施加影响。这不是大多数资本主义世界外围国家范围内的事情,它们缺少经济的、智力的和技术的资源来抵消美国发动的第五代战争的配置。但是原来的殖民主义的大国有这个能力,但是它们没有做。比如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以及某些国家可以完全拒绝美国国会颁布的反民主的法律和“治外法权”,但是它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它们不吭声地接受这种对国家主权凌辱的从属。欧洲国家的法律没有在美国实施,但是美国的法律却强加给欧洲,如同与一个帝国一致的法律,几乎在全世界都是这样。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并不因此是唯一的,就是对法国主要的银行发生的事情。20146月巴黎国民银行被判处支付8.834亿美元(6.450亿欧元)罚款,因为它不听众美国对强加给苏丹、伊朗和古巴的经济制裁。还不仅是这个: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命令,巴黎国民银行还必须辞退卷入这些行动的13名职员和该银行国际活动的负责人。面对这种凌辱,法国当局没有勇气完全拒绝美国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蛮横的干涉,只限于嘟囔发牢骚,称那项决定“不是合理的”(时任外长劳伦·费比乌斯语);或是它觉得“不成比例”(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语)。与此同时,查尔斯·戴高乐将军可能在他的坟墓里感到厌烦。

前面说的情况确认白宫为了建设一个世界帝国的赌注几乎在所有从属的欧洲的政府所遇到的是准备确认上述企图,它们愚蠢而天真地相信在某个时候能够收到这种冒险的面包渣,在一个幻想的“帝国共管的领土”中成为伙伴。而现实是完全不同的,留下的明显的东西是这些国家处在屈从于一种如此令人窒息的附属关系中,如同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具有的这种特性的关系一样。

民族-国家的自主权的三个层面

屈从的欧洲像拉丁美洲一样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面对这种断言某些人可能皱眉头。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检查事情,我们将看到没有任何夸张。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有节制的检查暴露出欧洲国家处在屈从于那个令人窒息的联系的帝国,如同我们在拉丁美洲与它的联系那样。在政府活动的三个关键的层面中:在经济的管理,防务和对外政策上,欧盟国家屈从于白宫发出的指令是不能掩盖的。实际上只要记起属于欧盟的国家的任何预算如果没有首先被欧洲中央银行认可的话,都不可能提交给国会。它的总裁的签字意大利的马里奥·德拉吉正好是美国高盛公司在欧洲的前执行董事和世界银行的前执行董事确定可以支付多少,如何支付和以什么方式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民主地选举的“人民的代表们”已经贬值,他们被夺去不受欢迎的将他们的选举的承诺适应由全球金融资本通过欧洲中央银行强加的严峻现实。欧洲中央银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路线在欧洲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即与华盛顿的机构在拉丁美洲发挥的同样的作用。对此还要补充另外的很有意义的数据:欧盟的大多数国家属于欧元区,实际上这意味着它们的政府拥有一个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工具:货币政策,它帮助一个国家确定汇率,管理利率,使它的货币根据世界市场和国际变化的情况贬值或升值。欧元的专制实际上回应德国经济的需要(在更次要的程度上回应欧洲更软弱的经济),欧元的专制紧密地与国际金融资本连接,在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找到它的机构的表现,以及在华尔街及更低的程度上在伦敦城找到重要的非正式的表现。因此,国家的自主权在如此敏感的领域比如货币政策在组成欧元区的国家等于是零。此事加强了它的从属和对美国的依赖。注意到所有这些思考,在比如预算的问题上民主的决定性的人民的主权如同通常说的“法律中的法律”同样在全球南方的国家出现。希腊的经历是不幸的,在那里表现在投票箱的民众的意愿遭到操纵欧盟经济的“三驾马车”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委员会和德国通过默克尔总理的拒绝,这是民主屈从于金融资本和市场的命令一个悲哀的记载。

对防务的政策说什么呢?如果在经济领域欧洲中央银行的专制是羞辱的,在谈到“国家的”防务时羞辱不会更少。这只是存在于纸上和激烈的官方的讲话中,因为这项政策规定一种冲突的假设,确定谁是敌人和如何面对敌人保护自己,或攻击敌人的方式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政策,而不是欧洲的政府决定政策。它们的国防部长如同博物馆,在那里展示军服和过去的武器,但是没有在那里做出任何关于如何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定。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从相当长的时间以前欧洲的统治者们已经将任何坚持一项或另一项政策的企图抛到茅屋里,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是过时的麻烦事,所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是缩小为一种几乎是鬼怪式生活的遗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神经和中心如同专家们不断确认的那样,就是美国的五角大楼。从那里推断欧洲人的敌人不可能是美国的对手之外的其他敌人。最近几年这不是一个新闻,而是一个具有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分离出来的历史的现实,从二战结束起建立的两极秩序,在马歇尔计划中实现的反对苏联的大西洋联盟的发展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北约进行的战争将会在欧洲的土地上适当地发生(记住前南斯拉夫),或是在它的附近(中东),将是欧洲人必须接受数百万难民,如同在攻击叙利亚、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之后已经发生的那样。与此同时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冒险乘坐一艘小船或一艘橡皮艇穿越北大西洋,以便到达(美国)埃利斯岛和受到“自由神像”的接待。我们知道没有控制的难民的流动通常在广泛的居民中引起更多种族主义的和排外的反应,首先使过去激进的右派力量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中变成边缘化的表现。总之,在这片土地上欧洲国家屈从于华盛顿军事和防务的优先不仅没有比拉丁美洲国家的屈从(只有某些人们知道的例外)更少,而是屈从更多,因为欧洲和地中海流域是全球地缘政治对抗主要的舞台。美国的敌人自动地反对欧洲人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变成欧洲的敌人。

第三,对外政策。一个独立的国家应当根据它的国家的利益确定独立的对外 政策。在这个问题是帝国是非常清楚的:约翰·昆西·亚当斯(美国第六任总统)断定,“美国没有长期的利益,而是有长期的利益”。这些除了尽可能巩固和扩大帝国的边界,打击它的对手和敌人,统一它的朋友和盟国的军队。但是由于欧洲的政府已经放弃所有坚信它的自决的企图,因为自从冷战时代和马歇尔计划起,它们就选择了接受美国在它与苏联竞争中的对外政策的指令作为自己的指令。后来在苏联解体以后屈服于华盛顿将俄罗斯作为要战胜的对手的战略(后来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欧洲的资本根据白宫最反动的立场部署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半个多世纪陪伴美国对古巴罪恶的封锁。最近欧洲国家在委内瑞拉成为可笑的操纵胡安·瓜伊多的共犯,这种操纵已经失败。这表明欧洲国家的政府在它辉煌的时代(确实不是现在的时代)是发起颂扬法制国家、国际的合法性和尊重各国的自决的某些理论和学说。欧洲根据白宫的指令在承认委内瑞拉瓜伊多自己宣布的“临时总统”时落入最卑鄙的屈服。在历史上很少看到这样让人羞耻的场面,它的后果将不会轻易被忘记。因此,欧洲国家的政府放弃为一个地区制定一项自己的对外政策,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共同利益的帝国,这个地区有各种类型的自然资源,从水到生物的多样性;从石油到天然气和水电能源;从食品到战略矿产,接受美国的统治者从门罗主义的时代保持的对我们的美洲掠夺和抢劫的对外政策作为自己的政策。

总结:在放弃制定一项独立于华盛顿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不仅是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而是在总体上关于组成国际社会的国家的总体欧洲国家的政府的行动损害自己的利益。如果在苏联的权力极盛的时期,对一个被战后重建的任务吸引的欧洲,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的话,在当前表明美国的霸权被削弱和世界地缘政治的棋盘重组的形势下,这种行动会将欧洲各国人民引向一种危险的困境。在其他的事情当中,除了在欧洲的门口一种战争的对抗之外当不是内部的对抗的时候因为完整地实施美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将损害古巴,同时将损害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但是也将影响到很多欧洲的企业仅在古巴有200多家欧洲的企业在不被毁灭的时候,在这些国家的交易将受到损害。在欧洲的一些首都可以听到无声的抗议,欧盟对外事务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费德里卡·蒙杰里尼同样对白宫发出警告在一份也由欧盟贸易委员塞西利亚·马尔斯特朗签署的联合公报中称他们的组织将求助世界贸易组织,以便驳斥美国严格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的决定,特别是该法律的第三条。对于特朗普和他的恶棍们来说,加剧古巴居民经济的痛苦(1960年的备忘录推荐的)是第五代战争的一件武器,不仅将影响到反叛的古巴岛,而且也影响欧洲国家。华盛顿倾向于欧洲国家被削弱,以便它们寻求用美国的常规武器为它们提供的保护。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一项这种类型的政策可能引起欧洲领导人知觉的变化,说服他们作为一个衰落中的帝国尾巴的货车,很少或根本不能获胜,和美国两个强大的对手建立相互尊重和合作的关系则很可能获胜,它们不是对手,在一项对所有的国家同样获利的计划中它们可能是伙伴。但这是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扭转在二战之后与美国形成的牢固的联系。但是在欧洲的历史上可能不是第一次表面上不可动摇的联盟受到质疑,或是旧的对抗诞生新的协议和联合。

反对帝国主义和当前时期的任务

从前面所说的情况推论出三项紧迫的任务。第一,在欧洲的范围内社会运动、政治力量和可能的政府和欧洲地区组织的力量做到发表一份宣言,反对华盛顿加深针对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经济侵略的图谋。在这个意义上在西班牙最近建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阵线,这是令人鼓舞的向前进的一步。还应当揭露美国对第三国的内部事务厚颜无耻的干涉主义,它们中的任何国家都不是美国的一个省,如同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强硬的公报中所表明的那样。此外,强调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不仅影响到拉丁美洲国家,而且影响欧洲人自己。

第二,提高欧洲居民的觉悟,他们也屈从于帝国主义统治的严厉,这不仅对外围的国家实施统治。由于这个原因,如果在华盛顿疯狂决定它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升级时,发动对这两个大国的军事打击,这两个大国决定的报复将严重影响到欧洲国家。美国无数军事基地的总部将立即变成报复的目标,不仅影响到五角大楼的设施,而且也影响附近的居民。在欧洲不存在对这种危险的觉悟,让这个问题成为一场信息灵通的辩论的目标是紧迫和不可拖延的。

此外,需要实施第三项任务,因为只靠觉悟还不够:必须动员和组织欧洲的人民群众以便结束对帝国主义统治的屈从。在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是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在欧洲也是同样的,这些斗争的国际协调现在是一种断然的需要。这需要要求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的建立是为了“阻止”一个敌人苏联。苏联已经消失了近30年,在这之后关闭美国在欧洲拥有的军事基地只会有助于带来受到帝国侵略的国家的报复。为了表明欧洲的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屈从,记住美国在欧洲建立的军事基地的庞大数量不是一个小的数据,超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建立的军事基地的数量和质量。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使军事基地周围的平民百姓处于极为严重的风险之中,但是这没有引起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起码的担心,他们策划数百次行动,在这里每天都造成“连带的损害”。

结论:进行一场战斗是必不可少的,以便让欧洲人民意识到他们作为它的大西洋的同事非常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果对拉丁美洲人帝国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它的蔑视,在它与欧洲的关系中占优势的是一种伪装的在形式上的尊重,没有达到掩盖实际上的屈从,将统治毫无例外地强加给欧洲所有的政府。需要创造条件以便欧洲的人民能够打破这块沉重的无知的“面纱”。这是他们错误地相信友谊和钦佩的产物,这当然是美国的统治阶级灌输给他们的。由于统治的意识形态培精心养的虚假的意识和它们的传播工具阻止他们注意到今天影响欧洲的主要的问题:激进的右派的增加;排外,社会一体化的破裂;金融资本的霸权和它的衰退的后果,罢工、劳工匮乏和财富的集中;在中东因为战争难民的流动控制不住,或是在非洲因为经济危机出现难民,以及民主的进程被掏空根源在帝国主义,由于欧洲衰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们的通敌而强加的政策。还要让他们认识到欧洲的人民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如果到了华盛顿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角逐发生升级,欧洲本身将变成战争行动的主要剧场,欧洲人将成为冲突中的双方的人质,其灾难性的后果是容易想象的。

对此还要补充的是吉哈德主义的恐怖主义的重新出现是对帝国令人憎恶的伊斯兰排外和它在中东的罪恶政策的回答。思想的战斗自然也是组织的战斗,因为现存的力量的对比不可能仅仅借助理论的思维和论据而改变。如果各国人民不组织起来,赢得街头,帝国将继续施展它的暴行。比如现在正在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发生的的那样,往后将会在欧洲这样做。只有一种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效的和国际协调的抵抗能够对帝国罪恶的行动建立起不可逾越的限制。(作者阿蒂略·A.博隆,在拉丁美洲远程教育计划、弗洛雷亚尔·戈里尼合作文化中心工作,阿维亚内达国立大学人文和艺术系历史硕士补充课程阶段的主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的研究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425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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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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