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业媒体跌落神坛

来源:社会科学报 作者:保罗·斯塔 时间: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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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曾在各国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数字化变革汹涌而来,如今具有专业精神的媒体已经从神坛跌落,不但数量大幅减少,而且假消息泛滥,商业化趋势愈发明显。《纽约时报》前任主编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撰写的《贩卖“真相”的商人》(Merchants of Truth),以及哈佛大学教授尤査•本克勒(Yochai Benkler)等著的《网络宣传》(Network Propaganda)等书都对此进行了集中论述。2019年3月,《纽约书评》杂志刊发了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与公共事务教授保罗•斯塔(Paul Starr)的相关评论文章《失宠》(Fall from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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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革命重击传统媒体 

自21世纪初以来,新闻业一直是一个四面楚歌、日暮西山的行业。新闻行业在收入和就业方面遭受了惊人的损失,记者成为了嘲笑甚至仇恨的对象。在政治上,整个行业已经进行了重新整合,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媒体为其受众提供了关于真相的不同版本。 

由于新闻媒体在20世纪后期享有巨大的优势,因此这一职业的衰落和行业的转型更加引人注目。大多数城市的报纸已经合并为一到两家日报,他们几乎垄断了所在城市的平面广告。尽管网络用户规模正在扩大,但三大广播电视网络仍然主导着电视新闻。纸媒和电视上的高质量新闻本身从来都不会带来巨大的利润,但它给媒体带来了声望和影响力。由于能够获得来自广告的利润收入,因此这些媒体能够负担得起并不盈利的高质量新闻报道。 

主要新闻媒体的垄断也使意识形态两极的激进观点边缘化,在公共生活中创造了两党达成广泛共识的表象,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成为了现实。在广告带来良好利润率的支撑下,报界也能够将自己塑造成不受任何商业或党派利益影响的形象。那些敢于公布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曝光“水门事件”丑闻以及其他重大事件中严守独立标准的记者和出版商成为了英雄。这就是今天的老记者们所记得的他们年轻时的世界。那是一个权力和利润集中的世界,但也使新闻界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政府和企业的“扒粪者”。 

在数字革命的早期阶段,印刷媒体将数字技术视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扩大受众的一种手段,他们非常自信,以至于在网上免费提供新闻。但印刷版发行量开始下降,随着本世纪初互联网的发展,谷歌和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抽走了报纸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而Facebook则使报纸的广告收入进一步减少。数字浪潮的全部力量在十年前爆发,与此同时,经济大衰退爆发,许多报纸陷入破产境地,其他报纸也步履维艰。 

然而,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新网络媒体创造性地运用了数字技术前所未有的能力,培育了新的公共交流形式,并获得了大量资金的注入。从那时起,一些新媒体机构开始制作严肃新闻,成为传统新闻巨头的真正竞争对手。在过去的几年里,坚持行业规范的记者们也重拾了使命感。在来自政府最高层的谎言和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洪流中,新闻行业的领袖们毫不掩饰地宣称,他们的工作是“发现真相”。

一种新的“媒体生态系统” 

但一段时间以来,新闻业都不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发现真相”的理念变得很难坚持。大部分数字广告收入都流向了谷歌、Facebook和其他公司,这些公司并没有将其投入到内容制作中;大多数报纸甚至不再有资源来报道他们曾经覆盖的许多日常新闻,更不用说进行成本高昂的调查了。各种各样的新闻机构都专注于数字经济的新指标,关心收入和利润的状况。纸媒的生存依赖于机构资产的货币化,而这在实践中往往意味着要求编辑人员从事商业项目,这就终结了曾经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新闻报道本身与商业项目的分离。

 

美国各地的报纸仍在继续走向崩溃,但数字媒体也没有取代他们。据北卡罗来纳大学佩妮•阿伯纳西(Penny Abernathy)的一项研究,自2004年以来,约有20%的报纸已经关闭,而许多幸存的报纸变成了哈佛大学尼曼纳实验室肯•多克特(Ken Doctor)所称的“尼诺现象”(NINOs):广告消费者减少,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报道。私人股份公司购买了许多这样的报纸以榨取其最后的利润。新的一年里,数字新闻媒体的编辑也被大量削减。 

虽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可能成功地驾驭了数字化转型,但它们属于少数几家全国性新闻机构,规模大到足以从读者那里获得可观的订阅收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数字市场能够支持地方乃至区域新闻业达到其在纸媒上的水平。 

以前,大多数美国人的新闻来源是他们订阅的报纸、收看的晚间新闻节目,也许还有每周一期的新闻杂志。现在,他们从更加多样化和模糊的已知来源获得新闻,其中大部分是通过社交网络。在《网络宣传:美国政治中的掌控、误导和极端化》(Network Propaganda: Manipul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中,尤查•本克勒(Yochai Benkler)、罗伯特•法里斯(Robert Faris)和哈尔•罗伯茨(Hal Roberts)通过分析2015年至2018年间政治新闻如何被链接、喜欢和分享,以及新闻媒体如何放大或遏制谎言的传播,阐明了一种新的“媒体生态系统”。该研究基于4万个网络资源中的400万个政治故事,以及阴谋故事、谣言和完全虚假信息的案例研究。 

在新的媒体生态系统中有两种谣言传播的不同模式。偏右翼的新闻机构放大右翼人士编造的故事,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披萨门”事件(关于希拉里借华盛顿一家披萨店经营儿童色情团体的假新闻),以及西斯•里奇(Seth Rich)谋杀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助理人员里奇据传因将电子邮件泄露给维基解密而遭谋杀)。虚假故事也起源于左派,但通常不会传播给更广泛的公众。右翼媒体没有纠正错误,也没有追究传播假消息的记者的责任。而其他媒体则互相监督,在他们犯错误的时候纠正错误,在一些情况下,还对犯错误的人进行纪律处分或开除。这些差异不仅使右翼人士更容易受到本土宣传的影响,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俄罗斯虚假信息的影响。 

专业精神的殒落 

本克勒和他的同事们认为,由于记者们对“平衡”的关注和对独家新闻的渴望,右翼力量能够“驾驭”媒体进入他们的轨道。本克勒指出,媒体存在一个机制性问题:如果记者们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抨击,如何才能保持平衡?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E. Patterson)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解决办法是刊登同样猛烈抨击希拉里的文章。记者“表现”中立,对两位候选人都进行了严厉的负面报道。事实上,根据帕特森的分析,对希拉里的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的比例为62%比38%,而对特朗普的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比为56%比44%。 

主流记者对“平衡”的兴趣为有关希拉里的独家新闻创造了一个市场,而右翼势力能够帮助满足这一兴趣。这种模式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关于克林顿基金会的报道。《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暗示,为了让克林顿基金会获得资金,希拉里让一家俄罗斯公司获得了美国铀矿资产的控制权。尽管《纽约时报》并没有证据表明她干预了此项交易的审批进程,但这篇文章以及主流媒体上有关克林顿基金会、希拉里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子邮件的一些过度渲染,一些往往具有误导性的文章,成为2016年最广为流传的新闻,从而帮助共和党人将希拉里和民主党人描绘成腐败分子。 

《网络宣传》一书认为,主流媒体对克林顿负面报道对2016年大选结果的影响远远超过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作者并非要贬低专业新闻的价值,他们认为专业新闻是不可或缺的。本克勒和他的同事写道,尽管完美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而真相“必然是暂时的”,但寻求真相的组织与专司宣传的机构有着不同的运行方式。虽然并不总是成功,但是遵循新闻标准的媒体可以阻止谎言的传播。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即民主社会能够对世界达成理性的理解。 

然而,正如艾布拉姆森在《贩卖“真相”的商人:新闻行业和对真相的追求》(Merchants of Truth: The Business of News and the Fight for Facts)中正确强调的那样,关于“追求真相”的媒体的真相是,他们也在追求利润;我们的真理商人不仅在新闻规范下运作,而且在商业约束下运作。当如此多的纸媒面临消失的危险,如此多的美国人生活在右翼势力操纵的媒体影响之下时,大家应该认识到,美国正处于一场触及其根基的危机之中。(熊一舟/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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