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桑德斯:变革壮志化为历史叹息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刁大明 时间:201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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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直面社会危机呼吁“我们的革命”,然而由于其局限性——

变革壮志化为历史叹息

作者: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竞选远不仅为了选举出下一任美国总统——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真正的变革从不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才会带来变革。”年近77岁高龄的美国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经针对美国总统大选发出这样的感慨。

虽然具有“平民主义”倾向的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初选中铩羽而归,但长期保持独立人士身份的他仍希望持续推进一场彻底改变美国的运动。按照桑德斯自己的说法,这将是一场“我们的革命”。2016年11月,桑德斯出版了著作《我们的革命:可以相信的未来》(中文版译名《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在书中,桑德斯使用了1/3的笔墨记述了他努力改变美国总统竞选政治的尝试,而更多篇幅则留给了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层面存在问题的批判与思索,吹响了号称要彻底变革美国的号角。

桑德斯关于选举或竞选的天真期待,显然无法在现实中落地。如今的美国仍旧延续了党争极化、贫富差距拉大、族裔与社会矛盾加剧、国家被深度撕裂等负面状况,甚至给全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桑德斯在该书中的客观批判,无疑是对美国的社会危机的最佳诠释。

桑德斯在书中所描述的美国困境大概可以分为4个层次:一是政治意义上的寡头倾向,二是经济意义上的贫富差距,三是社会福利政策上的不平等,四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两难。在第一个层次上,桑德斯的担忧主要集中于寡头透过金钱政治对所谓“美式民主”的绝对操纵。在桑德斯看来,“美国民众彻底厌倦富人收买选票、破坏民主的做法”,而他自身竞选所募集的2.32亿美元是来自250万人、每人平均捐助27美元才得以实现的。在第二个层次上,桑德斯的主要关切聚焦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加剧萎缩以及大资本对经济的绝对控制。事实上,被认为是“美式民主”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数量,在最近的统计中已历史性地跌落到50%以下,而金融危机之后复苏最快且迅速积累财富的恰恰是1%的富人。也正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又加之美国政治衰败为寡头创造的空间,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然被少数人掌控,按照桑德斯的话说,整个体系都是为“金字塔顶上的人”所设计的。就第三个层次而言,基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寡头垄断、极化以及失衡,美国政府在医疗、教育、司法、少数族裔权益、弱势群体权益等众多议题上陷入了摇摆甚至是对峙状态,即桑德斯指责的“无法为所有人服务”。而在第四个层次上,桑德斯重点讨论气候议题和移民政策的同时,也在一些片段中表达了对自由贸易的看法。在气候议题上,桑德斯采取了积极态度,强调美国的历史责任与义务。在移民议题上,桑德斯表现出较为审慎的立场,在肯定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底色的基础上,强调美国要彻底推进“合理的、人道的、全面的”移民政策改革。桑德斯在自由贸易上的立场更具内向化倾向,凸显出所谓的“平民主义”色彩,而其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坚决态度也多少显露出保护主义的腔调。

不可否认,桑德斯直面了美国所面临的系统性问题。这些问题有新有旧,但都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日渐凸显的。换言之,桑德斯的“我们的革命”本质的目标是将美国改造得更适应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这是桑德斯的先进性,也是最大的局限性。

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历程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但其国内相互矛盾的各要素之间的张力也在不断积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资本流动,让少数富人赚得钵满盆满,却导致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拖累了蓝领中下层群体;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导致美国少数族裔人口的激增,进而酿成了关于“谁是美国人”的深度焦虑,而少数族裔与蓝领中下层白人在低水平就业层面的必然竞争又让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族裔矛盾雪上加霜。面对这些不适应症的内伤,美国政治人物原本应该采取有效应对的政策调整与改革来化解矛盾,但很遗憾的是,由于党争极化和寡头控制,美国政治人物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共识来有效解决问题,反而是推卸责任地外部归因,抛出了粉饰“美国例外”的“本土主义”解释——即认定美国本身没有问题,所有问题都是外界带来的,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从这种偏执的逻辑出发,美国自然不会积极应对、适应经济全球化,而是走向了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桑德斯所提倡的革命当然具有先进性,其先进性在于主张要通过自身的主动调整来切实解决问题。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桑德斯过度强调对中下层群体诉求的满足,甚至将该群体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进而否定自由贸易。这在本质上不但堕入了“民粹主义”的狭隘陷阱,更是一种“退回自我封闭的孤岛”的短视,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而作为混迹在美国联邦政坛将近30年的资深政治人物,桑德斯自身早已成为了他自己所反对的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一部分,虽然有勇气提出问题,但最多也只能提出一些改良方案,绝对无法指出一条真正解决阶层矛盾与国家困境、彻底变革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革命之路。这是桑德斯的局限,也是当今美国的历史局限。

2018年6月26日,在纽约州国会众议员民主党初选中,在任20年的“建制派”民主党领袖约瑟夫•克劳利出人意料地被28岁的拉美裔社区工作者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茨击败。后者曾在2016年为桑德斯的竞选服务,且高度认同桑德斯的政治理念。这场意外胜利也就被认为正在燃起桑德斯“我们的革命”的“星星之火”。特别是在今天,美国民众的不满情绪的确正在为桑德斯的理念带来更大空间。不过,即便“我们的革命”得以上演,给美国带来的大概也不是一场真正的变革,而是又一次“破而不立”的冒险,终将化为一声历史的无奈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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