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报:拉丁美洲新右派如何面对处于危机中的全球化

作者:何塞·安东尼奥·萨纳乌哈 尼科拉斯·科米尼 魏文编译 时间:2018-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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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新右派将赌注下在全球化和与中心大国的关系上,但是这个赌注下迟了,经常以不适当的方式自我固定化。世界正在变化,存在重组,从政治领域到技术领域--包括一场新的生产力革命--尽管经常不是按这些政府意图前进。因此,认为拉丁美洲新全球主义的右派已经做到立足可能是一种错误。

2016年《经济学家》周刊宣布新的确定富裕国家的社会政治局面的破裂:传统的左派右派轴心面对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或开放--关闭的轴心已经失去分量。这种新的划分转向全球化和它的后果是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之后:中右的传统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处于防御状态,成为对全球化和自由秩序有利的建制派的一部分,这受到政治光谱两个极端的新兴力量的反驳。特别是这些挑战来自反对自由贸易、移民和社会与文化多样化的民族主义极端右翼,它倾向于更加强硬的安全政策。这些力量懂得收集全球主义失败者的要求,将与劳工匮乏相联系的不确定和对移民或恐怖主义有联系的不确定变成选票。面对建制派使人高兴的因循守旧,唐纳德·特朗普有创伤的选举的胜利,“脱欧”和民粹主义的极端右派在欧盟一些国家的上升,这使先进的民主稳定和直到当时被认为是巩固和不可动摇的现实受到质疑,如同欧盟的存在本身、北大西洋的安全关系或美国对自由秩序的支持受到质疑一样。伊曼纽尔·马克龙和新的前进中的中间运动在法国的胜利暂时阻止了这种上升,这有助于谋划一次“法国脱欧”和欧盟一次新的生存危机,如果马丽娜·勒庞获胜,这也许是决定性的。但是也表明政党和传统精英危机的严重性,以及这种划分和正在促成的社会危机新的深度。

这种分化的局面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可能是新的,但是对拉丁美洲来说不是这样。从2000年起拉丁美洲已经经历了进步的政府与“大西洋的”新发展主义的政府和“太平洋的”自由保守的政府之间深刻的分歧。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和它们中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的这种破裂也表现为对于全球化和它在本地区的后果不同的视角。在富裕的国家全球化在2008年的危机中已经显露它最坏的嘴脸,但是在拉丁美洲它的创伤性后果此前已经感受过。在所谓“失去的五年”(1998--2003)中经济增长类似于“失去的十年”,连续的金融危机,调整的政策,贫困化和移民加强了广泛的政治危机,诠释了进步政府之后的周期。

大西洋/太平洋的破裂重组社会和政治的冲突,面对民主、经济模式、对外政策的模型、地区主义的战略和国际嵌入的选择。但是激烈对立的两个拉丁美洲民众的形象不过是一个分化的故事,严格地诠释了本地区的现实。回顾过去,并不是那么明显,一方面,从对一些国家结构的展望来说,它们分享特征和挑战;另一方面,提出这个简单的故事的内容是很不相同的。本地区的国家特别是在南美洲加入了一个新的重新原料化的周期,如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所确定的那样,它的基础是一个明显的由向亚洲出口的兴旺推动的采矿业模式,同时也是全球化活力的一部分。这个周期帮助扩大就业、工资和国内的需求,同时为公共和私人投资提供动力,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的投资。社会支出增加了,尽管对重新分配的强调有所不同,大多数国家采取建立在有条件的货币转让的基础上。本地区能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某些国家更好地躲过全球的危机,这种情况使得出现一种不加掩饰的幸灾乐祸的感情,如同德国人所说的看到其他人倒下时的愉快。新的“后自由主义的”或“后霸权主义的”地区主义,更有雄心和更加肯定的对外政策,地区的领导才能,南南合作的激进主义,总的来说拉丁美洲在在全球舞台的上升也被看作是由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上升带来活力的一个全球化阶段框架内的事情。如果这个进程通过代理人和结构之间经典辩论的棱镜来看的话,上面提到的代理人的因素无疑是突出的。但是,在结构变革的进程中,没有全球化这个周期可能是很难产生的。

2013年以来,考虑到2017年轻微的恢复,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出现了四个结构性脆弱的因素,因为独立于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吸附。首先原料价格的下跌和它的衰退后果表明大宗商品的周期使本地区的结构改革泄气,它失去了一个通过出口更加多样化和提高生产率减少这种脆弱性的机会。

这个周期再次带来更高程度的金融开放,甚至在有左派政府的国家。因此,第二个风险因素是可以预见在一个经常项目的结算被破坏的环境中利率的提高,对风险更多的厌恶和金融的波动性。尽管在许多国家公共债务比过去少了,可以看到因受到最近几年货币扩张政策的鼓励公司的债务大量增加。美国的货币政策突然强硬可能是引发一场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面对这场危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今天操作的范围更小了。对本地区来说,极端的脆弱性对于采取反公民的政策继续是主要的决定因子。这意味着第三个风险的因素:因为衰退普遍的后果破坏财政的结算,特别是因为对原料商品的依赖。在大多数国家这些商品增加它在公共财政中的参与,特别是在南美洲,因此得到外部资金的困难和来自出口收入下降制约了反公民的政策的财政空间。

第四个因素,不论是在大西洋国家还是在太平洋国家前些年社会的进展停滞了。从2013年以来,失业和半失业的数字以及贫困的指数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破坏。中产阶级的上升也许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可能处于窘迫状态。“脆弱的”低收入、就业匮乏和没有社会保险的结果可能再次将他们推向贫困,最后削减支出在本地区可能缩小现存的货币转账计划的覆盖面,这影响到1.3亿多受益者。

全球化的危机和新的工业革命

拉丁美洲也面对着与全球市场的重新安排、地缘政治、技术的变革和日益增加的紧张有联系的中期和长期的风险,多边体系已经陷入这种紧张,以便确保全球化有效的、有代表性的和合法的治理。一个新的技术革新周期开始的基础在于从数字平台、自动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人工智能出发,重组生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90年代外迁的逻辑似乎失去重要性靠包括低工资国家的供应链(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供应全球的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的逻辑:通过数字平台和物流外部化重组全球的经济,借助使用机器人让生产的位置更接近消费者,不论是在高增长的新兴市场,或是回到发达国家。这似乎表明结束已经扩展了三十多年建立在全球供应链条的“后福特主义”模式基础上全球化的一个阶段。在发达国家通过重新布局和使用机器人,鼓励没有就业的重新工业化的时候,在某些新兴国家这意味着“过早的非工业化”的风险。在全球的范围内,可能有数亿个就业岗位消失,不存在一种轻易的或立即由与新技术变革有联系的就业取代。这个新的技术革新的周期意味着一种劳工、财政和社会保险的挑战,要求重新确定基本的社会合同,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从机构的意义上说,地区的和多边的机构似乎没有达到这些挑战的高度。多边体系仍然符合一种传统主权的视角,面对跨国的问题使集体的行动造成困难。这也是从战后的秩序继承下来的一种“霸权主义的多边主义”,不适应非殖民化,更不适应新兴国家的上升。确认存在一个假想的多极的国际秩序,这些国家要求改革以便使其具有更多的代表性与合法性。与此同时确定新的合作机制,比如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或确定自己的货币或金融的安排。

这些撤退和反驳、实践和准则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有效的多边主义:侵蚀现有的组织和整个自由的秩序,新兴国家的选择不能取代它。2010年成立了20国集团(G-20),让新兴国家加入,这意味着(迟到的)承认它们作为全球的“规则制定者”新的地位,这表明新兴国家现在比过去有更大的影响,能够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甚至实施一种地缘政治性质的“大战略”。但是这些国家似乎没有兴趣、意愿或能力取代传统的大国和治理国际体系中自由的国际主义,因为它们继续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

如果检查全球化的经济架构,这些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议(TPP)“大型地区的”谈判,或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合作协议(TTIP)部分成为发达国家面对新兴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挑战一种地缘政治的回答。但是由于这些建议正是发达国家自己成为正在破坏多边贸易制度的国家。对此还要补充的是,质疑自由秩序的极端右派力量的上升意味着保护主义的风险增加。荒谬的是正是英美轴心现在质疑全球化,在全球化主要的卫士中间今天出现了某些新兴国家。

面对处于危机的全球化自由的转向

政治周期的变化重新将阿根廷和巴西置于支持开放和全球化的国家中间,其中还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这四个国家作为例子,随着它们采取符合全球化的对外政政策,当然是符合“非意识形态化”和“务实的”对外政策;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为支撑,倾向于双边主义;其基础在于推动私人部门和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多边制度内的政策、标准和统治的实践站在自由秩序的一边,特别是由“布雷顿森林”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确定的政策;扎根在全球政治制度多中心和观念上,但是同时站在美国对拉丁美洲安全议程的一边。

这种对外政策的主体也包括内部的改革。由于外部角色的建议,因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竞赛或是作为精英们对优先事项的辩解,这种开放主义的站队意味着结构性的改革,以便使劳动市场灵活,金融自由化,财政紧缩,逐步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这变成了高水平的公共和私人的债务。在很大程度上这里说的是过去曾经命名的“华盛顿共识”内容的更新。

但是,这些政策成为国内的角色之间争夺的目标,在2018年墨西哥、巴西和哥伦比亚的选举进程和2019年阿根廷的选举的环境中更加紧张。观察现在的政府对全球化所采取的战略意味着分析地区主义和它与美国的关系。

地区主义

对于阿根廷的毛里西奥·马克里政府来说,目标是全球制度,手段是地区主义。为此阿根廷已经寻求逐步脱离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或南美洲国家联盟这样的平台,站到新的开放地区主义的一边,推动重新为南方共同市场定向。按照马克里总统的说法,这是“世界上存在的最孤立的保护主义的集团”。它 “聪明的嵌入”表现一种集中在经济轴心中的单轴地区主义,接近像美国、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加拿大、韩国或东南亚国家联盟这样的角色。在这个框架内第一批活动之一使阿根廷成为太平洋联盟(由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组成)的观察员国,因为考虑到这个地区集团是更有活力、开放和灵活的集团。

巴西政府推动一项地区主义的战略与阿根廷汇合。在它们角色中,南方共同市场继续是进入世界自然的平台。但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思维认为需要重新将其变成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巴西不参与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项目,而这个联盟是在巴西自己的领导下出现的。巴西接近太平洋联盟,还没有变成观察员国,但是支持这个集团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协议。这种地区主义强调接近保卫全球化,建议一种“开放和透明的”一体化,与全球的经济秩序相容。

在哥伦比亚对外政策的指令是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成为优先加入的区域,表明积极参加地区协商一致和一体化的机制。事实上,哥伦比亚是安第斯国家共同体、南美洲国家联盟、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体系和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与这些组织一起太平洋联盟是它优先的选择,反映出这个国家自由的方针和它主张“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战略。桑托斯总统认为,“太平洋联盟是更加成功的一体化”,他支持“合作的国家”加入该联盟。太平洋联盟占主导地位的形象是自由主义的,它也包括一个积极的部门合作的议程,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从这里出发试图走向世界。

最后,墨西哥保持它参加地区平台的传统,不论是政治上的协商一致,比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或是经济性质的比如太平洋联盟,维护足够开放的地区主义,摆脱羁绊,以便保持广泛的双边关系。但正是北美自由贸易条约成为它因开放的地区主义而选择的标志,这在它的经济演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面对特朗普对这项协议进攻性的质疑,佩尼亚·涅托总统转向一项贸易和投资多样化的战略,包括加入跨太平洋合作的一体化和进步的条约(CPTPP),更新与欧盟的协议。也许因为这一点,外交部长路易斯·维德加拉伊不疲倦地记住“墨西哥比北美自由贸易条约更大”,他强调太平洋联盟是墨西哥一体化的主要平台。

接近美国

在阿根廷马克里政府宣示的核心圈子的逻辑中,美国似乎非常接近第一轨道,对于阿根廷对外政策的实施是一个根本的角色。从官方的观点来说,与华盛顿打造一种“聪明和成熟的关系”被认为是这个国家重新进入世界一个必要的条件。阿根廷对20国集团主席和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峰会投入很多政治资本,认为这是注入全球和将自己作为可信的角色推出的机会,作为保卫开放的国际体系的空间。但是,美国认定这个机构是“灾难”,它的思维和行动违反阿根廷自己和20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思维和行动。

对阿根廷政府似乎冲击不大的事实是,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问这个国家以后,宣告美国的门罗主义继续有效。安全和贸易成为共同议程的核心。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双边合作推动一项改革武装部队的计划,旨在让武装部队加入反对毒品的斗争、“混合的战争”和反对恐怖主义的战斗。双方一致同意与美国禁毒局一起在阿根廷北部边界建立一支特遣部队。一位美国前法官到阿根廷以便“改善司法制度”。这种接近似乎产生了效果,因为阿根廷开始被免征20183月宣布的钢铝关税。

巴西方面,打造与特朗普政府亲近关系的思想已经导致特梅尔政府在推动一项与美国合作的议程时显得脆弱,它将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引起的分歧抛到后面。这种良好的条件是对公共安全和反对毒品的斗争的军事化的陈述,以及巴西向美国对这个国家有兴趣的主要机构和私人部门实行贸易和金融开放的意愿。但是这并没有避免它出口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的钢受到特朗普日益增加的保护主义的影响。面对这种局面,特梅尔政府寻求加快达成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之间的协议,在金砖国家的框架内接近中国和俄罗斯。事实上去年中期巴西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建立一个200亿美元的共同基金为巴西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去年月特梅尔总统在这个集团第九次首脑会议的框架内强调需要新的开发银行保持“灵活、有效和金融上的健康”。

2011年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星期》周刊上确定,“我是支持美国的”,同时他承认“明显的是我们应当将我们的依附多样化”,在这个环境中美国是一个战略的盟国,不论是在反对毒品的战争中,还是在和平的进程中。此外,美国是哥伦比亚主要的贸易伙伴,哥伦比亚与北方大国在商品贸易领域保持贸易顺差,这与其他的贸易伙伴相反。为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的支持是关键,华盛顿为了对付委内瑞拉将哥伦比亚看作一个盟国。现在超出自由贸易条约,哥伦比亚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表现在防务和安全领域,特别是在这个从“哥伦比亚计划”向哥伦比亚和平过渡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桑托斯政府保持它在反对恐怖主义和非法毒品的斗争中的承诺,以便防止特朗普总统面对在可卡因生产的领域哥伦比亚创下纪录而不给证书的风险。

最后,墨西哥的情况特别复杂。它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市场深刻的一体化经常出现摩擦。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甚至说过墨西哥将“强奸犯”送到美国。由于边界墙的扩建和军事化,两国关系恶化了,加上美国对贸易和移民的限制以及安全领域的进攻性政策。甚至强迫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辞职。即将离任的佩尼亚·涅托政府(与将离任的桑托斯和特梅尔政府一样)面对美国检查北美自由贸易条约在结构上的严格限制,需要将它的关系多样化。不论是它反对毒品的战争,还是它的经济,墨西哥都高度依赖北方的邻国。

作为结束:拉丁美洲有可借助的伙伴吗?

互相矛盾的是美国质疑自由的秩序,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保卫自由秩序的国家。在拉丁美洲这特别明显:本地区一些国家向右转的原因符合“向世界开放”的意愿,通过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对外政策利用全球化的机遇,更加开放和务实。但是拉丁美洲在这种“全球主义的转向”之后没有找到它期待的有利的回答:某些全球的大国向更集中于它们国内市场的政策过渡比如中国或是走向更多的经济民族主义,比如美国。特朗普的胜利意味着拒绝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放弃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企图从单边主义的立场检查有效的自由贸易条约,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条约。在欧盟对也增加社会和政治上反对自由贸易这样批准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困难表明了这一点法国和德国的政府已经质疑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担心地看到其他的谈判,比如欧盟南方共同市场的协议,作为对越来越多地批评自由贸易和它的社会后果的选民要求的回答。

201711月美国提出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拒绝多边主义,将自己看作在一个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军事和贸易多极的世界上统治者的角色。特朗普政府提出从未有过的将民族主义的单边主义与特殊的不对称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这改变了曾是过去的时期拉丁美洲政治的主体,尽管不是激烈的改变。特朗普从“美国第一”的民族主义说辞出发放弃世界贸易组织,宣布重新谈判美国现在生效的20项自由贸易协议,认为它们是“不公正和失去平衡的”,以便确保“相互关系”和主权的能力,超越世界贸易组织或这些协议的程序采取贸易保护的单边措施。这意味着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条约,结果可能将诸如美国与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现在有效的协议,美国与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的协议列入其中,以此排除与阿根廷和巴西新政府达成类似协议的前景。

20181月起美国单方面扩大了保护主义的措施。美国政府以“违反安全”为由迫害中国的华为公司,面对可能落入中国手里的风险,美国否决了博通公司收购高通技术公司。白宫3月份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钢加征25%的关税,对铝加征10%的关税。这些措施为一场贸易战迈出步伐。特朗普凭借他的选举基础与传统上支持自由贸易的一个共和党对抗,求助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在以有选择的方式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欧盟、阿根廷、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的伙伴这个时候受到豁免特朗普以此作为谈判的根据,企图利用这些措施在其他领域得到让步,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实际上,今天对国际自由的秩序主要威胁不是来自中国或金砖国家集团,而是来自特朗普的美国。拉丁美洲向右转意味着对这个秩序明显的赌注,现在把目光投身新的支持全球化的角色的联盟。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在亚洲--太平洋合作论坛(APEC)特别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已经推动一项没有美国的新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尽管没有同样的分量和吸引力,它意味着一个明确的11个国家支持全球化的政治信号,这些国家代表着世界14.5%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5%的世界贸易。但是这项协议没有中国的参与,中国继续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短期内可行性不大,已经提出一项广泛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计划,通过丝绸之路带的倡议走向欧亚和太平洋流域。这项建议对拉丁美洲在投资和得到市场方面有明显的兴趣,但是没有改变一种依靠原料价格出口的模式,也不是更广泛的加强拉丁美洲面对一个变化中的国际体系的国际联盟的基础。对本地区来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开始的一场贸易战的舞台是非常有害的,使本地区试图推动的多样化战略作为面对美国保护主义的反应处于危险之中。

关于欧洲,特朗普的选举胜利和他有损害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多边秩序、布鲁塞尔的政策,英国“脱欧”和马克龙令人吃惊的胜利似乎让欧盟摆脱了政治上的瘫痪,恢复了保卫自己的模式和多边秩序的政治主动性。这种努力有对内和对外两层意义,因为反对欧洲主义和驳斥自由的秩序在欧洲自己的内部已经失手,它的生存本身正在博弈:2016年对外政策和安全新的全球战略发出了一个团结的信号,也可以被看成是在2016年进行的“脱欧”谈判所要求的指令。在其他的文件中,欧盟宣布继续支持一种有序的全球化和有效的多边主义。对此还要加上更加团结的法国--德国轴心,比如而对20国集团在汉堡的会议向孤立的美国表明,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化的治理方面已经表现出来。在会议前前夕,欧盟宣布达成一项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议,作为面对美国的一个政治信号。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和欧盟--南方共同市场的谈判以类似的语言提了出来。

但是,欧洲推动或领导这些支持全球化的联盟不可能无视它内部的限制。这个欧盟试图领导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是它面对公民企图将自身合法化的同样体系,用欧洲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的话说,面对外部的威胁作为一个“保护、使用权力和维护”的联盟是安全或来自全球化的冲击;以建立在“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实用主义”的名义重新确定对外政策,这意味着明显地强调移民的安全,或是面对新兴国家使它保护贸易工具的强硬。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依靠法国德国软弱的领导:在德国20183月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大联盟”的再版将安格拉·默克尔置于一个更少倾向于贸易开放的立场或是收容和庇护政策的立场。但是也许马克龙的欧洲领导地位更好地反映这些矛盾。他对选民的承诺是调和全球化与社会保险和国家的主权的关系。这就是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提出的“三级座右铭”的三个元素(他认为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民主和国家的主权)。这个“三级座右铭”不可能再次表现为以竞争力的名义缩小劳工权利的改革,或以安全的名义限制自由;在欧盟南方共同市场的谈判中表现为更多限制的移民政策或更多保护主义的立场。总之,欧盟已经不是过去的普遍性和世界性的角色,它曾根据自己最保守的价值试图改造世界,出现了一个例外和防守的欧盟,面对正在解体的国际秩序和一个敌视和反感回应欧盟的模式的世界,将自己的利益和保护它的公民放在优先地位。

面对这种局面,应当确认拉丁美洲新右派对全球化的赌注似乎与国际结构正在经历的主要进程分有离。对这些活力有限的理解和错误的视角标明它自己国内的和国外的计划的脉动。另一方面,拉丁美洲表明国家之间的破裂,以及它们内部的破裂。最近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和秘鲁决定中止参加南美洲国家联盟是这种形势一个激进的例子。这种破裂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同样可以看到,尽管表现出特别的重心和地区与国家的调解。面对腐败新右派迅速的磨损,面对性别的和性多样的事情社会的破裂,或社会面对上升的预期社会没有得到满足的不满有力地影响到本地区正经历的选举,推动民族主义的和反动的右派新角色,迫使传统的政党采纳他们的要求。拉丁美洲的选举周期—2018年在哥斯达黎加、巴拉圭、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2019年在阿根廷、乌拉圭、萨尔瓦多、巴拿马、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的选举对于评估自由的周期是否已经到来和是否停留下来将是一个很好的温度计。从原则上说,面对所有结构上的挑战,为了让这些选择作为全球主义的思维主要的回答,这种思维与主要的国际趋势逆行,似乎不像已经宣布的这个周期非常牢固和那么明显持久。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73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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