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的误区与新的旧世界

来源:对外传播2018.4 作者:王维佳 时间: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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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它的“锐实力”

“我们如今所做的很多事在25年前都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任务”,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创建者阿伦·韦恩斯坦(Allen Weinstein)如此描绘这个组织的工作职能。1983年,正是因为“水门事件”之后情报部门的各种丑闻给权力精英带来了困扰,里根政府才决定成立这个机构,并将中央情报局的很多职能移交给它来完成。如果认真分析这家“非政府”组织年度报告的财务状况,会发现它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是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所拨付的。

“民主”这个词汇在NED的字典里含义十分特殊:只有那些遵循市场经济规则、服膺于美式和平全球化秩序的政治组织才被认为是“民主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这家以“民主”为名的基金会却经常想尽办法干扰各国在公平秩序下的民选活动,其中包括1990年的尼加拉瓜、海地、保加利亚,1991年的阿尔巴尼亚,1996年的蒙古,2002年的斯洛伐克……多年来,NED所展开的很多任务都让正牌的秘密情报机构感觉汗颜,他们在法国资助知识分子组织对抗左翼社团,在南斯拉夫资助社会运动推动政变,在古巴资助恐怖组织暗杀卡斯特罗,当然还有从1999年到2004年对委内瑞拉民选总统查韦斯持续不懈地围剿和颠覆。在成立后的30多年中,NED所提供的资金、技术培训、教学材料和通讯设备源源不断地流向众多国家的政治团体、社会组织、右翼劳工联盟、反对派运动、学生群体、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并通过各种手段肆无忌惮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2017年,正是这家机构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世界范围内行使“锐实力”(Sharp Power),以各种宣传手段达成文化政治目标。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用这份报告中的陈述“向剃刀一般切入一个社会机体,助燃并扩大其中的各种分歧”来形容NED自身倒是再合适不过。

我最初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去翻阅了长达150多页的“锐实力”报告,以为其中会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但是读过之后的确感到非常失望。NED煞有介事地联合欧美多家地方智库机构的调研,实际上没有列举出任何有价值的独家信息,几乎所有的报告内容都可以在官方材料和公开新闻报道中找到。

如此一来,“锐实力”报告与其说是一份调研成果,不如说是一份宣传材料,它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多少有效信息,而全在于制造并广泛传播“锐实力”这个概念本身。实际的传播效果也应该在NED的预期当中,从《经济学人》《外交事务》到新闻网站布赖特巴特(Breitbart)的各类西方媒体纷纷对“锐实力”进行跟随炒作,一干学者名人针对这个空洞的话题大发议论,在知识界渲染了抱虎枕蛟的危机感。更有意味的是,很多中国主流媒体在还没有认真通读报告,也缺乏审慎政治判断的情况下,急忙面向大众进行苍白的回应和否认,反倒帮助炒热了这个概念。

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综合“锐实力”报告中所搜罗的各种材料,排除它先入为主的价值曲解,倒是能看出中国的海外传播与NED这种机构所组织的宣传活动有着明显差异:首先,从报告的内容来看,除了卫星广播和频道落地之外,中国主要使用当地媒体平台来发声,而且这些传播内容的国家主体身份可以清晰识别,并无有意遮蔽。这一点比起二战结束至今美国情报机构天女散花一般在世界各地操办“民间商业媒体”的战略手段反差极其明显;其次,NED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海外传播内容主要着力塑造良好中国形象,基本停留在对象认知层面,没有强调任何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普遍性,其努力的方向仅仅是试图避免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和不确定性认知。相比之下,塑造价值观认同和制度认同恰恰是美国新闻署和NED这类组织首要且公开的目标;再次,涉及中国的各种文化沟通、人员交流和机构合作基本都以公开的政府合作方式呈现,报告没有展现出任何可以归入“隐秘”和“强制”范畴的案例,相反“双赢”是被强调最多的词汇。这又与NED这类机构常常模糊“隐蔽操作”和“文化传播”之间界限的惯有做法差别明显。总之,如果以当下全球秩序中的霸权逻辑来理解,中国的海外传播活动不但缺少所谓的“锐气”,反而与中国强大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反差明显,有些过于“温良恭俭让”了。

然而“恶人不会做善事”,这是媒体公关叙事和意识形态操纵的一个基本技巧。一旦建立起敌我区分的边界,将一个社会群体视作非我族类,那么“他们”的任何正面自我表达就都构成了对“我们”别有用心的洗脑。仅仅通过将中国冠以“威权国家”的名号,NED的报告就可以把原本国际关系领域的正常传播活动都定性为“渗透”、“操纵”和“胁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此试举报告中的几个例子,看看它如何通过简单的贴签和曲解就能完成一个政治概念的生造。

在大众传媒领域,“锐实力”报告将媒体合作、内容交换、记者交流这些各个国家都在广泛开展的公关活动都概括为中国散播宣传信息的“借船出海”。报告还别有用心地提出,“民主国家”的公众居然很少批评中国的政治体系和人权问题,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兴趣,这会给中国的媒体宣传提供民意真空。很显然,谈论中国,却不批评中国,这在西方“民主精英”眼中已经成了一种不能容忍的政治不正确。

在智库和教育机构合作领域,报告承认中国一般采取的方式是与对象国合作(合资)共建,这本是一种避免单方主导嫌疑,保证研究机构中立性的努力。然而,报告的研究者将此解读为当地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帮助北京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几乎所有主要大学中都遍布着与国外基金会合作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是不是都可以把它们说成是调动中国的人力物力帮助这些国家搞意识形态宣传呢?

在文化交流领域,世界各国的驻外使馆都有促进和推动本国文化传播的职能,这当然是具备一定政治属性的任务。中国驻外领馆参与中国春节民俗活动的组织,与华人公众互相配合,共同塑造中国认同,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这也被写入“锐实力”报告,成为“中国借机扩张自己的海外影响力”的证据。不知道这样的“注水”行为,是说明调查人员的敬业精神存在问题,还是承认他们掌握的材料实在有限。

最后,报告反复强调中国通过人际之间的交往达成政治渗透的目的,并不断渲染其危险性。必须承认,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和经贸往来的增加,中国的公务人员、企业人员、学生学者越来越多地与目标国的社会民众进行互动,这其中免不了与对方的政商高层和知识分子打交道,也自然会产生各种文化观念和政治判断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对方的政策决策。然而,如果要将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相互间的价值认同解释为政治机构阴谋策划和有意渗透的结果,就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否则就只能沦为从阴谋论出发的肆意攻击。美国公共外交的奠基者爱德华·默罗曾经教诲美国新闻署的工作人员:“国家交往中最关键的环节在最后三英尺,这个距离由人际之间的互动来拉近,由人与人的对话来完成。”这段美国外交官员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中并没有指出文化交流和情报安全之间的界限。显然,当“锐实力”报告强调中外人员交流中存在安全渗透风险时,它采用的完全是另外一套评价标准。

三、“软实力”的误区与新的旧世界

全球化时代,“软实力”成了各国谈及对外文化传播问题时的基本概念范畴,而“锐实力”的所有阐述正是参照和比对“软实力”所框定的各种标准提出的。在NED报告和媒体的相关报道推出不久,约瑟夫·奈这位“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便急忙与之呼应,在多家媒体上更唱叠和。当“软实力”已然进入中国公共外交政策并被广泛使用时,我国研究者对它所进行的理论辨析仍然十分有限。此番“锐实力”被热炒,正给了我们一个机会重新反思那些我们不假思索即拿来使用的理论框架。

在国家建制和国际关系的运行层面,文化和安全是经常绑定在一起,无法分开的。需要强调,“安全”在这里绝不仅仅是消极意义上的“守护”“保卫”,它常常缺少限定性边界,成为充满进攻性的“支配”。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领域,决策精英们在口头上都是威尔逊主义者,但在实际运行中,他们“一直坚定地执行着汉密尔顿式外交政策”,深知“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支配”才是最大的“安全”。与现实对照,“软实力”概念试图将安全手段、强力支配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联彻底斩断,这与国际传播中的现实可操作性相去甚远,从而只能成为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构造。

更重要的是,“软实力”概念在美国主流政治中被接受需要一个重要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文化传播力的优势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无可匹敌(至少在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心目中如此)。然而,这种文化传播力最初由什么样的“硬手段”构建起来则被忘得一干二净。约瑟夫·奈为了让自己的学说符合逻辑,试图将冷战时期的传播与全球化时期的传播看成是没有历史承接关系的两个世界,这种反历史的切割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软实力”的意识形态性。

诚然,从公共信息委员会(CPI),美国战时情报局(OWI)、战略情报局(OSS),到冷战时期的心理战委员会(PSB)和美国新闻署(USIA),这些在20世纪为构建美国“软实力”提供战略支撑的宣传部门已经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后冷战时代美国传统战略传播机制的短暂收缩并不证明国家“文化/安全”目标的转向,也不意味着国际传播领域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更不用说,美国还保留了NED这样的机构不断地从事干扰他国内政的事务。而一旦美国的文化优势地位被挑战,传统的战略手段和战略思维就会立刻借尸还魂。“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在文化传播领域内重构安全情报机制,筹建“战略影响局”(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并大力鼓吹“思想战”(War ofIdeas);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中,美国在中东地区面向伊斯兰世界的大规模宣传,以及奥巴马政府以防止信息干扰和文化渗透为理由而签署《反宣传法案》,从而给安全部门大规模介入传播领域提供条件,这些都是“软实力”框架即使在后冷战时代也缺少实际价值的证明。

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软实力/锐实力”的理解误区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空洞性上,还体现在它如何为现行世界秩序服务的有用性上。这套理念源自冷战结束时,兴盛于21世纪初期,它与这一时段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十分契合:一个背负着所有19至20世纪政治遗产的世界体系,硬要被打扮成与以往彻底诀别的纯真样貌。为了完成这种世界观念上的“换容术”,理论家们必须申明“新世界”中文化交往的新规范。

“软实力/锐实力”的提出和传播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借用自由多元的框架对“文化”做了中性化处理,将文明等级和价值偏见等全球传播中的重要要素全部悬置不顾;另一方面,又将国家机构为建构正面形象而付出的各种资金、人力、物力投入排除在“软实力”的范畴之外,似乎民族国家文化影响力本身是各种普遍性价值的天然魅力使然。这完全掩盖了从传教士、殖民统治一直到二十世纪文化冷战这段漫长历史中,“软实力”领域的不平衡状况根本上是一种战略机制所产出的结果。这个带着自由面具的霸权思维将旧世界的丑陋掩盖在“新世界”的矫饰下,由此一来,人们实际上就必须接受以美国为中心所提倡的所有价值都是最具文化吸引力的普遍性价值,必须接受某个族群的生活方式、法权体系、文化观念之所以占据优势地位,纯是由于它代表着历史终结的方向。

约瑟夫·奈这种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自由派”正是新时代霸权合法化自身所急需的思想家。有了他的理论,西方文化精英便可以站在山巅之城继续傲慢地俯视那些“落后文化”。只是没想到,在一切尽显完美的时代,这个精心构筑的体系却遭遇了“中国崛起”的挑战。遵循威尔逊的教诲:“让世界对民主而言变得安全”,因此,支配、遏制与诋毁的工作不容懈怠,因为这些才是美式“安全”的真正本质。

“锐实力”的争辩提醒我们,在当前的世界中,发展问题仍然代替不了价值问题。不要幻想国家力量强大后,就可以通过“软实力”所许诺的路径成为有尊严的文化主体。在当下国际传播的游戏规则中,从没有给中国这样作为“他者”的后来者留有席位,只有掀去“新世界”这层伪饰的面纱,我们才能重获打碎旧世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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