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特拉斯:在美国武器的大型交易与屠杀文化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 詹姆斯·佩特拉斯 魏文编译 时间:201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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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枪击美国每年有3万多公民丢了性命。每个月在学校的院子里,在迪斯科舞厅,在音乐厅,在劳动的中心和公共场所,无辜的人们因为暗杀而被消灭,凶手操作性能强的半自动武器是合法地购买的。国家步枪协会(NRA)是一个有300万会员的组织,支持和推动自由得到军事装备。美国的大部分议员、总统和法官们支持拥有这些造成屠杀同样的武器。

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制度对频繁发生的大规模袭击感到遗憾,但是却支持使屠杀成为可能的政治进程呢?屠杀的数量、范围和时间需要我们大规模检查制度的特点和长期的美国政治经济学。

战争的政策:在国外的屠杀成为“美国恐怖主义”的象征

美国政府参加了很多血腥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屠杀了数百万平民--包括在他们的家里屠杀整个家庭--他们并不意味着对美国人民的任何威胁。战争代表破坏和死亡的“胜利”,成为推动美国政治计划的方式。在美国向战争的罪犯致意。政治的冲突和国内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靠破坏捏造的对手和整个国家。

在一种政治经济学里,在国外进行犯罪的屠杀是由民主选举的领导人领导的,谁会质疑一个“神经有病的邻居”限于继续他的总统的行动的表现呢?这个事实不应当让任何人吃惊:在国外由我们的领导人推动“批发式的”屠杀,在美国国内由“本地疯癫的人”发动的“零售式的”屠杀。

媒体:谈论武器、凶杀罪的裁定和媒体发财

每天在每个时刻在所有的媒体上,武器和屠杀控制受众,特别是数百万吸纳“信息”的人的头脑、思想和幻想(或噩梦)。电影、电视节目和视频充斥用武器解决的冲突,屠杀受害者,不论是警察或是平民。问题通过暴力解决。

媒体的信息是屠杀取得了“胜利”。战争和谋杀的场面被大量复制:住家、公共的楼房、劳动的中心、街道和广场。战争和屠杀是这个政治制度一个本质的因素,媒体肯定这已经渗入群众的头脑,是正常的情况。

经济学

在屠杀中使用的武器是一项非常赚钱的交易。生产者、(武器)批发的销售者、零售商、武器的俱乐部以及警察机构和军事机构在这个“自由暗杀”的市场上繁荣昌盛。政治领导人利用围绕着武器活动的经济学为他们的选举运动提供资金。政治家们看好战争、军事装备工业和支持武器的协会,依靠它们使制造屠杀的条件持久存在。大型企业由国内的暗杀受到保护。行政人员和政治精英们为什么会关注在公立学校发生的屠杀呢?如果他们的孩子在昂贵的私立学校得以幸免的话。归根结底,是选票和利润在博弈。只有“失败者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危险的公立学校。“胜利者”们有更加安全的选择。

解决办法

为了应对大规模屠杀的流行病,最重要的是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变更。1,通过促进外交、谈判和和平解决冲突取代帝国的战争政策;2,在媒体上通过安全的社区团结和对公共事务承诺的文化价值取代现在的武器文化;3,依靠围绕着一个健康的由在社会上做出承诺的邻居们共享建设自己的生活的视角取代平民对于拥有军事武器的迷恋;4,禁止或控制武器的俱乐部和民兵。取消在这些屠杀的地方使用的军事装备的出售。在体育运动和狩猎时使用的武器不同于用来屠杀挤在教室里的几十个孩子使用的战争武器。

关于屠杀虚假的和真实的提法

特朗普总统提议武装教师以便“解决”在学校里的屠杀。这是一种不理智的选择,只会加剧武器的扩散,鼓励新的武器商店,破坏教师作为教育者的作用,可能为将来潜在的暗杀制造新的“模式”。特朗普的建议还表明他的政府深刻地蔑视公共教育和公共的教育者在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具有的作用。特朗普倾向于将过错归于受害者(他说“如果教师武装起来……”)表明他的意识形态中内在的古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他对完全破坏公共部门的兴趣。精英们和政治家的孩子不必去由武装的教师负责的数学课或法语课。按照特朗普企业的与政治的精英的逻辑,对公立学校教室里的枪战简单地强调需要解散所有级别的教育部门,以及解散这个国家其他的公共部门。

教师们应当能够集中精力教育他们的学生如何成为生产的和有竞争力的公民,重视超越武器和战争的社会与合作。学生们毕业时有能力批判地评估媒体在推动暴力中的作用。教师应当鼓励他的学生公民的能力,引导他们动员起来反对接受死亡的派别,比如国家步枪协会贿赂(“捐款”)的政治领导人。

为了阻止暴力,社区的活动分子们可以抵制那些向推动战争、民兵和武装的极端分子提供政治的和物质的支持的企业。有必要通过国家的法律限制严格确定的场地和活动的武器,如射击俱乐部或狩猎场。

武器的所有者应当根据严格的心理标准得到使用武器的许可,应当经常更新这种许可。军队应当向民众当局通报已经离开军队的士兵任何暴力的和犯罪的行为。他们不能在居民中间释放“定时炸弹”,他们曾经宣誓要保护这些居民。精神疾病是公共健康的事情,应当增加预算拨款用于向确诊精神疾病和对需要的个人进行治疗的医院和机构提供资金。这些病人不应当进入和离开监狱,或被抛到街头。

武器的销售商和武器的展览必须受到控制,被迫遵守在制裁威胁下严格的协议。狩猎者应当使用对他们实践中狩猎类型适当的武器。半自动武器没有被指定用于鹿、兔子或火鸡。但是却用来捕捉和屠杀人,甚至是屠杀在教室里没有武器的孩子。

结论

实施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变革是可能的,但是为此需要随着时间保持民众的斗争。与此同时,在短期内应当进行改革,以便控制和降低地方的屠杀频率和大量死亡。

必须传播和纠正警察包围屠杀现场周围的协议,它阻止第一批医疗队进入现场及时稳定受伤正在自我保护的人(一个延长到一个小时的过程,因为失血造成不必要的死亡)。与此同时反恐特警组做好准备,“看管好周边”,采取一系列操作确保“力量的保护”(从隐义上说即“保护警察”),浪费了使受害者稳定情绪“黄金的几分钟”。如果伤者迅速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能够立即被送往医院紧急进行手术和输血,许多受害者是可以挽救的。在这些枪战中可怕的的死亡指数是一个丑闻(在桑迪胡克小学孩子和教师的死亡指数是100%),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事后对于此事的反思是很少的。看来清楚的是法官、当地的和州里的警察掩盖关于阻止紧急医疗队迅速进入现场的后果的信息。对于警察故意拖延允许立即救助挽救生命进行一次独立的调查是必不可少的。

实际上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枪战结果造成屠杀的个人警察或社区是了解的,因为他们有不能预料的表现,虐待家人。事实是地方的警察或家庭认识这些疯狂的杀人犯购买了军用武器,但没有采取行动,尽管他们收到这方面的抱怨,要求在州和联邦一级进行独立的调查。必须加强与来自这些不稳定的和有暴力的个人的住院或预防性拘留有联系的法律和章程。需要任命一个全国的委员会调查在美国治疗精神疾病的情况和用于此事的资金。而不是要求教师携带武器,必须保持鉴定精神健康的机构。因为小的错误将精神病人送入地方的监狱是不够的,然后又将他们放到街头而不向提供任何帮助。

必须支持公共教育和它的教师们。必须结束几十年来削弱公共服务比如教育的政策,加强“选择学校的自由”--委婉地说是私立的教育--那是把教育变成为富人的一种特权,而不是公民的权利。每个教室应当有三名有竞争力的教师以小组进行工作,以便确保学生在不同的必要课程的进步,在未来成为一个自由的生产的公民,而不是只有一个教师(按照特朗普总统和国家步枪协会的说法,倾向于携带武器)给40名学生上课。

在频繁发生对学生的屠杀之后,教育部和教育秘书处保持沉默和不出现,这是一个丑闻。如果我们考虑到担负高级职务来自精英的官员的优先事项,这也不奇怪,现在的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来自亿万富翁的阶级。她从来没有走进一所公立学校。她的孩子接受家庭教师的“家教”或是参加私立的精英学院。他们的计划与公共教育相反,反映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敌视社会福利本身的观念。特朗普的讲话怪罪教师,因为他们在教室里没有携带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对公共教育和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的蔑视,在整个国家这些家庭让他们的孩子相信公共教育。

这些事件发生在公共领域,一个由所有的公民支配的领域应当是安全的。公立学校是培养一介自由的和生产的公民的基础之一。对青年的屠杀专门发生在公立学校这不是偶然的。精英们宝贵的孩子在他们家庭堡垒和超级精选的私立学校里躲避风险,由有高级资格的教师照顾,他们可以专注于教育,不必担心某人隐藏一件武器,或突然出现一个枪手。他们的孩子前途有保障。

但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孩子的情况更不确定。对于公民来说,得到有质量的教育已经不再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在最好的情况下,青年人能够“得到教育贷款”,支付的利息是高利贷类型的,这注定他们在几十年里受到债务的奴役,与此同时高层阶级的学生有继续一项专业的自由,施展他们的才干。在青年们未来的前景继续受到破坏的同时,由于国家的财富大规模转移给精英,这些因毒品和药品超剂量造成的屠杀、自杀和死亡没有停止增加。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社会政治环境中:从上面做出仔细考虑的决定在基层造成恐惧和混乱。

在噩梦中存在一个阶级的基础,这些噩梦折磨着全国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父母、教师和学生。安全、有质量的增长率和有质量的医疗越来越由精英们专门控制。由精英领导的政策在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位时期开始,曾策划了解散关注精神健康、高度规模的不稳定和脆弱的个人的公共机构,在发生暴力的时候,在社区没有对此做好准备。那些遭受上述政策后果的人们对于精英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尽管他们为了拍照出席这些人的葬礼。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贝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没有停止推动瓦解公共部门,将财富国家的机构私有化。

唐纳德·特朗普的税务法律造成的大幅度减税对于投资的阶级(金融精英)代表着1万多亿美元意外的利润,代价是为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提供服务的公共机构和安全网络。大规模的谋杀以及产生谋杀的地点和受害者的身份不是偶然的结果:是由阶级决定的,是丧失公民权力的反映。这场阶级斗争的获胜者为了拍照流下鳄鱼的眼泪,与此同时在私下他们取笑受害者的家庭相信公共机构。

从上面做出的决定产生了这种在公立学校屠杀的流行病,以及其他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间同时发生的自杀、药剂过量的流行病,这对精英们极为有利。亿万富翁和两大政党的捐款者没有任何理由后退,实施改革或致力于恢复公民权利和公共空间的计划。只有中产阶级和下层受害者的朋友、家庭和邻居在私下自认为“决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公共机构失败了”。他们可以团结起来改变这一切,恢复社会的和经济的正义,向无辜的死者致敬,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有尊严和公正的未来。为了企图武装教师或把小学生包在“试验子弹的被子”里,与此同时,精英们从他们安全的街区将过错归罪于我们的遭遇。理解这场危机的阶级本质将帮助我们建立实际解决问题的基础。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315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链接  美国校园里枪击事件的频发与“美国梦”的破灭有关          

贝勒·切斯勒  魏文编译

在“美国梦”失败的地方AR-15可能成功吗?

汤姆·因格尔哈特的序言

在帕克兰的屠杀之后,在一个它的公民拥有约2.65亿件武器其中一半在几乎3%的居民手里和大规模枪战(指那些四人以上卷入的枪战)平均十天有九天发生的土地上,这个国家在武器和这些武器的暴力问题上是发达国家中唯一的国家。在世界上不存在另外的地方公民如此夸张地武装起来,也没有其他的国家政治家们(得到国家步枪协会无条件的支持)在解释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这不可能是最正常的事情的时候是如此伪造和诡辩(2014年讽刺的《洋葱报》发表的文章完全接受了当时的精神,标题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称这是习以为常发这种事情唯一的国家”)。

 不幸的是,如同面对佛罗里达帕克兰的屠杀的反应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孩子并不感到那么“自由”,因为在他们的学校里进行受压抑的监禁的演习。不久之前,我的5岁半的孙子在这种演习之后回到他的家里问他的母亲,“一些疯狗为什么想进入我们的学校?”他还不掌握所有的细节,但是很快他将蜷缩在黑暗中一个教室的某个角落。这样去学校是可憎的事情。

当然,在60年代当我去学校的时候,我们有过一种相应的情况,所谓“跑和寻求保护”的演习,这是我们学生在教室里通常应当做的。尽管不完全一样。记者可以想象,这也是令人恐怖的。意图是让我们有一次发生核攻击的想法。至少我们知道那些俄罗斯的导弹不是专门瞄准我们的学校,意图不是杀死我们;他们瞄准一切,要杀全世界。这使人毛骨悚然,但也不是个人的事情。

与此同时,在学校的环境中死亡已经变成是许多个人的事情。无论如何不会让人吃惊,这是由最先进的学生引导的,那些曾经在火线上的人或害怕某一次会在那里,真正的事情正在这个国家发生;这是与武器有联系的事情,--在公众舆论中的一个变化,增加对国家步枪协会的抑制,一个运动的商品链条,不再出售半自动步枪,如同尼科拉斯·克鲁斯带到学校的那种步枪,甚至某些政治家开始正在重新思考他们关于国家崇拜武器的立场。这种情况有助于中学教师贝勒·切斯勒带你进入我们时代的目标美国射击走廊的内部,通报你一个成年人对“美国生活方式”思考的事情,同时她与学生被关在黑暗之中。

在美国灾难的煤矿中的“金丝雀”

“在了解他的人们中间,在得知他开枪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感到吃惊”(埃曼·贡萨莱斯,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学最高年级的学生)。

最近三周这所中学的学生们强烈和坚决的呼声在社交网络上和郊区中学入门的大厅里引起反响,一批高年级的女学生受到帕克兰屠杀的刺激,对她们的同学们示威的视频抱有热情,自己组织起来离开教室。尽管那天很冷,在俄勒冈还下了雪,数百名学生走出学校参加示威,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确实是平民不顺从的第一个行动。学生们要求有一个更安全的学校,结束在教室里的恐怖。我对同学们高声说出要求和坚持让人听到而感到自豪,我也被迫面对一种艰难和残酷的现实:不论是我的学生和我在我们的学校都感到不安全。我们都知道枪击将继续发生。

在这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似乎不可避免的恐惧,人们知道事情将会发生,尽管不知道何时发生。作为教师我们被迫自问: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我们堵住大门,我们斗争,我们跑或是躲藏起来?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等待坏事临头,一个神经错乱的学生拿着一件武器,把我们的学校变成一个射击目标的走廊?我们已经演习实践了几年,在紧急情况下把教室关闭。这些演习和做法一个不想要的后果是残暴和反常行动的威胁正常化,因为难以模仿。从根本上说,关于我们所说的对学校真正的恐惧已经完全不敏感了:这是一场为了我们的生命的斗争。当绝望出现的时候,我们被迫面对我们正在造成扭曲的现实。

新学期开始时我向学生们提交一份关于他们中每个人的生活的问卷。一个学生在回答“什么是确实影响你的事情”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确实影响我的事情是我可能死在这个学校里”。坦率地说,我没有想好能够对我的学生说什么,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每个上午当我进入我的工作地点,如何转述我的感觉?我在问自己如果今天我就死在这里。当我应当面对学生的时候,如何向学生解释我感到的恐惧,分担我深深的恐惧。我在思考当发生枪击的情况时我能够做什么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下来,更糟糕的是和我一起躲藏在黑暗的角落的一个16岁的孩子可能是下一个袭击学校的人。

教师或成烈士?

每个新来的教师都想成功地让混乱的学生取得好成绩。但是多年过去了,这种电影式的幻想已被排除。如果真实的事情是你必须在这个制度中生存下来,在漫长的征途中想清楚这些事情;应当抛弃某些幻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新教师在第三年离开了学校,当专业的挑战课时长,不断的计划,没完没了的评级,对如何将学生智力的需要与激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始显得无法支持下去。

教师烈士的典型是一个老师工作到夜里,牺牲他的个人生活,以便集中关注他的学生,这是反复向我们示范的一种文化。历史向我们讲述教师是“超人的”,由于对问题正确的观察、坚持和关注,教师能够扭转任何潮流,面对社会的问题。如果我做得更专心,工作更多时间,做到有一份更好的学习计划,时间长了能够拯救所有的人。这样在学校成为一个烈士是一种荣誉,此事表明这样做的人就是在做最好的工作。但是我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是说死于一名学生的一粒子弹是这个典型的最高表现吗?这难道不是波特兰屠杀事件之后向我们要求的东西吗?

美国教师例外的神话确定在帕克兰保护学生现在就是教师的责任,面对子弹他们用身体保护自己的学生的生命。尽管我对他们的勇敢很感动,但是我继续质疑他们这样做背后的原因,包括美国的总统这样做的原因,他们这样做好像是“圣像”一样。

也许使一些教师成为英雄只不过是另一种继续否定荣誉和尊重我们的职业的方式,实际上这是重要的方式。英雄不需要更多地减少课程,不要贷款,不要适当的退休金。真相是这些教师从来不应当为了学生用自己的身体面对子弹。这不是他们的工作。我们不是战士,我们是教师。我们不是英雄,我们是教师。

当梦想失败的时候

我最后的课程更加困难。不仅是因为我教的内容,或是课程的量大或是因为工作量,而是因为在我的学生中感受到越来越紧张。这些孩子是我们美国煤矿的“金丝雀”(这些鸟最先感觉到矿道里煤气的出现,与空气混合后产生猛烈的爆炸,随之发生通道的坍塌。在特朗普时代这是一种获得新的意义的形象)。当我问到他们的精神健康时,我总是为他们向我说到大量的情绪低落和焦虑而感到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筋疲力尽,继续处在紧张状态。他们的许多人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失望。对此我能回答什么呢?当你黑暗中蜷缩在教室的一角,做与你自己的死亡有关的演习的时候,很难感受到对一种体面的前途能够有某种希望。

我并不天真地梦想改变我的学生的生活。我的目标已经收缩:做到小伙子们学习,成为保护他们和听取他们的人,制定一个重要的学习计划,做到使教室成为一个充满生活和刺激的空间。在新学期,我的第一个目标迅速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200多人尽可能经常和他们接触,关注他们当中共同的和每个人的需要。

我试图做出任何努力,关注我的更多被抛弃的学生的利益,我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加强现存的精神错乱的阶层的制度的代表。但是,从很久以前我不再感到能够拯救他们中的任何人,甚至这可能是我的任务。我的工作是为追求和表达提供一个空间。

紧压扳机

学校是是青少年生活的地方,是提高“美国梦”的承诺的地方。我们老师向他传达的是他可能想要的东西,做他愿意做的事情。我们的信条是:“严肃地学习,在生活中做确实是你的事情;你将克服遇到的所有障碍。交朋友,成为一个同伴,在社会上你将会上升。找到你的道路和才干,在你的手里将会拥有世界”。如果我们对学生做出的所有清楚的承诺完全在他们的范围之外,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是一个有色种人或是没有证件上的人,“美国梦”从来没有对你说你曾经在第一流的人中间。如果你是朋友很少的人,如果你的紧张情绪对你过于沉重,在学校所记得的是坏事情,如果你所在的社会和学校变成一个失败的和没有机会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青少年对虚伪的蔑视是突出的事情,他们能够看到许多承诺背后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任何教师都在问:“在这个我们已经建设的世界上为了他们确实有什么呢?多少损害是他们没有防备和被忽视的?”因为“美国梦”的承诺破产,这些青少年感到被背叛有什么可吃惊的呢?回到让他失败的地方,社会的机构向他承诺提供拯救而没有做到。他们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失败了。“美国梦”从来没有让他们进入“第一流”,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AR-15半自动步枪和其他同样致命的武器成了他们的选择。他们收到无效的支票,按紧扳机,结束幻想,同时结束了一些学生和一位老师的生命。

用武器扫射是这些小伙子个人怪癖的最后行动。这种目光短浅和完全专注的后果在我们的学校造成死亡,反映了这些攻击者的绝望和虚无主义。至少在最低的水平上在这些日子里是任何教师都应当了解的。我们认为难以确定的非个性化的失望和绝望使一个青少年拿起一件战争的武器,没有任何瞄准的屠杀就是“美国梦”的失败,一种用鲜血结束的失败。

美国给了我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又因为失败谴责我的工作。现在你--至少是总统、国家步枪协会和不同的政治家们向我确定如果我拿起一件武器,可以拯救自己,针对绝望不停地射击。不。在我的手里不想有这件武器,我不能是一个盾牌。我不能拯救我的学生们,不论是隐喻的还是具体的拯救。

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们和老师们的事情是不同于对任何机构或人的要求。我们正在做的是我们的孩子成为失败的社会承诺祭坛上的烈士,然后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一支步枪在你的手里。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317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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