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山“美国政治衰败论”的实质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作者:孙宇伟 时间:2018-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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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较为关注美国政治制度黯淡的一面,强调美国存在着利益集团政治、政府机构僵化、民众话语权力缺失、法院和国会篡夺政府权力、否决政治低效和反民主、总统制权责混乱等“政治衰败”问题。福山指出,美国政治制度衰败的症结是软弱、无效的政府,要走出僵局必须平衡好包括国家、法治和( 民主) 负责制三大要素的政治秩序,尤其突出强化国家构建。福山的“美国政治衰败论”是在自由民主制遭遇了重大挫折的背景下提出的,虽然他多角度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但实质依旧是坚守自由民主制,试图通过强化国家构建修补与升级自由民主制,为自由民主制进行再次辩护。 

东欧剧变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曾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宣称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 资产阶级) 将是“最后的人”。2014 年以来,福山先是通过出版《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提出美国这一内生型民主国家出现了“政治衰败”,其后又在多种场合公开批评美国的“政治衰败”。福山的“美国政治衰败论”描述了美国大量的政治衰败现象,同时也强调为了挽救美国衰败的政治体制,必须平衡“政治秩序”、加强“国家构建”,将“政治秩序”和“国家构建”作为关键的政治学范畴广为宣传。“历史终结论”和“美国政治衰败论”两种论调间隔1 /4 个世纪,期间世界政治在时代大背景中发生了深刻变化,福山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由“人类历史”转向“美国政治”。如何理解福山的“美国政治衰败论”? 让他忧心忡忡的政治衰败是“自由民主制”的失败还是“自由民主制”的惯性滑翔? 福山近年来一再推崇的“政治秩序”框架、“国家构建”理念与“自由民主制”之间到底有何种联系? 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一、福山对美国政治衰败现象的分析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曾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着重讨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政治衰败”,认为当政治制度无法适应新社会群体的崛起及其政治诉求时,就会发生政治衰败。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出现了“政府僵化和家族复辟制”的衰败形式,同时用了两页的篇幅“蜻蜓点水”地指出,美国国会的两极分化和既得利益团体的强大使美国政治制度出现功能失调。而集中探讨“美国政治衰败”问题的则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一书和之后的论述,福山沿用了亨廷顿的“政治衰败”模型,将当今世界最大的内生型民主国家——美国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因为制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美国正在历经“政治衰败”。国内部分学者曾关注福山提出的美国政治衰败现象,但表述尚不够全面和深入。有学者认为,福山提出的“政治衰败”的表现和根源是“否决型政体”。 有学者认为,“代表性断裂、否决型民主、利益集团政治”是福山所关注的美国政治衰败现象。 深入挖掘福山的“美国政治衰败论”,会得出更加全面的观点,且会发现“利益集团政治”一直交织贯穿于所有衰败现象之中。

( 一) 政府背离时代要求和民众诉求

福山指出,美国政府整体执政质量不断恶化,政治走向衰败历时已超过一代人的时间。美国政府的不作为、思想的不解放、政治依附和丧失人才优势的衰败现象是普遍的。政府机构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有效运转。

一是认知上的僵化使政府工作不能从变化的实际出发,而各种相互冲突的行政命令也瓦解了政府机构的自主性。科学技术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在社会运行中若僵化教条地高扬已经落后的那部分工具理性,以陈旧的科学技术为认知标准和政府执政基础,无视新的社会环境变化下政府治理目标和治理价值问题,就会造成政府工作与社会实际需要的脱位。福山以美国林务局行政管理失败的例子来具体说明: 一方面,不能结合变化的社会环境、不能及时地补充科学人才、不能以不断更新的科技信息指导工作,使林务局促进国家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使命堕落僵化成防火; 另一方面,美国林务局作为高度自主的职业组织典范,长期被各种利益集团政治施加潜在冲突的多项任务后,最终变成了“各自为政、大而无当的烂摊子”。福山表示,美国林务局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单个的案例,它背后是美国政府工作总体的、普遍的衰朽。

二是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使民众丧失话语权力,公民社会不再广泛兴盛。福山认为,政府联合政治精英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既得利益群体,并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不断强化现有利益。松散、无力的民众在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博弈中逐渐丧失话语权力。这主要表现在: 受人类自然交往中“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两大原则的驱动,精英或当朝群体的攫取行为推动家族制复辟,削弱了国家的非人格化特征。市场竞争反而让市场失去自由竞争的基础,基本表现是赢家通吃,优胜者有更多的机会将手中金钱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遏制民主和自由竞争; 麦迪逊式民主理论上可以让一系列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门分享权力,允许不同利益阶层的竞争,但实际上,在民主对精英权力的制约过程中,精英往往享有丰富的资源和信息,而普通选民一无所知,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民主制约无法发挥作用。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难以获得选民的广泛支持,不同利益群体捍卫自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也不相同。

政府机构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严重阻碍了政治制度革新,造成政府职能与时代要求相背离、与民众诉求相背离,政府的实际政治权力被利益集团掌控。

( 二) 法院和国会篡夺政府权力

推翻英国君主专制统治是美国政府得以建立的前提,尽一切可能防止国家对民众的专制是美国的建国理念。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法治理念确立得比较早,目的是限制政府力量。1791 年颁布的《权利法案》,就是旨在限制联邦政府权力、防止政府干涉和剥夺美国人民自由。在美国政府与个人之间,公民自由和权利永远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个人民主权利的保护和强调,使美国人钟情于限制当权者,不断加强司法和立法的发展以制约国家权力,不能理解有效政府的必要性。

“美国政府质量的衰败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机构,篡夺很多行政部门的应有功能,使政府的整个运作变得颠三倒四和效率低下。”美国的国会和法院对弱政府没有起到支撑和帮扶作用,而是从各个方面篡夺政府权力,限制削弱高质量政府的力量,使政府职能越来越弱化。

一是行政部门司法化,法院成了政府的替代品。法院僭越和替代了行政机关的职能,导致本可以由行政机关负责的行政行为变成诉讼激增、决策缓慢、执法不一致的司法行为,其特点是“不确定、程序复杂、冗余、缺乏终局性、交易成本高”。“不让行政部门加入执法,也减弱了整个体系的负责性。”法院作为执法工具,作用已经从制约政府能力演变为分散政府职能。

二是利益集团影响蔓延,国会篡夺政府权力。利益集团去中央化、法条主义、权力分散的行政模式促生了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增强。在美国,民主实践并不是如宣传中那样无阶级、无差别。普罗大众的诉求很难得到回应,真正能够享受民主的是代表美国社会中组织能力最强、最富有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政府获取利益,还可以通过更强大、控制更多资源的国会达成自己的目的。利益集团促使国会支持复杂、多重甚至互相冲突的多种任务,限制行政部门独立判断和作出决定的能力,破坏公共行政的质量。受制于利益集团的政党精英们打着为促进民主而改革的旗号,进行暗中操纵,用合法的新措施控制立法机构。

政府的力量被法院和国会严重削弱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了一个无法获得人民信任的弱政府,并且导致了人民与政府之间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政府受到更多的法律制约,国会将更多、更困难的法令强加于行政部门,这两个过程都降低了行政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反过来又导致政府更加僵化、更加受制于规则、更加缺乏创造力,使政策更加缺乏连贯性。民众不堪忍受不断颁发的规定、命令、任务等,对政府更加不信任。

( 三) 否决政治和总统制的弊端

在民主决策过程中,作出决策的人所占总人口的比例越小,操作起来就越方便和高效。反之,若要在整个群体中获得共识,成本会有指数级增长。美国的民主表现出对个体自发活动的依赖,个体又表现出分散性和对国家强烈的不信任。庞大、冗杂、多元的美国民主程序,急剧降低了协商一致的决策效率。福山从否决政治的低效性、反民主性和总统制导致的权责混乱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是否决政治的低效性、反民主性。福山认为,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制度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民主程序,因为这可能剥夺了近半数人群( 49%)的权利。按照简单多数票原则,一部分选民就可以代表整个共同体。此类制度只是为了在追求决策结果时方便行事和降低成本,而没有遵循深刻的正义原则。美国的否决政治正是这样一种民主程序。“将权力委托给体系中不同政治参与者的制度性规则,可构成潜在的否决点,其中个别否决者可阻止整个体系的行动。”威权国家给予体系内参与者的否决权更少,民主制国家给予体系内参与者的否决权更多。美国政治制度的分权制衡比其他民主制国家更为严格,“否决点”更多,集体行动成本过高,甚至寸步难行。2014 年,福山在与李世默对话时也强调,“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作决策”。福山指出,美国民主程序的高度开放性、分散性、无条理性、冗长性,消耗了政府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否决政治也是利益集团发挥更多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渠道,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和枪支控制法案都是由利益集团操纵国会进行了否决。否决政治使政党选举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美国公民的意志,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对否决权随意使用的机会却越来越多,导致美国政治制度开始趋向极端化,而不是趋向民主化。

二是总统制导致权责混乱。福山认为,除了否决制的低效性和反民主性,美国的民主制度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这就是美国总统制的弊端。具体表现是权责混乱,权力委托过度与权力委托不清同时存在。

福山将总统制和议会制作了对比。在议会制中,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是一体的,拥有行政权的政府由多数党创建,政府首脑部门——内阁由国会的多数党创建。政府严格向议会负责,议会可以将清晰的权力委托给行政部门。“美国的制度是由一群害怕政府对民众实行暴政以及担心君主制权力不受限制的人建立起来的。他们通过大量的选举选出官员来负责不同的通常是相互竞争的机构以分散公众的意愿。”在美国的总统制中,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是制衡的,政府与国会完全分离,总统独立于国会之外,总统和国会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国会经常将过量或具有潜在危险的权力委托给一些涉及国家经济和安全的部门( 如美联储、情报机构、武装力量、美国航天航空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这些行政机构是不受即时监督、高度自主、强而有力的官僚机构。其积极意义是,这些机构处事民主,虽然程序不公开透明,但是工作能力受到推崇和认可,民众支持率最高的恰恰是这些受直接民主监督影响最小的机构。相比之下,形式上最民主的机构( 国会) 获得的民众支持率最低,被普遍认为是个只能纸上谈兵,纵容两党无休止争论制衡而得不出实际方案的“俱乐部”。消极意义是,国会给予这些行政机构决策行动以巨大空间,却不明确要求责任,委托容易被滥用。

在权力委托过度现象存在的同时,也存在权力委托不清的情况。“国会经常不向特定机构提供如何执行任务的明确指示,反让特定机构自己来拟定任务。……国会希望由法院来纠正由此引发的不端行为。”美国总统制是授权不清的始作俑者。例如,美国宪法虽然把国防和外交权力明确委托给行政部门,但国会仍对国防部长和国务卿进行监督,同时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等独立委员会进行监管。三方权力的制衡中,自相矛盾的情况频繁出现、行政部门不作为的现象经常发生。

二、福山关于美国政治衰败的症结及应对策略的看法

福山对美国政府机构僵化、民众话语权力丧失、法院和国会篡夺政府权力、否决政治低效和反民主、总统制权责混乱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美国政治衰败的症结是软弱、低效的政府,并提出平衡“政治秩序”和加强“国家构建”的应对策略。

( 一) 政府被弱化是美国政治衰败的症结

福山在“美国政治衰败论”中遵从亨廷顿政治衰败的分析,专注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运作。他在对美国政府、法院和国会、否决制、总统制进行批评后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民主与法治过于膨胀强化、政府行政权力过于被限制和弱化。

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首发式上表示,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制定宪法时就有很多对权力制衡的考虑,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防止潜在的专制和权力集中。所以,不信任中央政府是美国政治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权力在参议院、众议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间进行分配,但事实上如同亨廷顿所言,这样不是在分配权力而是在复制权力。

福山在对话李世默时再次强调,由于美国一直秉持这种权力制衡的理念,所以习惯走弱化国家政府路线。尤其是“里根和撒切尔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是国家是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敌人”,到奥巴马时期政府更是执行不了任何有效决策。福山认为,政府公信度低、国会和法院以及地方政府分散联邦政府权力、政府面对重要的公共问题难以作出有效决策,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式微的根源。过于强调弱化政府,是美国政治制度出现困境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是美国政治制度继续恶化的现实因素。

( 二) 平衡国家、法治和( 民主) 负责制的关系

福山在2011 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曾提出要重视美国所出现的民主道德危机和财政危机,要在各国历史比较中寻找平衡的政治秩序,达到现代政治机构的理想目标所要蕴含的政治要素是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里继续强调,由于世界政治中各个政治体的国家构建、法治与民主负责制这三大要素发展情况、相互关系以及引进次序、发展顺序的不同,政治发展会呈现不同特点。大部分国家的政治衰败都源于没有平衡好法治、民主和国家构建的关系。美国发展的顺序是先民主、后法治、再国家。其后果是: 民主分散了国家能力,法治削弱了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在法治、民主、国家能力这一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重视法治与民主、过于限制国家能力,为滋生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提供了腐败土壤。“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权,事实上成了现代成功政治的普遍条件。”然而,平衡政治秩序的三大要素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高效国家和民主之间、高效国家和法治之间、法治和民主之间、民主内部都存在紧张关系。国家构建、法治和民主都会阻碍彼此的发展,民主内部要素对抗也会阻碍民主和国家、法治的发展。福山指出,引进不同制度的先后次序至关重要,英国的“法治—国家—民主”的发展顺序是最理想的。法治可以制衡国家力量,力量强于民主的国家构建可以保证民主不至于失序。福山的“政治秩序”组合,其实没有多少创新意味,明显带有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的“高动员度+ 高组织度= 现代民主社会”分析框架的痕迹。并且“国家—法治—民主”这一政治秩序,是在缺乏大量实际论证前提下抛出的,妄图将复杂的世界政治发展体系单一化、模式化,忽视了不同国家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实践。

( 三) 重点加强“国家构建”

福山认为,美国所遵循的“民主—法治—国家”的发展次序,导致美国政治体在民主化之前没能提供基本的国家公共服务,在民主化之后想提供基本的国家公共服务之时,又遭遇了太多障碍。本意是为追求“民主程序”正义的目标,反而丧失了获得“民主结果”正义的机会。

对于如何走出政治衰败困境,福山认为,在国家、法治、民主这三要素中,必须适时减少泛化的民主参与,降低高度透明的民主过程,加强美国最薄弱的“国家构建”。国家构建包括“国家能力”和“官僚体系自主性”两个方面。国家能力是指政府作为暴力机器有效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官僚体系自主性”是指政府要在各种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的利益纠葛中保持客观超脱地位并有效决策。加强国家构建以“决策一致、有效管理”为目的,本质是要加强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建设,提高国家的决策和管理能力。需要指出,“国家构建”也不是福山的新名词。早在2004年,福山就通过《国家构建: 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表达了他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小政府大市场”的担忧,并提出了“国家构建”理论。“我们忽视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国家政权维度的缺失。现代国家具有提供秩序、安全、法律和财产权的能力,构成了现代经济世界的萌生基础。”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福山也把“国家构建”作为切入点,在历史地比较了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的政治体制后,强调国家构建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第一推动力。福山近年反思美国政治衰败时,将国家构建代入美国政治中,再次重申只有凭借强大高效、负责任和非人格化的国家机构,美国才能够顺利实施政策、维持法治公正、保证民主结果、平衡社会秩序。福山从其政治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可以作为强国家的典范。同时福山也指出,美国的国家构建非常困难。克服保守僵化的官僚体系、改革冗杂多元的美国民主程序,必然需要一场改革来实现。这场改革需要在英明领袖的带领和明确议程的指引下,团结在当前政治体系中没有切身利益的群体周围来完成。这说明,福山并没有对加强国家构建前途持盲目乐观态度,而是认识到了加强国家构建的曲折性和艰巨性。

三、福山“美国政治衰败论”的实质

福山是在自由民主制在全球遭遇了重大挫折的背景下提出“美国政治衰败论”的,虽然他多角度批评美国政治制度,但并没有抛弃“自由民主制”和“历史终结论”,而是希望通过加强国家构建修补和升级“自由民主制”,捍卫“历史终结论”。

( 一) 回应自由民主制的现实挫折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坚定地认为,只有自由民主制可以满足人类普遍价值( 被承认) 的需要,可以医治全球各国政治制度所患的疑难杂症,可以达到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并且找不到更好的方案可以替代自由民主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而原因就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皆已获得解决。”虽然福山也承认民主在世界范围的推进进程中有诸多问题,但他依旧坚信自由民主制是世界政治的普遍进化模型。

事实上,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并没有使整个世界一夜之间“西化”。纵观《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后的状况,东欧国家“阵痛”转型后纷纷走出低谷,一部分国家如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开始向“福利国家”过渡; 美国向中东地区“移植”民主失败,造成中东地区的持久混乱,极端伊斯兰主义大肆传播; 泰国等亚洲国家盲目套用西方民主制度进行改革,导致政治失序、社会动荡; 而中国迅速崛起,更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民主这种“最好的意识形态”遭遇了超出福山当年所预料的、更严重的挫折与危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预言被证伪。“‘民主失败论’与‘民主崩溃论’等问题又开始成为人们新的争论焦点。”福山反思美国民主制度的衰败,是对自由民主制现实遭遇和挑战的回应。

( 二) 坚守自由民主制

2014 年初,福山在《美国利益》上以“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为题发文,强调“这里所说的政治衰败其实是说,一项特定的政治进程——有时是一家单独的政府机构——已经出现了功能失调”。随后,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谨慎地提出,“我不认为,已确立起来的民主国家遭遇了系统性的‘治理危机’。”系统或文明的整体进程衰败只是可能性因素,不能由此提出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虽然美国出现了严重政治衰败,虽然很多民主政府不能为普罗大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虽然现存自由民主国家不会理所当然地继续存在,但是福山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治陷入了长期制度性失调的泥潭,并不意味着现代民主国家整体上出现了政治倒退,也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制度存在致命缺陷而应被世界历史所抛弃。福山引用亨廷顿所列举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国家增加的数据,强调“全球政治的大转型是相当和平的”。2015 年,福山到访清华大学,并以“中国和美国的政治改革挑战”为题发表演讲,在与汪晖、崔之元、潘维三位教授的讨论中,他强调美国政治衰落的趋势是可以从内部矫正的,政治衰败是所有政治制度的常态。显而易见,福山没有否定他眼中自由民主制对世界政治的绝对影响力,认为美国政治体制只是特定地、偶然地出现了功能性障碍。

福山不仅没有因美国政治衰败抛弃自由民主制,相反却从美国政治衰败中再次举起自由民主制旗帜。“民主政治制度在回应涌现出的问题时往往比权威体制慢,但当它们开始行动时,常常更加果断,因为相关决策已获得广泛支持。”“即便高质量的民主政府供应不足,对它的需求却很大,而且与日俱增。……事实表明,政治发展的过程有很明确的方向性,承认公民平等尊严的负责制政府,具有普遍的吸引力。”由此看来,福山并没有客观看待自由民主制度所遭遇的危机。他继续保持对民主政府的积极评价和高度期待,并企图通过搭建政治秩序的解释框架,再次阐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普世性,对“历史终结论”的观点进行回溯。

( 三) 修补和升级自由民主制

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根据“科耶夫—黑格尔主义”打造“普世而同质的国家”思想,极力鄙弃和弱化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向世界大声宣告自由民主制是“最好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将以绝对压倒性优势实现对“历史的终结”。而自2014 年开始,福山抛出“美国政治衰败论”,对自由民主制的“最好”着墨无多,却开始批评美国这一最大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始将视角集中转向国家上层建筑的作用,甚至转而借鉴中国的“强国家”经验。福山虽然批评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但其真实意图是要挽救逐步僵化、衰落的自由民主制。

福山以美国为例来阐释自由民主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但又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还不足以让自由民主制从此消失匿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福山强调,自由民主制还是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依旧可以发挥自身的积极力量,只不过这种先进性的发挥是需要建立在加强国家构建的基础上。加强国家构建不是革掉自由民主制的命,而是要革掉束缚自由民主制的生机与活力、妨碍发挥自由民主优越性的“僵化体制”的命。加强国家构建是作为升级“自由民主制”的重要因素出现在福山的著作中的,其目的是保障自由民主制的终极价值和统治地位,继续把自由民主制推向前进,捍卫其“历史终结论”的立论。所以,加强国家构建是在不改变自由民主制基础上进行的政策改良,目的是修补和升级自由民主制。而对于中国这一崛起的“强国家”政治体,福山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缺少西方意识形态性质的民主和法治,必将会遭遇“终极衰败”。福山的国家构建理论重点大量阐释了国家构建的必要意义和美好前景,对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进行构建”的论述却寥寥无几,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实践方案。

四、结语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一直高唱“自由民主”的“普世赞歌”,极力在全球范围内移植、推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但不容回避的是,无论是在中东、亚洲等外生型民主国家,还是在美国这样的内生型民主国家,自由民主制都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与危机。福山作为美国的政治学家,批判与反思美国政治制度所出现的问题,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并没有因为美国“政治衰败”而放弃“自由民主制”,而是沿用亨廷顿的政治理论分析,强调“政治秩序”,试图通过加强“国家构建”来打破美国政治制度僵局的格局,达到对“自由民主制”的修补和升级,继续完成“民主终结历史”的使命。这只是一种美好设想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以自由市场、民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国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在金钱左右政治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客们只是被大财团、大资本家所雇佣的木偶代言人,为身后的“金主”谋利,并形成了利益集团政治。以“提高国家能力、加强官僚体系自主性”为内容、以“决策一致、有效管理”为目的的国家构建理念从理论上讲是有效的,但其所依据的领导力量和经济基础何在?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谁能够担此重任? 利益分化的冲突如何调和? 这些都是福山没有深入思考的问题。若不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是无法挽救衰落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而福山对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更明显缺乏实证研究。他没有理解和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主性和鲜明特色,只是套用“普世”的自由民主制“标准公式”得出自说自话的结论,显然是毫无解释力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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