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借“战略性外交”遏制中国

来源:东北亚论坛 作者:吕耀东 时间:2018-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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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国际战略及国际政治理念分析入手,对当代日本战略性外交及政治诉求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和诠释。其一,日本的战略性外交作为体现日本主体性的、旨在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对外关系样式,充分表现出力求摆脱“和平宪法”、谋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性政策取向。其二,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表现为:以解禁乃至行使集体自卫权,谋求日美同盟的对等性;通过价值观外交,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介入南海问题,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以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等等,已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本文认为,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不仅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环境,而且导致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通过战略性外交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日本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

 日本如何借“战略性外交”遏制中国

日本的“战略性外交”理念是安倍所谓“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即重视普遍价值观的、以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指导思想及对外关系理念。[1]战略性外交作为体现日本主体性的、旨在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对外关系样式,充分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政策取向。一般来说,任何国家外交基本方针都是具有针对性、指向性和战略性的。安倍晋三执政之初就表明其“外交基本方针”:“不是只关注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关系,而是要像注视地球仪那样俯瞰整个世界,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支配等基本价值观,开展战略性外交”。[2]安倍特别强调:“战略性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是我的外交基本原则。我将重建受损的日本外交,明确日本在世界上坚定不移的立场”。[3]安倍的战略性外交显然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制定的,以自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主张型外交”及对外关系体现。从其政策具体落实来看,针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及海洋维权行动首当其冲。日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深化日美同盟机制,力图建立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海洋国家”联盟,强调所谓“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固有矛盾与冲突,不断激化东海和南海问题,借此增强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这样的战略性外交理念是要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加强与东盟以及印澳等国的安全合作,以遏制中国。显然,安倍政权实施“价值观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等战略性外交样式,其战略意图是要彻底摆脱“和平宪法”“专守防卫型国家”等“战后体制”的束缚。这与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化”、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直接关联,是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对外政策取向。

一、深化日美同盟及其“对等性”是日本战略性外交的重点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不可动摇的“基轴”,但因二战战败形成的“美主日从”的不对等同盟关系一直困扰着日本外交“自主性”的落实。日本不断争取日美同盟关系的“对等性”,力求改变这一不对称同盟结构。安倍曾主张在外交上要有独自的“坐标轴”,彻底改变日美同盟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他提出“战略性外交”理念,表露出日美安全关系应该是“双向度的”意愿。日本将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推进日美同盟机制深化,使之由“非对等性”升级为“对等性”关系,由依赖美国体制向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双向义务体制转变。

首先,日本力求通过日美同盟关系的深化,加强主导地区乃至国际事务的力度。日本的“正常国家论”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利益交汇点,是日美同盟强化的原动力。2014年4月,安倍首相对到访的奥巴马总统表明全力支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总统以“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防卫”加以回报。这种以侵害中国国家利益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的做法,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奥巴马为了让日本配合其“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特别重视与盟国的防务及集体安全合作,积极支持日本通过解释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欲尽快推动美日同盟机制的“现代化”升级。即在法律上扩大、提升日美安全合作的范围与授权;在军事理念、作战样式、军事装备与兵力部署上力求占得先机,满足美日现在及可预见未来的战略需要。[4]对此安倍在2014年4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中表态称:“日美同盟关系拥有自由、民主主义和基本人权等共同价值观,以及共同的战略利益,是和平和繁荣的基石”。“希望在亚太地区发挥日美同盟的主导作用”。[5]日美首脑通过数次共同声明宣称,日美同盟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基石。[6]并确认“在共筑亚太及超越亚太未来的基础上”是“紧密合作与协调”的无可替代的伙伴关系。

为了“借船出海”,日本维护日美同盟关系不遗余力。当2017年特朗普执政带来的日美经贸关系调整意向时,日本遵循“金元开路”的惯用外交套数,竭力通过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突出日美同盟的重要性。鉴于特朗普竞选时要求日本提高负担驻日美军费用的意愿。安倍顺应特朗普“美国利益优先”的理念,承诺在美国通过投资基建市场或购买军火创造就业岗位。得到日方利益承诺的特朗普给予盟友以美日同盟强化主导亚太事务的回应。

其次,日本强调日美同盟应对地区安全变局的军事及安保功能,意在谋求同盟机制的对等性。依据日美同盟关系规定,一旦出现对日本和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日美将随时展开磋商。2015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Guide Line)修改后,旨在实现自卫队和美军整体运用的同盟协调机制开始常规启用。安倍在2017年国会施政演说中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的基轴”,是“不变的原则”。特朗普上台后也明确了强化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他于2017年11月访日在美军横田基地强调“日本是极其重要的同盟国”,并称“美军与自卫队的相互配合及运用能力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7]

为了明确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和针对性,安倍就日美共同应对朝鲜发射导弹一事表示:“美国总是百分之百与日本同在。”特朗普也称:“我们百分之百支持同盟国日本”。[8]安倍不断谋求美方承诺日美军事及安保合作、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意愿,就是为了达到“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的政治目的。

冷战后,谋求日美同盟“对等性”机制成为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在日本看来,在自卫队解禁集体自卫权前,“日美同盟不过是个别自卫权的延伸”。[9]既然美方强调日韩等同盟国在得到美国安全保护的同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恰恰给安倍谋求日美同盟“对等性”以契机。安倍首相在2017年2月访美会见特朗普总统时,就“安全保障相关法”关于自卫队对驻日美军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方针进行了充分说明,并明示日本依据“安全保障相关法”已行使集体自卫权服务于美军。即日本政府判断“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受到攻击、陷入日本存亡受到威胁的事态”等情况下,可向美军提供物资。日美两国政府于2016年9月签署了自卫队与美军进行物资与劳务相互融通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修改文件,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斗区域”向美军提供弹药支援,体现日美同盟内部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军事机能。安倍表示“应使日美同盟的作用与能力体现为高效且有效的形式”,日方力争增强防卫力量并发挥更大作用。[10]在日本看来,深化日美同盟应包括允许对美军行使集体自卫权为主要内容的安保法制的实施。[11]随着日美两国间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日本安保法制生效及实施,使得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随之扩大,“日本对外作战的动向凸显”。[12]以朝鲜的核与弹道导弹开发为借口,日本自卫队的舰船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实施了保护美军舰艇及军事装备在内的所谓“武器防护”行动及任务,并且“在根据事态合理判断有必要的限度内”可以使用武器,[13]此举旨在落实“安全保障相关法”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日美海上合作及配合措施。以凸显日美同盟军事保护“对等性”的变化。事实上,日美同盟的对等性也在两国军事一体化过程中不断推进。

再次,基于日美同盟的既得利益,使得维护和巩固日美同盟关系,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主旋律。日美同盟是美国亚太及全球战略诉求与日本大国化战略图谋相结合的重要载体。日美宣称“美国与日本确实是依靠民主、公开的经济体系和人权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激烈竞争和充满不测事件的世界中,真正使两国组成联盟的‘黏合剂’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合作”。[14]进入21世纪初期,日美两国出于维护亚太既得利益的“战略共识”,使得日美同盟关系中合作因素日益增多。正如日美首脑标榜的那样:“日美承诺履行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充分利用各自的功能,以促进区域和全球和平、繁荣与安全”,[15]“日美同盟是彼此全球合作的基础”。[16]特朗普以美国总统身份访日专机降落在首都东京的美军横田基地,对约两千名驻日美军士兵及日本自卫队队员发表演讲。这显然是表明美国在日本乃至东亚的既得利益及霸权地位,尽管这样的意图是通过日美同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强调“日本是极其重要的同盟国”,并把维护日美同盟既得利益说成是为了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日本强调“日美同盟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实际上是在谋求日美同盟的“对等性”和可持续性。

为了增强日美同盟处理“朝核问题”的应对能力,日本政府有意引进以攻击敌方基地为目的巡航导弹等武器装备,这可能脱离一直以来“专守防卫”的日本防卫基本方针。日本政府认为“朝核问题”的威胁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旨在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尝试引进和使用巡航导弹等破坏对方的发射基地的应对方法。安倍政府有意将其定位成“反击能力”,并购入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完成特朗普要求日本大力购买美国军火的“任务”。但势必将是日本军事能力借助日美同盟关系的又一次质的飞跃。日本若购入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该巡航导弹有可能被搭载在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舰上,从日本海上的射程可以覆盖朝鲜全境,其特点是低空飞行很难被雷达捕捉,既可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又能够突破“专守防卫”基本方针的长期束缚。

可以说,日本开展对美战略性外交的意图十分明确,即力求强化双边安全和防务合作,依托美日同盟机制,提升日本对亚太及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主导力,为最终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及政治军事大国构想做战略铺陈。

二、日本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的战略性外交取向

安倍晋三上台伊始,就通过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文章称,日本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必须是扩大本国的战略范围。日本必须成为可以遏制中国“进犯”的一个“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组成部分。他构想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与加强海洋维权的中国抗衡。接着,安倍在2013年国会的施政演说指出:“在开放的海洋之下,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美国与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成为伙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需要不断强化这种关系”。[2]可以说,安倍力图依托美日同盟,整合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构建全球性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为推进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首先,安倍提出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是要提升日本整合“价值观相同”国家的号召力。

日本以维护“亚太及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共同目标”的名义,积极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所谓“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及政治和安全机制。2013年2月,安倍在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日本回来了》的演说表示,日本必须要成为一个规则推动者、公共资源捍卫者以及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有效盟国和合作伙伴。为了继续成为全球共有资源的捍卫者,守卫海洋等公有资源,日本必须与美国、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同时,日本将继续推动各个领域国际规则的贯彻执行与遵守,并要规范“试图挑战规则的不安分者”。为此,日本必须与“海洋民主国家”结盟。安倍通过价值观外交,呼吁“拥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国际合作,强调“海洋民主国家”结盟是亚太乃至全球“安全和稳定的核心支柱”。

在亚太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方面,日本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遏制中国海洋维权的相互配合。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三国防长定期举行亚太海洋安全会谈,以“反对任何试图强行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为”的口实,提出制定“共享信息和通过联合训练加强警戒监视”的三国防务合作行动计划,充当“航行自由”、“遵守国际规范”的捍卫者。日本还力图将“价值观相同”的第三国纳入“美日+1”模式,加强美日同盟与菲律宾、印度等国的联合军事训练,力图主导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及防务合作,提升日本的亚太地缘战略控制力,形成有效遏制中国海洋维权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支持安倍首相提出的建设“印度洋太平洋安保中心”的建议之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三国随即进行副外长级磋商会议,同意强化合作,建立协作机制。表示将全力推进“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遏制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

其次,日本力主在七国集团峰会设定海洋安全议题。七国集团(G7)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欧美大国协调机制之一,其一年一度的七国领导人峰会及其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安倍重视G7是由于日本是其中“唯一的亚洲代表”地位。

在日本看来,只要跻身共享自由和民主主义价值观的“精英俱乐部”,不管中国如何崛起,作为亚洲优等生的宝座不会动摇。日本通过G7与欧美的合作,向各国传达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日本2015年在德国举行的G7外长会议上倡导发布了关于南海问题的宣言,日本主办2016年七国集团伊势志摩峰会时,将扼制中国海洋维权提上议事日程,力求在确立“海洋法治”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

日本借助举办七国集团伊势志摩峰会表达海洋战略理念及对华政策,鼓动七国集团团结一致“应对中国”,加强“海洋法治”合作。2016年4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就主办伊势志摩峰会对媒体宣称:“G7各国共享民主主义、法治、市场经济、领土完整和尊重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然而今天,基于这种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企图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所带来的挑战。”在岸田外相看来,针对这种不确定性和忧虑,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七国集团开展国际合作与协调,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了。他强调“我希望以此次广岛外长会议为基础,让共享普世价值的七国集团来主宰旨在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活动。”表明这是“日本带头进行国际性讨论”的重要时刻。[16]基于这样的理念,G7广岛外长会议签署了旨在牵制中国在南海和东海行动的《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该声明对中国南海的正当维权活动表示“强烈反对”,称之是“加剧紧张的威吓性和高压性的单方面行动”。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倡导的伊势志摩七国峰会宣言,表示“支持有关海洋安全保障的G7外长声明”,提出所谓“反对凭借威胁及实力主张领土及海洋主权”的议题,表明“对于东海以及南海的状况表示担忧”。日本主导发布的七国集团有关“海洋安全声明”,显然是拉拢欧美关注东亚的“南海问题”,力图让欧美共同向中国施压,以达到干扰和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的战略意图。

再次,日本通过外长防长磋商(2+2)机制与法英等国强化安全合作,着手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实施“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安倍从“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理念出发,积极与欧美国家推进允许自卫队提供弹药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的修订或谈判,谋求与这些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欧美国家推进防务及安全合作。日本与澳大利亚频频举行“2+2磋商”协调,积极推进允许自卫队提供弹药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的修订。2017年初,日本和法国举行外长防长磋商,双方确认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并就推进防卫装备品相关技术合作达成一致,加快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的进度。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商定将重视基于国际法的航行自由,就南海局势要求所有当事方“遵守国际法义务”。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还就日欧关系发表演讲称,“加强安保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从未像现在如此之高”,妄称中国加强海洋维权行动“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关切事项”。[17]因法国在南太平洋拥有新喀里多尼亚等属地,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与法国合作牵制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进行的海洋维权活动。

对日本而言,英国是欧洲防卫合作最紧密的国家。日本航空自卫队和英国空军“台风”战斗机于2016年11月在日本三泽基地举行首次联合训练。2017年4月安倍首相到访英国与特雷莎梅首相就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确保“自由航行”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并协商了日本自卫队和英国军队的联合训练及防卫装备的研究等安全合作项目。5月3日至22日,日本与美英法实施四国框架下的首次联合军事训练。约40名陆上自卫队员从长崎佐世保基地登上法国“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前往训练相关海域。在西太平洋海域的日本近海、美属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等亚太地区进行通讯、乘船登陆及大型运输直升机(CH-47)的起降联合训练。在2017年12月14日举行的日英两国外长和防长磋商会议上,双方发表以“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为共同利益、欢迎英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参与的联合声明。该联合声明确认日英两国是在欧洲和亚洲“安全保障方面最紧密的伙伴”,属于全球规模的战略关系。该声明对中国推进东海南海维权活动“表示关切”,提出“强烈反对”任何加剧紧张的单方面行动。[18]日英双方还首次制定了包括扩大自卫队与英军联合训练在内的安保领域行动计划。

总之,近年来,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价值观外交,以“维护航行自由”的名义,拉拢和统合欧美国家,共同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合力应对中国海洋维权活动。

三、日本在亚太地区层面对华“战略性外交”的针对性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经历了“脱亚入欧”的战略调整,其目的不是在亚洲与欧美盟友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力求在两者的平衡中掌控亚太事务的话语权乃至主导权。安倍首相身体力行落实这一战略性外交方针。他执政以来遍访东盟十个成员国,积极主动提升与东盟各国关系,以期纳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框架,遏制“海洋活动渐趋活跃的中国”。

首先,安倍发表对东盟外交的五项原则,突出日本“战略性外交”的对华针对性。安倍2013年初出访越南、印尼、泰国时,发表了《开放的、海洋的恩泽——日本外交新五原则》的演讲。其中指出:“日本与东盟各国一起努力创造并扩大自由、民主主义和基本人权等的普遍价值”。“日本与东盟共同发展与守护亚洲多样的传统与文化。促进日本与东盟各国年轻人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19]这些言论不仅表现出安倍力求通过战略性外交主导东亚国际事务的意图,而且表现出日本价值观外交的对华指向性。安倍一贯视中国为东亚国际事务的竞争对手,以所谓价值观相异划界,割裂和破坏东亚和平稳定,并以此在国际社会上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打着“扩大自由、民主主义和基本人权等的普遍价值”的旗号,强调密切与“维护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亚太主要国家展开合作的重要性。可以说,拉拢一些东南亚国家对抗中国是日本战略性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之所以上台伊始就有选择性出访东南亚部分“亲日”国家,正是力图以价值观外交割裂东盟国家间关系,形成遏制中国的态势。正如安倍在2013年初日本国会表述的那样:“今年恰逢日本与东盟友好合作40周年。我前些天访问了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切身感受到他们对日本的期望之高。为了在2015年建立共同体,加强与作为经济增长中心继续发展的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对于地区的和平和繁荣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以此次访问为开端,今后仍将广泛关注世界形势,开展战略性外交”。[2]上述言论显然有对华针对性的意味。其战略目的在于: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提升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掌握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导权,以期制约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发展势头。事实也表明,安倍上台后以中国在东海、南海维权活动为由头,重拾“自由繁荣之弧”策略,千方百计割裂、离间东亚国家间关系,孤立包围中国。

其次,日本加大经济援助力度,力图利用东盟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东盟地区与略显停滞的全球经济不同,保持着高速发展态势,被国际社会视为“全球经济发展中心”。全球主要国家竞相强化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其中,中国已是东盟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对象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也在增进互信关系。安倍上任后首次外访选择了对日亲近的一些东盟成员国,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性外交”力度。安倍在2013年《开放的、海洋的恩泽——日本外交新五原则》中表示:“积极推进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建设各种网络,促进投资,拉动日本经济的复苏,与东盟共繁荣”。[19]2013年,岸田文雄外相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外长会议上,提及了确保区域内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声称“确立国际法的支配地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在随后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及东盟相关峰会期间,安倍与越南和印尼等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强调“没有东盟的强劲增长,就没有日本的增长”。实际上,日本在支援东盟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及推动东盟整体经济增长的口号下,有着明显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战略考量——利用东盟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对日本来说,加强与东盟的关系,不仅可以能够借助东盟与中国展开政治、安全领域的对抗,还可以同东盟保持经济合作、助力实现日本的经济增长战略。

再次,日本不断渲染“南海问题”,希望同南海声索国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以形成对华对抗联盟。安倍的2013年《开放的、海洋的恩泽——日本外交新五原则》中强调:“自由开放的海洋是公共财产,日本愿与东盟国家一起全力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欢迎美国重视亚洲的政策”。[19]安倍以“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的借口,倡导所谓基于法律原则的海洋秩序理念,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在炒作南海问题的大背景下形成对华包围圈,提升日本的东南亚外交声势和力度。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相对下降,日本认为应积极主动地替同盟国美国分担“地区安全责任”。为此,日本政府积极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海上安全机构的能力,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南海声索国海洋安保人员的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不断扩大参加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实务培训的东南亚对象国范围,并通过举办国际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关系,以应对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

安倍内阁在2014年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及技术以出售和借贷的方式出口。日本政府将越南、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等国作为“战略性国际防卫合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向合作对象国提供防卫装备提高海上警备力量,加强海洋安全合作。譬如,日本为帮助越南增强海上警备能力,以应对中国的南海海洋维权活动,向越南贷款约为1200亿日元,其中包括提供6艘海上巡逻船以加强其海上警备能力。越南允许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船舰使用其军事要塞金兰湾,海上自卫队飞机还时常在越南中部的岘港中途停驻。安倍2017年初访问印度尼西亚承诺提供740亿元的经济援助,帮助其强化海岸警备力量,协助印尼开发离岛和修建港口铁路。双方还达成举行两国的外交与国防部长级会议,以强化两国在南海和周边地区的安全保障合作。日本政府在向菲律宾提供大型巡逻船、租借海上自卫队训练机的同时,承诺向菲方提供总计约6000亿日元的日元贷款。

另外,日本海上保安厅还不定期派遣巡逻船前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开展设想打击海盗、取缔非法作业渔船和提高海上救援能力的联合训练。2017年8月,河野太郎外相对外宣布,为帮助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沿岸国家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提升应对能力,日本将从2017年到2019年的3年间提供约5亿美元援助,将以提供巡逻船、防卫装备品及人才培养为主,以进一步推进与东南亚各国安保和防卫合作。

日本“新安保法”生效后,将“南海争端”界定为“重要影响事态”。因此,加强与地处海上通道要冲、经济持续增长的东南亚国家关系,刻意将东亚系列峰会的议题引到南海问题上来,就成为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性外交选项。日本大力加强和提升与东盟各国关系,其战略意图不言自明。

四、以钓鱼岛、东海及南海问题遏制中国海洋维权

安倍晋三再度上台执政,与2006年第一任期首访中国形成鲜明对照,明确采取了对华围堵、遏制政策。安倍等外交决策者力图将南海、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作为对华海权攻势的切入点,频频激化中日海洋权益之争,不断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论”。安倍再次执政以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冲突的潜在危险在增大。[21]这样的事态已成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突破现行“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主要借口。

首先,日本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刻意曲解中国的海洋正当维权活动。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一贯渲染“中国威胁论”,紧盯中国,炒作东海问题,扩大南海事态,为日本政府延续扩张性防卫政策张目。2017年版《防卫白皮书》肆意歪曲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对中国海军的例行训练、海警船巡航钓鱼岛海域、在南沙群岛部署国土防卫设施等正当维权行为妄加评论,称中国海军舰艇的活动海域趋于扩大,“在日本海也有可能日益活跃”。该白皮书就中国的军事动态写到,2016年度日本航空自卫队针对中国战机的紧急升空达851次,创下历史新高。“辽宁号”航母进入更远深海,中国海军在东海的活动,海军军用机在东海向南方向活动区域的扩大,以及中国在南海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该白皮书指出,中国航母辽宁舰2016年底首次驶入西太平洋,展示了中国“海上战斗能力的提升,以及向更远的地方投送战力能力的提升”。中国海空军在东海、南海的活动呈“扩大化倾向”,中国海军在钓鱼岛周边的活动“正在常规化”。白皮书称,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等地的活动“给我国和国际社会安保环境造成的影响感到强烈担忧”。该白皮书还渲染中国对周边“造成威胁”,妄言中国“威胁”到东南亚的安全、海洋安全、宇宙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安全。

近年来,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涉华部分篇幅有增无减,目的在于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落实安保法制,走向海外寻找理由。在渲染日本安保环境恶化的同时,该白皮书详尽介绍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等日本基本防卫政策,并汇总防卫力建设取得的进展、防卫支出连续5年增长、与多国签署防卫装备及技术合作协定等扩张性防卫政策的最新动向。该白皮书还具体介绍了日本新安保法实施后自卫拓展的新任务,包括解禁日本自卫队南苏丹维和队伍开展“驰援护卫”活动等。正是“新安保法”解禁了集体自卫权,给了日本自卫队“用进攻性武器进行自卫”的依据。这表明日本力图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自卫队海外动武,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对自卫队的法律约束。

其次,日本不断强化包括中国钓鱼岛在内的所谓西南列岛的防卫力量。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显著加强日本防卫实力,尤其是突出面向中国的日本西南方防卫政策力度。基于放大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开展海洋维权活动的目的,安倍首相在2016年3月首次出席日本海上保安学校毕业典礼时,就应对“钓鱼岛问题”强调:“大家不惧怕大风大浪,忍耐巨大压力,出色地执行任务。你们是日本国民的骄傲。”[22]安倍此举旨在以“中国威胁论”提高海上保安人员针对中国海洋维权的“士气”。以强化南西列岛防御能力的名义,日本防卫省于2016年3月在距离钓鱼岛约15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该部队约由160人组成,使用雷达对附近活动的过往船只飞机进行全天候监控。

日本不断强化“西南地区”岛屿的军事能力,正在冲绳县宫古、石垣两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大岛推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计划。日本防卫省计划在石垣岛部署500~600人规模的警备部队以及地对空、地对舰导弹部队。在宫古岛部署700~800人规模的自卫队,以强化西南列岛及海域的防卫力。日本未来将在陆上自卫队下新设针对防卫西南诸岛遭受攻击的“水陆机动团”,引进美式两栖装甲车“AAV-7”,以加强离岛防卫。安倍于2017年8月实施内阁改组后,以“朝核问题”等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为由,列举了加强南西诸岛防卫、导弹防御以及太空和网络等项目的意愿,表达了有必要修改2013年12月内阁会议通过的防卫力建设方针《防卫计划大纲》的想法,并指示防卫相小野寺五典着手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研究未来5年内有关引进防卫装备以及费用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纲要。为体现重视南西诸岛的防卫强化工作,日本防卫省决定在2018年度预算中,552亿日元用于南西警备部队的设施建设,881亿日元购买6架最新型隐形战机F-35,457亿日元用于购买4架新型运输机“鱼鹰”。还将列入100亿日元研究费用于“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的研发。[23]

再次,日美屡次宣称《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明确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日本防卫省智库发表的《2016年中国安全保障报告》称,中国快速推进国产航母建造,力求舰船及潜艇的现代化,“试图在领土问题上继续强化存在感”。若这一动向得以持续发展,那么东亚的“美中紧张局势势必升级”,形成地区紧张局势。[24]这样的言论显然是希望美国能够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遏制中国的力度。安倍不惜恶化中日关系,先后和奥巴马、特朗普美国两任总统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防卫。他强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中已写明,“各缔约国宣布在处于日本施政之下的领域,对任何一方的武力攻击会被认为危及本国的和平与安全,将依照本国宪法上的规定和程序,为应对共同的危险而采取行动”。[25]在安倍看来,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协防条款一事,已在近年来日美首脑会谈等高层磋商中被多次明确确认,特朗普新政府也已延续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立场。可以说,安倍正是通过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恶意歪曲中国的正当海洋活动,逐步明确了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的战略意图。

五、结语

总之,日本的战略性外交基于国家利益,服务于日本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政治诉求非常明确。正如安倍在2017年初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所言:“将开展充满活力的和平外交和经济外交,在世界的中心尽到相应的责任”。[26]战略性外交作为体现日本主体性的、旨在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对外关系样式,充分表现出力求摆脱“和平宪法”、谋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性政策取向。

一是以解禁乃至行使集体自卫权,谋求日美同盟的对等性,这是日本力求改变“战后体制”,实现日美“平起平坐”国家关系的战略性外交手段。尤其是安倍执政以来,将修改与美国有着直接关系的“和平宪法”提上议事日程,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实现日美的对等性安全保护关系,为摆脱“战后体制”迈出关键一步。

二是通过价值观外交,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安倍不再满足日美同盟的对等性追求,力求拉拢所谓价值观相同的“民主国家”、“海洋国家”,不断扩大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海洋安全合作范围,以维护航行自由和“法律支配”的秩序主导者自居。

三是介入南海问题,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关系。日本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但日本以“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由头,挑动南海事端,鼓动南海声索国压迫中国接受“南海仲裁”结果,并以维护“民主、自由和法治”及“航行自由”的名义,积极开展遏制中国海洋维权活动,将日本自身打扮成“国际法”的捍卫者。

四是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不断恶化中日关系。日本联手一些欧美国家及南海声索国共同遏制中国,已演化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日本上述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环境。特别是,安倍政权为了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无视中国的和平发展事实,“妖魔化”中国正当合法的海洋维权活动,为“修宪”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国内外舆论氛围,导致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通过战略性外交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日本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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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1期,原标题《吕耀东:解析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作者: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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