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之乱成制度性、系统性危机,何以难解?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林德山 苏长和 孙来斌 时间:2018-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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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出现社会紊乱甚至失序现象,如债务危机、暴恐频发、难民危机、民粹主义高涨等。种种迹象表明,“西方之乱”不是局部的、个别领域的危机,而是制度性、系统性危机,它标志着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正在褪色。“西方之乱”的根源何在?制度失灵导致政党失信,媒体失准导致民众失聪。同时,政党失信、媒体失准、民众失聪又加剧了制度失灵,彼此互为因果、盘根错节,而制度因素是关键。本期观察版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西方政坛乱象丛生绝非偶然(人民观察)

林德山

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政坛乱象丛生。例如,美国国内的政治闹剧并未随大选结束而终止,各种力量围绕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内外政策以及“通俄门”等事件争斗不止;英国保守党政府接连上演的政治豪赌剧情也是跌宕起伏。同样的政治乱象还困扰着欧洲大陆,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法国大选中的政治大洗牌等如走马灯般上演。在西方历史上,政党之间相互攻讦并不鲜见,但如此频发多发的政治乱象以及政治决策者难以控制自己决策行为和后果的现象,仍然让人不禁担忧:西方国家的政治不确定性正在快速升高。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将之简单归咎于民粹主义力量的兴起。理智的人们则在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机制和功效问题,认为西方政治乱象丛生印证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紊乱失调。

制度设计理念与实际运行脱节

西方诸多政治乱象的背后,都与权力制衡、多党竞争的制度设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西方民主政治的功能缺失是造成目前种种混乱的重要原因。那些象征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本意在于表达和满足民主政治的一些功能性诉求。例如,权力制衡意在反对独裁和专制,多党制度则具有满足不同政治利益集团表达政治诉求、参与政治活动的功能。但事实上,民主政治的这些诉求并未真正实现,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一些制度已经在实际运行中变形走样。

制度变形表现在西方政党的功能变化和竞争意义改变。作为一种政治组织,起初政党承载着民主政治的多种功能,包括表达不同声音、提供参与政治的平台和机会、代表民众治理国家等。但在西方,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为了上台执政,日益将赢得选举而非推出符合实际的治理措施视为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政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和表达不同声音的功能逐渐弱化,主流政党的中间化和政策趋同化就是这种趋向的结果。与之相适应,政党组织变得日益专业化和技术化,逐渐脱离大众日常生活。实际上,西方权力制衡体制本身就存在实现机制方面的问题,如政党博弈中的相互推诿、党派攻讦等。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而支撑权力体系的却是少数精英。同时,主流政党之间的竞争使其日益背离反映社会多元需求的初衷,一些政党为选举利益而不惜滥用制度权力,导致政党竞争中的狭隘党派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争斗被进一步放大。正是因为西方政党日益无视民众的需求,才会不时有社会力量诉诸“沉默的大多数”的反抗。政治对立情绪的上升和各种抗议活动的升级以及民粹主义的甚嚣尘上,都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

制度变形还表现为权力制衡的内容发生质变。表面上看,西方政治竞争中的乱象是由于权力制衡体制出了问题。其实,经过长期演化,西方权力制衡体制的内容已今非昔比。一方面,一些形式上的制衡已经不能反映现实需求。例如,早期的制衡体制重在从形式上抑制行政部门的权力,它源于对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种天然怀疑。但如今,西方行政权力的膨胀已经超出之前制度设计所能遏制的范围,如何遏制权力膨胀已成为制度设计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权力失衡未能被既有制度体系有效抑制。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驱动下,资本的权力日益膨胀,并利用既有制度体系主导政治议程。如何抑制这种无形的权力垄断?西方既有制度体系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一些西方学者表达了对民主制度失败的担忧,指出既有民主制度存在一种民主陷阱,即看起来是自由选举,实质上却是主流政党在操控选举过程。这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西方国家频频出现的抗议示威活动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政治不信任加剧西方社会对立与分裂

民主政治没有固定模式,政治如果不能有效反映时代变化和民众需要,就会乱象丛生。西方政治乱象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政治不信任。这既表现为民众对主流政党和政治家的普遍不信任,也表现为政治行为体、政党之间信任感的缺失。与之相应的是西方社会对立与分裂的加剧。

西方政治分裂源于人们对公共事务现状的强烈不满。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只有19%的美国人仍信任政府,55%的美国人认为普通美国人要比那些当选的政治家们更适合解决国家的问题。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多数人认为政治家没有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无疑受到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主流政党脱离民众、政治家行为失范以及政府公共治理不力。主流政党日益专注于选举结果而非政策本身,政治家也变得越来越具有投机性,其行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玩世不恭,越来越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也越来越难以有效治理国家,这些必然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美国市场爱迪生调查民调研究2016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40%的美国人完全不信任联邦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这种对政府数据和专家、政治家的不信任感,极大地损害了人们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信任。

主流政党的衰退及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正在加剧。在西方,政党和政治家为私利而放大彼此间的对立本不足为奇,但在传统政治生活中,人们对政党和政治家的道德与责任意识较为关注,这驱使不同政党和政治家在突出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强调政治沟通的必要性,重视达成政治共识。而过去几十年,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主流政党的责任感和沟通意识明显下降,政党之间越来越难以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有效政治沟通。于是,诉诸全民公决的方式——这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式,就被频繁使用。但在缺少共识和必要政治沟通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往往会加深而非弥合社会分裂。英国脱欧公投后的政治演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对主流政党政治信任度下降为民粹主义兴起提供了土壤。民粹主义兴起强化了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信任,但它不能真正带来人们所期待的政治诚信。民粹主义所诉诸的社会二元对立,只能强化已经存在的社会分裂。民粹主义者所主张的断裂式公共政策将导致政府行为的非连续性日益加重,只会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政府的公信力。

新技术冲击既有政治制度体系

新技术快速发展给西方民主政治带来新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如何抑制网络媒体的权力滥用。在西方政治乱象中,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强烈冲击着既有政治制度体系,影响着传统政党组织和运行机制,改变着政党政治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凸显了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发展对政治的影响力。这首先体现在它改变了传统政党与媒体间的关系,增强了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对媒体的依赖。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以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在日益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诱发了一种媒体政治的新趋向,即政党根据媒体的需求来塑造政治议程。除了在政治议程上迎合媒体的偏好,政党的政治动员也越来越依赖对媒体的庞大投入。这些转而加剧了金钱政治的乱象,并导致政治的日益庸俗化和碎片化,政党和政党领袖日益关注媒体的好恶,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更加疏离大众的实际需求。

与此同时,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强烈冲击着西方传统政治运行机制以及政治话语体系。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信息传递路径和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更便捷的交流方式,但也在销蚀传统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的政治基础。政党不再是唯一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政治信息来源和政治参与路径,人们越来越多地诉诸更为直接的政治对话。这些都直接挑战着传统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的组织和运作机制以及传统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在导致政治更为脆弱的同时也加剧了政治不信任。

这些变化为新兴政治力量尤其是民粹主义力量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媒体也为一些新兴政党和社会力量提供了便捷的发声平台。正是借助这些不同于传统主流媒体的新技术手段,一些党派相互攻讦的仇恨和狂热情绪得以在更广范围快速传播,而主流政党通过主流媒体控制社会信息的能力则被大大削弱,主流政党及其政治家对政治决策的控制力下降。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一些政治家的行为也变得更为轻浮和不负责任。在西方,新技术的出现推动政治沟通方式趋于便捷和多样化,使得政治决策的演化进程变得更加难以预测、难以控制。这也是西方政坛乱象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原题为《西方政坛乱象丛生绝非偶然》)

 

对抗式制度体系导致西方之乱

苏长和

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出现社会紊乱甚至失序现象,如债务危机、暴恐频发、难民危机、选举出现“黑天鹅”事件、民粹主义高涨、右翼极端主义暗流涌动、种族歧视引发社会抗议和骚乱等。西方社会乱象丛生、治理赤字严重,表明资本主义正在出现系统性危机,并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究其原因,对抗式制度体系是导致西方之乱的重要根源。

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系统性危机

历史上,资本主义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并在上个世纪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恢复性快速发展,而其内在矛盾和问题也加速积累。20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至今未见起色。2002年,拥有上千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安然公司宣告破产。此时,美国房地产领域的次贷问题已在酝酿新危机,积累着更具破坏性的负能量。一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发的金融风暴,从2007年8月起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酿成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

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国家公共开支剧增同经济复苏乏力、税收减少的矛盾,又使政府债务进一步攀升。事实上,只要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低于债务膨胀速度,国家支出与国家税收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必然导致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从长远来看,降低政府债务水平需要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但这必然降低民众生活与福利水平,进而加剧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导致社会冲突。为缓解债务危机,一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增税来平衡财政收支,但这又遇到大财团的重重阻力。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就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怀疑通过国家调节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方案。实际上,债务问题大大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新自由主义“去国家化”和“最小政府”经济思潮盛行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这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不单单是市场失灵,还有严重的政府失灵。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焦虑、慌乱和失序,反映了这些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而出现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同时也成为危及当今世界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这一轮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正在褪色。二战后,西方几代理论家苦心包装的所谓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价值观,既在其国内遭到质疑和反思,又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和阻击。曾被宣扬为一些西方大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正在流失。危机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对外政治中的表现,让人很难将其与人类理想的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轮危机对全世界来说,还是一场生动的政治制度教育课。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相互掣肘、漫天许诺、彼此否决、分裂对立等现象,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不是局部的、个别领域的危机,而是制度性、系统性危机。

西方之乱的对抗式制度体系根源

在欧美国家的政治生态中,对抗式制度体系成为治理赤字的重要制度根源。对抗式制度体系由竞争性政党制度、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等制度形态组成,其基本假设是制度体系应该建立在对抗制衡和分而治之的基础上。这套政体模式是在近代欧洲独特的历史和国情中形成的,后来虽然出现了一些变体,但基本精神没有大的变化。按照对抗制衡原理形成的一整套对抗式制度体系,奠定了西方对国家、政府、政党、立法、司法、央地关系、内外关系等的特殊理解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较为自洽的西方政治学说体系。在西方政治扩张过程中,西方政治学说又用民主和自由等辞藻来修饰和附会这种制度体系。事实上,对抗式制度体系与民主、自由的真谛相去甚远。在实际运行中,对抗式制度体系往往在空间上表现为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在时间上表现为这一届反对上一届,其极端形态就是政治失灵、政治极化或者政治相互否定,从而导致对抗式制度体系的周期性危机,形成所谓的治理赤字难题。对抗式制度体系还是导致极端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因为团体和个体往往需要在极端言论和政策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这样来看,西方社会有今日之乱象就不足为奇了。

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治理赤字,也同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流行有很大关联。欧美国家以外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复制这套制度体系以后,不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遭到削弱,还催生和加剧了社会对立、民族分裂、地区隔阂等乱象。可以说,对抗式制度体系被复制到哪里,哪里的社会对立、民族分裂、阶层冷漠就会被激活甚至激化。不少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都饱受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折磨。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体系如果不是有助于和谐与团结,而是不断加剧对抗和冲突,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民主”“自由”根本不是民主、自由的本义,更不应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

对抗式制度体系还表现出排他特点,尤其是政党变化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遵约效果,大幅降低了国际合作效率,极大增加了全球治理成本。与此同时,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象也在增多,许多需要各国合作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久拖不决或决而难行。英国脱离欧盟的突发性、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随意性等,意味着国际不合作行为产生连锁效应。还应看到,近年来一些国家奉行“本国优先”的原则,也就是为了本国利益可以置各国共同面临的议题于不顾,甚至采取明显损害他国利益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决策和政策。同时,以结盟对抗和干涉思维处理国际关系的现象仍然存在,妨碍着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集体行动能力的削弱、单边主义的上升、结盟对抗冷战思维的延续,这些对全球治理的改善都不是好事。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为许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消极力量。

对抗式制度体系在制度设计上造成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内在的对立状态,难以满足互联互通时代的合作需求。从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探索的历史来看,对抗式制度体系是人类社会一项比较糟糕的政治发明。构建国内制度体系和世界治理体系相互适应、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道路上面临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重大课题,面对当今的西方之乱,世界各国都应有所自省和自觉。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原题为《对抗式制度体系导致西方之乱》)

 

西方之乱凸显制度缺陷

孙来斌

一段时间以来,占据西方主流媒体重要版面的是频发的枪击案和暴恐袭击、愈演愈烈的“通俄门”等负面新闻。面对乱局,一些西方人习惯于“灯下黑”,或将之归因于西方运气欠佳,或将之视为外部因素使然。美国学者福山的答案似乎与众不同:“真正的问题,部分根源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源于美国的制度。”我们不想揣摩福山的本意,但“西方之乱”确有其制度根源。

资本逻辑产生贫富分化。马克思曾说过,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以及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逻辑,是剥削剩余价值或赚钱。这必然导致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并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20世纪30至70年代,为缓解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西方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这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给资本逻辑念了念“紧箍咒”。70年代末以后,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实体经济让位于虚拟经济,资本逻辑借助于金融化大行其道,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成为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国家。在资本逻辑驱使下,金融资本无限扩张与实体经济相对萎缩的矛盾突出,西方社会“1%”与“99%”之间的关系紧张。还应看到,资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获利远远超过劳动。西方工人在面临制造业外移带来就业压力的同时,还要应对移民涌入、商品输入带来的“饭碗”之争。不满、怒气在西方民众中日益滋长,致使街头冲突、暴力事件等乱象频现。

异化民主导致低效政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常因基因缺陷而出现民主异化,导致低效政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制衡变形为权力掣肘。以权力制衡避免权力滥用,是“三权分立”制度设计的初衷。然而,正如丹麦学者莫恩斯·汉森所指出的,职能细分成立法、行政与司法,这在理论上是清晰的,但在实践中却不起作用。权力相互掣肘,已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常态。二是多党制演变成党争政治。意在平衡政党力量的多党制在现实中往往上演“纸牌屋”,议会讨论经常陷入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的境地。近年来,由于美国政府“光说不练”、两党相互否决,在解决非法移民、控枪、医改等问题上长期达不成共识,引起民众强烈不满。三是民主选举被金钱污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民主依赖选票,选票来自竞选,而竞选需要金钱,这就是美国选举的游戏规则。金钱污染政治、政治回报金钱,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

个人主义催生价值冲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在文化上的重要反映,自由主义对于激发西方社会的创造活力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在战胜封建专制这个宿敌之后,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并未“踩刹车”,而是肆意滋长,甚至滑向狭隘的个人主义,引发诸多价值冲突。例如,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美国大片渲染的是个人英雄主义,街头篮球流行的是个人单挑。在这种文化的浸淫下,自然会出现个体价值遮蔽社会利益的现象。同时,面对民粹主义的流行、选票政治的压力,西方政治家罔顾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极力迎合部分民众的短期需求,结果使社会陷入“福利陷阱”。又如,传统白人社会与少数族裔的文化冲突。如何实现传统白人社会与少数族裔和谐相处,历来是西方社会面对的难题。少数族裔第一代移民在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时,大多采取抱团取暖的做法。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受个人主义影响颇深。但由于种族、肤色、宗教的差异,他们也存在融入困难。这些人在难以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时,容易产生极端思想,甚至走向报复社会。“独狼式”暴恐袭击的背后,就有激烈的文化价值冲突。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根治“西方之乱”,要从其制度根源入手。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世界需要一位“现代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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