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美国的种族主义与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模式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戴维·米基茨 魏文编译 时间:201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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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曼在他的新书《希特勒的美国模式》中指出,“纳粹的律师们将美国看成创造种族主义法律世界革新的领导者不是没有理由的”。美国的南部和纳粹的德国在30年代实施世界上最严厉的种族主义制度。

1963年在蒙哥马利州和亚拉巴马州的学校里白人青年抗议反对种族的结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詹姆斯·Q.魏特曼的新书《希特勒的美国模式》,以有说服力的方式提出希特勒的政治措施在美国启发了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它习惯的权利的实用主义。

1935年7月26日,近千名反对纳粹的示威者袭击了“不来梅号”,这是一艘优雅的、最现代化的跨大西洋的德国船只,曾在纽约停泊。示威者们将船上印有希特勒纳粹党徽的旗帜撕成碎片,扔到休斯顿河里。那是纽约新纳粹分子和反对纳粹的分子之间街头斗争漫长和热烈的夏天的一个高潮。

“不来梅号”事件的五名闹事者被逮捕,但是当他们1935年9月出现在法官路易斯·布罗德斯基面前的时候,发生了值得注意的事情:布罗德斯基撤销了他们所有的罪名,理由是印有纳粹党党徽的旗帜是“一面海盗的黑旗”,值得被破坏,它是“反叛针对文明的”徽章,“是对中世纪之前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返祖性的倒退,如果不说是野蛮的话”。

法律保护布罗德斯基勇敢的宣言是可疑的。没过多久,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为这名法官的决定向德国道歉。希特勒赞扬了罗斯福政府使法官布罗德斯基的判决失去权威。但是,犹太人法官布罗德斯基对反对纳粹构建的合法规范条件的赦免,对于希特勒的党来说完变成了一个“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纽伦堡的法律1935年9月对德国的犹太人强制实施严厉的限制,纳粹分子就是这样确认这是对布罗德斯基“侮辱”的“回答”。

詹姆斯·Q.魏特曼将他的新书《希特勒的美国模式》献给“路易斯·B.布罗德斯基的幽灵”。但是魏特曼与肯定30年代中期纳粹主义是一种中世纪的倒退的说法有分歧。魏特曼表明纽伦堡的法律没有成为一种异常的野蛮,部分模仿当时生效的美国种族主义的法律。纳粹政权自认为是种族主义立法的先锋,在美国受到启发。魏特曼认为,“纳粹的律师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创造种族主义法律革新者的领导地位不是没有理由的”。在30年代美国的南方和纳粹德国曾经是世界上最直接的种族主义政权,他们对这种模式感到自豪,这种模式分别剥夺了黑人和犹太人的民权。

很久以前学者们知道,美国的“优生学运动”启发了德国纳粹分子;现在魏特曼补充的是美国移民政策和它有关种族的法律的影响。今天,魏特曼关于种族主义将目光瞄向美国以寻求启发的想法让我们陷入道德的恐慌。但是,还有其他的历史层面,特别是在特朗普时代我们可以利用它,以严格的眼光看待它。我们的总统当选部分是因为他首先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作为资本,冷酷无情地俘获了国内的和外部的敌人。根据这种视角,没有来源的世界主义者们、移民、没有法则的城市中心对于真正的美国来说都是经常性的威胁。

历史学家们已经对美国的种族主义法律和美国之间的联系不那么看重了,因为美国的兴趣主要在于否认黑人全面的公民权,超过对犹太人公民权的否认。但是魏特曼学识渊博和有经验的论述表明,在30年代中期纳粹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一次再次地采取美国剥夺非洲裔美国人投票的权利和与白人结婚的权利的方式。他们着迷于美国将数百万人变成第二等级公民的方式。

奇怪的是我们可能觉得纳粹分子将美国看成一个白人种族的模式,一个夺取了大量重要“生存空间”的北方种族的帝国。德国专家瓦尔霍尔德·德拉斯奇在1936年他的《白人种族的优势》一书中认为,美国的成立在雅利安人的上升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没有美国,“永远不会出现一个有白人种族意识的单位”。根据历史学家德特勒夫·容克的说法,对于纳粹分子来说,美国在世界上胜利之后,种族和重要的空间是两个关键词。希特勒钦佩美国人对种族纯洁的承诺,赞扬“屠杀了数百万万个红皮肤的动物直到使其减少到数十万个”。

当希特勒将眼光瞄向美国寻求种族主义的“更新”时,他搞错了。魏特曼说,“20世纪初美国是全球种族主义法律的领导者”,甚至超过了南非。“新世界”的西班牙帝国曾经是将公民与鲜血联系在一起的法律的先锋,但是美国实施了一项比西班牙人更加相当先进的种族立法。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非洲裔美国人的奴隶制是杰裴逊独立宣言纪念碑式的一个污点,而杰裴逊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地创造的”。1790年的美国入籍法规定“试图成为一个自由的白人”的任何外国人都可能变成美国人,纳粹分子曾经警告说这是一个对公民进行种族限制不寻常的事件。加利福尼亚1870年代禁止中国移民;1882年美国全国继续这个州的做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一种冲动,加上关注种族主义的理论对移居和移民的关注。1917年的亚洲禁区法律禁止亚洲的移民入境,同时禁止同性恋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白痴”入境。1921年的“限额法律”对欧洲北部的移民有利,他们处在优于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被禁止移居。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赞扬美国对移民的限制:这个德国未来的独裁者对诞生在一个国家的人将其变成公民的事实感到遗憾,这样“一个以前生活在德国保护地,现在居住在德国的黑人这样可能生育一个‘德国公民’”。希特勒补充说,“现在存在一个国家,在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一个更好的观念软弱的开始……北美联盟”,它“简单地排斥某些种族的移民”。希特勒得出结论说,由于德国有自己的种族基础,它有一种更真实的国家“民族的”思想。

在对婚姻的种族限制方面,美国孤单地成为先锋。美国人的思想是种族上混合的婚姻是犯罪,这在纽伦堡的法律中有强烈的反响。在30年代美国几乎有30个州的法律在它们的法典中反对混合婚姻,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亚洲人以及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结婚。纳粹分子坚持抄袭美国人反对混合婚姻的法律。纽伦堡的法律继续美国的模式,认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婚姻是非法的。

存在一种情况,美国的种族法律表明对纳粹分子过于严厉。在北美占主导地位的规则是“一个水滴”。通常情况下,只是因为你是部分黑色血统的后裔,就认定你是黑人。但是持强硬路线的纳粹分子的建议是如你有一个犹太人祖父,就确定你是德国人,如同在纽伦堡通过的法律那样。相反,对具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或甚至是半个犹太人,则相对宽容。杂种人,半个犹太人可以统计为七上雅利安人,除非在宗教上他们是遵守规矩的人,或是与犹太配偶结婚。

对于纳粹分子的计划来说,美国人对投票权的处理也是关键。希特勒建议将德国的犹太人变成缺少投票以及其他权利没有公民权的居民。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建议将公民、本国人和外国人三者之间进行区分。美国在对待某些种族团体的时候已经做出这样的区分,主要是对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南部他们中大多数不能投票。南方的白人以纳粹分子看待犹太人的方式看待黑人,用魏特曼的话说,将他们看成是入侵威胁要“夺取前锋”的“外国的种族”。纳粹的法学家海因里希·克利格对此有特别的兴趣,他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不仅要剥夺黑人的投票权,还应当剥夺中国人的投票权。另一个德国法学家德特勒夫·萨姆对拒绝美国印第安人的投票权表示喝彩,并让人们注意到根据美国的法律,菲律宾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没有公民权的国民。

纳粹分子不仅对美国种族的法律内容有兴趣,还支持它习惯的法律的基础。法学教授埃里奇·考夫曼(犹太裔德国人和右派,在战争年代隐藏幸存下来)1908年他赞扬美国的法律决定“内容丰富和立即执行”,反对指导德国司法管辖严厉的民法法典,回应“美国人民经历的法律直觉”。

三十年以后,考夫曼关注的是纳粹分子收集的内容和考虑的习惯法律,它引入人们强烈的直觉作为对种族的偏见立法的方式。事实上,他们承认并不存在一种裁判牢固的具体定义,但是人民反犹太的本能是正确的。最激进和冷酷无情的纳粹法学家之一罗兰德·弗莱斯勒(1944年7月20日袭击希特勒阴谋家一案的主审法官)说,“我相信在有色种人中间任何法官都会注意到犹太人,尽管在外表上像是白人。这样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采用美国这些州使用过的同样的办法进行审判。有一个州简单地断言‘有色种人’。这种审判可能是粗鲁的,但是足够了。”

弗莱斯勒称美国人习惯法律的种族主义,“采用它可以忍受的法律方式,而没有结论,只说我理解的事情,我看到的东西”。对种族没有必要进行科学的定义;为了做到这一点民众的偏见就足够了。美国的经验说明了一切:种族主义按吉姆·克劳的说法,美国内战以后在南方对黑人实施歧视性法律,那是法律的现实主义,它在人民的感情中是生了根的。

其他的纳粹法学家如伯恩哈德·罗塞内攻击对习惯法律的辩护。他们抱怨法官们不允许他们以种族的直觉为基础进行审判,当他们没有科学的水平确定犹太人的事情的时候。罗塞内坚持说,“空洞的对犹太人仇恨的感情”是不够的,他辩护的立场是反犹太需要一个“种族学”的牢固基础。罗塞内代表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强调关于种族和人民的性格严格和科学的事实;另外一个方面是为了推动德国的权力即提出新的规则。即兴的办法获胜,但是关于谁属于犹太人缺乏清楚的定义,这有助于纳粹分子在整个战争期间采用杂种们使用的同样方法在必要的时候暗杀犹太人。

纳粹分子们意识到美国是根据“平等和自由的原则”进行统治的。但是他们指出,我们做出例外的事情是为了我们基于种族的理想。按法学教授赫尔伯特·基尔的说法,美国表明“根据人们祖先的种族,必须把人分离的主要力量放在他们的道路上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向美国致敬,因为它的社会的福音书是建立在纳粹主义是一项对亚利奥斯人机会平等的计划的基础之上。直到30年代末,罗斯福的“新政”在纳粹分子中是得人心的。他们宣告,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独裁的权力以便推动所有美国白人的前景,同时在美国南方种族分离继续有效。

魏特曼在书中的最后建议对纳粹分子赞同美国合法的文化值得思索。美国人对习惯性法律的喜爱,通常自认为是我们的对务实的强调,在做出法律的决定时有灵活性,也可以使民众的偏见神化。民众的精神状态是想努力表明自己对犯罪是强硬的,或对非法移民是强硬的,这可能带来狂热的威权主义的种子。(作者戴维·米基茨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大学的英语教师)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12月28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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