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退两难”之间,他逃了(注:已自首)——“自由”的代价

来源:环球财经杂志 作者:刘洋 时间: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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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大前研一出版了《无国界的世界》,这本书的标题抓住了全球化的精神内核。之后近25年,商业、金融、技术和政治的发展似乎证实,边界以及边界所保护的国家的式微是势不可挡的。每一场国际会议上,总有人评论说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无法再由单个国家解决,国家的传统关切——领土、身份和主权就像剑与盾一样过时。但很快,从苏格兰到加泰罗尼亚的案例开始告诉大家,民族的概念从未过时,国界的衰弱在促进融合的同时也在加剧分裂。55岁的卡尔斯•普伊格德蒙特(Carles Puigdemont)显然是这波浪潮的受益者。

在充满浓烈独立思潮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恐怕没有人比卡尔斯更受人关注,当然也没有人比他更懂得中庸之道。10月10日,他将这种能力再次发挥到了极致。在独立公投之后的演讲中,他先是宣布加泰罗尼亚已经赢得了成为“一个共和国形式的独立国家”的权利,从而可以成为这个星球上的第196个国家;仅仅几秒钟之后,他又表示这样的一个共和国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地区政府也将“暂停”其存在以等待和西班牙中央政府之间的谈判。

考虑到卡尔斯的处境,所有看上去“互搏”的表态,都是顺理成章。独立公投吸引了230万人参加,这占到加泰罗尼亚地区人口总数的43%,他们当中有超过90%的人支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演讲开始前,大批民众都在等待卡尔斯宣布独立决定,对大选结果的任何违背都可能导致民众的谩骂和政党内部激进派的抛弃;但另一方面,还有至少35万人加泰罗尼亚人参加了反对地区独立的游行,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宣布对作为一个国家的加泰罗尼亚的支持,这里的商界领袖和反对派政治家警告称卡尔斯正把他们引向一个代价高昂的混乱中,议会大楼周围在演讲开始之前聚集了大批武装警察,只要卡尔斯宣布独立,他就会被西班牙政府逮捕。

演讲刚一结束,西班牙保守派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就宣布卡尔斯是一个政治骗子。在反对派社会党和中右派公民党的支持下,他提出将激活西班牙民主宪法的第155条,这一条款允许政府“强迫”自治区履行其宪法义务,也就是取消自治地方的自治权。

卡尔斯必须选择退让或反抗。如果他选择了后者,不只加泰罗尼亚,整个西班牙都将前途未卜,因为西班牙政府可以合法地尝试推翻加泰罗尼亚政府,并要求重新选举,双方之间矛盾的升级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

把这一点变成现实,恐怕不是卡尔斯的所愿。

折衷派政治家

卡尔斯原本没有机会成为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在2015年的地区选举中,当时担任赫罗纳市长的他甚至不是候选人。但在支持独立的政党联盟赢得了选举后,人民团结候选人党却拒绝支持卡尔斯的同僚马斯(Artur Mas)为地区领导人,卡尔斯作为替补成功“上位”。

所以,卡尔斯只是个领导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折衷人选。他的对手声称,卡尔斯是个傀儡,选择他只是因为马斯和副主席洪克拉斯(Oriol Junqueras)可以方便地在幕后操纵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政治,卡尔斯没什么实权,因此也不会领导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

指责部分源于卡尔斯没什么政治根基和政治资历。1962年,卡尔斯出生在赫罗纳附近的阿梅尔。20多岁时,他就成为了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尽管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思潮号称有几百年历史,但今天语境下的独立在那时的加泰罗尼亚,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问题。

在赫罗纳大学学习了加泰罗尼亚语之后,他并没有步入政坛,而是进入当地一家报社担任记者直至成为这家报社的主编。直到1991年在斯洛文尼亚出差期间,卡尔斯才从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斗争中获得灵感,从而对加泰罗尼亚的独立策略产生了新的、更加理性也更加深刻的理解。在经过极具争议的公投和短暂的冲突之后,斯洛文尼亚最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卡尔斯认为这个过程对加泰罗尼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卡尔斯也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治经历。在担任加泰罗尼亚地区主席之前,他是赫罗纳的市长,这座小城只有10万人,而作为全球明珠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拥有多达750万的人口。但令人惊讶的是,卡尔斯在其两年地区政府主席生涯中的表现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原本,西班牙中央政府根本没把卡尔斯放在眼里,几乎没什么人认为那个掺杂着学者、商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盟可以持久。但卡尔斯不但让这个联盟坚持了下来,他还显著提升了自己在联盟中的政治地位。今年早些时候,他清退了其内阁内五名中右翼成员,因为他们质疑他追求独立的方式,这显示卡尔斯绝非某个政治大佬的傀儡,他有能力贯彻自己的想法。

西班牙中央征服中的大多数人原本也不认为他能在国家反对的情况下成功举行独立公投,毕竟这违反了西班牙宪法的要求,但他们再次判断错了局势。公投当天,西班牙警方没收了卡尔斯计划前往的投票点的投票箱,他们希望以此阻止卡尔斯投票。但在中间一座大桥下换了一次轿车之后,卡尔斯成功摆脱了跟踪人员,在另一个投票点投下了自己的选票。

最后,他成功利用了西班牙孱弱经济带来的反弹情绪。欧债危机使西班牙经济遭遇重创,这个在新世纪最初几年表现出色的国家竟然成了尴尬的“欧猪”五国成员之一。危机最严重的2012年,西班牙GDP增速下降至-2.9%,10.5%的财政赤字与GDP的比值也远远超出欧元区3.6%的平均水平,失业率高达27%,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56%,银行业在欧盟的救助下才艰难完成重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甚至攀升到了7.5%高位。作为西班牙经济最好的地区,加泰罗尼亚对其他地区的支持增加了本地区的负担,民众的独立情绪越发高涨。

这使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来到了一个出人预料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地方政府很可能鲁莽地宣布独立;另一方面,西班牙中央政府则可能启动宪法第155条,暂时性地收回授予加泰罗尼亚的部分自治权。如果分歧不能妥善解决,加泰罗尼亚的前途也将蒙上阴影。

“自由”的代价

在欧洲,加泰罗尼亚并不孤独,这里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同属一个阵营——三地都在谋求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如果仔细考察,你甚至可以发现一种三角关系:加泰罗尼亚人在观察苏格兰人,苏格兰人在观察巴斯克人,巴斯克人在观察加泰罗尼亚人,加泰罗尼亚人也在观察巴斯克人——他们想看看谁能取得进展以及如何取得进展。

加泰罗尼亚领导人首先在观察苏格兰独立进程时发现,英国政府的策略是允许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但在宣传上反对“苏独”。于是,2006年,在加泰罗尼亚议会和西班牙议会两院投票批准后,加泰罗尼亚人成功通过了强化版的《自治条例》。但2010年,在中右翼人民党的授意下,宪法法庭大大削弱了《自治条例》从而将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从边缘推向主流。

随后,加泰罗尼亚又参考了巴斯克的做法。在巴斯克的财政方案下,自治政府每年上缴中央的人均财政收入仅为加泰罗尼亚的八分之一,这让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看到了又一种希望。2012年9月,马斯在会见拉霍伊时提出“团结的”财政自治,即自主征税且上缴中央的比例高于巴斯克。拉霍伊拒绝了这一提议后,独立越发成为加泰罗尼亚的一个重要选项。

加泰罗尼亚人对自己的经济实力极为自豪。这里的人均GDP显著高于欧盟成员国的均值,在欧盟范围内也仅次于德国、英国和法国三大经济体,比意大利的情况要稍好;得益于优秀的创新氛围,这里还有南欧最重要的工业基础设施,并占据着西班牙四分之一的汽车制造业份额,这里每年出口的四分之三都是高科技产业;巴塞罗那还是全球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其在全球航空客运中的重要性也不逊色于马德里;最后,加泰罗尼亚还是全欧洲最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七国集团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都在这里设置了分支机构,在对西班牙的投资中,86%的日本资金、67%的意大利资金、63%的美国资金和62%的法国资金都留给了加泰罗尼亚。因此,是西班牙更需要加泰罗尼亚,而非加泰罗尼亚更需要西班牙。

但离开西班牙仍将让加泰罗尼亚承受巨大的痛苦。加泰罗尼亚地区每年出口总额中的47.1%都属于西班牙其他地区,75%的出口产品的目的地是欧盟其他国家,独立带来的边界效应将使加泰罗尼亚的GDP下降至少6%,从而拖累GDP增速最多1.6个百分点,财政赤字则将上升几个百分点。加泰罗尼亚还必须建立自己的国防系统、外交体系,并经历漫长的谈判来获得至少单一市场的地位。而那些国际化的企业为了避险,必然会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撤出加泰罗尼亚。对于一个债务总额超过GDP30%的地区来说,如此种种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其实,危机以来的每次公投尝试都已经让加泰罗尼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2012到2015年间,加泰罗尼亚地区只申请了约416亿欧元的经济支援费用,这个数字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加泰罗尼亚虽然率先从衰退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其与马德里大区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小,后者也取代加泰罗尼亚被认为是西班牙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所以,早在2014年,还在执政的马斯就感受到了来自公众的强大压力——他也没办法承担强推地区独立的痛苦。

相比于马斯,卡尔斯治下的加泰罗尼亚政府步伐更大,政党许下的政治承诺和自己扮演的历史角色都需要他做出这些选择。当然,他也必须承担因此出现的痛苦和面临的艰难选择。尽管加泰罗尼亚的学者们认为自治区的“自由”是无价的,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更像一个口号——在一个中产阶级已经占据主流的社会,经济上任何显著的下滑都会动摇政党的执政基础。而在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甚至可能导致当地GDP出现30%的萎缩。除非极端情况出现,任何现代政党都不会说可以对这样的经济压力应对自如,卡尔斯当然也没有这样的胆量。

难以如意

过去几天,卡尔斯毫无疑问遭遇到了现实的迎头一击。

加泰罗尼亚最大的40家公司在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中就已经将其合法经营地点迁至其他地区。各家公司匆忙从加泰罗尼亚银行撤回其财政业务,他们担心独立宣言会让法律变得不稳定。对这些公司来说,宣布独立的意愿简直和宣布独立别无二致,他们必须对可能的风险做出回应。尽管加泰罗尼亚经济繁荣,但只有离开这里才能享受到更广阔市场带来的好处。

最近一段时间,卡尔斯一直在弱化公司搬迁带来的影响,他希望延续加泰罗尼亚的繁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西班牙中央政府颁布法令允许并帮助企业更快地将总部和业务调整到西班牙国内的其他地区,工作和税收的流失一定会发生,而且会有很大可能加速变成现实。届时,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将变得比现在更加脆弱,从而影响到大家的独立意愿。

加泰罗尼亚地区内反对独立的声音也开始出现。10月8日,至少35万人聚集在巴塞罗那为争取国家统一而游行。这是反独立民众第一次意识到独立并非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他们必须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利益发声,因此也削弱了加泰罗尼亚内部的独立声浪。现在,越来越多的巴塞罗那人开始在阳台悬挂西班牙国旗,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悬挂加泰罗尼亚区旗。

民调也显示,民众们要求自治政府可以将更大比例的税收留给自己,同时拥有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更大决定权,但他们并不希望以地区经济的凋敝作为实现这一切的代价。他们更想要的其实是让加泰罗尼亚作为一个繁荣经济体的一部分,而今天的西班牙显然满足这一点。

2014年起,西班牙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当年GDP增速达到1.4%。其后两年,西班牙经济更是走上了繁荣之路,2015和2016年GDP增速均高于3%,这使其成为欧洲最令人瞩目的经济体。同时,失业率已经降至2010年的水平——大约在18%左右,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40%以下;服务业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接近连续四年回升;工业生产指数和房价指数都在回升,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降至不足2%,远低于危机之前4%的水平。

欧洲国家也没有对卡尔斯提出的调解请求表现出兴趣。

在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导人有一种奇怪的信念——分裂西班牙会赢得欧洲国家的支持,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对手的削弱,而且加泰罗尼亚也可以满足单一市场的所有要求。他们甚至认为大众汽车、巴斯夫、拜耳、施耐德电气和陶氏化学这些德国企业会率先帮助加泰罗尼亚完成过渡,因为很早之前一份重要的德国智库报告曾经建议德国政府,德国应当在加泰罗尼亚独立之后保留后者的欧盟席位,尽管默克尔总理从未对这份报告表态。

这显然低估了欧洲政治家的智慧。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和苏格兰完全不同——英国政府允许苏格兰进行独立公投,但西班牙中央政府早就声明加泰罗尼亚以公投谋求独立的做法“违宪”,公投在西班牙的政治语境中是非法行为。而且,在一个右倾思潮泛滥的时代,允许一个大国走向分裂就等于默认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任何举措,而参与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和西班牙中央政府之间的调节很可能导致联盟衰弱。所以,当卡尔斯表示加泰罗尼亚是欧洲的问题时,所有欧洲主要领导人都马上予以否认并表示“那是西班牙内政”,默克尔甚至在加泰罗尼亚大选之后还一再表示,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之间解决分歧的基础是“宪法”。

最后,相比于以往,西班牙更加不可能允许加泰罗尼亚独立。除去加泰罗尼亚,西班牙还面临着巴斯克地区的法律地位问题。如果加泰罗尼亚实现了独立,巴斯克地区马上就会开始自己的独立进程。到那时,西班牙将分崩离析,变成一个在当今世界上无足轻重的经济体。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加泰罗尼亚那个各部分立场略微不同的独立联盟正在分裂。温和派在过去几个月里保持沉默,想要立即实现独立的激进派则根本不赞同卡尔斯的讲话,他们也已经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参加议会会议,卡尔斯的政治能量因此被极大削弱。

未来几周,加泰罗尼亚地区也许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举行一次合法的大选,选出一个新的地方政府,在避免事态恶化的前提下保留自治权。很多加泰罗尼亚政治观察家们认为,卡尔斯坚持不了多久,他要么让出独立运动领导者的位置,要么就在让加泰罗尼亚丧失自治地位之后成为第一个被关进监狱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除此之外,他也许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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