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体系变迁透视“一带一路”的历史定位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王生升 李帮喜 时间:2017-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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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中实现的,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当代世界体系中,认识当代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是我们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必要条件。“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交集,要准确把握它的历史定位,必须对当代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和历史走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1957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保罗•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为什么在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出现进步,而这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上是显而易见的?为何向前的运动要么非常缓慢,要么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引发了众多政治经济学者的思考,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学者提出了“依附理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了“世界体系论”,等等。这些研究表明,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资本改造和形塑了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由此造就了一个具有等级制结构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保证了发达国家资本增殖的客观需要。理解世界体系的结构和运动,是我们认识一国经济发展及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前提。

资本不是一个拥有主观意识的主体,它对世界体系的改造和形塑,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总资本的矛盾运动来推动的。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总资本矛盾运动的重点不同,其表现形式也不同,因此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规制方式和内部秩序也不尽相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迈向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其矛盾运动在三个方面呈现出重要变化。第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为资本的时空运动提供了更大可能,与无法自由流动的雇佣劳动相比,资本在全球市场灵活布局的能力大大增强,普通的雇佣工人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程度大大加重。第二,股票期权等薪酬制度创新增强了经理阶层对金融垄断资本的效忠度,后者对产业资本的控制力显著加强。同时,垄断金融资本的盈利与积累快于产业资本,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第三,传统的国家干预手段无法解决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矛盾,重塑本国资本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行动的新指南,包括削减福利、减税、财政补贴、低利率、放松管制等激励本国资本积累的“自由主义”措施,以及贸易保护、汇率干预、政治和军事打压等遏制他国资本积累的“反自由主义”措施,这导致国际经贸矛盾不断累积和深化。

拥有美元霸权的美国处于当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它的经济金融化趋势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在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特征,其社会总资本的矛盾运动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走向。这是我们认识世界体系历史变迁的突破口。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最明显特征,表现为金融业总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不断增加。图1是1960—2014年间美国金融业总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到明显的持续上升态势。计算可得,1960—1984年间美国金融业总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均值为4.37%,而1985—2014年间该比重的均值升至6.92%,特别是1999—2007年间(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至金融危机爆发前)该比重的均值高达7.78%。

更为致命的是,支撑金融业增加值不断增大的力量,并不是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金融企业短期投机行为所吹大的泡沫。在《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鼓舞下,以金融创新面目出现的各种金融衍生交易品迅速成为金融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而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与咨询的传统业务则退居次要地位。图2是1960—2014年间美国金融业净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1960—1984年间该比重的均值为16.5%,而1985—2014年间该比重均值上升至21.6%,1999—2007年间更是高达30%。另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甚至在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交易业务(尤其是债券和外汇交易)仍占美国最大几家银行年营业收入的80%。这些金融衍生品交易普遍存在短期性投机倾向,这导致金融业信贷资金杠杆率不断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金融公司信贷资金的杠杆率持续提高,2000年后甚至达到30倍以上——1美元自有资金可获得超过30美元的投机性信贷。

金融投机活动的普遍化直接拉高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以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从1995年10月到2007年10月的短短12年间,该指数就从4755点飙升到13930点,升幅高达193%。同样,美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也一路飙升,从1995年1月的110迅速拉升到2007年1月的222,翻了一倍还多。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为金融业提供了庞大的“过剩”利润,金融业因此成为资本竞相进入的最盈利行业。有学者认为,与名义GDP规模相比,美国金融业在过去十年里已经制造了大约1.2万亿美元的“过剩”利润,这些过剩利润的“勾销”是美国金融业步入合理增长轨迹的前提。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还表现为非金融企业的治理模式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断向金融垄断资本靠拢。正如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等学者指出的,股票期权等薪酬制度设计为大资本所有者与高级经理阶层的利益融合提供了手段,二者已经结成新型联盟,前者参与企业高层管理,后者可以通过巨额薪酬变成所有者。这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导致非金融企业的收益分配和经营方向同样呈现出金融化趋势。

图3是1960—2014年间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息负担率和金融资产比重的变化轨迹。前者是非金融企业向金融机构的基本支付之一,后者代表非金融企业进行金融交易的规模。不难发现,这两项指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开始明显上升,1960—1984年间这两项指标的均值分别为16.1%和25.8%,而1985—2014年间分别上升至22.3%和42.2%。国内学者对美国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转型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定量分析,统计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利润率和负债成本的上升,企业治理结构从经理人偏好转向股东价值偏好,企业层面的不稳定性提高,非金融企业部门投融资行为持续变化,固定资本投资持续减少而金融投资增加,这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金融企业金融利润和资产性收入的持续提高。

二、 透过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

作为拥有货币霸权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处于当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其经济金融化直接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社会总资本的矛盾运动。特别是考虑到乔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所提出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美国经济金融化对世界体系历史变迁的意义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是能够实现增殖的价值,它交替采取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从而呈现为一个包含了流通和生产的无限循环。在社会总资本的无限循环中,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不断累积和深化,由此引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变化。与马克思的宏大体系不同,阿瑞基对资本的性质进行了简化,在此基础上选择了一个比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简单得多的模型,并用它来解释世界体系的历史变迁。

阿瑞基重申了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的基本论点:近代欧洲经济史可以划分为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层面,处于最高层的资本主义拥有无限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因此能够垄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赚取“规模生产利润”。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资本的“灵活性和兼容性”,它总是力图克服分工和专业化对其活动构成的局限。根据这个论点,阿瑞基认为,代表流动性、灵活性和自由选择的货币资本更符合灵活性和兼容性的要求,只有它才是资本的真实形式;而作为投入产出内容的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则代表了具体化、僵硬化和选择的丧失,它是资本需要度过的中介形式。显然,阿瑞基放弃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的论断,把货币资本形式从三种职能形式中抽取出来,把货币资本循环从产业资本循环中抽取出来,使之成为其理论分析的基础框架。

阿瑞基认为,货币资本的循环公式(MCM′),不仅仅是有关单个资本投资逻辑的解释,“而且也描述了作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格局。这种格局的中心方面是物质扩张时期(资本积累的MC阶段)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CM′阶段)的交替更迭。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据此,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可以被划分为四个相互叠加的体系积累周期:第一个是15—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第二个是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荷兰周期,第三个是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第四个是19世纪末至今的美国周期。

在阿瑞基看来,金融扩张阶段标志着该体系积累周期走向衰落,美国经济的金融化预示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当代世界体系正处在由盛转衰的历史关节点上。显然,这个结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成为当前政治经济学领域高度关注的重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遗憾的是,阿瑞基本人并没有为该结论提供一个一般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漫长的20世纪》中,阿瑞基依托丰富的史料,刻画了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这四个体系积累周期的更迭。他指出,当旧的体系积累周期从物质扩张转换到金融扩张时,新的体系积累周期的物质扩张阶段就开始拉开序幕。“体系积累周期总是以金融扩张开始,又以金融扩张结束的。因此,正如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金融扩张(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北部国家的金融扩张——笔者注)是热那亚周期的摇篮,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金融扩张(热那亚的金融扩张——笔者注)是荷兰周期的摇篮。”因此,从物质扩张阶段到金融扩张阶段的转换,是理解体系积累周期历史变迁的关键。在刻画不同体系积累周期的两阶段转换时,阿瑞基正确指出了作为普遍现象的盈利率下降和资本过剩,但引发这一现象的关键性历史事件却大不相同。对于热那亚体系的两阶段转换,蒙古帝国衰落引起的欧亚贸易通道的阻断似乎是直接原因;对于荷兰体系的两阶段转换,英法等国重商主义政策引发的国际贸易的萎缩似乎是决定性因素;而对于英国体系的两阶段转换,其自身经济迅速扩张所引发的竞争升级似乎才是关键性力量。

由于这些关键性历史事件停留在孤立事件的层面,没有上升为某种一般性力量或矛盾运动的结果,因此阿瑞基的体系积累周期图谱只能是一种给人启发的历史刻画,而不是一般性的历史变迁理论。这个不足损害了阿瑞基关于美国金融化和当代世界体系论断的说服力。人们会问,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而不是一种历史变迁的理论,阿瑞基如何保证美国金融化同质于热那亚、荷兰或英国的金融扩张阶段,从而意味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当代世界体系的衰落?

导致上述不足的根源,在于阿瑞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特定视野。阿瑞基将灵活性和兼容性视作资本的核心规定性,从产业资本循环中独立出来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借贷资本,它成为最真实的资本形式。将借贷资本置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中心,这意味着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不是与产业资本循环相联系的剩余价值生产。沿着这一线索寻找体系积累周期变迁的一般性原因,当然就会将目光集中于剩余价值分配领域的变化,而忽略了剩余价值生产方面的变化。然而,这种一般性原因恰恰首先源于剩余价值生产中的矛盾变化,它是剩余价值分配中矛盾变化的依据。

要避免人们对阿瑞基论断——美国金融化预示着当代世界体系由盛转衰——的质疑,就必须将体系积累周期的历史归纳上升为更一般的历史变迁理论。本文认为,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规定性,分析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生产的矛盾,及由此引发的剩余价值分配的矛盾。

三、 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矛盾转换推动当代世界体系由盛转衰

在马克思那里,价值增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增殖的形成,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在逻辑上先于价值增殖的分配。在产业资本循环中,雇佣劳动力在生产过程创造出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在随后的流通中实现货币化,并被再次投入生产过程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把这种不断增大的产业资本循环放大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那么内含于产业资本循环的矛盾就会不断具体化,从而呈现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多重矛盾。在这些矛盾中,两重矛盾最为重要:第一,产业资本循环中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矛盾,具体化为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和利润的矛盾,由此引发了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第二,产业资本的不同职能形式独立后,衍生出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分配的矛盾,由此可能催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矛盾。从逻辑上看,劳资矛盾及相应的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是贯穿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主线,而资本间矛盾及相应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矛盾则是副线;但在现实中,这两重矛盾始终是交织在一起并互相影响和作用。综合考虑这两重矛盾的逻辑地位和现实关联,为我们解释体系积累周期的历史变迁提供了更为可行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在不断积累过程中趋于提高其有机构成,这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程度。相应地,雇佣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增长日益落后于资本的利润增长。利润和工资分别构成了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主要源泉,因此社会消费的增长速度也日益落后于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当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积累到一定规模时,消费相对于积累的巨大缺口就会引发普遍的生产过剩,这表现为市场供大于求的严重失衡。可以说,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历次严重经济危机中,都能发现这条矛盾运动的主线。当生产过剩成为资本的普遍压力时,投资活动必然不断萎缩,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日益向简单再生产逼近。这必然导致剩余价值总量增长的停滞甚至倒退,既有的剩余价值分配格局——剩余价值在不同产业资本间、产业资本和借贷、商业资本间的分配——开始面临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单个资本维持原有剩余价值分配量的努力,必然意味着不同资本间为争夺剩余价值份额的激烈冲突。具有强大垄断优势的金融资本(借贷资本的高级形式)拥有更强的分配权力,它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为争夺剩余价值份额的矛盾运动,成为支配这一时期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主线。

上述有关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双重矛盾理论,为阿瑞基体系积累周期中物质扩张阶段到金融扩张阶段的转换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据此,我们可以重新梳理美国金融化背后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矛盾的阶段性转换,从而理解以美国为中心的当代世界体系为何由盛转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微观规制与宏观干预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管理经济生活的普遍选择,这抑制了劳资收入差距的扩大,培育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对抗程度也因此弱化。“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要发达国家都处于长期的经济繁荣阶段,经济增长迅速、投资、产出、产量、生产率及工资等指标的增长率都接近或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失业水平却非常低;即便出现经济衰退,也是非常短暂和轻微的。”

但此后,以滞涨现象——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为标志,美欧各国开始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压力。“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投资增长迅速下降,由此导致生产能力被大幅度压低,工资增长异常缓慢(尽管尚未出现绝对下降);伴随而来的是萧条性失业的出现,以及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在这种压力下,以回归资本利益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席卷欧美,劳资合作、经济计划、福利主义、金融管制等“进步”制度安排遭到全面清算。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指出,这种改革的实质是向保守主义起点回归,是“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由此导致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工资收入缓慢甚至倒退的现象,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

以美国非农私人经济部门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小时工资和周工资分别只有8.57美元和288.06美元,远远低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均水平;1960—1980年间劳动薪酬占个人收入的比重一直高于70%,而此后的28年间该比重持续下降至65.7%。两大阶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间的缺口不断加大,生产过剩问题不断恶化。产能利用率是体现生产过剩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制造业1965—1979年间的产能利用率均值为83.8%,1980—1999年间的均值下降到79.9%,2000—2012年间的均值更是降至75%。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拥有美元霸权的美国有更强的能力维持高水平的债务负担,这在短期内支撑起美国公私部门的债务性消费,从而将生产过剩的压力部分地转化为债务负担压力。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1981年相比,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美国国内非金融部门的未清偿债务总额、家庭未清偿债务、非金融企业未清偿债务、州和地方政府未清偿债务、联邦政府未清偿债务等五项指标的增幅分别高达627%、816%、537%、491%、524%,而同期美国名义GDP的增幅只有350%。

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压力,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出现增长停滞趋势,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面临困境,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第一重矛盾,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劳资矛盾及相应的积累、消费矛盾已经陷入死局。这样,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第二重矛盾,即剩余价值分配过程中不同资本为争夺剩余价值份额的矛盾成为新的主线。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欧垄断金融资本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金字塔的塔尖,它拥有货币霸权、信息控制、资本规模等优势。当产业资本遭受第一重矛盾的沉重打击时,它迅速成为社会总资本运动的主导者,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展开。

图4是1965—2015年间美国金融企业利润占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不难发现,这一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上升并总体上处于高位。1965—1984年间金融企业利润占企业利润总额比重的均值只有16.4%,1985—2015年间该比重的均值提高了十个百分点,达到26.9%,而1999—2007年间该比重的均值高达31.2%。这一数据的变化有力地说明了,垄断金融资本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力在不断增强;同时它也表明了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矛盾的阶段性转换,即从剩余价值生产的矛盾向剩余价值分配的矛盾转换。

一旦这种阶段性转换发生,那么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寄生性和掠夺性就表露无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合理性受到挑战,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一方面,严重的金融投机和泡沫成为阻碍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运动的主要因素。纽约大学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教授认为,金融交易急剧扩张的结果不是金融资产更为清晰的定价,实体经济部门没有从中获得更好的金融保障,社会其他部门也没有从中受益,它的存在与扩张对于经济进步而言毫无意义。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Adair Turner)也表示,一些金融活动根本没有从复杂难懂的方式中增加价值,相反却造成了金融不稳定,对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产生了巨大危害。当金融泡沫破裂以后,助生泡沫的金融垄断资本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权力反而最先享受巨额救助,普通工薪民众反倒要来共同承担金融投机与泡沫的恶果。另一方面,严重的金融投机和泡沫还抑制了已经不断萎缩的产业资本积累,生产性投资受到抑制,生产力进步的空间被挤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主要发达国家(G7集团)的投资活动自1980年以来逐步萎缩,1980—1990年间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2.8%,1991—2000年间这一比重下降到21.5%,2001—2008年间继续下降至20%,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2年间更是跌至17.7%。

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矛盾的阶段性转换还加剧了各发达国家资本间的矛盾冲突,各国纷纷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同时加强了对国际经济主导权的争夺,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步入衰落的直接原因。危机爆发后美国接连推出的四轮量化宽松计划,以及2011年欧债危机的爆发,其深层次根源都离不开美欧对国际金融主导权的争夺。2009年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的分歧与矛盾,以及欧盟自2012年开始征收国际航空碳排放费的做法,则是美欧对国际分工体系中新枢纽——碳交易与清洁能源——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的开始。

四、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体系积累周期更迭的开端

美国经济金融化标志着当代世界体系开始走向衰落,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衰落过程。我们要问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阿瑞基看来,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呈现的经济金融化趋势,并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更不是它的最新和最高阶段,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也就是说,如果历史资本主义不断重复的话,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衰落,就意味着新一轮的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已经开始孕育和成长,一个新兴的世界体系中心正在物质扩张阶段大踏步前进。

这个新的世界体系中心有可能是谁?很多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的国土面积和美国相当,14亿人口中包含着数量庞大的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短短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其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有效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军事作战实力也令西方发达国家不敢小觑。面对2008年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状况明显好于美欧各国,2008—2015年间中国GDP增长率均值为8.52%,而同期G7集团的均值只有0.8%。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被很多西方学者比作当代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建设是崛起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其物质扩张的标志,是中国在亚欧大陆谋求区域性霸权并最终建立新的世界体系的开端。

从历史上看,在新旧体系积累周期的更迭阶段,“国与国之间的长期斗争便会发生。在此期间,那个控制着或开始控制着最丰富的剩余资本来源的国家,往往也获得促进、组织和调节一次新的、规模和范围比前一次更大的资本主义扩张阶段所需的组织能力”。大多数西方学者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从中美对抗的角度来解析“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定位。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建设是新的资本主义中心构建符合其资本利益的世界等级结构的开端,其着力点是冲击当代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认为,当今中国必然会将自身力量扩展至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支点——中亚,并进而寻求覆盖整个欧亚大陆。通过拓展贸易、修建油气管线等方式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还远远不够,中国力量还将继续在陆上向西延伸,在海上加速扩展,追求陆权和海权的齐头并进及再平衡。汪铮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它构成了“中国版的亚洲战略再平衡”,只不过中国借用了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巧妙地降低了其地缘政治含义的敏感性。香农•蒂耶齐(Shannon Tiezzi)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它将通过帮助缩小地区资金差距而改变亚洲国家的面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试图用经济力量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拉尔夫•科萨(Ralph Cossa)和布莱德•格罗斯曼(Brad Glosserman)认为,“一带一路”或将改变亚太及欧亚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和权力架构。在新一轮权力竞争中,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在该地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经济举措并有实际投入,而美国只能采取诸如让盟友和伙伴国远离亚投行等防御行动。

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上述解读,根源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发展道路的总体判断。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只有一种,那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变种,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不过是以渐进方式对美欧资本主义的模仿。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一带一路”建设才被解读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国家战略,它是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国家力量来扩张资本势力范围的努力。

但问题在于,这种总体判断是错误的,它完全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设计和指导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从来不是我们渐进式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来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具有不可切割的社会主义性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绝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对外扩张方案,它不是马歇尔计划的当代中国翻版,不是中国为谋求区域或全球控制力而采取的国家战略。

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致辞中,习近平强调:“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以中国和沿线国家人民的福祉为中心,通过互联互通来促进各参与方的平等合作,优势互补,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

以包容合作与平等互利共赢的宗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顺应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深入到各产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和生产关系面临两重巨大压力。第一,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进一步提高,简单的熟练劳动力日益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以外,不断恶化的积累和消费矛盾严重阻碍了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劳资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暴露出历史局限性。第二,与知识经济和科研创新相关的技术白领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中的地位明显提高,这增强了其分割产品价值的权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面临着新型雇佣劳动者的“共享化”改造。这两重压力表明,生产力的进步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变革,要求更平等的、更能激发劳动者积极性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衰落,并不一定意味着新的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开始,而有可能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历史超越。

2008年危机后,一些左派学者提出了有关这种历史超越的乐观预测。沃勒斯坦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陷入结构性危机,并呈现出持续性混乱,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无法维继,它将被一个新的相对民主、相对平等的世界体系所替代。威廉•鲁宾逊(William I. Robinson)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化阶段,国家间的矛盾日益升级为全球范围内普通阶层与精英阶层间的跨国社会冲突,为解决这种社会冲突而出现的全球性社会控制可能成为取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备选方案,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可行的选择。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更加明确地指出,本次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丧失了进行空间-时间修复的能力,通过斗争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体系将是替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可行方案。国内学者王湘穗认为,2008年危机将导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未来的世界体系将不再是中心-边缘结构,而是网络式结构,由趋向合作的共同体组成联合体,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体系。

“一带一路”建设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秉承着以邻为伴、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致力于将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国人民,致力于打造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与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中一起创造新文明。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循环更迭,而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历史超越。

五、 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历史超越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出强烈的制度同质性和结构等级性特征。1947年出台的马歇尔计划,奠定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石。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与实施,清楚地展现了这一世界体系所呈现的制度同质性和结构等级性。

马歇尔计划根据制度取向对受援国进行筛选,要求受援国在政治上排挤或压制国内共产党势力,同时防止援助资金流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出强烈的制度同质性,国家机器被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和扩张,这是资产阶级总体利益的最高表现。另一方面,在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复兴的同时,马歇尔计划强化了美国对西欧各国的控制,重塑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体系的中心。这样一个等级结构,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外化形式,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为攫取更大份额垄断利润而构建的制度安排,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平衡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为对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历史超越,“一带一路”建设不谋求制度的同质性,而倡导合作的包容性;不谋求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而倡导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合作的包容性,主张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它不针对第三方,不搞封闭性集团,只要是有意愿参与的国家或地区均没有门槛要求,皆可自愿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中国希望各国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使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三十多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二十多个国家同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在短短三年间,“一带一路”建设在金融、基建、贸易等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我们看到,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印尼雅万高铁等相继动工,中巴、孟中印缅、中俄蒙经济走廊等区域合作不断产生,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欧盟的“容克计划”和英国的“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等国家战略也在积极探索与“一带一路”的对接。

“一带一路”建设主张兼顾沿线各方的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存在广泛而重要的利益契合点,彼此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也很强,这为构建平等、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隆国强指出,“一带一路”横跨亚非欧,沿线各国的资源禀赋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有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有些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同时,沿线各国的产业互补性也很强,有些国家在某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明显优势,有些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部分沿线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它们与中国的产业互补性更强。目前,中国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竞争优势,对外转移这些产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而很多沿线发展中国家正需要承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促进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另外,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方面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这也是许多沿线发展中国家极为欠缺的,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要实现上述的历史超越,“一带一路”建设必须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发展资本的同时有效地约束和引导资本的逐利行为。面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表现之所以好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及俄、印等金砖国家,就在于中国政府的统筹规划能力和国有经济的逆周期活动。有为的政府和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我们能够约束和引导资本逐利行为的主要手段,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制度优势。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为的政府和强大的国有经济同样至关重要,它们有利于协调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有利于兼顾沿线各参与国的不同利益,真正贯彻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成长。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不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且社会文化习俗也不尽相同,其中一些国家更是面临着地方分裂势力和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要有效化解这些风险、减少不确定性,离不开沿线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国,中国政府的统筹规划能力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一种有效的示范力,它有助于推动沿线各国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为此,中国倡议优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物质基础。众所周知,基础设施建设因投资大、周期长而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有些基础设施还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征,私人资本难以通过市场收费的方式实现盈利。这些因素削弱了私人资本的投资动机,强大的国有经济通常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靠的就是国有经济的主力军作用。目前,中国在基建领域的龙头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资本控股,它们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优势,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排头兵。

“一带一路”建设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历史超越,它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其制度优越性的伟大实践,是造福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原标题:是周期性更迭还是历史性超越?——从世界体系变迁透视“一带一路”的历史定位。 作者:王生升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李帮喜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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