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一带一路”宏伟实践的若干变数

来源:国有资产管理 作者:江涌 时间:201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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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应是战略、战役和战术的集成,必然会招致内外诸多猜想与质疑,也必然招致内外诸多因素制约,因此面临着诸多变数。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安全发展两件大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陆地海洋两大战略,是思考与应对“一带一路”变数的重要理论指南。“一带一路”当然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实践,理当检验丰富总体国家安全观。

江涌:“一带一路”宏伟实践的若干变数

一、道与路

古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兴盛,因为东西方生产力的落差,经过商品经济规律的投射,相关商品在东西方出现价值与价格的差异,东方的寻常物在西方被视为奇货,逐利商人借机渗透进来,不断拓展利润空间。东西方与阿拉伯商人接力走出了丝绸之路,绵亘数万里,接续千余年,承载的不仅是商品与利益,更有文化与文明。

市场尤其是大规模跨区域市场,多半是政府培育、政治干预的结果,没有政治的积极介入,或政府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小市场很难生长成为大市场,跨区域的大规模市场则更难形成。历史经验显示,古丝绸之路在沿线各国,倘若有强国政府支持(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等),那么东西方贸易乃至文化交流便兴盛繁荣;倘若有强国政府抵制(如奥斯曼帝国等),便趋于萎缩。政府政策攸关市场盛衰,古丝绸之路做了很好的脚注。

今天,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出于自身发展安全的考虑,出于地区发展安全的计较,出于地区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适时推出“一带一路”,让古丝绸之路所凝聚的文化精神,在21世纪重新焕发生机与光辉。正是因为中国的积极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甫一推出,迅即得到沿线乃至诸多非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成为逆全球化之浊水溪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必须注意到,市场尤其是跨域规模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虽然与政府的干预介入密切相关,但是这类市场一旦形成,往往就会依照自己逻辑、自身规律,相对独自成长,这种市场属性、市场逻辑(核心指向商业利益)与政治属性、政治逻辑(核心指向国家利益)相区别,甚至截然不同。倘若没有意识到两者的不同,不仅会带来实际的困扰,在算经济账(小账)、政治账(大账)乃至战略账(总账)上来回纠结,而且很有可能产生方向性迷惑,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被商业利益牵着鼻子走。

“一带一路”由政府策划谋划规划,最终都是要由企业去实施执行,企业的经济账与政府的政治账以及战略账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尤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企业利益,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利益,本质上就是对立的、难以调和的;而且延伸到境外,在本国政府治权鞭长莫及的地方,则更是难以协调。将国家战略、政治利益托付给那些总是盘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自然有着更多的变数。

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近乎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即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全球化,以进行资本积累、实现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以跨国垄断资本控制中小民族资本、广大发展中国家依附少数发达国家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当下正在盛行的全球化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烙印(如美元霸权),所以有很多学者又称时下的全球化为美国化。

但是,全球化造成中产阶层的坍塌与两极分化,给这个矗立在金字塔顶端的国家造成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分裂,社会撕裂;政治僵化与极化,驱使美国政府奉行更加有别于市场逻辑,在经济全球化上大路上大踏步地退却。美国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就是国际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巨大也是最大风险,当然也是“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巨大变数。

在西方国家主导、丛林法则盛行的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安全最终要靠实力说话。军事胜利是政治胜利以及战略主动的关键与保证。但是,军事胜利的成果,必须要政治加以巩固。以力服人不能持久,最终必须要以理服人,以治服人。军事行动奠定格局,政治博弈决定秩序,政治秩序决定经济运行规则。因此,必须在实力奠定的格局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有效治理,拿出有足够吸引力的世界观、价值观,国家对外战略才能行稳致远。需要武功,更需要文治,“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

今天的国际秩序,是二战期间的同盟国——军事胜利国,主导雅尔塔政治体系,而且用联合国及其宪章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在这个体系下,建构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即“三位一体”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与规则,确保了战胜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产业资本让位于金融资本之后,该秩序活力不断降低衰减,熵值不断提高。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实际行动与其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政治主张越发乖离,导致矛盾日益积累并趋于难以调和。

中国倡议“一带一路”不应当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延续,不应当也不可能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全球化继续进行到底。中国主张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开启的将是人类文明大道。但“一带一路”所承载的人类文明大道能否持久,也是充满变数。

中间地带的变数。传统的丝绸之路因为“奥斯曼之墙”的阻隔而被迫中断,说明中间地带、过渡地带的桥梁作用十分关键。中间地带一旦出现坍塌或阻隔,就难以形成正常的交流。

目前开通的系列中欧班列,都要经过中亚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独立体的核心成员是俄罗斯,独联体的规则秩序基本上由俄罗斯说了算。作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以及域内大国,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与策略,对“一带一路”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俄罗斯是一个转型国家,国家战略也处在转型、调整、变动之中。

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公投独立,俄罗斯同意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的申请,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骤然紧张,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迅即反制。俄罗斯与欧盟的对抗很快殃及中国,过境独联体国家的中欧班列,不能运输欧盟的相关产品。中欧班列原本就因为欧盟一方货源不足或组织相关货物不力,去的多回的少,远不成比例。在俄罗斯与欧盟剑拔弩张的情势下,中欧班列返程的就更加稀少。这种中间地带的不确定性自然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变数。

二、势与力

东西方科技水平发展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生产力水平的落差。“一带一路”需要持续的落差,这就是至关重要的“势”。有了大势,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发挥市场调节,这就是不可或缺的“力”。中国要持续保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一定的“势力”,即优势与张力,才会有“一带一路”的持续发展。然而,中国在高新科技尤其是通用科技上的集成式领先不足,中国所拥有更多的是一种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之优势,这种优势恐怕难以持久。中国势与力的不确定性,给“一带一路”的持续性带来变数。

古丝绸之路的出现与兴盛是东方(中国)在科技、生产力等方面明显持续高于西方的结果,东方(中国)具有明显的主导性。工业革命开启,使得西方科技、生产力迅速领先东方(中国)。西方的纺织技术尤其是棉纺织技术的提升与棉纺业的形成,使得棉织品在欧洲消费者中迅速普及,填补了在毛织品(粗超难耐)与丝织品(奢侈华贵)之间空白,同时也形成了对丝织品的替代。丝绸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价值比重与突出地位迅速降低,以丝绸冠名的“丝绸之路”因此不断暗淡。昔日的和平与文明的丝绸之路,逐渐淡出了世人视线,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征服与奴役的殖民主义、剥削压迫与垄断操纵的帝国主义隆重登上历史舞台。

很显然,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过去几千年东西方贸易形式、内容、结构与渠道,决定了古丝绸之路的兴衰。中国“老三样”(丝绸、茶叶与瓷器)的领先与衰落,决定古丝绸之路的盛衰;今天中国推出的“新三样”(高铁、核电与航天科技),决定着中国在新丝绸之路的号召力、感召力与主导权;未来,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仍将最终决定“一带一路”的进展与盛衰。和平与文明之路的兴衰,取决在于中国科技生产力的领先与否。

情报军事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变数。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及产业革命兴起,西方国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一路领先,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用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近乎格式化了整个世界。由此,他们在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英美等国的基本做法是,企业投资到哪里,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安全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亦即,英镑(美元)流到哪里,英军(美军)与英谍(美谍)就跟进到哪里。企业、军事力量与情报机构三者协同推进,互为犄角,缺一不可。情报机构发现风险,军事力量消除风险。持剑经商,带谍前行,无往不胜。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商界、政界相信“世界是平的”,任何怀揣发财梦想的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到广阔的世界舞台,大显身手,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来发展自己。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企业发展到哪里,中国的国家利益集中到哪里,哪里往往会生事生乱,不仅给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麻烦,而且很多最终给中国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等国等地的投资很多血本无归,很多法定合约无法生效,很多项目无疾而终。一个个折戟沉沙于海外的案例显示,中国的海外情报搜集能力、军事行动能力远远不够,远远不适应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

三、谋与术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带一路”倡议是战略、战役和战术的集成,每一个步骤与环节都必须细致谋划,既要谋全局,也要谋一域,既要谋万世,也要谋一时。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光谋不行,还要行动,行动要有方,要得法。即科学的细致的谋划还得落实在具体地精准地实施上。

不良习惯的变数。比如中国人好面子往往胜过里子。不只是一些政治人物、国有企业家如此,私营企业家、普通百姓也是这样。好面子,让我们屡屡处于被动、丢里子的境地。

重陆轻海的变数中国人历史上重陆轻海,亲陆恐海。直至今天,一说陆上丝绸之路之发展,常常津津乐道;言及海上丝绸之路之建设,往往应者寥寥。

自我谋划的变数。商场如战场,在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下,谋取海外利益的商场实质就是战场。因为西方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奉行的是零和博弈的安全观与发展观。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上奉行的是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然而,这种共享共同的理念,在主导现行世界秩序规则的西方那里,在追求世界霸权的美国那里,管不管用,我们不甚清楚。

西方非但没有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美国盟国之间的共同安全当然不是我们所主张所理解的共同安全),而且努力使对方要么停滞发展、要么畸形发展,努力使对方更加不安全,如此就能逼迫对方依赖自己、依附自己,将目标国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这样在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世界上,逐渐形成金字塔式的而不是平行的安全架构。

在批判西方奉行实用主义或霸权主义发展观与安全观的同时,我们忘记了自我审视,审视我们的发展观与安全观是否过于理想主义,而且是否有一厢情愿的成分?

“美元陷阱”的变数。该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而且特别强调,中国深深地跌入“美元陷阱”。

为了摆脱美元陷阱,维护国家金融(货币)主权与经济安全,多年来,中国做了很多努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其核心或关键举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可以说是该项努力的一个战略性举措,通过“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务”、“中国方案”的推出,越来越多地以人民币记账、结算、支付甚至储备,将人民币输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减少对美元的使用从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摆脱“美元陷阱”。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美元是国际主导储备货币,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利用美元即可购买世界,一段时期以来美国近乎只能生产美元)。我们都很清楚,国家核心利益是不可用来交易的。谁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当然就跟谁急,会动员一切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进行干预。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等都受到过美国的严厉惩罚,伊朗、朝鲜、古巴等国家因为表示要“损害”美元国际地位(实际上也只是扬言不用美元)而遭到美国的严重警告和严厉制裁。

正是如此,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施行中,依然使用美元,亚投行在启动时就做了明确表态。这让美国大为宽心,在较长一段时间的抵制、冷漠之后,竟然也派出代表团,出席由中国召集且主导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与研讨会。中国的中欧班列不仅运行在中欧的标轨以及独联体的宽轨上,更重要的是行驶在美元的轨道上。有朝一日,美国突然撤出美元,中国“一带一路”是否落空、出轨?

这不应是耸人听闻,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仰仗美元,主要是以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为基础,“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等经济合作使用的近乎都是美元,相关沿线国家看重的近乎也是中国拥有庞大美元储备。如果外汇储备大幅度缩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成了无源之水,很快断炊。

外汇储备的急速减少不是杞人忧天。中国的金融保卫战也正在不断升级。

“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实践,对于中国及利益攸关方的重大意义的诸多评估并不过分,但是“一带一路”所面临多种变数,不只是一般风险评估,而是超出一般风险评估,我们似乎还没有认真透析。正是基于对总体国家观的深入学习,作者方才觉察到这些变数的存在,而且越来越清晰。基于同样的逻辑,作者认为,经由总体国家观的科学指引,我们能够找寻到应对这些变数的可行办法。

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17年第7期,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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