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式民主选举的“后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亮 时间:201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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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政策贿选是现代西方式民主选举中常见的一种“后门”程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陆续建立福利体系。为了赢得选举,政客们竞相抛出不切实际的畸高社会福利主张,如更高的工资、更少的税收、更低的工作时间等,引诱、拉拢选民。西方政客在选战中会用政策贿选来攻击对手,但西方式民主制度本身并不禁止政策贿选。究其原因,首先,政策贿选通常被认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需要受到保护。其次,西方式民主假定选民是理性的,能够对政策贿选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后,政策贿选的后果容易暴露,对民主制度不构成实质性威胁。换言之,政策贿选是现代西方式民主选举制度默认植入的一种“后门”程序。

西方式民主鼓吹、标榜竞争性选举,把有无“一人一票”的普选当作判断一国政体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虽然普选是政治文明的一种历史进步,且经过长期发展演进,西方的选举制度也日趋成熟,但是,认为“一人一票”就能体现人民意志、实现民主即“人民统治”,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公正”、“严密”的西方选举制度已被系统植入诸多“后门”程序,实际上成为了便于特殊群体或个人秘密操控这个应当体现人的自由意志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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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贿选:默认植入的“后门”程序

政策贿选是现代西方式民主选举中常见的一种“后门”程序。

西方式民主在理念上反对贿选,在实践中却为贿选提供了适宜的温床。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家布鲁姆勋爵就曾抨击,在1832年议会改革、资产阶级获得选举权后,贿选这种罪恶“大大增加了”。此后一个多世纪,西方国家不断制定、完善制度,力图遏制金钱贿选现象的普遍发生。不过,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可以用来行贿的不只有金钱,曲意迎合选民趋利避害天性的政策同样可以达到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陆续建立福利体系。为了赢得选举,政客们竞相抛出不切实际的畸高社会福利主张,如更高的工资、更少的税收、更低的工作时间等,引诱、拉拢选民。这就是政策贿选。

西方政客在选战中会用政策贿选来攻击对手,但西方式民主制度本身并不禁止政策贿选。究其原因,首先,政策贿选通常被认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需要受到保护。其次,西方式民主假定选民是理性的,能够对政策贿选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后,政策贿选的后果容易暴露,对民主制度不构成实质性威胁。换言之,政策贿选是现代西方式民主选举制度默认植入的一种“后门”程序。

西方式民主的当代实践表明,政策贿选对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影响有限,但其利用选民对更良好生活的合理追求,欺骗、诱导选民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政治选择,而真正伤害的恰恰是民主即“人民统治”本身。西方式民主国家持续走低的选举投票率,就是这种伤害的表征。相比较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所谓“转型国家”,政策贿选更易发、更高发,造成的社会危害也更严重。今天的希腊为什么会沦落到国家破产的边缘?始作俑者正是政策贿选:为了赢得大选,各派政客竞相开出畸高的福利支票贿赂选民,一旦上台则用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来兑现承诺、掩盖谎言,接着是更畸高的福利贿赂、更大的赤字、更多的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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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辩论:暗藏“后门”程序

1960年9月至10月间,美国举行了西方民主选举史上首次电视辩论。此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电视辩论逐渐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式民主选举中流行起来,几乎成为选战的一种“标配”。

对这一新兴的政治传播手段,欧洲学者的研究显示,电视辩论也能发挥“后门”功能,影响选民的判断和选择,进而影响民主的实现状况。选举选出的是个人,实际应选择的则是政党、政策。作为一种政治娱乐化的电视产品,电视辩论并不提供新的有效政策信息,却为观众消费政治人物的视觉形象与个人魅力提供了“绝佳窗口”。最初,电视辩论对缺少政治经验、政治立场模糊的年轻选民、女性选民的选举行为有显著影响,让他们将选票投给了那些电视辩论出色但政策未必出色的候选人。1980年,电影明星出身的里根战胜谋求连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就是电视辩论短短50余年历史中的又一个重要案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逐渐构成选民的主体,电视辩论的影响力也就随之上升,实质性地转移并改变了相当数量选民的关注焦点,使之从政党的政策、政绩向政治人物的形象、媒体表现转移。反过来,政治人物也开始积极迎合这种转变,日益将精力从实实在在的政治作为转移到可供大众消费的政治作秀上来。结果,西方政治人物越来越年轻,“帅哥”“美女”越来越多,媒体表现也越来越像专业演员,而有作为的政治家却无处寻觅,民众的利益、民主的质量更是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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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霸权:最隐秘的“后门”程序

意识形态霸权是现代西方式民主选举中最隐秘也最强大的“后门”程序。

1979年5月3日,英国保守党以绝对多数赢得大选,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饱受“滞胀”之苦,保守党和工党的政治表现同样颓唐。这之前的一个半月,保守党使出全身解数才以一票之差将工党政府推翻,赢得大选机会。更令人震惊的是,保守党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竟然是大量工人背弃工党,转而支持主张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敌视工会的撒切尔。

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保守党的胜利实际上是意识形态霸权即所谓撒切尔主义的胜利。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执政记录不佳的保守党开始谋划意识形态突围。他们以重新走上前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武器,对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发动系统性攻击,并利用70年代英国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和英国民众爱国、好战情绪的高涨,成功地将民众的不满引向作为战后英国政治架构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或福利国家共识。结果,包括大量工人阶级在内的中下社会阶层选民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正是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生活的福利国家政策应当为今天的经济困境负责。有了这样的认识,工党的败选就无法避免了。

基于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深刻分析,意识形态霸权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操控选举最隐秘也最强大的“后门”程序的论断得以凸显。它使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能够有效地将自己的观念转化为民众的意愿,进而使中下阶层选民在盲目追随中作出不利于甚至有害于自身利益的政治选择。西方式民主国家社会福利水平的长期停滞甚至下降,海湾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发动的历次徒劳无功的局部战争,无不源于这种“后门”程序的高效运作。

西方式民主选举本应是选民对更好生活合理追求的过程,但各式各样“后门”的存在,使得许多民众离梦想越走越远。需要强调的是,民主绝不仅仅是“一人一票”的普选,不同国家和地区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民主都有各自的特征。因此,应坚持从各自国情出发,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化道路。

作者单位: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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