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帝国政治: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与危机

来源:开放时代杂志 作者:孔元 时间:2017-07-14
0 美国 字号:A-A+
分享到: 收藏 打印

u=1544528911,1940495383&fm=26&gp=0.jpg

【内容提要】本文从意识形态和帝国政治的相互关联角度分析美国战后保守主义的演变。本文试图指出,美国二战之后的保守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体现为战后初期形成的保守主义反共共识、后冷战时期的新旧保守主义争论,以及特朗普所引发的“另类右翼”运动。由于冷战时期同共产主义对抗的需要,美国保守主义从一个抵抗变化的守旧运动发展为一个具有进攻性的普遍主义意识形态,它最终成为后冷战时期支撑美国全球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随着全球化在美国本土造成的新的边缘与中心结构,旧保守主义卷土重来,通过各种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形成新的保守主义运动。

2016年世界政治的最大变局来自于特朗普通过选举成为美国总统,人们一般将之视为全球化的退潮和保守主义政治的回归。这种观点一方面强调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相整合的全球化进程,它表现为一个由自由贸易、全球民主和普遍同质文化所构成的普遍历史;另一方面将2016年发生的英国退欧公投、欧洲各地涌现的右翼浪潮,以及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视为对这个全球化进程的保守主义挑战,它通过经济民族主义、威权体制和强调同质性的民族,甚至种族主义形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分离运动。

这种观点一方面简单化了全球化和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表现出的多个层次和张力。作为对20世纪上半期进步主义的反动,美国保守主义首先体现为一场强调小政府、传统文化和孤立主义的旧右派运动。在二战之后两极对峙的冷战背景下,美国精英出于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将本土主义导向的旧右派运动转化为国际主义导向的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从而塑造出一个以反共为目标的统一战线。苏联解体后,顺应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需要,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民主的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保守主义议程,成为带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内部的其他派系被整合进旧保守主义之中,在后冷战时期的乐观形势中被不断边缘化。而随着全球化进程在美国本土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多重危机,一场超越左右之分的新一轮保守主义运动通过特朗普的竞选被整合在一起,它夹杂着旧保守主义的色彩和立场,并通过整合欧洲传统主义和新反动主义的思想立场,发展出一场全球性的抵抗运动。随着保守主义的这场分裂,一场在冷战对峙和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为美帝国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保守主义运动转入其反面,回归到它在产生之初的反帝国面目之中,由此构成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帝国辩证法”。

一、战后保守主义反苏共识的形成

尽管历史学家承认保守主义一直是塑造美国政治传统的重要力量,但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是20世纪的一个政治和思想现象,它在20世纪初期通过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表现出来,并在二战之后发展成为系统的保守主义运动。它得以开展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是美国在进步主义和新政时期逐渐成形的大政府和福利国家以及美国经过两次大战所逐渐发展出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二者在战后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由乐观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教义混合而成的自由派共识,美国历史学家戈弗雷•哈吉逊(Godfrey Hodgson)将之概括为:

第一,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不同于旧的资本主义。它是民主的,它创造盈余,它有实现社会正义的革命性潜能。

第二,这种潜能实现的关键是生产,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因此马克思主张的围绕生产资料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已经过时。

第三,社会中存在自然的利益和谐。美国社会正变得更加平等,正在消除,或甚至说已经消除了社会阶级。资本主义者被管理者替代,工人正变成中产阶级的成员。

第四,社会问题能像生产问题一样被解决:首先是发现问题;然后是掌握社会科学的政府通过设计程序来解决它;接着是资本和诸如熟练工人这些资源被作为“输入”来应用到问题上,产出是可预测的,问题将被解决。

第五,对这一友善的制度的最大威胁来自招摇撞骗的马克思主义的门徒。因此,美国和它的盟友们——自由世界——必须做好和共产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

第六,除了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的义务和使命是将自由企业制度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为了纠正自由企业制度的弊端,美国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根据这种理解,资本主义仍然是可行的,但它必须借助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克服周期性的萧条和失业危机。

尽管在极端左派看来,这一共识不过在于“平息人民起义而不是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强力政府不过是为了“维护制度的稳定以保护上层阶级的利益”,因而在变革生产资料和阶级斗争方面不够彻底。但由于新政和美国二战的成功,这一派系在美国逐渐边缘化。而随着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1952年共和党党内总统竞选提名中败给艾森豪威尔,主张小政府和孤立主义的老右派也逐渐死亡,以“现代共和主义路线”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成为共和党党内的主导势力,它们支持商业,但也肯定新政和福利国家,关心国家安全,但反对激进的反共运动。保守主义运动在此背景下也被边缘化为零星的抵抗运动,只留下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麦卡锡(Jerome Mc Carthy)、安•兰德(Ayn Rand)、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rer)这样的“偏执狂、怪癖性和怀旧症”的乌合之众。主流社会这种远离意识形态冲突的心态,被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敏锐地捕捉到,在他看来,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代,左右派的激烈冲突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而正因为此,美国著名社会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其《自由主义的想象》中指出,“现在的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导的,而且甚至是唯一的思想传统。因为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保守或反动的观念在公众中流行。”路易•哈茨也不得不感叹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

但出乎意料的是,正当自由派洋洋得意之时,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的阴暗面也开始显现出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日益引发了工商业精英的反抗,而大规模社会变迁以及与之相伴的平等化和民主化潮流,也让守旧人士恐惧,由知识分子控制的大学和媒体引发人们对文化赤化的担忧。在战后自由主义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之下,这波反抗最早体现为一种精英的观念运动,它们取代战前的民粹-民族主义的保守传统,发展成为美国第一个新右派(1955年—1964年)。

新右派运动在起初表现为两个独立发展的思想运动。第一个是自由放任主义,第二个是传统主义,前者主要是经济保守主义,后者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自由放任的理论代言人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他们主要反对国家计划和政府控制经济,认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导向专制和集体主义,不论它是法西斯、社会主义还是它的美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将共产主义和纳粹统一视为集权主义的两种形式,哈耶克们为美国保守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哲学根基。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指美国战后初期有传统主义倾向的一波知识运动,它们反对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相对主义等现代性思潮,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平等化、大众民主和世俗社会,认为它们腐蚀了西方文明,带来无法容忍的意识形态真空,因此要求返回到传统的宗教和伦理生活中。在沃格林看来,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的成长,它通过将基督教导向彼岸的末世论思想实在化为此世的行动,从而将世俗社会再神圣化,最终导致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等各种极权主义运动,而包括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返回强调德性和真理的古典哲学的哲学探索、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维护美国南方质朴的宗教性传统、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寻找社群、托克维尔的“多数人的暴政”在美国的阐发,以及各种自然法学说的兴起,都是为了应对这一危机的哲学、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尝试。

如果说极端左翼批评自由派共识不够左,那么新右派运动则批评自由派共识离苏联共产主义太近了,但尽管它们分享着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但当人们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个统一连贯的保守主义原则时,它们之间的张力即刻显现出来。自由放任关注自由和效率,它要求经济和道德领域的全部自由,这意味着一个不受管制和约束的道德生活,而传统主义关注价值和德性,它追求的是一种基于社群的、对个体心灵进行德性培育的道德主义立场,为了实现这一价值,包括家庭、学校、教堂,甚至政府的管制和约束都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一基本立场的对立,引发贯穿两个阵营和美国现代史的自由和德性之辩。哈耶克本人就曾批评保守主义阵营恐惧变化、偏爱权威和等级制度、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反启蒙、仇视国际主义等一系列弊病,因而直言自己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的另外一层张力来自自由放任和反共主义之间。美国保守主义渊源于二战之前的旧右派,它反对对内的福利国家和对外的扩张主义,因为新政和战争最终都导向一个恐惧压抑的巨大利维坦。但面对战后的共产主义敌人,这一立场的内在悖论立刻暴露出来,共产主义威胁着公民自由,但军事主义的反共立场最终也会侵害公民自由。正是对反共立场的犹疑不决,使得保守主义分化为对苏遏制和“解放”两个立场。主张遏制战略的人认为仅需要通过一个防御性的军事建制就足以抵御苏联的威胁,因为历史规律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靠武力单独统治世界。不断扩大的政府权力会压迫公民自由,为了对抗苏联而不断展开的国家动员势必会在美国本土培植起一个暴君统治,“为了打败苏联必须模仿苏联”,为了打败集权政权必须让自己集权化,如此一来,保守主义所捍卫的私人产权和有限政府都化为泡影。与此同时过分的国防开支和盟军体制将使美国从内部瓦解,届时美国要么屈从于苏联,要么通过极权主义动员变得和苏联一样,二者的区别仅仅是被苏联还是美国独裁统治。而主张干预战略的人除了强调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持久,更是提醒人们苏联最重要的武器是它超验的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在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看来,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假设,使它无法理解共产主义宗教性的弥赛亚特质,再加上一种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使得它无法区分善恶,因而意识不到美国和西方正陷入一场和共产主义不可脱卸的善恶之分、文明之争的冲突中,自由主义终究会成为西方自杀的意识形态。因此一个软弱的外交政策,最终将使“西方在全球霸权被清洗,10亿人口从西方世界转入敌方共产主义阵营,在美国海岸线90英里以外建立共产主义的滩头堡”。为了西方的生存,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就不能仅仅是遏制,而且是一场新的“解放”,一个世界联邦取代共产主义的世界帝国。

巴克利于1955年创立《国家评论》,试图通过这种建制化的努力将不同派系和立场汇聚成为一股合力,以便建设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一方面对抗已经自由化的右派,另一方面清理旧右派思想中种族主义、反犹主义、阴谋论者约翰•伯奇(John Bircher)、有无神论倾向的安•兰德(Ayn Rand)和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等这些已经不合时宜的老思想。这种努力在智识上最终表现为《国家评论》的高级编辑福汉柯•迈耶(Frank Meyer)在其1962年出版的《为自由辩护》中提出的融合主义的共识。为了协调自由和德性的张力,迈耶主张一种有德性的自由生活,它既不是教条地反国家主义,也不是因为道德主义的考虑而拥护威权主义,而是人民一方面能够自由地选择,但另一方面愿意和渴望德性的道路。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最深奥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在传统之中运作的理性(reason operating within tradition)。而在实践中,迈耶坚持认为这种融合只有在考虑到美国内外面临的共产主义的威胁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对于这个意识形态敌人,如果要忠于西方文明和美国共和,唯有诉诸“决心和武力”。也正是这种道德立场,才能揭示为什么战后麦卡锡主义能够在美国获得广泛支持。正是因此,亨廷顿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情境性的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y),是那些战后试图捍卫美国乃至西方文明成果的人,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而刻意阐述的一套价值体系。

1964年共和党党内初选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通过财政保守主义、社会自由意志论和强硬的反共路线,击败了温和派共和党人纳尔逊•洛克菲勒赢得了党内提名,初步显示出保守主义的力量,但也立刻暴露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两个张力。其一是唐纳德•克里奇洛(Donald Critchlow)所强调的赢得选举的政治实用主义和高度道德化的个人自由、法治、自由企业、恐惧中央政府等原则的张力。这使得共和党始终面临着纯粹意识形态、赢得选举和如何施政三个过程的分裂。保守主义高度精英化的意识形态落实在选举中总是通过诉诸被民权运动边缘化的普通白人的愤怒,但在这种浓浓的道德密度和民粹维度上位的共和党总统又总是基于“平和施政”的理念背叛扶自己上位的选民,从而使得整个共和党内部都充满着离间和背叛、谎言、抵抗和逃离。

其二是保守主义理念和白人身份政治,乃至种族政治之间的张力。尽管戈德华特自己努力区分保守主义观念和种族主义,并强调是基于市场理由和官僚的平等主义反对民权法案,但他仍然让共和党背负起支持种族隔离的道德负担,使得共和党丧失了在民权运动上的发言权。这加速了美国的政党重组,使得共和党成为分散在南方和西部的白人选民的泄愤平台,而支持共和党的选民也变成在观念上满口道德仁义,但在实际行动中俨然是不折不扣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甚至种族主义者。

二、新保守主义的普世帝国叙事

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主导下成为“社会工程党”,试图通过伟大社会和民权项目持续推动美国社会改造,然而激进的经济政策、社会解放(黑人、妇女)、越南战争,不仅没有带来种族和谐,反而激化了种族冲突、家庭分裂、街头暴力和反越战浪潮。与此同时,美国左翼运动也日趋极端化,始于政治改良的新左派开始与反文化运动合流,大学生造反不断鼓励一种对抗性文化,由此滋生出吸食毒品、性解放、女权运动,不断挑战着社会的道德底线。社会面临着权威和价值双重解体的危机。

面对这种乱局,民主党内部开始不和谐,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科利•华莱士在1964年民主党党内提名败给约翰逊之后,在1968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赢得了大量保守的白人劳工选民,分化了民主党的票源,最终为共和党人尼克松赢得选举制造了机会。而尼克松则通过掌控民粹情绪,强调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坚持传统美国价值,抵制毒品、犯罪、堕胎、同性恋等和强劲的国家防御赢得1968年的总统选举,但上台之后却以自由派的方式施政,追求福利国家和规制主义,在外交领域推行和苏联和解的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从而背叛了党内的保守派。在水门事件辞职后,其继任者杰拉德•福特又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共和党人。吉米•卡特抓住保守主义阵营的分裂机会,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通过组建一个同时包括黑人和下层白人选民的反抗联盟,成功地以局外人的身份赢得大选。而在外交领域,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民主党日益被新孤立主义情绪主导,他们通过推选乔治•麦戈文(George Mc Govern)参加1972年总统竞选,以及支持吉米•卡特的外交政策,来排挤党内支持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传统的冷战自由派。

对民主党内孤立主义情绪的不满,以及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的失望,使得一部分成员分化出来,他们聚集在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和丹尼尔•贝尔周围,借助《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和《评论》(Commentary)杂志,发展为一个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阵营。在立场转变之前,这些人都是传统的托洛茨基分子,因此同情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但他们察觉到,美国的左翼运动已经过头了,过于激进的社会变革往往适得其反,民主党已经不得人心。而右翼运动要么过分放任(自由主义),要么过分保守(传统主义),从而难以支撑起共和党赢得政权的政治诉求,因此为左派向右翼政权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为此,这些人将自己标榜为“新”保守主义者,以便区别于二战初期发展出的反共右派,通过调和已经过头的左翼运动和过于极端的右翼运动,新保守主义试图走出一条渐进温和、逐步改良的中间道路,由此发展出系统的新保守主义信条,结合克里斯特(Ivring Kristol)等人的论述,其要点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态。新保守主义者原则上认为应通过创设新的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弊病,比如为穷人提供房屋券而不是政府建设廉租房。也因此,他们支持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这意味着每个人有在财富、公共声望或影响力上变得和别人不平等的权利。但他们不反对经济管理和社会改革,只是认为这种改革需要保证个人在一个日趋动态和城市化的社会中的安全感,并尽量减少对个人事务的官僚入侵。

第二,接受福利国家的历史事实,并试图按照经济和人道的方式进行重建。新保守主义清醒地意识到,新政以来的各种社会政策和规制手段不可能被全部废除,福利国家已是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他们也更倾向于将知识和国家权力应用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而不是否定它们。但他们反对左翼过于激进的社会改革,在他们看来,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左翼知识分子散布在大学、媒体和官僚中,成为一个敌视美国商业文明和常识文化的新阶级,他们总是试图靠中立的专家政治手段改造美国。这种一劳永逸的心态培养出一种对抗心理,似乎整个美国社会都是他们的敌人,因此必须通过一步到位的、一刀切的方法,消除一个白人社会所隐含的历史负担和种族仇恨。如此一来,政府的社会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后果,反而适得其反,导致各种“意外后果”,比如强制的校车接送,不仅没有实现种族融合,反而由于底层白人的怨恨加深了种族隔离,城镇化建设不仅没有解决住房问题,反而加深了住房危机。因此,公共政策应该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

第三,这种渐进改良的心理,同样见于他们对于文化价值的态度中。新保守主义尊重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和制度,但不像传统主义那样固守一个终将逝去的农业文明,他们支持渐进、有机的改变,但反对新左派那种追求完全解放带来的眩晕和虚无主义的绝望。这种对改革和变化的认同,使得一个本来以“保存”为基质的思想运动获得一种朝向未来的时间观,因而“是充满希望的,不是悲观的;是向前看的,不是怀旧的;它的色调是欢快的,不是阴暗或阻滞的。”

第四,全球民主的新意识形态。这使得新保守主义同时划清了和保守派内部的传统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以及新左派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区别。在新保守主义者们看来,美国经济已经实现和全球经济的高度融合,由此衍生出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文明已经不可能让美国回到诗歌田园的昨日,越战引发的新孤立主义冲动仅仅是一股临时性的反应,它不可能改变美国长时段的扩张轨道。为了适应这种时代精神,美国需要一种国家认同,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是一种普遍化的民族主义。根据这种理解,美国是一个由自然理性奠定的共和国,因此一个人不论其种族、宗教、血缘,只要能够认同美国《独立宣言》所传达的理念,就是美国认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信经国家(Creedal Nation),将这种认同向全球推广就成为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它的普遍性,使其区别于传统主义对宗教、传统和等级的强调,以及白人种族主义对同质性的民族主义的依赖,而它的民族性,又使其不同于新左派的多元文化主义暗含的否定和解构特征。

这种对于国家利益的超地缘认知,发展出一种圣战式的世俗弥赛亚情怀,美国成为全球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国的使命也不仅仅是保证自己的边界安全,而是时时刻刻“感到有义务保卫一个正受到不民主的力量,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的,攻击的民主国家。”在冷战背景下,这意味着对苏联的任何宽容都是对西方政治价值的腐蚀,无意或无能谴责针对政治自由的犯罪就是对苏联的政治投降。 而新保守主义的道德选择,就是出于反共的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甚至不惜为此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者。

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变动,还为保守派赢得了宗教右派这个忠实盟友。美国大众媒体的现代化、娱乐化和世俗化让宗教界感到迷惘和无所适从,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带来的堕胎、色情、毒品、犯罪等一系列社会议题,让教众们对美国的道德衰落感到愤怒,而禁止在学校祷告更是让他们担心道德和宗教教育在公共教育中会缺失。正是这一系列事件,激发了原本只过问自己灵魂的信徒们开始通过自发的草根运动表达不满。

尽管宗教右派分享着和20世纪40年代传统主义共同的关切,但应对的是不同的社会情境,乔治•纳什(George Nash)指出,前者是学界对世俗化的大众社会的反动,而后者是大众对世俗价值观及其表达这种观念的国家精英的反动,保守派的知识运动关注的是国家政治和政策,而新右派关注的则是普通人来自日常生活经历的创伤。尽管这种大众运动没有贡献思想,但它为共和党的竞选运动贡献了大批忠实选民。由于宗教右派较强的民粹性,有学者将其视为1974年由于福特总统的温和共和主义路线所引发的共和党民粹派造反的一部分,并称其为“新右派”运动。

正是60年代的危机,带来一个广泛的保守主义共识,而本来是一场精英运动,也演变为一场反精英的民粹运动,保守派从一个“遗民”的运动,变成“沉默的大多数”的民主运动。这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些保守派运动中的不同派系,最终通过罗纳德•里根实现体制化。里根的“供给经济学”改革解决了卡特时期高通胀和高失业的难题,一度促进了经济繁荣,而其保守的社会政策也赢得了基督教右派的欢心,对苏联“邪恶帝国”的控诉则安抚了新保守主义,从而不仅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里根革命,而且将冷战运动推向高潮。

三、新旧保守主义的帝国与民族国家之争

但好景不长,苏联在1991年解体,这个对保守派而言最应该庆贺的时刻,却同时成为美国战后保守主义的丧钟,这本来靠“邪恶帝国”整合在一起的脆弱联盟,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即刻土崩瓦解。围绕着后冷战时代美国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出现了分化,很多新保守主义者回归民主党中间派,而对于苏联解体后美国遭遇危险的过高估计,导致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鼓吹以“仁慈的霸权”为核心的“新里根主义”,它通过和之后“布什主义”的捆绑,成功攫取了新保守主义的话语权,从而使得“任何想重新阐述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努力都将是徒劳”。在这种局面下,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开始重新分化重组,一群反对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者开始以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ve)的名义开展公共论争。

旧保守主义者主要是由美国东北部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反福利国家和战争)、南部的传统主义者和战前的中西部孤立主义者组成,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结合了强调地方性的种族理论、反精英主义的民粹特质和反现代物质主义的美国南方传统主义的部分要素。它起初是为了回应保守派内部的自由和社会民主化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批评这些从自由派和民主党阵营转变的闯入者在本质上仍然是世俗主义、国际主义、福利国家的信奉者,因而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他们自称为民族主义者,怀疑全球民主和后冷战时代的海外扩张,恐惧第三世界移民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公开批评全球自由贸易、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例外论的破坏,试图将保守主义重新放回到1945年前美国右翼的传统之中。由于《国家评论》在里根时期已经基本接受新保守主义的路线,这些人聚集在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塞缪尔•弗朗西斯(Samuel Francis)等人周围,通过组建《美国保守主义》(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等杂志阐述自己的主张,并在里根执政后期发展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势力。

新旧保守主义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成共识,但二者根本的分歧在于旧保守主义批评新保守主义和美国保守主义传统没有半点关系,而是半路出家的自由派。他们所保守的不是美国的政治和文明传统,而恰恰是新政以来的自由主义遗产,而之所以披着保守主义的外衣,一方面是为了在根本上改造不合时宜的旧右派,将保守主义的议程拉入中间派;另一方面就是为自由派的管理精英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包装和辩护。因此,新保守主义更恰当的称号是“旧自由主义”(paleoliberalism),它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塑造了一个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从而同时排斥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势力。在旧保守主义者们看来,靠着这种包装,新保守主义绑架了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运动,使得整整一代的保守主义者都接受了福利国家,而这对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而言是灾难性的,它终究会像被植入到美国保守主义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一样,从根本上毁掉右派,因此在冷战退潮的背景下,需要迅速清除这些民主党内的变节者。

新旧保守主义之争的本质在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到底应是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帝国,还是一个特殊主义的民族国家,到底是一个靠专家和官僚控制的集权政府,还是守土自治的共和体制。这种不同具体表现为旧保守主义对新保守主义的管理主义加国际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组合的批判。借用伯恩汉姆的管理主义理论,旧保守主义者们指出,战后美国实际已经变成一个管理主义国家,传统的企业家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变为管理主义资本主义,由此导致所有者和使用者分离,政治权力和政治主体分离,商业活动从竞争性市场的获利公司转向由国家规制的集团公司,政治权力从国会这种资产阶级的机构转为管理新经济的行政官僚。一个不需要在社会契约意义上向公民负责的管理精英,通过不断提供公共服务来获得正当性,而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则被化约为一个不具备政治性,既不能识别也不能抵抗这种剥削的大众。

正是这个管理主义的国家机器,在内外两个层次不断消解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精神气质。它对内通过对经济和国家机器的控制,对社会的同质化管理,导致社区和传统的萎缩,使得美国社会变得单一和道德空洞,共和体制变成独裁政府。对外而言,这部机器又借助后冷战时代美国的超级大国实力完成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整合,一个由自由贸易-全球移民-盟友体系-民主推广构成的新世界秩序,一个由威尔逊国际主义和军事主义阴阳两极构成的新帝国成为美国两党共识。在这种体制下,美国体制和世界体制同构,美国政府成为一个管理全球事务的世界政府,全球精英结成一个利益和文化共同体,美国,乃至全球普通人民的呼声消解在各种民粹主义的抗争中。

旧保守主义几乎在任何方面都站在这种普遍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战争、贸易和移民的对立面。在他们看来,保守主义从来都是地方的,新保守主义的普遍主义气质来自它的左派遗产,究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凭着一股冒险和牺牲的冲动,新保守主义为驱逐第三世界独裁者发起全球圣战,自信能通过战争、牺牲和死亡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却丝毫未发觉这种以武力强加的自由,留给美国的是一个更压抑自由的战争政府,一个债台高筑的破产政府,美国的道德榜样将自毁于自己的道德主义冲动中,美国的国家利益将成为国际银行家和借贷集团的囊中玩物。而与战争相关的一个更加隐晦的指责是,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中为什么一直极力维护以色列的利益?新保守主义到底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是如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所疑虑的那样,错将特拉维夫认为美国的国都,还是反犹主义者们编制的新神话?

同样地,旧保守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因而自始至终反对美国签订的包括北美自贸协定、关贸总协定在内的各种自贸协定。在他们看来,这些自贸协定不过是一个新帝国网络对全球精英进行的利益分割,它只会充肥集团和公司的利益,却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它们所创设的各种国际组织也会损害国家主权,而这才是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实质。与此同时,移民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除了反天主教、种族优越理论、恐惧布尔什维克主义、经济和工作关切、文化侵蚀(多元文化主义)等各种历史上出现的理由,旧保守主义者深刻意识到,针对移民的价值同化工作会进一步壮大政府的社会工程工作,移民的社会经济困难很可能转化为自由派的政治优势,它在彰显自由派的同情和反压迫文化的同时,会为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创设大批被动的客户,并为民主党争取更多潜在选民。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使得它有足够的实力和自信支撑起一个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独裁政体被推翻带来的政治自由,使得后冷战初期的国际政治洋溢着乐观和希望,以至于美国以反恐名义进行的各种战争都摆出道德主义的姿态。这使得新保守主义绝对性地主导了美国保守主义的议程,美国两党在外交方面都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个不可逆的进程,美国成为一个“ 不可或缺的国家”(indispensable nation),二者的差异仅仅在于到底以战争硬实力还是国际合作手段来维持“美国和平”。就内政而言,尽管共和党向来主打小政府路线,但事实却证明,在这期间的两个布什总统都无一例外地进一步将规制国家发展壮大,从而由于失信于自己的选民而引发保守派内部的新一轮分离和背叛。在此背景下,旧右派已经很难赢得追随者,被日益强烈的政治正确话语边缘化甚至妖魔化,成为被主流排斥的异端,成为爱国主义和真正信仰的敌人。

四、特朗普与保守主义的反帝联盟

但就在老右派几近灭绝的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全球化进程不仅建构出一个以美国政府和各种跨国公司构成的“新帝国”,也激发起边缘的反抗力量。贪婪的资本掠夺和各种代理人战争逐渐稀释了美国事业的正义性质,社会底层对贫富不公的抗争演变为新的社会运动,地缘政治的回归使得中东、南海、乌克兰成为美国全球主义几个深不见底的大黑洞,尤其是对中东地区不审慎的战争政策,不但没有带来和平、民主、繁荣,反而进一步强化该地区的宗教和教派政治,甚至培养出新一轮的伊斯兰圣战运动,而由此带来的伊斯兰战争移民进一步刺激着本已在全球化进程中倍感受挫的底层白人,对亡国绝种的忧虑不断敲打出新的种族意识。

这种抵抗力量在欧美社会内部体现为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运动。随着欧美主流政党逐渐内化为体制精英,它们和弥散的大众的对立逐渐形成一种以全球-本土为表现形式的新型对峙,从而彻底终结了建立在冷战背景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左右标准。按照这个区分,美国自由派成为有别于激进左翼的温和左翼,他们摒弃激进的阶级斗争口号,并试图在宪政民主框架之内寻求政治改良,保守派则由于强调自由市场、小政府和社会道德而成为“右派”。而按照新的区分标准,两党精英逐渐合流,为美国的全球资本主义代言,使得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得日益空洞,并为一个基于本土主义立场的反抗提供了可能。在此意义上,占领“华尔街”和“茶党”运动已经无法进行有效区分,它们共同表达的是本土民众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被剥夺感。由于以桑德斯(Bernard Sanders)为代表的左翼抗争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被排挤,各种汹涌的民粹运动逐渐汇聚在特朗普之下,以保守主义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新一轮的保守主义运动首先就表现为对主流保守主义立场的挑战,正因此特朗普以保守主义姿态参与总统大选,却同时受到两党政治家的质疑,奥巴马和克林顿否认特朗普悲观、偏狭、与世界隔绝的立场是保守主义,共和党也发起“绝不选特朗普”(Never Trump)运动抵制特朗普,否定特朗普的保守主义立场。而特朗普在一次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时却声称,共和党早已背离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自己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而特朗普所代表的这种保守主义,就是一直被美国主流边缘化的各种组织和思想运动的组合。在组织形态上,除了“茶党”等业已存在的运动形式,本次大选还涌现出一个“另类右翼”(Alt-right)运动。它产生于一群具有颠覆性的年轻人,他们聚集在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等人的周围,通过四叶论坛(4chan)和八叶论坛(8chan)等新兴网络平台以及《达奇杂志》(Taki’s Magazine)、“另类右翼”网站(AlternativeRight.com)、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等进行活动,表达对主流保守思想的不满,试图寻求可替代性的右派思想。在其自述者看来,这个庞杂的无组织运动,至少包括以下几种群体:第一,主张男性气概、反对女权主义的网络男博主;第二,支持前共和党众议员罗恩•保罗立场的孤立主义者;第三,网络上的摹因团队(MEME team):他们加入“另类右翼”运动,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像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一样,出于反叛社会规范的需要,他们喜欢这种越界和挑战主流的新鲜和有趣的感觉;第四,支持希特勒的“1488主义者”。

在思想形态上,除了美国旧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塞缪尔•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的观点,此次保守主义运动通过吸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意大利哲学家尤利乌斯•埃佛拉(Julius Evola)、法国新右派代表人物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等思想家的观点,而呈现出较多欧洲传统主义的色彩。与此同时,它也融汇了以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为代表的西岸斯特劳斯学派,安东斯蒂夫•赛勒(Steve Sailer)关于科学种族主义的研究,以硅谷工程师埃利泽•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和计算机科学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为代表的“新反动”(neoreactionary)或曰“黑暗的启蒙”(Dark Enlightenment)运动等所传达的立场和观点。

和历史上历次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一样,这些杂乱的思想和组织运动也有待于系统化为新的保守主义共识,而特朗普将在多大程度上吸纳这些观念也有待于考察。观察2016年美国大选,可以看到,特朗普所有的竞选口号和主张基本上都重现了后冷战时代旧保守主义的立场,“美国优先”曾是布坎南在2000年竞选总统时的竞选口号,而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和反战争的立场也和旧保守主义相差无几。但伴随着美国底层白人的愤怒和哀怨,一场本来关乎美国后冷战时代政治前途的辩论,却在本次大选中蜕化为一场经济、政治和文化认同的系统危机,以及美国民众在危机面前徒手自救的生存意志的较量,它试图通过挑战美国战后形成的不断趋同的左派立场和保守主义共识表现自己。结合美国媒体的各种报道,以及特朗普的“意识形态管家”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的各种发言,它的基本轮廓可以概述为全球-本土、普世-民族、精英-民众的几重对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在经济形态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危机。这主要指以节制、拼搏、利他为核心的开明资本主义精神蜕变为官商结合的裙带资本主义和安兰德资本主义。前者是其制度上的体现,也就是旧保守主义者所批评的管理主义国家,大资本家的资本扩张和政府的权力扩张保持同步,成为不断通过依托政府权力维持垄断利益的集团资本家。后者主要指在20世纪60年代在“反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抛弃了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中的节制、勤奋、人道的精神传统,形成一种以金钱衡量一切的自恋主义文化,一种不再拼搏,喜欢社会主义政策的寄生文化,一种把人商品化和物化的异化资本主义形态,它最激烈的表达形式就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一场本应惠及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财富创造运动,被精英劫掠,他们在资本的全球运动中,结成一个密切联系的“达沃斯党”(The Party of Davos)。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看来,作为“核心党”(Inner Party),这个阶层和作为“外围党”(Outer Party)的各个民族国家单位形成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共谋集团,通过不断汲取经济资源掏空全世界。

班农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双重危机的典型反映,资本不是被用于投资和创造财富,而是通过投机套取利润,从而违背了它的文化精神所内含的创造性。更可悲的是,在由此形成的泡沫破裂后,却由政府出手来拯救本应对危机负责的股东和高管,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毕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就职于会计公司、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咨询公司的各种精英,而所有的成本最终通过税收的形式转嫁给无辜的中产阶级。在此意义上,自由市场早已不再自由,而是变成了“为富人的社会主义和所有其他人的资本主义”。

第二,在政治形态上表现为民主的危机。正如本应惠及全民的经济利益被纳入少数人的囊中一样,本应向全民负责的政治权力也演变为自行其是的政治官僚。这正是“黑暗启蒙”运动的核心观点,在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和尼克•兰德(Nick Land)看来,现代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名予实不予”的虚假运动,它的人民等同于国家,并通过政府实施自己意志的理想只可能在卢梭意义上,通过全面参与的方式完成,如果无法实现,后果就是一个由于人民无法集体行动而通过代议制进行管理的政府,在代议制断裂的当代政治下,民主就只剩下一个自我管理的官僚机构。由于所有权和管理的分离,它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以用益为名义进行剥削的食利阶层,并使得剥削更难以计算和问责。民主制下的人民成了一个虚假的政治承诺,完美掩盖了一个以此名义贪婪地劫掠社会的政党和政治机构。

雅文指出,这种对民主的恐惧一直是欧洲古典时代的共同意识,在彼时民主只是一个自然衰退的循环体制的一个环节,不具备任何终极意义上的自我正当性。而如今审慎的政治意识被一种全球的民主意识形态取代,使得民主教义不再具备批判性的自我审视能力,变成不可置疑的宗教信条,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表面上正当的意识形态,使得剥削更为隐秘和不易察觉。

第三,在制度形态上表现为代表性的危机。与该问题相关的就是本应行使代议职能的政党的“国家化”,也即政党放弃社会运动,寄生在体制之中,参与对社会的掠夺和分肥。汪晖将之视为一场脱离民主的社会形式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必然产生的后果,在大众政治和社会运动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垄断集团成功地将政党政治和公共媒体纳入自己的寡头统治框架中,从而彻底剥离了它们在民主政治中的政治代表性资格。就美国民主党而言,自20世纪60年代以新政治名义进行改革之后,它就基本被工人阶级抛弃,变成一个以受过高等教育为主体的精英知识分子政党,这群人以技术专家的名义,在政府扩张过程中填充进各级公务系统,并和美国的常青藤院校、《纽约时报》等媒体结成一个“媒体-学院-官僚复合体”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组织,主导了美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舆论,形成一个靠自己的绩效争取名誉和地位的婆罗门阶级,凌驾于粗鲁壮硕的吠舍阶级或小市民(townies)之上,二者老死不相往来,前者鄙视后者,后者怨恨前者。本次选举随着希拉里排挤桑德斯获得民主党党内提名,民主党进一步达成和资本势力的和解,进而成为不折不扣的“豪车自由派”。

面对这一状况,主流保守派受制于政治正确的话语压力,一方面机会主义地借用国家权力谋取贸易和战争利益,另一方面在移民、社会政策这些于己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向左派寻求妥协,整天抱怨一切,却又不愿意进行根本变革,最后要么被动地,要么有意地被左翼的议题拖着走,朝向国家扩张和日益强制性的实质平等,从而不断将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向左推进,“右翼移向中间,中间移向左翼”,由此成为批评者所称的“绿帽子保守主义”,自己的国家和立场被别人拐跑了还浑然不自知或妥协。在雅文看来,这种状况充分暴露出美国两党早已内化为体制的一部分,从而缺乏根本的动力推倒一切重来,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区别只在于二者都只是恨一部分,爱另一部分,却没有人恨作为整体的华盛顿,因此他们也从不团结起来摧毁它,整个国家机器是稳定的。这两个竞争又合作的政党,创造了一个无限存续的政府,而不在意公民的感受。

第四,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不断合流和混同的普遍主义论述的危机。这在民主党方面表现为进步主义运动逐渐向资本家妥协,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并通过各种社会运动(主题有关于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多文化主义和同性恋群体)和华尔街、硅谷、好莱坞在内的资本和金融企业家的新联盟,形成一个强调全球主义和多文化主义的新联合。而于共和党而言,则是其自视高明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个“不论肤色、一律平等”的普遍主义意识形态,高度遗传了美国左翼进步主义的理想主义气质,它依赖于对不同文化背景族群的价值同化,却由于无法塑造出一个牢固的美利坚民族认同,而在实际施行中形成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同的效果,即白人还是白人,黑人仍然是黑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文化记忆,从而将大熔炉的融合理想蜕变为多姿多彩的色拉拼盘。更可怕的是,美国左翼通过重新将美国建国神话定义为一部追求自由的纳入史和种族和解史,将保守主义改造成一个独特的黑人美国的政治体验,美国信念变成了一部被压抑的少数族裔逃脱奴役,寻求拯救的新“出埃及”,从而彻底阉割了保守主义的美国神话。

二者的结合鲜明地体现在对待移民的态度上,“达沃斯党”欢迎移民,因为他们会拉低工资,促进企业利润增长,与此相关的各种衣食、教育和医疗成本则可以通过税收甩给中产阶级,左派欢迎移民,因为这些都是潜在的廉价选票,与此同时也可以逐渐稀释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在这种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中抚慰对白人压迫的历史怨恨。

正是这个管理主义加国际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合,使得普通美国人感到这个国家已经和他们没有关系了,而他们的呼吁和反抗,无非就是重新找回自己对于国家的所有权,包括经济公正、政治民主和文化认同,因而主张一场针对中央集权的全球革命,一场针对精英统治的民粹革命。而这场以人民,不论是社会正义意义上的,还是政治民主或是文化身份意义上的革命,最终是为了向那帮美国的全球主义者们要回主权。而这才是特朗普革命的要害所在。

五、代结语:保守主义在美国有未来吗?

特朗普能否重新界定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任何对该问题的草率回答都将是不明智的。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来自于一系列悖谬的观念的组合,这使其在产生之初就在精英与民粹、政府与市场、民族与国际、战争与和平之间来回摆动。与此同时,它也不是一场思想连贯的单一运动,而是许多分立而有矛盾的思想运动的融合,它们在传统上借助共和党这个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随着总统大选不停地分化重组。在冷战背景下,保守主义通过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获得团结,而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却因为对于美国利益的认知分歧而走向分裂。特朗普上台为美国保守主义重组提供了新的契机,反全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立场为突破冷战时代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思想分立提供新的可能,但也在一个新的语境下重新暴露了保守主义的内涵和外延的模糊。

这种模糊性使得保守主义不得不处理如下困境:如果不采用激进左翼的立场变革生产资料所有权,保守主义将借助何种方式实现还利于民的经济承诺,还是最终不得不退回到福利国家的自由派老路上来?如果不通过威权主义的方式解决自由民主的不民主难题,保守主义将如何让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从而兑现还政于民的政治承诺?如果反对左派文化多元主义的认同理念,保守主义如何应对美国种族多元的政治现实,还是要孤注一掷地走上白人种族主义的道路?而依靠资本的自我革新、强人政治和高度同质的民族主义路线实现的自我拯救,和法西斯的边界又在哪里?对外而言,“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又将在何种程度上纠正美国过激的干预主义?抛弃了全球民主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又将通过什么标准识别自己的敌人?而这都是作为20世纪政治遗产一部分的美国保守主义不得不回答的21世纪问题,是作为帝国思想遗产的美国保守主义不得不正视的后帝国时代的难题。

孔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19110.html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本文链接

责任编辑:北平

看完这篇文章心情如何

头条

澳前外交官:西方"假新闻"由来已久

澳前外交官:西方
现在,在叙利亚、俄罗斯、巴尔干和其他全球热点问题上,西方政府和主流媒体似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详细]

文章排行

评论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