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外国宣传法掀起新舆论冷战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夏国涵 时间:201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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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该法案是2017年国防授权法的配套法案,旨在“帮助美国和盟国反制来自如俄罗斯和中国等外国政府的政治宣传”,由共和党籍参议员波特曼(Rob Portman)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墨菲(Chris Murphy)于今年3月提出,凸显出两党在此事上的共识性。

反外国宣传法主要包括两方面:一,定制一个全联邦政府的反政治宣传和谣言战略,提升全球作战重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对反制中俄和非国家团体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发展和整合包括国防部、国际开发署、广播理事会、情报机关等在内的全联邦政府资源,对外国政治宣传和谣言进行反制和曝光;二,建立一个基金,帮助培训各地记者,并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媒体组织和政府外的专家提供资助合同,让这些机构或个人具有更强的能力来识别和分析外国最新的宣传与信息造假技术。

反外国宣传法的通过预示美国的“话语权战略”从冷战后的“润物细无声”重返冷战时的“意识形态战争”,换言之,美国目前处在高度缺乏安全感的敏感阶段,认为其价值观体系遭到侵蚀,导致其舆论战场由重视对外进攻转为重视本土防御。其背后成因如下:

首先,美欧“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观矛盾。2016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天鹅”年,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美国特朗普胜选,再到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遑论明年的法国、德国、荷兰大选再次“爆冷”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反映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危机、恐怖主义(难民危机)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回潮的三重压力下出现“保守主义”回归的趋势,其表现就是“逆全球化”。在“逆全球化”转型背景下,美欧内部产生了大量的价值观背离矛盾: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者vs.贸易保护主义的推崇者;言论自由的捍卫者vs.价值观挂帅的意识形态卫道士;“自由、平等、博爱、包容”vs.“白人至上、反穆斯林、反少数族裔、反移民”……诸多价值观矛盾导致美欧国家当前处于自我迷失的心理脆弱期,恐惧的延伸就是愤怒,愤怒的结果就是不择手段的“自卫”,反外国宣传法应运而生。

其次,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导致美欧相对衰落,新兴国家相对崛起,多极化趋势显现,其表征就是世界话语权从美欧垄断开始百家争鸣。冷战结束至今,G7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例已经从75%滑落至50%以下,尤其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明显发生从G1(美国)-G7到G2(中美)-G20的转变,且随着中印等非美国联盟体系的独立大型经济体的崛起,上述趋势呈现不可逆性。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带来的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全方位的挑战,布热津斯基10年前便预见“世界政治觉醒”将导致“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2009年中国拒绝了美国“G2”的邀请,并坚定站到支持“多极化”的阵营,聪明地避免了成为众矢之的的危险(“多极化”的对立面是“单极化”,即美国;而“G2两极化”的对立面是“非两极”国家,在中国实力弱于美国的情况下加入美国主导的“两极化”,会将自己置于所有支持“多极化”国家的对立面,充当炮灰角色)。随着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和俄罗斯高调介入叙利亚,一个蹒跚的苏联帝国的阴影重新映入西方国家眼帘,美欧国家舆论已经多次探讨“美俄新冷战”的可能性。除了美中之间关于“网络安全”持续不断的矛盾外,俄罗斯在国际上的突出作为使得“俄罗斯威胁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并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达到高潮,奥巴马政府一口咬定俄罗斯“操纵”了美国大选,帮助特朗普上台。其实早在“反宣传法”之前,美欧针对俄罗斯舆论武器的短兵相接早已开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0月英国关闭所有“今日俄罗斯”的账户以及11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回答今日俄罗斯记者关于叙利亚问题提问时公然声称“会区别对待俄罗斯媒体”。上述理由让中俄顺理成章成为了美国“反宣传法”的头号靶子,也让“话语权战争”升级到“舆论新冷战”的高度。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诸多全球治理和地区安全问题,国际上已非只存在一种声音,这是一种国际体系民主化进步的表现,今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会“多方下注”,而非唯美国马首是瞻。

最后,互联网时代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战已经打响,由于这个领域缺乏壁垒,中国已抢占先机,美国希望后发制人。继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并通过《网络安全法》的国家,虽然美欧舆论针对这件事反应不一,且多数呈负面态度,认为中国作为少数设立“网络防火墙”的国家在互联网治理领域“为天下先”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互联网虽然发轫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且世界上第一支“网军”也是美国率先成立的,但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市场在中国,中国一国的互联网用户就超过了美欧之和,并以此为基础生发出大量依托于互联网的产业链,这个效应正在辐射全球。此外,针对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新型恐怖主义网络宣传手段,美欧不得不也考虑设立“网络防火墙”,被迫在“秩序”与“自由”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总之,美国认为中国在互联网领域话语权的竞逐中已经领先一步,随着中国“北斗系统”、量子卫星(黑障安全通信)等技术的成熟以及“一带一路”战略针对欧亚非大陆多层次的经济辐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无疑将持续提升,美国希望借“反宣传法”达到后发制人的效果,平衡中国在互联网时代国际话语权领域的潜在后发优势,毕竟美国仍拥有包括互联网域名管理权等一系列先发优势存在,实力非常强大(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将互联网域名管理权下放给加利福尼亚州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理论上不再拥有该领域的主导权,但实际上由于未出美国国境所以必要时仍可施加影响力)。

总之,“反宣传法”是美国应对国际格局变化和新型挑战的措施,但具体内容仍延续并强化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传统路数,在互联网时代,公民和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被大幅磨平,一个斯诺登一个阿桑奇就把美国搞得百抓挠心,这种“仿古”策略能否取得令其满意的效果仍是未知数。

作者:夏国涵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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