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恶果殃及美国自身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张新宁 时间:201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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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9日,举世瞩目的2016年美国大选终于落下帷幕,深陷“录音门”、“税单门”以及时常口无遮拦、毫无执政经验的纽约地产商唐纳德·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击败了深陷“邮件门”、“信誉门”、克林顿基金会丑闻以及时常在国际社会上指手画脚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让美国人民终于在“两个烂苹果中选出了一个不太烂的苹果”。历时一年多的这场“民主”闹剧,不仅让美国国务卿克里觉得“此次大选令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蒙羞”,“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看法,场面时常十分尴尬”,也使国际社会惊呼此次美国大选的结果会给世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纵观2016年美国大选,本质上仍然是一场权贵的游戏、民主的闹剧,但其跌宕起伏的过程、出其不意的结局折射出美国国内社会的一片乱象,可以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在美国国内的集中展现。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多次包装和变形,在上世纪90年代经过所谓“华盛顿共识”之后粉墨登场,由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推销。新自由主义具有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经济上推行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匹配的唯一能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制度;政治上实施所谓的“宪政民主”,认为西方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政治制度完美无瑕;价值观上主张“个人主义”,认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国际战略上推销“全球一体化”,主张将整个世界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迅速向拉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发展中国家蔓延开来。 虽然一些国家一度恢复了短暂的经济增长,但它带来的问题更多、矛盾更严重,并很快以不同形式先后在各国爆发。 比如,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药方推行“休克疗法”,一度造成货币飞速贬值、国际资本外逃、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实体经济不断衰退、宏观经济动荡不安,经济出现负增长,被俄罗斯人视为一场“俄罗斯的悲剧”。再如,拉美国家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后,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国出现高失业率与经济萧条相伴,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如今,连美国自身也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一、新自由主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特朗普于2016年3月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GDP增长率现在基本上就是零。”“我们有19万亿美元的债务,我们就像坐在一个大气泡上,如果破了,结果会非常惨烈。”“我们美国也并不是世外桃源,美国在崩塌,看看那些内陆城市,我们的内部正在崩塌。”对于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特朗普说:“我们美国自己也有很多贫困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工作。”“看看年轻黑人的失业问题,甚至达到58%—59%,太难以置信了,而且不只年轻人,所有美国黑人的失业率都非常高。”特朗普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关数据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经济上结出的最大恶果,是始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目前,对于美国国内经济形势来说,其恶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复苏乏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8—2015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8%。除去2008年和2009年的负增长,2010—2015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也仅为2.23%。因此,这次美国经济复苏是二战后最疲弱的一次,低于以往2.8%的增长速度更低于1991年至2001年经济上行期3.6%的增长纪录。虽然美联储在2015年12月启动近10年来首次加息,正式确认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但多数观察家认为,美国经济并未完全恢复危机前的全部动能。

二是虚拟经济膨胀。这是金融垄断的畸形发展导致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相脱离所致。据统计,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产值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11%上升为88%;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占到总利润的70%;金融衍生品总量在1998年为72万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672万亿美元,10年中增长了9倍,而经济总量只增长了不到1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离,必定造成泡沫,而泡沫一旦破裂就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三是美国贫富差距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一度超过10%。大量的工人丢失工作,也导致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并使中产阶级进一步萎缩。皮尤研究中心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联储的数据所做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占所有家庭比例已经从1971年的61%减少到2016年的49.4%,也就是说美国家庭的结构正在从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状逐渐向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状”变化。此外,则是实际家庭收入最近24年停滞不前。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复苏比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快,但普通家庭的处境没有明显改善,与整体经济活动的表现形成明显的反差。

可以说,美国经济陷入困境,是经济上推行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的结果,是减少政策干预、放松金融监管、倡导金融创新、膨胀虚拟资本的结果。只有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才能逐步扭转这种困境。 

二、新自由主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2016年美国大选在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举行了三次电视辩论,每次辩论中双方均进行了相互的人身攻击,沦为对骂闹剧。特朗普在2016年3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我想国家已经分裂就是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无论你承不承认,事实如此。在这个国家,种族之间有很深的隔阂,情况并未好转。” 希拉里在11月9日发表败选演说时也承认:“我们都有目共睹,我们国家的割裂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特朗普则在胜选演说中呼吁:“现在是美国从分裂的伤口中重新捆成一团、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了。”由此可见,美国政治分裂是多么的严重。

首先是美国政党的分裂。民主党人奥巴马虽然在2012年连任总统,但共和党却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一举取得参议院控制权,同时继续保持在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美国政治进入“分裂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和共和党很难在政治上开展有效合作,国家机器运转举步维艰。实际上,过去10年间,政治僵局几乎成为美国政治的同义词。国会两大政党往往立场相左、针锋相对,两极化背景下的“府院之争”不断恶化,甚至在地方层面,州级立法机构里政党间也很难真正妥协,整个国家机器常常面临“停摆”,僵局难破。

其次是选举制度遭受挑战。按照美国选举制度的规定,不论大选竞争有多激烈,权力平稳过渡、输者向赢者承认败选是美国的一项传统,也是美国引以为傲的制度。但是,特朗普在2016年10月19日第二场总统辩论结束时回答主持人提出的是否接受大选结果时称:“到该说的时候就会说。现在,先保留一个悬念。” 特朗普的此番表态震动了美国媒体。舆论认为,如果特朗普真的拒绝承认大选结果,这将是对美国运作了200多年的民主制度的挑衅,是对美国现有政治制度最核心理念的否定。结果,特朗普如愿以偿地当选总统了。但是,希拉里的支持者却不买账,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特朗普当选总统。这是对美国选举制度的莫大讽刺。

再次是种族之间有很深的隔阂。种族歧视、社会不公平仍旧是美国社会的恶魔。2013年8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在民权运动结束即将50周年之际,不到4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49%的美国人认为还要“做出更多努力”才能实现种族平等,而持有这种观点的黑人为79%,35%的黑人称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因为种族或族群身份受到了歧视或不公平待遇。2015年以来,由弗格森事件引发的对种族歧视和执法不公的广泛关注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新常态”,美国媒体针对非洲裔的警察暴力事件超越常规的关注并未改变司法不公,警察暴力仍不时上演。

美国政治出现的诸多问题证明,新自由主义所宣扬西方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政治制度并非完美无瑕。“三权分立”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但也带来党派之争,白宫和国会之间也常争论不休。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在运行过程中过多地考虑利益集团的得失,便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滋生,如社会不公平、贫富差剧加剧、种族歧视未有效解决等。可以说,美式民主制度已经陷入了困境。 

三、新自由主义对美国价值观的影响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反精英、反全球化的力量颠覆了美国的主流价值观,金钱政治、政治诡计、“互黑互撕”将美国所谓民主的节操打得粉碎。自里根总统以来,美国致力于把民主自由理念推广到全世界。对此,特朗普在2016年3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我们不该再进行所谓的意识形态建设了,事实证明效果不大,而且现在的美国也与过去的很不同。”“我们不该再继续向其他国家推销我们的意识形态了,他们不需要我们做这些,他们只需要我们的钱。” 这进一步使得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丑陋无处藏身。纵览2016年美国大选,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钱政治展现得淋漓尽致。据统计,今年美国大选的竞选花费累计达到近68亿美元。截止到2016年10月,希拉里为自己的竞选筹集到7.66亿美元,特朗普筹到3.92亿美元。算上支持两位候选人但不与之进行协调的基金会,希拉里可支配的资金达9.49亿美元,而特朗普有4.49亿美元。募集竞选资金的背后,每一分钱都是日后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允诺。美国大选越来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政治募捐大比拼也成为大选的固定风景。这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也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识到这个本质。

二是政治价值观受到歪曲。美国民意调查机构“拉斯穆森报告”的民调结果显示,70%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支持希拉里的选民表示,如果合法,他们宁愿投票给奥巴马而非希拉里。41%的美国民众表示,如果可能,他们更乐意把票投给奥巴马,而不是希拉里或特朗普。此外,56%的选民对两名总统候选人都持负面看法。可见,美国民众对美国的政治是多么失望,这也引起了政治价值观的混乱。

三是青年患“政治冷漠症”。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逐渐对政党政治感到失望,对今年的大选投票更是提不起兴致。《华尔街日报》与全国广播公司2016年10月17日共同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仅有54%的18岁至34岁年轻选民对今年大选有兴趣,较2012年下滑了6个百分点,与8年前的大选相比更是下降了30个百分点。2016年9月盖洛普公司的民调结果也显示,与8年前相比,今年的年轻选民投票欲望大幅下降。专家认为,年轻选民投票率屡创新低的事实,体现出他们对美国两党政治的厌烦和对“美式民主”的失望。美国年轻人对政治冷漠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自身处境和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失望,这也是美国虚伪的民主制度造成的恶果。

新自由主义价值观鼓吹“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国家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论”,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企图打造“自由和民主之弧”等等。对于这一点,连特朗普都说“我们不该再进行所谓的意识形态建设了,事实证明效果不大”。这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具有极大的虚伪性、欺骗性。自由只是资本家阶级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只是资本家阶级所操控的游戏,平等只是资本家阶级欺骗民众的谎言。 

四、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特朗普在2016年3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已经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美国过去曾经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一个穷国、一个负债国。”对于北约东扩问题,特朗普说:“北约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北约建立时美国还是颇为富裕的国家,而当下美国已经不那么阔绰了。”“北约的概念在它建立之初是好的,但现在情况已经非常不同,很多国家在搭我们的便车。不能总靠美国一个国家,应该大家合作来搞才行。” 特朗普曾在多个场合强调“美国优化”原则,指责“全球主义”导致美国就业和财富的流失。这反映出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外交战略积极谋求建立全球秩序,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实质上是维持资本主义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在这一政策的倡导下,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在国际上到处耀武扬威,对全世界进行掠夺。时至今日,这一战略也殃及美国外交自身。

一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和东欧剧变以及苏联的解体,欧洲大陆的政治与安全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职能转变为政治军事组织,所要面对的议题也从过去的军事威胁,扩散到全球恐怖主义、能源安全、全球变暖、疾病、网络攻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多元问题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日益朝着政治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在补充和完善全球治理格局秩序上愈加主动,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二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混乱。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是一个与“基地”组织关联的激进反政府武装占领北部数省的结局和一个更亲近伊朗的伊拉克政府;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带来的是不得不与塔利班谈判的美国和一个依然仇视美国的阿富汗;被美国一度界定为争取“自由”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带来的是中东、北非、西亚更为激烈的反美潮;美国近年来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变成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战略。这一系列错误的外交战略使得美国全球“混乱播种机”的形象逐渐确立,全球反美浪潮此起彼伏。

三是美国本土多次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例如,前不久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同性恋夜店所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50人死亡、53人受伤。美国联邦调查局把这起枪击案定性为“恐怖袭击”。

在新自由主义外交战略的影响下,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的干预终于集中显现恶果,安全危机的阴影给美国的外交战略连贯性带来明显的挑战;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对乏力,迫使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力量格局发生史无前例的变迁,美元霸权仍在,同时新兴市场发展日益蓬勃。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面临着重大挑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重大调整,相互妥协、互利共赢的国际格局现实则越来越明显,这迫切需要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给全世界带来了一场灾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鼓吹手和先遣队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祸水终于殃及自身,使自身的经济增长乏力、政治分裂严重、贫富分化加剧、种族冲突激烈、外交战略受损等难题雪上加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信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曾长期担任政府智囊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由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转变为忏悔者,批评新自由主义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即使是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政要,也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

(作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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