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权幻象到难民危机:国际关系中观念霸权主义的黄昏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何志鹏 时间:2016-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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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来自西亚、北非的难民涌入欧洲,使其陷入了一场“难民危机”。关于这场危机的应对、原因,人们已经讨论了很多。而这场危机的教训和启示,还有更多可以反思和回味的方面。原本是一些国家出现了内部冲突,就仿佛身体有些不适,西方诸国热心地按照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开个“推翻政府、促进民主和人权”的药方,描绘出一个乌托邦的完美图景,并且自己动手帮助服下。从理论上说,人们只要静观这些国家痊愈就可以了,为什么其国内冲突反而愈演愈烈、社会更加动荡了呢?西方诸国貌似简单而严整的逻辑哪里出了问题,导致了这个悲剧的诞生呢?考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观念前提的理论缺陷。西方诸国认为,妥当社会制度的核心要素就是民主和人权,这两个要素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良方。但是,它们忽视了这两个因素都是有着相当复杂的限定条件和实施尺度的。就民主而言,其关键要求是表达观点和参与决策。在理论上,这种机制的缺陷是高成本低效率,针对一项事务的讨论,可能由于利益的差异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久久无法形成一致。由此,在操作中,由于人群规模的限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体制可以实施完全的民主,而必须采取代表的方式。民主可以有很多形式,西方所推崇的直选、普选的方式未必就是最好、甚至唯一的模式。就人权而言,作为人的基本要求,其最大的问题是边界模糊、彼此冲突。虽然在理想状态下,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但现实的情况却是资源稀缺:不可能每个中学生都能到理想的大学去读书,不可能在居民楼的邻里之间同时让甲享受安静生活,让乙自由地演奏重金属摇滚乐。因而,必须在不同主体、不同权利之间有所选择。不同的优先位次选择造就了不同的人权立场和人权文化,此时,很难片面和武断地认为西方模式就是全球最优的,其他地区就必须向它们学习。因而,这种将西方的普选式民主和以表达自由为优位的人权观念作为合宜社会的典范,从骨子里就流露出了文化霸权主义的优越感,而忽视了世界的多元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第二,社会变革的方式误区。每一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这种文化是逐渐沉淀和成长起来的。即使一个社会真的出现了制度和体制上的问题,也应当充分结合这个社会自身的情况,考虑其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采取渐进的方式予以改良。即使这个社会真的陷入了困境,也应当首先予以扶助、促其自愈,而不应草率地介入,更不应粗暴干涉、推倒重来。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中国的戊戌变法,都颇具说服力地说明,不顾及社会自身规律而天真地认为只要抱着良好的目标就能建设一个美好新世界的想法很少得到成功。而近代英国渐进式的社会改良模式则尊重了传统、促动了变革,保证了人民生活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治理方式进步的关键在于促动内因的渐变,而不在于外力强加的突变。

如果从人权的角度观察,可以这样认识:世界各国的人权保障水平,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有的发达一些,有的落后一些。彼此之间是可以通过交流对话的方式相互借鉴、共同提升的。然而,更应当铭记的是,人权等社会制度犹如一株株大树,不顾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的气候土壤而生硬地移植是很难有效的。我之蜜糖可能恰为彼之毒药。糟糕的是,一些国家无知无畏或者天真无邪地意图将它们心目中的良好治理方式、人权维护模式恩赐给其他国家,这种不做调查研究的盲目、不深入思考的鲁莽,不冷静对比的贸然、不科学分析的自负,已经贻害于很多国家,还在危害着诸多国家的利益。

阿玛蒂亚·森确实说过,贫困与饥荒很多时候都是制度导致的。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即中国俗语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时候,贫困和饥荒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资源存在着稀缺,换一个治理体制也同样解决不了问题。因而,社会动荡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但并不是其他国家任意干涉、扩展影响的天赐良机。这就可以解释西方的难民困局:西亚北非各国家出现问题之时,它们不是采取协商和沟通的方式,而是直接插手,从解救人道危机,到维护基本人权,再到推行民主制度,在这样一个表面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西方世界深刻认可的“善治”观念被一厢情愿地运行在它们认为需要改进的社会之中,而由于没有考虑这些社会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没有为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资源,干预的结果不仅没有呈现想象的乌托邦,甚至出现了比原初状况更加深重的灾难。

第三,国际政治的动机偏差。如果西方国家采取行动的动机是单纯而良好的,或许它们应当得到同情,最多是奉劝它们三思而后行;不过它们的行为动机还有冷战思维的一面,也就是分解非西方的阵营,打压不信奉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政权,增加西方势力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西亚北非的变乱被西方国家欣喜地称为“阿拉伯之春”,为什么利比亚的禁飞区导致了北约辅助反对派攻击政府军,为什么西方国家长期敦促叙利亚的合法政府交出权力、与反对派“平等对话”。然而,正如《红楼梦》里面描述的那样,这些国家“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真正地促进民生发展、社会进步,只想着弹压对方、扩展影响,很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流离失所的难民潮水般地涌入邻国,并有一些漂洋过海进入欧洲的时候,它们刹那间觉得“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在人口急剧增加、资源显得不足的时候,它们仿佛明白了,人权并不是一个随口说说的词汇,而是需要真正付出的整体社会安排。“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种眼前无路的状态恰恰是西方自以为是的制度优越感的产物,是文化帝国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

在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中,那些已经受到冲击的国家,以及远隔重洋但也无法隔岸观火的国家,是否能够领悟出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真义所在呢?

(何志鹏 作者为吉林大学法学院、公共外交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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