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经济金融化祸害相关发展中国家

来源:《国有资产管理》2015年第5期 作者:江涌 时间:201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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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让发展中国家走上成功的工业化道路,它们不断通过变换马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以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为内核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培育生长的买办利益集团,将发展中国家引向邪路。

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便于金融资本于国际扩张而精心炮制并竭力鼓吹的理论与政策。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内生性经济金融化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主要是外生的,与金融自由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在金融自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之海妖歌声的诱惑下,尤其是在本国金融买办利益集团的诱导与误导下,与魔鬼签订了契约,由此开启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的进程。自由化与金融化给相关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渴望的繁荣,可惜只是昙花一现,而后无一不出现金融危机、财富流失、经济低迷、社会矛盾激化乃至政权动荡的乱局。

与魔鬼达成交易,接受新自由主义

二战后,诸多前宗主国的殖民地赢得了民族解放与国家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追赶发达国家很快成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的首要任务。但是,殖民统治的疮痍、资金与人才的匮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热情地送来了发展中国家的急需。鉴于美国在二战中的良好表现与优异宣传,以及战后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支持殖民地独立,由此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甚至拥戴。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接受美国递过来的橄榄枝,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毒苹果。“当发展中国家向全球资本的动物本性敞开胸怀的时候,它们与魔鬼达成了一笔交易”。

理论诱惑——

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发达国家都是在保护主义的政策下(集中为高关税),通过对幼稚工业的保护,而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先进与发达的。“在保护中成长”先是荷兰、英国而后是美国、德国的成功经验。但是,出于压制落后、保持领先的需要,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把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以及自由贸易政策,精巧地包装为“好制度”和“好政策”,积极向世界其它地方宣传推广,诸多国家和地区听信并接受了英国的“好制度”和“好政策”。

作为新大陆的代表美国以及老大陆的代表德国,在一番政策实践与理论比较中,最后拒绝了英国所说的,而选择了英国所做的,由此像英国一样完成了工业化,进而实现繁荣与富强。被尊崇为“德国工业化之父”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在1841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深刻揭露了斯密经济学的荒谬以及英国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伪善。李斯特讥讽,“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这世界善于独立思考、真正我行我素的民族毕竟是少数。很多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一度还有法国)对李斯特的批判揭露不以为然,听信英国的“好制度”和“好政策”,由此落入自由主义的陷阱,其结果当然落后、落后、再落后。而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后,出于经济扩张——新殖民主义的需要,美国继承古典自由主义,在装饰一新后,推向了世界,这就是新自由主义。

强行输出——

二战后,诸多来自美国的热心建设者与和平使者,成为新殖民主义的首席推销员,他们肩负着新殖民主义的使命,在世界到处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福音。“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枝;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这其中,华尔街尤其是高盛等投资银行、德勤等会计师事务所扮演着十分突出的角色。这种渗透,不只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欧洲那些美国同盟国。希腊债务危机引爆欧债危机,世人惊异地发现,希腊、意大利、德国等国财经政要,甚至连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都是所谓“高盛帮”或者与高盛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一批经过精心选拔的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精英,被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培训,完成学业后回国进入雅加达大学从事教书育人、传播自由主义理论的工作,雅加达大学由此成为印尼培育自由主义精英的大本营。1965年,在美国支持下,苏哈托利用军事政变而上台执政,随后任命了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的5位教授作为总统经济与财政金融事务专家组成员。1968年,苏哈托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发展主义内阁”,把国家的经济大权交给了这些来自伯克利的徒子徒孙,即所谓“伯克利黑帮” 。黑帮大权在手便积极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黑帮掌权的过程中,鸡生蛋而蛋生鸡,黑帮势力疯草般生长,并由此形成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的集团网络。即便苏哈托政权在1998年金融危机倒台后,新政府依然沿袭昔日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自主引进——

二战后,促进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成为刚刚赢得民族解放的国家的战略选择。由于缺乏人才等智力资源,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成为这些雄心勃勃的新独立国家的首选。美国出于战略需要,利用欧洲的疲弱以及对美沉重债务,不断挤压英国等殖民宗主国,鼓励与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与政治独立,如此,一身正气、年轻而富强的美国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与学习的对象。美国也趁机努力取代英国的世界霸权,积极学习运用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各种权谋,于是采取积极主动姿态,欢迎并支持发展中国家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好制度”与“好政策”,并为留学生提供资助等各种便利。

如此,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莘莘学子,负笈担簦,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奔向了美国精心设置的自由主义灯塔——芝加哥大学,这里云集了各类新自由主义高手,诺贝尔经济学奖(无比的高大上)得主成打计算,是世界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拉费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等,近乎全部集中在芝加哥大学,由此形成了一个比伦敦学派更为盛名的“芝加哥学派” 。在美国的精心安排下,来自拉美、东亚、北非的一批又一批学子,来这里如饥似渴,孜孜不倦,皓首穷经,由此诞生了所谓的“芝加哥男孩”。

在满腹新自由主义经纶之后,这些豪情万丈的“芝加哥男孩”纷纷回国效力,努力用新自由主义理论设计国家的方针政策。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后,启用了大约30个“芝加哥男孩”,用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来治理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还多次亲临智利指导。自由主义的实验结果,非但没有获得预期成效,反而引致系列经济灾难,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不断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芝加哥男孩”在智利的失败治理并非特例,另一个被“芝加哥男孩”折腾的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新自由主义的成绩单在拉美普遍挂红。很显然,套用中国典故,“芝加哥男孩”并非唐僧求经,而是蒋干盗书,不仅毁了自己的远大抱负,更主要的是坏了国家与民族的美好前景。

休克治疗——

“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原是医学上临床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上世纪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1954年—)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为应对该国汹涌的通货膨胀而将“休克疗法”引入经济领域。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可以概括为“三化”,即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在玻利维亚实施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远远没有新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媒体吹嘘得那么神乎其神。苏东剧变后,俄罗斯等前苏东国家纷纷采取“休克疗法”以实现经济转型,结果遭遇惨败,一度称作“国际金融界的金童”的萨克斯因此而声誉扫地。

其实,早在萨克斯之前,金融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就用“休克疗法”——制造危机然后趁机兜售政策——来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危机中潜藏巨大机遇,大危机往往是实施大谋略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在谋略家们醒世恒言中,“我们不要浪费危机”会被反复说起。“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 。新自由主义者善于利用危机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为此他们不惜放大甚或制造危机。因为在危机尤其是大危机面前,人们往往会失去正常的判断与行动的能力,即所谓思维休克。“恐惧和混乱是每一次新跃进的触媒” 。由此便听由统治者随意摆布,甚或支持统治的荒谬政策,即所谓把自己卖了,还乐颠颠地替他们数钱。

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伟大实验”,美国频繁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军政要员发动政变,不惜为了行将到来的“经济自由”而牺牲东道国既有的“政治民主”。20世纪70年代,支持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并杀死了阿连德总统,用“铁扫帚”(军事恐怖主义)等铁血方式“休克”人民的思维与理智,由此开启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得到美国支持的阿根廷军事政权,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竟然造成三万名以左派活动分子为主的国民“失踪”,可见其白色恐怖统治非同一般。1993年,被美国等西方舆论竭力吹捧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用坦克炮轰国会大厦,囚禁反对党领袖,以铲除贱价拍卖国有资产的一切障碍,扶植那些恶名昭彰的经济寡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擅长“休克疗法”,该组织正是利用危机,把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兜售给那些深陷危机急待救援的国家,如此使这些国家越来越牢固地被绑定在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战车上。

同样的休克疗法,也发生在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最忠实的拥趸与最积极的实施者,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两人上台后,分别用“铁腕”在英美积极推行私有化、减税、削减福利等有利于富人与资本的政策,当这些政策遭遇工会等社会力量的强烈抵制时,他们不惜动用武力进行镇压。1981年里根总统以铁腕手段镇压了“职业空中交通调度员联合会”的罢工。1984年,英国发生大罢工,撒切尔动用所有国家力量加以镇压,造成数千人死伤,而且还要求军情五处对工会全面窃听和渗透,英国工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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