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媒: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企图失败时出路何在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 迭克森斯 弗门托 皮克拉斯 魏文编译 时间:2018-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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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世界的资本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危机提出重新定义世界的地缘政治,重新定义国家的形式,因此重新定义统治的资本形式。今天地缘政治的图画是复杂的,有很多矛盾和可能的联盟。世界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资本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同时取决于在这场直至使我们处于战争危险的战斗中无疑将出现的社会斗争。

金融的帝国和地缘政治

美国保守的金融部门。如果说全球主义者的政策指向拆除国家的主权,在美国内部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保守的集团反对国家主权。这些保守的集团寻求使中心国家旧的帝国主义永存,为此推动一种单方面和单极主义的战略,它由五角大楼强有力的臂膀和军事--工业复合体支撑。这个复合体的供应商企业是洛克希德、波因、通用动力和诺斯普罗等。这个权力拥有由摩根大通(美国第一大商业银行)和美国银行(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领导的金融部门。然后是高盛公司(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和证券银行集团之一)。这些金融资本依靠作为国际参考货币的美元而存在,美元受到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保护。它们的计划是走向另一个“美国的世纪”,与其他屈从的大陆的权力集团如欧盟和在它的领导权之下保留它们的单极世界。

洛克菲勒帝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属于这个金融资本。军事工业复合体与摩根大通(洛克菲勒王朝的)的联系是非常直接的。这些全球主义者们(与罗斯柴尔德王朝一起)操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他们的武装臂膀,洛克菲勒集团的人与五角大楼一起工作。此外,摩根大通控制着埃索公司和哈里伯顿公司。洛克菲勒石油帝国通过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德士古、英国阿莫科和马拉松石油公司表现出来 。最近通过在美国和它的北美自由贸易条约的邻国开采页岩气走向能源自给。洛克菲勒集团还控制着波因飞机的制造厂、联合航空公司、三角洲和西北航空公司和大型制药企业。从政治上说,这个王朝更好地由共和党人代表。

这些保守的力量在将它们的大量投资与本国的领土或大陆的领土(北美自由贸易条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面对毁灭全球金融资本的整个国家主权的政策,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的主权,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丧失美国作为霸权主义大国的权力。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这种保守的金融资本面对全球主义者们已经丧失了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力。这项政治计划受到维护,更多地抓住国家--民族国家--地区实行地理控制的霸权主义观念。它的计划是阻止全球的金融资本部门的进展,企图消灭美国本身的主权。

 这个单极的金融资本保守的庞大部门利用它的实力在军事--工业复合体日益增加的投资得到发展。它的支出不仅提供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而且越来越多地用于在全世界建立和维持很多高成本的军事基地。在柏林墙倒塌以后这种军事支出的实现特别增加了美元的债务。通过发行国库债券进行,也就是说以虚拟资本的特定方式发行。与此同时做到在国外发行它的国库债券,做到将这种“虚拟资本”转移到第三国手里。

70年代初开始,石油进口国被迫用美元购买石油。同时世界上购买石油的国家,对美元的需求很大,石油保持高价。由此可以理解单极的大陆国家的金融资本企图保持对石油美元的控制,在必要的情况下将进行战争。这种战争特别在中东发生了,在那里集中用美元买卖的石油。

今天,石油美元遭到俄罗斯(最大的石化能源生产国)和中国(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间的联盟的竞争,这些国家在美元的范围之外购买和出售天然气和石油。伊朗也加入了这项计划,不再以美元出售石油。虽然媒体在谈论核威胁,伊朗现在因为在美元的范围之外出售石油是受到制裁的国家。2018年美国对这个国家进行新的制裁,目的是引起美元价格的上涨,这样石油价格上涨,从而使美元升值。由于伊朗是个经济和军事大国,没有重现萨达姆·侯赛因时代伊拉克的情况或是利比亚的情况。事实是现在的制裁后果与预期的相反,因为从那时以来伊朗用中国的人民币向亚洲的东部出售更多的石油,用美元向西方出售的石油更少。由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欧亚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在非洲不再用美元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交易。

由于最近迅速引入和接受石油--人民币元--黄金,对石油美元的“信心”向下滑。与美国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库债券(特别是中国)在以更大或更小规模出售美国的国库债券的时候,可能对操纵美元的价格有很大的实力。中国已经不伏要求以石油--人民币元购买和出售石油,而且对原料的贸易特别是金属的贸易也这样做。

安德列·贡德尔·弗兰克准确地认为,在使美国霸权势力的两个支柱之一(美元作为国际参考货币)不稳定的时候,另一个支柱:军事的支撑也就完结了,因为这取决于美国的负债能力。当对美国的国库债券不再有需求的时候,它为军事--工业复合体提供资金的能力就下降了,更多地表现出它的非生产性和没有结果或者说虚拟的性质。因此,将不可能保持巨额军事支出,特别是维持那么多在国外的军事基地。总之,美国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正在进行博弈,这曾经帮助它以单边和单极的方式统治世界。

全球化的英国--美国的金融部门

存在于新经济体的跨国公司(计算机、通信等公司)没有联系,以便在国内投资,比如通常它们与军事--工业复合体联系特别捆绑在一起。这些企业没有对国家的边界做出任何承诺,也没有对它们的公民做出承诺,虽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些企业中主要的媒体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路透社、美联社、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及全世界的电视频道和日报。于是并不奇怪的是这些全球化和互相联系的投资控制着所谓“第四权力”。它们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卫士。在生产的领域我们看到的企业有苹果、微软、谷歌、脸书、亚马逊、网飞公司、优步等,这种资本与投资银行结合在一起,这些银行比商业银行更多在边界以外活动。

这里我们提到的银行如花旗集团(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总部设在纽约,汇丰银行(世界第二大投资银行)总部设在伦敦,英国劳埃集团(主要的保险和再保险市场,总部设在伦敦),巴克莱银行(世界上第四大投资银行)总部也设在伦敦。必须知道罗斯柴尔德王朝控制着位于瑞士巴塞尔的中央银行的银行,以此做到组成一个全球化的金融网络。在没有控制五角大楼时候,这些金融资本已经控制了中央情报局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一种武装的臂膀。

这是一种新的资本的形式,一般来说可以和需要拒绝国家--民族,甚至是拒绝中心国家(美国),作为组织和产生一个没有领土联系的权力--价值的国家。这是一个国家--金融城的全球网络,其分部设在香港、孟买、法兰克福、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等地。

美国联邦储备、欧洲中央银行、英国银行等为金融银行提供的零利率信贷的增加帮助全球的金融资本通过它设在新兴国家首先是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同时这些资本与生产的投资相联系(直到2008年)变成了全球现实的资本。这个靠“业务外包”的债务提供资金的过程创造了第一类型的虚拟资本,目的是将其变成全球的生产性资本。

新兴的新社会构成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的”国家诞生,成为全球金融资本没有定位的领土。这个过程特别从1995年开始实施。金砖国家在它们最初的阶段表现一种战略的联系,服从于全球主义金融的利益。后来当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实体经济中的分量开始突出的时候,当中国没有被接受成为国际基金组织真正的会员的时候,这个国家积极寻求自己的地缘政治空间。必须搞清楚,中国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任何的新兴国家。原来在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准备宣布将中国的人民币列入(国际储备货币篮),2014年又一次提出。在全球主义者的压力之下,几次推迟将人民币列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上述货币篮。2016930日人民币最后被接受列入国际储备货币篮。对于人民币被承认作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这是坚定的第一步。

中国和金砖国家的特点我们可以看作一项非金融的战略计划,作为从属的-欠发达的-外围的-不结盟国家的战略选择。我们认为这项计划利用了美国本身的全球主义者和大陆主义者之间的经济战和政治战。这个冲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空间,以便它站在一项与单极金融资本(全球主义的和大陆主义的)对抗特有的计划一边。从属的-新兴的世界已经表现成为社会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新的中心,已经成为生产性劳动和实际的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与单极的和本质上是虚构的金融资本的两种形式相对抗。

俄罗斯的出现和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军事协议为扩大的金砖国家面对单极计划提供了更大的地缘政治说服的力量。这项建议在最重要的工具中间有一个发展和开发的银行和一项补偿基金。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它的”新丝绸之路”贸易工业的经济战略计划。丝绸之路计划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生产性的凯恩斯主义/发展主义。中国和俄罗斯为它新的经济金融和政治的战略结构补充了新的经济、贸易和生产的结构。

欧盟,国家大陆

在这种环境下,欧盟成为一个国家--中心(国家大陆)的地区权力集团,今天由27个国家组成。在冷战结束时欧洲的资本没有更多的必要转移到其他国家为自己的产品寻求廉价的劳动力或市场。德国的庞大金融资本德意志银行排在第一位,与法国的银行(农业信贷银行、巴黎国民银行)一起离开它们本国的基础,变成欧盟的金融资本以便在这个大陆集团有支配权。

欧洲的东部和南部与欧盟的一体化本身不需要欧洲的资本转移到世界,如同美国单极的金融资本曾经做过的一样。这个单极的金融资本的计划是建立一个高于美国和整个世界“全球的国家”,不尊重主权和任何公民权。也没有多大必要从欧盟以外的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移民,因为欧洲南部特别是东部的国家本身的公民(经常是很有资格的)有向欧盟北方流动的自由。大陆的金融资本也没有必要寻求欧盟以外新的市场,因为它的大型企业集中在北部,已经做到“夺取了”东部和南部的市场,这些企业的费用比在南部更少,这影响到南部国家的就业。欧盟的一体化德国的资本排在第一位,与实体经济保持联系,利润指数是相当有利的。结果在欧盟的国家固定资本(不仅在德国)从70年代起并没有老化,这与在美国和日本发生的情况相反。

从希腊的危机开始,德国和法国不仅实现集中在希腊的权力,而且作为国家欧盟集中了在整个欧盟的权力。为了以后扩大它们的市场,欧盟首先是德国寻求它与欧亚和中国的经济一体化,目的是与新的丝绸之路相结合,以此指向多极世界,这让伦敦城和纽约的全球主义者很不高兴。今天德国、法国和俄罗斯力求排除全球主义者们制造的冲突,他们依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装臂膀和地方反叛的力量在乌克兰制造冲突,后来在叙利亚制造冲突。这些封锁仍然存在,因为全球主义的力量已经力图阻止”新丝绸之路”的发展以及欧盟与它的结合。由于从“脱欧”起英国处在欧盟之外,特朗普入主白宫,在军事上支持欧盟的兴趣已经明显下降,由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权力也随之下降。法国和德国正在领头加强欧洲领导自己的安全行动的能力和措施。为了一项欧洲范围在军事级别上的合作以及在相互的防务领域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具体。这可能意味着现在统治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全球主义者的一次失败。上述情况加上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还意味着美国肯定越来越孤立。换句话说,多极主义对单极主义的胜利已经可见。

地缘政治:走向一个货币的多极世界?

与控制虚拟货币有关的货币战。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的主要部门之间地缘政治的战斗由于引入虚拟货币具有一种新的特别的规模。由于像比特币这样的虚拟货币的到来,货币体系已经明显地扩大,这表现在货币战中。所有的货币形式都是一种社会建筑,因此也表现社会经济利益和权力。虚拟货币所做的事情作为货币可能非常不相同的事实是,作为货币允许它的用户表示他独立于现行的由美元和斯威夫特制度统治的货币体系。

虚拟货币允许强加一种新的社会建筑,在权力产生的社会关系中一个新的中介,有助于摆脱此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但是没有现在不同权力之间、那些正上升赢得权力地位的人与正在下滑失去经济、政治和战略地位的人之间一场大的战斗,它是不可能发展的。

上述情况今天已经出现在拉丁美洲,因为在委内瑞拉引入了本国第一个虚拟货币(佩特罗)。引入它是为了避开美国对这个国家强加的经济制裁,委内瑞拉在美元的范围之外谈判出售石油。华盛顿根据这一点关闭了对委内瑞拉的信贷,寻求以金融的方式窒息经济。中国购买委内瑞拉的债券和这个国家重组对俄罗斯的债务都是缓和的步骤。面对华盛顿放在委内瑞拉脖子上的绳子,由于引入虚拟货币佩特罗,似乎有了更多的缓和。从2018220日起在委内瑞拉出售石油与佩特罗挂钩。

在更大的平面上,我们观察到全球主义的力量进入虚拟货币,从20171217日起发行比特币的期货合同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世界上最大的期货合同市场)开始实行比特币的期货交易。由此打开了操纵虚拟货币价格的道路。在华尔街注册的公司在芝加哥购买和出售使用比特币的期货合同(衍生品),因此这个“数字的资产”进入了金融的庞大世界。银行和商业机构(比如退休基金等)可以购买和出售使用比特币的期货合同,但是它们之中只有少数能够持有库存的虚拟货币和用实体的比特币进行交易。这种情况涉及到由于调控的原因,或换句话说,为了保持上述市场的权力而实施。

单极的和全球的金融精英们和他们在中央银行董事会和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巴塞尔中央银行的银行董事会的首席执行官们,20179月提出了一项强加全球的虚拟货币的计划。这项计划被称为“公用事业解决硬币(USC)”,由银行机构强制实施,比如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桑坦德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德意志银行等。这项计划的目标是为中央银行在未来拥有虚拟外汇做准备,向世界的机构之间通过在一个集团的环节上利用有担保的资产进行种类广泛的交易提供便利。由此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将开启一个(虚拟)货币战的决定性的阶段。中央银行手中的虚拟货币简单地变成现在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世界体系的一种扩展,但是已经不是集中在美元上。中央银行手中的虚拟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变成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一种扩展,但是不是更多地从美元开始。掌握关于虚拟货币的权力的人变成统治者,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特别权力的地缘政治的问题。

20179月中国开始反对虚拟货币的出现的运动。中国的中央银行决定以公开和有主权的方式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寻求保障一项安全和透明的反对逃税和洗钱的注册制度。2016年底中国已经进行第一次试验。中国的数字钱有地缘政治的特性,作为”新丝绸之路”中交换的工具,因为它将代替美元,更加重要的是同时切断全球主义者们在全球范围内引入他们的货币的计划。此外,全球主义者们与寻求引入“联邦币(Fed-coin)”的美国大陆主义者的利益对抗。可以预期中国将不会正面攻击美元,如同全球主义的媒体断定的那样。全球主义者们依靠这个企图掩盖他们在货币战中实施的暴力和侵略。换句话说,对美元的威胁更多来自全球主义的力量,而不是来自以投资的方式介绍它的大型通信团体(全球主义的)。

走向一个多极的货币世界?

很清楚的是美元将迈出向后退的重要一步。在1944—1945年,在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者之一以后,将美元--黄金强加于人。美国做到强加美元黄金,取代英镑作为世界参考货币的地位。70年代初,发生了美元黄金的危机,始于1967年。1971年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从那时以来根据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沙特阿拉伯王室签署的一项协议引入了石油美元。石油美元成为表现当时已经扩张到欧洲和日本的美国跨国公司利益的货币。这些美国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生产、国际贸易和消费。因此它们能够达成协议,将世界参考货币石油美元强加于人,作为勒索的工具,强迫所有的国家以现实的产品和劳动交换一种没有支撑的货币,依靠纯粹的支付谎言或者说纯粹的债务而制造的货币。

今天存越来越多的国家质疑美元的统治,它们看到美元成为它们的主权的一种障碍和在全球的经济内部良好发展的障碍。这种质疑表明现在美元的霸权危机。在不远的过去相对小的国家如伊拉克和利比亚在企图在美国的范围以外谈判它们的石油的时候遭到侵略。今天以至存在对委内瑞拉侵略的威胁,也因为委内瑞拉确定在美元的范围之外谈判它的石油的权利。必须知道在同一个时期,多极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最近这些年它们成为更多的经济增长的轴心,提出了石油--人民币元黄金作为可以选择的世界参考货币。201610月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作为国际货币,因此,从1944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可以有产权地谈论未来作为统治的货币美元将被取代,因为它已经失去了霸权。

石油--人民币元-黄金是一种世界货币的配置,不仅得到最重要的原料石油的支持,而且也与黄金挂钩,这是美国已经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不能达到这个高度。中国的优势不仅在于是最有活力的经济完整的配置,而且中国和俄罗斯也是黄金主要的黄金生产国和购买国,在这种活动中它们已经拥有巨额储备用来支持支持人民币。2018326日中国做出决定在国际能源交易所推出兑换石油--人民币元--黄金的配置,5月推出金属--人民币元--黄金配置。这个事实将彻底改变国际货币制度。中国人提供用收到的人民币兑换黄金,不仅针对提供石油,而且也针对购买金属。香港证券交易所也将发行石油和金属衍生品领域使用人民币的期货合同,可以兑换成黄金。石油出口者甚至可能在中国以外撤走上述黄金证书, 也就是说,“石油人民币元”将可以用于支付直到在伦敦所谓的“黄金银行”。

以人民币元确定石油的价格与香港交易所为了出售用人民币评价的物质黄金合同的计划一起创造了一项制度,通过这项制度国家可以避开美国的银行体系,不仅避开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银行间支付体系(斯威夫特),而且甚至避开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是石油、天然气和金属进入这个新的世界,而且明天甚至其他的原料可以期待,中国以更快速的方式减持美国的国库债券,同时将这些美元兑换成人民币。

为了避免70年代初对美元发生的事情,当时美国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可以预期中国将一步步将人民币元引入成为兑换货币(原料兑换原料),以便保持足够数量的黄金作为支持。此外,中国多极的战略不是正面攻击石油美元制度,而是人民币占领一个足够的空间以便能够有主权地行动,也就是说建设一个没有屈从的多极的货币世界。在中国的中央银行和欧盟的中央银行之间存在协议,以便允许人民币和欧元之间进行交换。签署这些协议是为了最后两种货币能够相互加强,成为自主的货币,推动两个地区金融制度的相互渗透。上述情况是一个清楚的信号,欧盟对与多极世界的结合保持开放的大门。

不仅中国在它的经济事务中有庞大的将美元排除在外的计划。2017920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指示,到当年底美元不再成为该国在所有港口的支付货币。2018214日,后补总理阿尔卡迪·佛德科维奇宣布俄罗斯的金融机构已经准备运行,不进入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全球银行间支付网络(斯威夫特)。那是一个出色的机制以便封锁国际的银行的支付,影响到被美国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国家或个人。俄罗斯以这种方式试图避免实施对它的经济强加的制裁。

将会有(其他的)新兴的新社会形式吗?

中国,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新兴的大型社会构成吗?中国经济明显的成功特别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非常快速的增长事实上是最近30年世界上平均最高的增长率而且今天趋势在南方国家中也居于领头的角色,大型媒体和学术机构经常这样评论。对于中国最常见的错误想法之一是刚刚“出现”。

“新兴的”概念确实是在美国高级金融智库中形成的与“金砖”一样的概念实际上出现的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框架内一种“起飞”是可行的,尽管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机能不良,很明显一般来说这对南方国家是不利的。可以说中国经济是由于“重新确定方向”和对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开放”而发展起来的。这里有三个重要的现实。一个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深度。19世纪初中国已经达到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第二个现实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80年代正常情况下年增长率已经超过10%,当时其他社会主义的结构和机构还在原地。第三个现实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在毛泽东去世前就开始了。确实是从80年代起经济加速增长。从19631978年增长率达到8.2%,或者说是同期美国增长率的两倍多(3.2%)。从1952年到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3%1952年到1978年年增长6.3%;从1979年到2015年年均增长9.9%.

在分析中国在很长时期(1952--2015)物质资本的存货时,我们看到了高增长率。资本存货我们称之为生产性的(包括所有的设备、机器 、工具、工业楼房和设施,但住宅楼和它的土地的价值不在内)存货平均增长率1952—1978年为9.7%1979—2015年为10.9%。如果我们选择资本的存货也加上建设的住宅楼房和它的土地(不是直接的生产成分),平均年增长率两个时期分别为9.1%10.9%。考虑到“生产性”教育的存货(根据劳动力进行计算)教育资源这种存货年均增长率1949—1978年为5.07%1979—2015年为3.55%,也就是后期低于前期。在1949—2015年期间研究与开发的支出流动平均年增长率高于14%。今天中国没有必要羡慕更先进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想说的是革命的发展战略创造了现在中国经济成功的条件,这种成功本身是过去的一个机会。更重要的是这种“新兴的”情况不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印度。于是中国没有遭受“日本病”,能够再次实施向其他国家或大陆实施业务外包。因此清楚的是全球化的进程也是有局限的。

必须补充的是,今天在中国土地的所有权继续是国家的或集体的。到现在农民得到土地也许是毛泽东革命的遗产最宝贵的贡献,避免了农民大规模离开土地(最初的积累)转移到大城市,这是在所有外围的国家都能看到的现象。

中国是生产性资本最后的碉堡吗?

以一系列生产性固定资本的存货和企业的固定资产新的数据为基础,根据严格定义的工业部门,相关机构估计不同的指数帮助推断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2014年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利润率。这两种方法(宏观和微观)得到的结果是相对原始的,表明一种在长时期内利润率明显下降的趋势。在短期内表现出波动的征兆。这种现象是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造成的,成为推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我们看到在中国技术的发展不是近期的事情,正如大型媒体所介绍的那样。2013年在中国公布了629612份专利,比美国在同年公布的多出20万份。2014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道,在世界上注册的257万份专利中中国占32%。中国认为这是它关键的战略,以便在技术革新的部门成为一个成为世界重要的博弈者,这与日本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的情况一样。技术革新的竞赛导致固定资本的轮换越来越多。同时这种轮换意味着对国家的制造业生产长期增加革新和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难以转移到最终的产品。总之,在中国生产性资本的利润率表现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要求劳动力越来越专业化的时候劳动力成本上升了。最后的结果是相对地放弃生产领域的资本,因此经济的增长率下降。

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的周期是可能的吗?

2014年中国正式通报增长率高于7%,这是24年来最低的增长率。有学者认为这明显被高估了。电力消费的增长率只是3.8%,实际的增长率可能更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算在2015年第四季度上升了4.25%。能源(电力)的消费对于测定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变化似乎是一个更可信的工具。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非常平行的,为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只需要电力的消费增长1.09%。根据这个程序,3.5%的增长率结果是一个更有可能的数字。20152月电力的消费比上月增加了6.3%3月下降了2.2%。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在下降。

能源消费(指石油)下降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可以看到。利用能源的增长下降在世界范围内是经济增长停滞的信号。如果这样,利用相对的剩余价值的可能性正在耗尽,不仅在全球范围,而且在中国新兴的社会新构成中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与实体经济新的重新联系的前景在全球化的经济范围内似乎正在耗尽。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与生产领域不可能增加重新联系,资本逃向金融领域,放弃劳动的因素获取利润。从美国债务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的密切关系看,实际上公共债务没有用于创造新的财富。没有创造任何财富而赚取利润(虚拟的)似乎是一种魔术。事实是美国从90年代开始就没有看到能源消费的增长,尽管“国家的账户”上出现经济增长率。从90年代中期起在美国“国家的账户”记载经济增长,但没有能源需求的增长,那是一种虚拟的增长。解释是几乎零利率的债务增长帮助金融资本获取没有成本的信贷,以便在证券交易所购买自己的股票,从这些股票的交易中获取高额利润,这也是虚拟的和投机的。

美国现在实际的增长是负数,中央银行(联邦储备)的债务超过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21万亿美元对19万亿美元。这种债务饱和的情况意味着很高的停滞风险。注意到在生产领域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仅是最先进的经济体,而且在新兴的社会新构成中,似乎世界正面对不可能回到与生产领域重新联系,这意味着不仅是一场全球化的危机,而且是一场制度的危机。

资本与实体经济可能重新联系吗?

面对在实体经济的投资下降,债务成为以一种空前的速度推动中国国内需求的处方。201411月和201510月之间,中国中央银行六次下调利率,此外,五次下调存款准备金。这样中国的银行在20161月的贷款超过上年170.2%。换句话说,中国再次愿意增加债务。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同样的购买自己债券的政策以便发行没有支持的货币。中国已经在几年间增加它的债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中央银行被迫印制没有支持的货币,增加零利率或负利率的信贷,中国不是例外。

由于在实体经济中创造经济高收入的局限,资本开始寻求可选择的投资领域,这些领域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因素,因此通常具有投机的性质。比如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城市建筑的计划,对其占有没有任何担保。在成为空房时(以至整个居民区的楼房是空的)这些投资与实体经济没有连接。存在日益增多的投资与实体经济没有连接,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施加压力。首先从楼房数量日益增多和空的塔楼没有完工可以看到房地产的泡沫。根据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数据,结果在70个大中城市中66个房地产价格下降。仅在2014年房地产价格下降了7.6%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的社会新构成首先寻求一种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亚地区生产性的凯恩斯主义。由于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实施一项全球范围的计划。变成全球的工厂,没有更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它决心建设一条““新丝绸之路””,似乎更接近一种“全球规模的新政”。中国以这种方式追求的的事情是至少巩固欧亚成为一个经济体。欧洲人急于接受中国参加亚投行的邀请(首先是伦敦,跟着是巴黎、罗马和柏林),甚至以色列也在内。美国和日本是亚投行最大的缺席者。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的新社会大型构成已经创造条件来重新投资一项国际多种货币的制度,参与的主权国家没有屈从于一个霸权主义的大国。它拥有真正世界性的金融市场,拥有多极的银行,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一种真正的“新政”,它正在提出要达成一项全球潜在的协议。

““新丝绸之路””意味着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等大量基础设施,通过在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寻求将欧亚整合为一个经济体。目标是将中国与俄罗斯、欧洲、非洲以至大洋洲和拉丁美洲联系在一起,促成拥有生产和贸易的世界实体经济。陆地的““新丝绸之路””起点是中国的西北,穿越它的整体。““新丝绸之路””的中心是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这不是偶然的。新疆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正好在那里全球化的英美资本企图通过“伊斯兰国斯坦”的雇佣军在中国制造不稳定。

这与过去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理论完全协调,中国正在进入“世界岛”,意图是重新设计世界权力的地缘政治根基。在制定一个精心和成本很高的高速铁路网络以便运输大量商品,通过欧亚广袤地区建设输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的时候,新兴的社会新构成现在试图实现麦金德的视角。北京当局希望将地缘政治权力的神经中心从海上的外围转移到大陆内部(心脏地区)。

很明显欧亚的一体化超过中国自己的的金融能力,它的公共债务在迅速上升。中国寻求盟国为这些基础设施工程提供资金和参与开发。这些盟国在““新丝绸之路””计划中看到在欧亚范围内一种生产性的凯恩恩斯主义的可能性,正好将美国和日本放到一边,这两个国家顽固地反对欧亚的一体化。为了避免欧亚瞄向东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全球主义的)在欧洲东部部署越来越多的装备和军队。

必须指出在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条运行盈利的高速铁路。在西班牙投资大量债务改善它的基础设施,今天这些用债务投资的收益还没有超过债务的成本,这是要注意看到“新的重大交易”的可行性。关键的问题是跨大陆范围的生产性凯恩斯主义能够推动一种新的利润率上升的趋势吗?我们认为“新的重大交易”在不能做到提高利润率的时候可能死亡。上述情况表明,为了企图摆脱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表面上除了摆脱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在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危机时资本主义的出路

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企图没有实现。特朗普政府不仅清楚地表现出资本主义垂死的、混乱的和有冲突的危机,而且显然越来越不可能摆脱危机。特朗普表现一种金融反对寡头的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摆脱美国的危机。这首先意味着与全球主义权力配置的力量(在美国由民主党代表)全面对抗。其次与大陆主义的配置(共和党的建制派特别是茶党)对立。与共和党只能对政府的联合达成协议,没有别的办法,以便保障特朗普的治理。美国内部的这种对抗阻碍了将危机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可能性。

上述情况在特朗普面对大型贸易条约的立场上可以看到。他的第一个措施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服务贸易协议(TISA),寻求拆除他的前任奥巴马全球主义的地缘政治设计。他与大陆主义计划的对抗导致他退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特朗普对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条约(NAFTA)更谨慎,他想重新谈判,想分别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谈判。他提出埋葬北美自由贸易条约的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将遇到很大的抵抗。所有这些政策的共同点是让大型跨国公司重回美国的土地,“让美国再次伟大”是他的努力目标。

全球主义的通信和计算机公司通常在中国有巨额投资,它们同时受到特朗普的政策和口头干涉的攻击。特朗普已经开始一场反对中国的经济战,首先是反对这些在国外大量投资的跨国公司,目的是让它们重新在美国运行。在3月份最后几个交易日纽约交易所强加它的规律,红色的数字不仅拖累脸书,而且也拖累推特网飞、谷歌、苹果、亚马逊、微软等公司。它们在交易所都遭到重大的损失。

社交网络脸书在得知5000万用户的数据抽逃之后在部门引起地震,从那时以来损失了近20%的资本。在剑桥分析的丑闻之后对更多调控的担心增加了,加上其他的负面消息,已经完全引起了一场风暴。唐纳德·特朗普准备改变亚马逊的财务制度,考虑对亚马逊和网飞公司征收地方销售税。谷歌因为甲骨文专利维持的司法战斗中遭受严重的挫折。

交易所的“明星证券”交易危机最近的表现使得对由全球主义的金融资本领导的新技术周期的希望下降了。此事首先表明现在的资本主义没有更多的条件在生产的领域制造一个扩张的周期。在纽约交易所全球主义的所有尖端企业的“明星证券”突然下跌,这些企业特别用转移到美国以外的资本运作,它们的投资集中在中国。其次,这表明了特朗普反对全球主义的政策,挑动这些跨国公司回到美国。

借助贸易战意味着重新安排全球化已经确定的跨国价值的链条。这些链条已经不再组合在一起而没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当到了重组中国德国的价值链条的时候,欧盟更具体地说德国很可能会受到影响,到时可能将这场危机的成本转嫁给它。欧盟特别是德国意识到对欧元区将要到来的风暴,无疑它们将进行自己的博弈,比任何时候更多地瞄向东方。

特朗普现在的保护主义可能为美国的实体经济提供暂时的机会,因为它的贸易赤字将会减少,比如与中国和德国的贸易赤字。受到影响的集团和国家的回答是可以预料的,很快我们将看到一种普遍的保护主义,具有更加民族主义的和纯粹反对全球主义的政策。在保护主义普遍实施和建立越来越多的关税障碍的时候,将把我们引向国际贸易的负增长,因而影响全球经济的增长。结果利润将会更少或甚至亏损,造成一场普遍的危机,也就是说一场世界的衰退。由此可以预料在全世界股票交易的停滞和在国际范围内所有的泡沫(不动产、汽车、信用卡等)的停滞。

由于一场全球的资本主义没有出路的前景危机,民众的反叛将是全球的。这将使争取一种民众的主权的斗争的前景成为可能。一种民众的主权反对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主权。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甚至在俄罗斯已经存在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因此这与接受把国家的前景卷入地方全球化的地方民族主义和将最弱小的邻国看成敌人的蛊惑人心的思维没有任何关系。

争取民众主权的斗争被看成是一个解放的工具,首先使在世界范围内取消所有级别的国家主权的当代单极全球化倒退。民众的主权也向建设经济的和政治的集团如欧盟发动猛攻。在争取民众主权的斗争中提出的目标是将现实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转移给民众的阶级,这事确实是一种民主。这些可能直到地方一级采取,甚至可能与国家层次的一项战略的需要产生冲突。

保护主义创造客观条件以便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意图带来一种摆脱资本主义本身的可能性。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的危机处在最后的情况下,没有能力切断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超过了它曾经达到的地步。在这种局面下,不仅可能延长固定资本有用的平均寿命,而且面对在全球范围造成的损失甚至严格地说是必要的。恢复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不可避免导致所有的企业首先在大型公司增加固定资本(机器和楼房的)的平均寿命。由于资本再生产的周期更长,降低转移到终端产品的技术成本最后可能解救那些亏损的企业。上述情况在关闭我们的边界或更多的保护主义的时候更是可行的,这事同时将螺旋形向下。这样,原始行业的保护主义曾经是窒息性的,最后意味着它的经济的死亡,为资本主义的上升提供便利,同样保护主义在这个颓败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将使其窒息,可能开启走向摆脱资本主义的道路。

21世纪的大衰退中间,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性之内任何出路似乎已经耗尽。现在正好是意识到在这个制度内部不存在更多的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期望,这不是为了缩短所有产品的平均寿命。延长我们生产的所有产品的平均寿命从价值上说将导致将导致一种货币化经济的负面增长,正是这样可能实现更多的真正的福利。在首先满足超越个人需要的集体需要的时候,从交换价值来说将创造较少的财富,但是从满足需要的人来说则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在一场制度的危机中间,已经具备条件以便创造需要应当更多地从社区的主体提出,超过个人的需要的意识。商品的持久使用和将优先满足集体的需要变成一种需要,以便自然本身能够再次再生产,这样将结束通过评估本身进行评价的逻辑。在不能提供更多的集体优势的时候,革新可能被宣布为人类可以自由得到的共同资产。

在对一般的产品赋予更长的平均寿命,商品和服务个人的消费被更多的被集体的消费取代的时候,在北方将特别释放所有的自然资源,在那里正好缺少这些资源。今天年复一年地在南方国家开发的自然资源的80%用于20%的世界居民的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如果在北方产品的平均寿命增加一倍,可以再释放在世界上开发的自然资源的40%。如果产品和服务集体使用两次以上,可能释放同样比例的自然资源。事实本身说明一种结合的方式会有更积极的效果。

这样在北方必须创造一种“足够多的经济”,消灭“多余的经济”(生态主义运动指出此事),需要同时推动一种“必要的经济”,特别是在南方(在南方社会运动更多地指出这一点)。这两类经济(足够的和必要的经济)相结合,会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扩大地球上生态的边界。

从政治上说,需要建立一种参与制的民主,这意味着在生产中实施一项尽可能多分权的政策,特别是在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和为谁生产做出决定的进程中有更多的民主化。如果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这类计划曾犯过错误以至可怕的行动,在现在的数字时代,似乎不是一种乌托邦,在一个不远的将来可能成为现实。(三位作者的全名是维姆·迭克森斯、沃尔特·弗门托和安德列斯·皮克拉斯)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621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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