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2 作者:熊光清 时间:2018-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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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经济滞胀背景下自由主义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变革。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但是,新自由主义一旦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其帝国主义本质特征就显露出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并不能提供帮助它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案。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也存在一定影响,并可能造成中国思想领域的混乱。对这一问题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认真应对。

一、自由主义的演变:由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变成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发轫于十三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而言,约翰·洛克(JohnLocke)是较为公认的自由主义的始祖。古典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它崇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权利至高无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国家应当不干预或尽量少干预经济活动。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中。从文艺复兴到英国以洛克为高峰的早期自由主义,从法国的启蒙思想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强调的放任自由主义,到英国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化。但是,自由主义始终把自由视为它的最高价值。英国学者乔治·克劳德(George Crowder)认为:“自由主义的观念是复杂的和有争议的,但人们一般都同意自由主义包含对以下四种主要价值或原则的信奉:个人的同等的道德价值,个人自由和权利,有限政府和私有财产。”自由主义不仅是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理论和思想,而且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产生着重大影响,一些反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也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念。例如,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自由主义流派也呈现出多样性。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说:“近代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某一个社会团体的所有物,而它的附随者也不限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支持者。”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囊括了“所有信仰立宪民主制的理想与制度的人、社会民主党人、主张自由放任制度的工业家、基督教民主党人以及其他的自由主义团体”。可以说,没有自由主义就没有近现代西方文明,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核心就是自由主义。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由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转变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过程中,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推动美国经济逐步走出了困境。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这构成了罗斯福新政的理论依据。自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在欧美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革命”是自由主义的又一次变革,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F.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学者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被接受,并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重拾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理念。哈耶克认为:“自由是一种状态,一个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只能希望逐步接近这种状态,而不能完全达到它。因此,一种自由政策尽管不能完全消灭强制及其恶果,但应该尽量将之缩小到最低限度。”新自由主义主张实施货币主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压缩福利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调整所有制结构,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

这些主张被英美执政者采纳,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反滞胀改革。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经济上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国家干预,推行私有化;在政治上反对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打击工会和劳工运动。里根当政期间,美国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紧缩政府财政预算,削减社会福利,降低税收特别是资本所得边际税率;削减政府权力,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监管,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控制。这些改革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一定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但是,以回归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一旦突破国家界限,由西方国家强行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贩卖或推行的时候,其状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暴露出帝国主义特征,使自由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论,变成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时期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代特征赋予了新自由主义新的使命,这是其变成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工具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及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

新自由主义进入全球政治实践,是1973年智利政变后,皮诺切特政府推行的全面市场化“改革”。皮诺切特执掌政权后,弗里德曼建议智利实施“休克疗法”。皮诺切特据此实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实行私有化政策,推行税制改革,引进外资,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皮诺切特政府的经济改革力度大、涉及面广,在执行中往往顾此失彼,经济增速多次大起大落。1982年,智利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高达30%,大量国家资产被卖给外国资本家,但政府仍然积累了高达140亿美元的债务。皮诺切特不得不重新将很多企业收归国有,取消了新自由主义政策。

墨西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结果也不理想。从1982年德拉马德里上台执政开始,墨西哥四届政府一直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德拉马德里的改革措施包括:实行贸易自由化;放宽对外资的限制,鼓励出口;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1988年,萨利纳斯继任总统时,墨西哥正经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他继续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步伐。1994年,赛迪略就任总统,同样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继续开放贸易和金融,推行大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宽对外资的限制。2000年,福克斯上台执政后,继续加快私有化步伐,加大开放贸易和投资。墨西哥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动作很大,但收效甚微,还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的实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推出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并向全球推广。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该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指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十个方面是:(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被广为推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实验。

20世纪90年代,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大多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性质的“休克疗法”,其中,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就是“华盛顿共识”的“经典之作”。事实表明,实施了“休克疗法”的国家,例如: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印度尼西亚、泰国、埃及、俄罗斯、波兰和其他东欧各国等,基本上都出现了通货膨胀、外债大增、经济下滑等严重的经济问题,并出现了政府弱化、工会软弱、贫富悬殊、财团控制、腐败加剧、社会混乱等政治和社会问题。

自由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演变,核心内容只是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可是,其性质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来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论,变成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经济全球化,特别强调推行由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其本质是主张全球资本主义化。

二、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错误认识

任何观点、主张和理论的提出及应用都具有一定的背景和条件,脱离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即便是正确的观点、主张和理论,也有可能变成错误的、行不通的。新自由主义也是如此,它可能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有效的政策主张,但是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当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错误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土地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类都是理性并且自私的;每个人都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交易、消费和就业;私有制是保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并要求对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改革。这些观点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也非常多,其中比较典型的主张就是土地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

关于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开始批判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提出了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私有化的改革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存在许多弊端,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这才是农村改革的方向;只有用土地私有制替代土地集体所有制,才能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

然而,从中国具体的国情看,一旦农村集体土地实行私有,必然带来一场灾难。对于农民而言,在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备的条件下,土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保障资源,能让他们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当前,许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到城市打工或经商,如果农村土地私有,用不了几年,那些持有土地的农民很可能因为目光短浅、被他人利诱或强迫、外出务工不能耕种等因素出卖土地,土地将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农民很快就会失去土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治乱循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地兼并引起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因失去土地揭竿而起。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生活的最后保障,必然对社会稳定形成很大的冲击。

就当前中国的情况,有些问题值得深思。为什么中国在历次经济低迷时期,当失业人口增加之时,城市没有出现动荡,社会都保持了相对稳定?为什么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没有出现大量的游民?原因就在于中国广阔的农村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当城市里有工作岗位,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农村中就会出来一些人,到城市里经商务工;而当经济低迷,工作岗位减少的时候,一部分人又回到了农村。即使不是在经济周期性变化的过程中,只是在一年四季对劳动力不同需求的变化中,从农村出来的劳动者也起着对劳动力市场非常强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的成本极其低廉,甚至没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这导致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非常之大,中国社会的柔性和回旋性非常之强。由此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中国社会一直能够维持稳定和安宁。

关于取消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张一度很盛行。新自由主义竭力反对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为私有制才能充分保护个人自由,并具有更高的效率。他们从正面以产权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国有企业低效率论,从反面以重构“市场万能论”为基础建立了国有企业无用论,从而构筑起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主张。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人鼓吹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要突出一个“卖”字,落实一个“股”字,抓好一个“私”字。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以后,不少人故意把它曲解为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些观点非常值得商榷。

实际上,关于能不能取消国有经济主导地位,能不能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并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很容易解释清楚。简单地说,国有经济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物质保障,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就会使改革开放改变方向,使国家性质和国家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国有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只有不断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稳固的,党的执政地位才是巩固的。

第二,片面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主张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宣扬“市场万能论”,片面夸大市场的自我修正功能,否认政府干预对于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途径;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既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又能更好地协调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优势。因此,中国的改革不能搞“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应该规范政府的角色,改进政府的工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一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认为,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对过去的计划经济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补和改良,还带有很深的计划经济的烙印。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进一步增强自由市场的作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

应当说,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长期探索的必然结果,也是实行对外开放的现实需要。市场经济作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形式,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的形式实现的。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这一表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将以前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此做了更完整准确的表述,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里对市场与政府的作用都进行了强调,更为全面准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也有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制约的特殊性,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是不妥当的。

第三,极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极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不仅会阻碍市场的调节作用,而且会限制私人的经济活动,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损害经济效率。他们认为,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终归都是徒劳无益的。弗里德曼就认为: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维护并扩大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它们主要依靠自愿交易,通过市场组织它们的经济活动,其政府只限于履行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由调节才会产生好的结果。

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否定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严格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和引导经济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建立和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克服市场经济局限性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林毅夫通过研究发现:“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都表明,尽管市场机制在把资源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和产业方面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干预——通过提供信息、协调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补偿自外部性——对于帮助经济体从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是必要的,而新自由主义者对此竟然也持反对态度。以1998年香港金融保卫战为例。1997年下半年,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发起连番狙击,引发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6—7月,索罗斯把矛头对准了港元,并向香港股市及期市发动冲击。他们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使恒生指数从10000点大幅度跌至8000点,并直指6000点。1998年8月,他们大量抛售港元,并在股票市场上大肆做空。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政府正式参与股市和期市交易,携巨资入市,与国际游资直接对垒。1998年8月28日,是香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这是双方经过前几个交易日的激烈搏杀后迎来的决战之日,香港政府取得了重大胜利。1998年9月,香港政府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香港金融保卫战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弗里德曼却猛烈批评香港政府“疯狂”、欲将香港“公有化”。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安全受到威胁和破坏时,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可能导致极大的悲剧;当此之时,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实际上等于任由国际游资宰割,而政府也没有履行其应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能。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是十分必要的,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包括:政府对垄断企业进行规制、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以及进行收入再分配等。这些措施运用得当,对促进经济健康、平稳和可持续发展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三、认真应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提出上述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人可以说没有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特征,这些主张不仅不切合中国实际,还可能严重干扰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变色”。因此,必须认真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第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防线。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多少经验,具体怎样搞改革开放,是摸索,是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就曾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通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为党的行动指南,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表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了明确的方向、明确的目标和明确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即便是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也一直存在。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利益制约和限制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但这并不能掩盖这种对抗的存在。邓小平说:“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更明确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残酷性,认真学习并自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防线。

第二,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理论创新能力,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中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课题。只有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理论创新能力,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筑起防止新自由主义侵蚀的理论堤坝。

当然,在分析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过程中,要防止“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潮。要认识到,在中国社会中,“左”的思潮和右的思潮长期有着很大影响。“左”的思潮曾经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右的思潮也对改革有很大的干扰作用。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因此,在反右的过程中,切不可把“左”的东西作为理论武器,否则,就可能造成思想上更大的混乱,并使人们误解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右的思潮进行认真分析,深刻解剖,而不可简单处理,武断从事,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严谨地进行批判。对学术问题,一定要坚持“双百”方针;对涉及政治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则必须态度端正、是非分明。

第三,辩证看待新自由主义,特别要认清其在中国的负面影响。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肌体中生长起来的,不可能完全抛弃资本主义的因素,相反,要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对待新自由主义,我们也要辩证看待,不能简单片面和搞绝对化。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的所有东西都是坏的,都是危险的,社会主义是很难成长起来的,我们就更不能搞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就是要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中合理或先进的成分来发展社会主义。

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之中。无论多好的理论,出于多好的愿望,换了环境,有效可能会变成无效,有用可能会变成无用,甚至起坏的效果或坏的作用。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一些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一定要深入分析,认清其负面影响和危害性。习近平强调:“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严重损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可能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变色,对其应高度防范和警惕,以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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