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分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

来源:察网智库 作者:朱富强 时间:201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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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来审视和解释复杂的人类历史,从而就夸大了“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进而严重忽视了对其他更为重要因素的挖掘。由此也就可以认识到,被广大经济学人誉为“上乘佳作”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嵌入了深深的非历史取向,它无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没有挖掘不同国家或地区采取不同政策和制度的时空环境,更抹杀西方社会走向包容性制度的特定历史条件;相应地,它的分析和论断往往就停留在信念、口号乃至泛政治的层次上,而无法真正为当前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实质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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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嵌入了强烈的非历史取向:它热衷于构建“普遍性”的抽象模型和理论并以此来对历史进行解释,而不是深入剖析不同时空下的历史社会环境;进而,它尤其热衷于以抽象的自由和民主观以及西方世界的当下制度来指导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实践,而不是考虑不同国家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文化传统。这种非历史取向也深深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经济研究:盲目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基本原理,把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当成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以及改革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进而将任何纠正市场失灵的行为都视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涉,结果就彻底否定了在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中产业政策和政府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朱富强,2016)。同时,基于非历史取向的信条,那些将历史简单化或者以新古典自由主义解读经济发展史的著作就广受当前经济学人的欢迎和传播。譬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它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地位和理论来解释西方国家何以兴起以及其他国家为何衰落,从而得到不少经济学人的高度赞誉。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张夏准(2002)更早剖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的《Kicking Away the Ladder》以及相关著作却一直得不到国内经济学人的很大关注,在西方社会也是受到主流经济学圈子的严重漠视,因为它揭示了西方社会发展实际上走的是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完全不同的路径。有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解读来揭示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非历史取向,进而可以更好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论断。

一、《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中心思想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5:314)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正确地强调:“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比如世界上几百个政体不同经济和政治路径的起源,都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使得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避免寻找单一原因的、简单的、广泛使用的理论,而是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现的看似相同结果做出不同解释。相反,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简单理论,并用它来解释新石器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概况。我们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们简单认为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问题,而是认为一个理论能使我们关注类似事物,又是会以牺牲某些有趣的细节为代价。”问题在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5:315)的简单理论又是什么呢?这就是简单地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与社会繁荣联系起来:“比起由少数人建立、从多数人那里攫取资源却无法保护产权或者刺激经济活动的汲取性制度,实施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鼓励在新技术和新技能投资的包容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进而将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统一起来:“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相互支持的,也就是说,以多元主义方式广泛分配政治权力并能够实现一定政治集权以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制度是安全的产权和包容性市场经济的基础。同样,汲取性经济制度跟汲取性政治制度是协调联系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保持并发展汲取性经济制度,运用他们获得的资源,巩固对政治权力的控制。”

显然,阿西莫格鲁等人对经济政治制度作包容性与汲取性的区分并高度评价包容性制度,这与新自由主义流派的二分学说是完全一致的,如波普尔区分的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哈耶克区分的自发扩展秩序与人造控制秩序,诺思、瓦斯利和温格斯特等人提出的“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和“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等等(杨虎涛,2014)。问题是,这些一分为二的简单化理论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的复杂历史吗?能够为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视为指导吗?很大程度上,阿西莫格鲁等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他们这部著作实质上也只是借助于对历史的阐释来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提供依据,从而必然会赢得那些深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熏陶的现代经济学人的欢呼和赞誉;同时,构建包容性制度和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也是当今世界的基本价值和诉求,从而也就会得到社会大众的青睐和支持,乃至“包容性增长”成为广为流行和传颂的词汇。问题是,只要我们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窠臼,进而拓展视野去接触和思考更广泛的史料,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在案例诠释和所提论断上的片面性。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这一点,以下从十个方面加以剖析和说明。

二、在社会繁荣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包容性间画简单的等号

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历史发展往往持有一种简单化的论断,而这必然会遭到历史和现实的连串挑战。(1)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多神教的儒家所主导的中华社会都比创唱一神教的基督教所主导的西欧社会具有更高的包容性,地方精英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整个社会对经济活动的看法也更积极,但为什么儒家社会却没有能够跳出低收入陷阱?彭慕兰(2010)、戈德斯通(2010)等历史学家都将之归咎为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像西方世界那样从外部世界获得额外的资源。(2)西欧社会中也存在包容性程度不一的具体政体,譬如,荷兰往往被视为最早建立包容性的民主体制的地区,诺思等人(1999:165)也认为荷兰率先建立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但荷兰的经济中心地位为何会被英国取代呢?王国斌(2010:90)将之归咎为荷兰的政治没有像英国那样利用经济变化以牟利。(3)从整体上说,西方世界崛起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也伴随着对外扩张、征服、殖民和掠夺,同时无论是国内生产还是国际贸易都依旧存在大量的管制,又如何简单地将之归功于所谓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呢?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的崛起于重商主义时期,此时不仅政治上依旧是专制的,而且经济增长也主要依靠从外的攫取。(4)从人类历史上看,阿西莫格鲁等人也认为古罗马共和国已经建立了包容性的经济政治制度,而后来的古罗马帝国却逐渐走向了汲取性的经济政治制度,但试问,我们又能够在何种意义上说早期的经济发展比后来更为成功呢?某种意义上,原始公社时期几乎所有的部落、城邦或共和国都采取某种集体决策的民主体制,而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财产权才被写进法律。(5)就当前现实世界而言,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类似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和市场机制,更不要说这些制度比西方社会经济腾飞时期要健全得多,但经济发展状况似乎并不好,这又如何解释呢?张夏准(2009:135)就举例说,1875年的意大利经济水平与现在的巴基斯坦差不多,但当时的意大利没有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没有专业化的官僚制度,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也没有竞争法;同样,1913年的美国经济水平与现在的墨西哥类似,但当时的美国的制度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墨西哥。(6)最后,阿西莫格鲁等人似乎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视为不相容而极为少见的,果真如此吗?实际上,在古代社会如古希腊,几乎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并提出自己对城邦发展的意见乃至参与决策,但当时的经济活动却受到严格限制;相反,尽管现代人在市场活动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无法真正参与公共领域的决策。有鉴于此,贡斯当(2017)就认为,古代人在公共事务中具有很大的自由,而现代人则主要在私人生活领域享有自由。

三、以现代性的民主政治来解释人类过去数千年的发展

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和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只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才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阿西莫格鲁等人以此来分析和批判历史实践就犯了“绝对主义”错误。绝对主义认为,对历史进程的判断有一种“绝对正确”的标准,并由此来审查历史上的错误以避免今后再犯此类错误,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众所周知,现代民主体制发源于英国和法国,但两国是分别通过渐进和激进这两种不同方式而实现社会民主的,两国在不同阶段的经济表现也相差很大。例如,激进变革使得法国社会出现巨大的社会动荡,因而受到崇尚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人和新制度经济学家如科斯和诺思等人的贬斥;但是,曾经称霸全球的英国后来却逐渐陷入利益集团的相互牵制以及社会僵化之中,因而又备受政治学家如奥尔森(2007)等人的反思。进而,在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中,英国正是通过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战胜了实行干预主义政策的对手——法国,从而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的霸主;但是,为了避免潜在的反对和挑战,阿西莫格鲁等人连这些显著差异都不愿稍作比较分析,却简单地以被西方社会高度概括的民主多元政治作为理论分析的共同前提。试问,这种分析又有多大意义现实和理论意义呢?再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将美国19世纪中叶南方制度视为是汲取性的,但按照当时的标准或者新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当时的南方恰恰是在实行一种自由主义制度,奴隶制的效率也不见得低。福格尔等人(1989)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运用国家强力,根本无法就无法促使奴隶制解体。为了对历史上更多经济增长现象提供解释,阿西莫格鲁等人又创设了一些新的术语,但这些关键性术语的含义却非常含混。例如,什么是“包容性”和“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等人用“充分集权和多元政治”来定义“包容性政治制度”,而用“缺少充分集权或多元”来定义“攫取性政治制度”以避免现实世界中处于经济困境的民主制度所引发的批判。阿西莫格鲁等人(2015:272)就承认,“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没有变为民主国家,而且远不是民主国家,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正式代表;但重要的是,英国的制度是多元主义的。”但问题是,又如何定义“充分集权”和“多元政治”呢?如果不界定清楚,同样就会成为一种“口号”和政治宣讲。更不要说,民主往往会滋生出极端行为和寡头政治,没有自律的多元往往也会引发社会对立和掠夺。进而,民主和多元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运行如何根本上又涉及文化和宗教等问题,而这又会强化术语内涵的含混性。

四、囿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和制度变迁理论解释经济史

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待历史进程所持的基本路线是,先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而以此来分析和诠释一些历史案例。显然,这是一种“先射箭后画靶”的分析方法,它犯了一种流行的交叉混同谬误:以一种先验思维去展开分析和寻求答案。这种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仅仅看到了伴随着西方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市民社会的演进而带来的制度变革和现实形态,就以这种事后的制度形态来论证和解释事前的社会经济现象必须具有这种制度特性;或者,根据后来的经济发展来评估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制度,并以西方后来的经济增长来证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即使不是最优的也至少是最适的。在这里,阿西莫格鲁等人论证其观点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所有富裕国家都是采用民主制度、尊重民权和人权并享受健全市场的国家。问题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同样采用民主制度、尊重民权和人权并享受健全市场的另一些国家为何没有走上富裕?如果再附加上以“市场的健全性”这一条件,那么,又如何界定市场的健全性?更不要说,在市场机制和政治制度几乎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那些被视为成功的欧洲国家为何却正在逐渐衰落了?进而,为了使得解释显得合理,阿西莫格鲁等人又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术语来躲避各种批判,这也就是拉卡托斯所讲的保护带策略。譬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中的根本性作用,但是,当人们发现一些具有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如海地、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并没有取得兴盛时,他们则转而将之归咎于缺乏足够的权力集中;相反,当一些不具有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如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等)也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时,他们转而就质疑这种增长的持续性。这样,“包容性政治制度”又转而被定义为民主制度+有效集权。但是,这种弥补也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如究竟要经济发展多长时间才能算得上持续?儒家制定的社会规范使得中国社会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都处于社会路线地位,这能否证明其制度规范的优越性?相应地,如果以古罗马帝国的后期衰落来论证汲取性制度不如包容性制度,那么试问:有哪个国家和哪种制度能够维持数千年的昌盛呢?阿西莫格鲁等人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说明。

五、基于实践来界定“有效集权”具有明显的同义反复。

阿西莫格鲁等人也几乎没有对他们提出的概念术语进行明确的界定,如将“有效集权”解说为“多元但足够集中”就显得非常含混。同时,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的很多术语也主要诉诸由实践来定义:只要是经济发展不好的就判定为没有实现“有效集权”,甚至将经济繁荣地区的衰落也归咎为包容性制度的逆转。试问:这不是同义反复吗?这导致他们所提出的包容性制度等无法进行证伪,从而在波普尔意义上也就不是一个科学论断。阿西莫格鲁等人之所以有此论断,又遭遇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思维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之中:诺思将一般社会制度的优劣与交易费用的大小进而和经济效率的高低联系起来,阿西莫格鲁等人等则进一步将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进而和国家兴衰联系起来。譬如,基于英国在17世纪的持续经济增长以及相应的霸权地位的确定,阿西莫格鲁等人就先验地认定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具有包容性,进而以光荣革命对国王和官员权力的限制作为多元社会的例证。但由此,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举出诸多反例:自14世纪尤其是“三十年战争”后,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一直就受到容克地主的制约,但为何德国就没有走上经济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道路呢?面对历史上的这些差异性现象,更为合理的解释可能是:(1)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权力集中的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因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往往因时空而异;(2)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谁(哪个社会阶层)拥有权力,而更在于获得权力的人会将资源用于何处。就英国而言,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推进经济增长,根本上在于权力转到追求物质利益的商人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资本家手中,从而就会制定一系列有助于提高物质利益的政策。关于这一点,阿西莫格鲁等人(2015:270)也承认,“大大方便了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更加包容的政治制度的出现”的“第一个因素是新涌现的商人和实业家”。不过,也正因为商人取得了权力,经济效率而非其他价值成为决策的主要依据,甚至利用国家权力来为经济扩展服务,这又带来了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些都已经为K.波兰尼(2013)所刻画。正是由于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分析囿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当然也就看不到基于现代经济理论视角所无法看到的一面,甚至也不愿看到自己不愿看到的一面;进而,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只会是一叶障目,对现实实践的指导也必然只是在“路灯下找钥匙”。

六、用偶然因素解释“有效集权”的成因明显不够深刻

在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差异性制度之成因时,阿西莫格鲁等人往往简单地将之归咎于某些偶然因素;进而,偶然因素造成的初始差别在演化过程中不断放大而形成了不同制度,这就是所谓制度漂移。显然,这种偶然因素观实际上等同于将社会发展视为无意识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后来的社会发展往往是由前人的或历史的“错误”所决定的,这是一种明显的非历史取向。正是受这种非历史取向的影响,阿西莫格鲁等人并没有试图挖掘历史演化过程中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因素。譬如,从历史上可以看到,相类似的偶然因素发生在某些地区可能引发制度转变,而在另一些地区却没有,这如何解释呢?就阿西莫格鲁等人着重剖析的美洲新大陆之发现所引发的大西洋贸易而言,同一偶然事件对英国和西班牙的影响就存在很大差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制度改变往往经济基础变动的结果,只是政治制度确立后发过来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在审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动时,不能简单地以单一因素加以解释,而是要考察事物内在的对立力量。由此,我们来审视制度变迁就可以发现:(1)制度变革本身是一个连续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初始敏感性条件可能会导向特定的发展路径,但其他因素或后来出现的事件也可能对之进行改动或修正;(2)在不同时空下,地理、文化、资源、人力以及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同样的因素在某一时期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但在另一时期则可能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然而,阿西莫格鲁等人仅仅从偶然因素就导出制度变革,进而将民主制度视为决定经济发展的终极因素,却没有追究由偶然因素导向制度变革这一蝴蝶效应背后的时空背景和传导机制,也没有考察与包容性制度变革相适应特定的地理文化因素(方绍伟,2016)。譬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将工业革命视为英国崛起的关键性偶然因素,但试问,如果英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遭受失败,又何来会有光荣革命呢?正是囿于一些偶然因素,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论断往往就会受到其他历史证据的质疑和挑战,由此来作具体的历史分析也必然会遭遇极大困境。

七、夸大民主制度这单一因素而致使分析出现视觉盲点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历史解释基本上囿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偏重于局部均衡的数量分析,凸显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显然,这种分析方法往往会夸大自己所关注的那些因素的重要性,进而将之视为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乃至往往会出现“见树不见林”视觉盲点。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集中关注那些“明显”或“主要”因素,阿西莫格鲁等人就陷入自身曾认识到的单一性思维之中,乃至也就不再对这些因素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因素进行考察,反而美其名曰“一个成功的理论不会如实地再造细节”,而必然“会以牺牲某些有趣的细节为代价”。譬如,在对威尼斯衰落的分析中,阿西莫格鲁等人将归咎于少数狭隘精英垄断了经济机会和政治权力进而建立了汲取性制度。但问题是,(1)他所谓的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建立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远早于威尼斯的经济衰落,因而此后还出现了文艺复兴;(2)16世纪后,不仅威尼斯衰落了,曾经沟通中西方间贸易的佛罗伦萨和热那亚都衰落了,难道这些地区都同等地转向了汲取性制度。因此,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威尼斯衰落的解释远不如传统的历史学认知更有说服力: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新大陆的大发现以及新航线的开辟,原有的贸易垄断利益被分流乃至消失了,而新航线的起点如里斯本、安特卫普以及汉堡等则开始兴盛和繁荣了。同时,杨虎涛(2014)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某一国的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与另一国攫取性制度的建立有关。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东亚“四小龙”的当前经济困境:它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崛起造成了利益分流;相反,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它们的经济政治制度已经从包容性转向汲取性,因为东亚“四小龙”地区的当今经济政治制度肯定比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60-80年代更为包容。当然,面对这种质疑,阿西莫格鲁等人又要转向“有效集权”的解释。但问题在于,他们又确定了何种最佳“有效集权”了呢?阿西莫格鲁等人(2015:112)甚至还挖苦说,“今天,威尼斯除了有一点渔业之外,唯一的经济就是旅游。” 但试问,这有什么不对吗?威尼斯曾经的贸易优势已经不再,而旅游恰恰是它现在的比较优势,充分发展这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显然是恰当的。

八、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信条来构建事后性的解释理论

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历史的事后性解释还受制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单一信条和思维,这就是市场竞争的有效性。显然,这往往会遮蔽我们以更广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复杂而多元的世界历史,相应地,以此来指导现实的制度变革和社会实践更是会导向“南橘北枳”的结果。譬如,正是由于阿西莫格鲁等人将民主政治制度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由此推演,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就应该从政治领域着手,首先要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显然,这种思路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是一致的。但试问:“休克疗法”迄今在多大程度是成功的?同时,即使在历史认识方面,以单一的事后性学说来加以解释也存在明显的片面性,甚至是牵强附会的。譬如,就西方世界的兴起而言,经济史研究最新成果也表明,英国自发地产生工业革命有其独特的条件。其中,广为接受的是英国史学家雷格莱(1988:115)的观点,近代工业化有两个条件:(1)在制度层次上的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2)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相应地,英国而非荷兰或法国得以逃脱斯密型增长限制的原因就在于,它同时拥有这两大条件,尤其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煤矿大开发而为新的机器提供了以蒸汽形式的热能。王国斌(2010:47)也认为,煤的开发对西方兴起起到关键作用,因为“近代农业中土地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以能源使用效能降低为代价的,因此,近代农业中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之增加,与能源之大量使用密不可分。”同时,历史学家的大量考察都表明,欧洲世界之所以在17-18世纪普遍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它们从新大陆的发现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Jones,1981:84),进而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一方面,正如雷格莱等指出的,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英国需要至少130万英亩的土地用来产糖,230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棉花;正是煤矿的开发和新大陆的征服使得英国避免了东亚的劳力密集和节省资源的经济模式,而节省下来的土地和劳动力直接推动了棉纺织业的技术变革和规模扩张(卢汉超,2010)。另一方面,从新大陆获得大量的金银,不仅可以用来购买东方尤其中国社会的更高质量的产品,而且还有足够的资金还资助由好奇心驱动的科研发明,以至在18、19世纪出现了“发明爆炸”,这种“发明爆炸”又以纺织企业为先导,进而引发了工业革命。弗兰克(2005)就认为,欧洲在19世纪最终确立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根本上在于从新大陆攫取了金银,进而获得了进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并站在了亚洲的肩膀之上进行赶超发展。有鉴于此,美国的加州学派对这种历史偶然性在西方兴起过程中的意义就给予高度关注,如彭慕兰(2010)就将中西方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归结为源于发现新大陆这一历史机缘,而不是如阿西莫格鲁等人所谓的建立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

九、对汲取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分析揭示了无序式经济增长

鉴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还没有实行西方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巨大经济增长成效,也迫使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原先相对强硬的立场后退了一大步。但同时,阿西莫格鲁等人又指出汲取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也可能带来某种经济增长,因为精英阶层为了攫取更多利益往往也会鼓励增长,这在最低限度的政治集权下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它带来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很多国家都在达到汲取性增长的极限后就走向的衰落或解体。在这里,阿西莫格鲁等人(2015:315-316)所持有的理由是:“第一,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创新,而创新必然伴随创造性破坏,在经济领域就是新的取代旧的,在之领域内就是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体系。由于控制汲取性制度的精英阶层担心创造性破坏,他们将会抵制它,汲取性制度下萌生的任何增长最终都是短命的。第二,控制汲取性制度的那些人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获得大量收益的能力,意味着汲取性制度下的政治权力是非常令人渴求的,这使得许多集团和个人为获得它而斗争。因此,在汲取性制度下,许多强大的力量推动社会走向政治动荡。”显然,如果将阿西莫格鲁的最低限度政治集权视为一种相对社会无序状态的话,那么,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也就揭示了无序式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有序程度之间存在某种“倒U型”曲线关系;进而,也就面临着无序式经济增长相同的危机: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方式从无序到无序的转变也就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朱富强,2017)。在这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往往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如阿西莫格鲁等人所当做的先决条件,这显然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十、对无序式经济增长中的“无序”内涵存在片面理解

朱富强(2016)的《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一文曾对无序式经济增长的特点、成因和问题做了系统的剖析,由此来审视对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无序式经济增长中“无序”内涵的理解,就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1)阿西莫格鲁等人主要关注政治权力相对集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无视不受制约的市场膨胀所带来的负效应,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一文侧重分析的。(2)进而,阿西莫格鲁等人认为,经济制度往往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因而主要或仅仅关注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但实际上,政治权力的集中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往往是可以独自发展的,在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乃至偏盛的经济权力往往可以同期并存,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一文的分析所表明的。(3)接着,阿西莫格鲁等人将经济问题简单地归咎为人们缺乏政治权利的结果,进而将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打上政治性;但实际上,对政治权利的争夺往往是由少数政客主导的,社会大众更需要安定和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政治权利的争夺不仅会引起社会动荡,而且还会进一步扰乱经济秩序,这可以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中窥见一斑。(4)由此,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使得阿西莫格鲁等人仅仅关注到政治精英对新的创造发明的破坏和阻滞,却无视对新发明的破坏和阻碍更多地来自那些试图维持其垄断地位的商业精英或所谓的“企业家”,这在凡勃伦的著作中有充分的刻画;甚至仅仅将汲取性制度的创设归咎于政治权力的集中,却无视金钱权力也存在集中并同样会造成汲取性制度,这在加尔布雷斯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刻画。事实上,按照西莫格鲁等人的分析进路,企业垄断当然也应属典型的汲取性制度,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通篇却不见着墨。

十一、整本书的分析根本上囿于特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

阿西莫格鲁等人通过历史数据来支持现代主流经济学论点的做法,根本上也是承袭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其基本特点就是:从假设推到出结论,再以案例或数据印证结论,由此来论证假设的合理性。正是按照这种分析思维,只要搜集到足够的史实能够证明制度包容性与国家兴衰之间存在正相关,那么,“包容性制度是国家兴衰的关键要素”这一假设就被当做合理的,进而成为不言自明的分析前提。相应地,在面对中国过去30年里的经济快速增长,阿西莫格鲁等人也就简单地将之归功于摆脱汲取性经济制度而走向更包容经济制度的结果。例如,在很多经济学人看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三化”改革就是在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不过,作为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我们应该作更进一步的提问:中国正在发展的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释放多大的经济能量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出了“三化”改革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如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如果有这样的追问,我们又何以会将中国改革的成功简单地归功于“三化”改革这单一要素?进而,在当前世界中,还存在不少经济政治制度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包括“三化”改革也更为彻底的国家,它们为何没有取得向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呢?其实,如果进一步放宽我们的视野,就更容易明白,经济政治制度的所谓“包容性”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这种单一制度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发展的状况。我们再以巴西为例,阿西莫格鲁等人以巴西军政府倒台后的经济发展来论证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的作用。也许,在阿西莫格鲁等人写作本书时期巴西还处于经济上坡时期,但当前巴西所遭遇到了显著的经济困境,这又如何解释呢?正是根基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缺陷,尽管诺思提出了“制度决定发展”理论以及阿西莫格鲁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政体决定论”,但他们后来都没有基于这些理论对人类历史作广泛而深入的剖析,也没有在理论逻辑上作更严谨的学理分析,而仅仅是在孤立的著作中通过案例分析方式作一泛泛的归纳性陈述。试问:这样的“一般性”理论又如何让人信服呢?尽管如此,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单一性思维,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论断却往往被用于在不发达国家或者“非民主”国家鼓吹激进的“制度革命”,其理由是,“制度革命”这一“偶然性因素”将会持续导向经济繁荣,而时下“非民主”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只是暂时现象。

十二、认识嵌入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的非历史取向

上面从十个方面来剖析了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的分析思维:它简单化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来审视和解释复杂的人类历史,从而就夸大了“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进而严重忽视了对其他更为重要因素的挖掘。由此也就可以认识到,被广大经济学人誉为“上乘佳作”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嵌入了深深的非历史取向,它无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没有挖掘不同国家或地区采取不同政策和制度的时空环境,更抹杀西方社会走向包容性制度的特定历史条件;相应地,它的分析和论断往往就停留在信念、口号乃至泛政治的层次上,而无法真正为当前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实质性建议。当然,不可否认,“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对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确实具有重要作用,但根本上说,这种作用更明显地体现在对经济持续发展的维系上,而不是对经济起飞的促进上。简要的解释是,往往在有一定的生产和投资规模之后,才会迎来包容性竞争和有组织管理的需要;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阶层的崛起,他们也越来越要求享有更大的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力。

事实上,基于上面的系统分析,我们就可以推演出这样一些基本认知。(1)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的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与其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不是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果。事实上,阿西莫格鲁等人看到1688年英国、1989年法国以及1868年日本基于政治革命而建立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主要都是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果,在这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多元主义思潮。(2)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的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与其说是社会经济繁荣程度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主要是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坚实基础。事实上,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或手段是多重的,而且,甚至往往是在社会秩序并非公正合理的条件间下实现;但是,无序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也会造成人类之间的冲突和内耗,从而就难以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3)阿西莫格鲁等人所认识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潜含的危机,与其说主要体现了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下的威权增长特征,不如说是失去自律性的市场偏盛所呈现的无序增长特征。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还存在有效集权,但包容性经济制度却存在明显的不受节制,表现为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已经压倒了其他一切社会价值。(4)在经过一轮无序式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往往会产生制度变革和有序化的诉求;但是,它要求建立的是一种K.波兰尼(2013)意义上的自律性经济政治制度,而非阿西莫格鲁意义上的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事实上,经济政治制度的“包容性”本身就比“自律性”更难界定,更重要的是,强调经济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实际上内含了对各种逐利行为的允许和放纵,进而可以会滋生出不受节制的无序市场。有鉴于此,K.波兰尼(2013)就特别强调,市场经济的过快发展必须由其他力量加以牵制,政府在其中要发展积极作用。

十三、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非历史取向及其原因

很大程度上,非历史取向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分析中的重要特色和缺陷,这是由它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决定的。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特定引导假定下逐渐蜕化成了一种解释共同体,致力于为社会经济现象提供新古典主义的解释,进而将经济学研究导向为一种故事构造(朱富强,2012)。Gibbard和Varian(1978)就写道:“模型……是一个有着具体结构的故事……对经济学家而言,模型的一个解释性用途还在于讲述故事。”问题在于,故事既可讲述想像的世界,也可以讲述真实的世界。但是,在日益功利化的学术界,大多数人都是基于论文发表的目的来讲述故事和构建模型,从而也就会囿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和范式来讲述一些自足的故事;进而,这些构造的故事往往就会脱离真实世界,甚至出现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的自我演化。同时,为了提高其论文被接受和发表的程度,大多数经济学人还会大肆使用数理逻辑和数学符号以便伪装成客观的研究科学,如通过回归分析来“构造”出似乎可信的故事。正是由于数学措辞的泛滥,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被打造成为一门追求逻辑严谨和形式优美的艺术,它注重的是研究结论的优美以及研究本身带来的乐趣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和揭示(朱富强,2011)。何梦笔(2004:86)曾写道:“新古典模型只是为计量经济学工具服务的。它不需要声称是对现实真实的描述。如果通过统计检验,经验上得出了有意义的结果,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理论是正确的。”

正是由于经济学被当作一门艺术以及经济研究蜕化为一种故事构造,就导致一个个远离现实的漂亮水晶球被创造出来;但是,这种做法却根本上无助于社会现象的理解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也就没有推动经济学科的实质进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些经典例子加以说明。例1.曾为数位学者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信号机制理论表明,教育仅仅是对社会成员之能力或智力水平进行刷选的过滤器而对受教育者的劳动效率则没有帮助。但试问,入学和毕业考试能够完全甄别出人的生产能力吗?尤其是,一个人在孩童时代就会决定其教育水平吗?显然,这种假设没有任何现实依据。例2.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福格尔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计量分析认为,19世纪的铁路建设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将同样费用投入水路运输建设会更有价值。但试问:当今社会还有多少人会否认铁路的作用比运河更大呢?其实,铁路更主要的贡献在于促进了一场生产和运输的变革,不仅使得生产地域不再受原先河流的影响,而且引发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革,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计量分析所能够揭示的。例3.现代计量史学家根据留存的工资等资料将被传统定性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正名为农业革命,理由是工资水平及其购买力总体上是上升的。问题是,基于留存下来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果真就比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学家的基于更为全面考察得出的结论更为可信吗?事实上,即使工资水平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而不断提高,这也不意味着工人生活水平的相应改善,因为失去传统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后的工人需要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更不要说,当时工人的贫困生活、糟糕的卫生条件、震惊的车间事故不仅为大量的调查报告所证实,而且也为大量的文学作品所刻画。

其实,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理论贵在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去揭示事物的本质,通过实然和应然的结合而打造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说体系。但是,故事构造式的艺术取向却明显将两者隔离开来:嵌入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思维的计量实证集中关注对实然的解释,从而往往是“道中庸而极不高明”;嵌入自然主义和唯理主义思维的数理建模则致力于逻辑真理的追求,从而往往是“极高明而不道中庸”。但是,不少经济学人却依然津津于为目前这种故事构造和艺术臆想式的研究取向辩护。例如,Varian(1989)就说:“没有人抱怨诗歌、音乐、数论或者天文学是‘没用的’,但我们却常常听到有关经济理论过度深奥的抱怨。我想,我们可以按照纯粹审美的理由来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挖掘现象背后的实在或规律,而不是构建与现实脱节或局限于现象解释的故事,这种讲述故事式的研究在功利主义氛围下往往会蜕变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或者在选择性的“客观”数据上来臆造出一种“事实”描述;同时,任何科学在性质上都与艺术截然不同,以追求美感的艺术来类比追求真理的科学,只会导致经济学科越来越偏离科学的轨道。当然,对现实和历史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但是,如果要硬行将丰富的历史故事套在一个极其抽象而封闭的框架之中,那么就会导致历史的扭曲或消失。McCloskey(1990)就指出,作为比喻的模型与体现历史的故事之间往往存在背反关系:模型越不清晰,故事就越能较好地与历史世界相适应;模型越精确,历史就会被描述得越荒谬。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还热衷于将特定时空下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其他领域,从而就会犯下严重的工具主义谬误。

同时,基于故事编造式的艺术追求,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还呈现出强烈的方法导向而非问题导向: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及其常规范式下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或者基于先验的理性假设进行数理建模和逻辑推导,或者基于局部的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和回归分析,目的都只是为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理论和定理提供逻辑的或数据的支持,进而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来来压制其他学派和学科的挑战和批判(朱富强,2013)。进而,也正是受制于八股式的方法导向,现代经济研究往往就只能提供某种自圆其说的解释,而无法揭示历史的真实发展情形,进而也就无法为现实实践提供合理的指导。例如,一些经济学人基于收益-成本的静态分析而编造了交通规则“左侧通行”向“右侧通行”的演变:早先的骑士是佩刀的,靠左行驶是为了便于在与敌人相遇时快速攻击;而后来随着枪支取代了刀,于是就开始靠右行了,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拔枪射击。问题是,这种分析如何解释目前两类交通规则依然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并行的事实呢?其实,从历史上看,交通规则的改变源于法国大革命,并且随着拿破仑军队的扩张而逐渐移植到他所占领的其他国家,并由此形成了自西向东的扩散(杨,2004:19)。同样,姚洋(2006)也以阿西莫格鲁对西方选举权扩展的分析为例来说明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的谬误。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男性,以后才通过降低财产限制扩大到所有男性,并最终在20世纪初扩大到女性。对此,阿西莫格鲁提出的理由是:当权的强势集团惧怕没有选举权的人们的暴力反抗,从而试图形成与潜在反抗者间的权力分享让后者失去了暴力反抗的理由。但实际上,姚洋认为,妇女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权,主要和人文主义的伸张、特别是妇女本身的自我觉醒有关。

最后,众多现代经济学人之所以盲从这种具有明显非历史取向的常规范式,很大程度上又在于它根植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以自然科学的一元进步观来看待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同时,与自然主义思维相伴随的肯定性理性又派生出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它将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果思维自然秩序和社会正义的体现,并以交易费用降低以及帕累托有效原理等为现实的合理性提供辩护。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倾向于基于社会发展状况而对社会制度作好坏评价,并由此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好的制度和政策还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基于西方中心观,好的政策和制度往往是有利于产权清晰和经济自由并体现为“华盛顿共识”的那些政策和制度,这包括民主宪政、私有产权的保护、高效的司法机构、严控的货币制度、健全的财政体制、宽松的金融监管以及市场导向的公司治理机制等。显然,在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解释下,这些制度就被视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历史广泛采用并且发挥出重要作用的制度,进而也就被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以及相应著作广泛宣扬和论证。但实际上,正如张夏准(2009:2)质疑的:“发达国家现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那些政策和制度,真的是它们自己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用过的吗?”张夏准通过大量的历史案例证明,“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使用那些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和制度而得到今天的地位的。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频繁地使用了‘不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如保护幼稚产业政策、出口补贴等。这些措施在今天都是为WTO所不造成,甚至坚决抵制的。”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人对经济史的解读往往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关注重点、研究思维以及兴趣观点的变化而变化,乃至出现了借由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和产权观点来生搬硬套地重构历史的明显倾向,从而就打上了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例如,早期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潜含这种倾向,它以交易费用的大小来论证社会制度的优劣进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从而将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集中到产权保护上;同样,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是最新的典型例子,它从竞争的自由度来论证社会制度的优劣进而解释了看似相似国家和地区为何出现发展分岔,进而将社会发展的焦点集中到单一的民主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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