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赶超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从《吉林报告》说起

来源:察网 作者:贾根良 时间:201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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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赶超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从《吉林报告》说起

所谓《吉林报告》是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应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邀请为其提供的一份关于吉林省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在2017年8月21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内智库组以《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吉林报告》)的名义发布。该报告中提出的“吉林应转变重工业赶超战略思维,在产业发展上既要扬长,也要弥补轻工业的短板”的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笔者在下面将结合《吉林报告》的创新和不足,依次从三个方面对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架构在应用于我国国情时的根本性不同进行讨论,最后则就林毅夫教授将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成五大类的新观点与新结构经济学原初理论的内在冲突做出简短的评论。

首先,技术赶超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

长期以来,林毅夫教授一直就在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赶超”行为,大力宣传其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他将目前东北经济的困难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的“重工业赶超战略”以及2003年后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对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的强化;他反对中国发展飞机制造业,“如果飞机在中国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市场! 因为这个需要很高的收入水平! 所以美国是世界的飞机生产基地,市场规模是给定的,它给定源头,给定你的收入水平”(林毅夫,2005);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林毅夫教授的建议是“我们可以等发达国家研究成熟后再引进技术,但可能是10、20年后才成熟”(梅志清,2011);对于信息技术硬件产业,林毅夫教授坚持我国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产业,反对自主创新,并因韩国三星电子违背了其比较优势理论,而诟病其进入芯片产业的行为,因为“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通常和三星电子相似,追求等级较高、资金密集程度超过其资源秉赋的技术和产品”(林毅夫,2000)。

林毅夫教授的上述观点不仅与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严重不符,而且也与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技术赶超战略截然相反。在笔者看来,我国东北在20世纪50年代实施的“重工业赶超战略”是正确的,它之所以在后来出现问题,原因就在于孙冶方先生所诟病的“复制古董”的技术管理体制等因素;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所以成就不彰,原因主要在于未能抓住“技术赶超”并缺乏以“技术能力”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而不是继续延续20世纪50年代“重工业赶超战略”的结果。正是类似于林毅夫教授的“中国没有能力制造、只能购买国外飞机”的观点导致了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飞机项目的惨痛下马;林毅夫教授反对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硬件产业)的观点遭到了业内人士的坚决反对(姜奇平,2009);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出现“高端产业低端化”,原因就在于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

近年来,“芯片进口超石油”以及我国信息技术硬件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给我国经济、政治和军事所带来的极大安全隐患问题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卢义杰,201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进口的芯片不仅来自于美国,而且还大量来自于韩国;因为三星电子已经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大芯片制造商。虽然近年来“互联网+”在我国热火朝天,但“腾讯和阿里成为巨头,主要是依托了中国这个人口庞大的市场,他们的强项在于科技的应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客户关系,其核心竞争力不在科技本身。但三星就完全不同,它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掌控核心技术的超级巨头(刘晓博,2017)”。事实胜于雄辩,正如笔者在过去早就指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值得一驳”,它是与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道而驰的。

其次,新结构经济学不了解“颠覆式创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占据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性,没有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生产模式的巨大变化,因此,演化发展经济学与之存在分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为什么要提前布局,而不能等到“技术和产业越来越接近国际的前沿”时才临时抱佛脚?

林毅夫教授为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技术和产业会越来越接近国际的前沿,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需要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研发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倘其发现不能申请专利,企业家就不会有积极性持续地从事这方面研究(林毅夫,2017a)”,“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其企业家所要从事的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林毅夫,2017a)”。“颠覆式创新”来自于基础科学研究,美国战后以来之所以雄踞高科技霸主地位,之所以能够发动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与其在既有技术和产业仍处于大发展之初的时候就已布局新的基础科学研究密切相关,与美国政府将基础研究成果商业化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贾根良,2017a)。林毅夫教授为产业政策提供的理由之所以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颠覆式创新”对产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1]

与以交换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不同,演化经济学和演化发展经济学是以生产和知识为核心的,所以,后者一直在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生产新模式对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提出的挑战,注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认知技术和纳米技术的跨学科“会聚”对于技术赶超所提供的机会窗口。1994 年,吉本斯等人在其合著的《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一书中描述了新知识生产模式的特征:(1)知识在应用中产生;(2)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3)知识生产主体的技能、经验的异质性和组织的多样性;(4)知识与社会关注问题的相关性提高, 并反映所有生产主体的利益;(5)评价知识价值的标准多元化(贾根良等,2003;迈克尔·吉本斯等,2011)。一些学者根据对20 世纪70 年代以后领先国家产学研模式的观察,认为一种更新的方式正在崛起,即科学探索本身与工业应用的发展更深刻地结合起来。科研不仅仅在用已有范式和已有基础知识来研发工业应用,而且甚至开始以工业的需要来引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对新范式的开拓(Martin,2003,转引自封凯栋,2012)。

基础科学研究和生产之间越来越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之时,就必须布局基础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对国防和军事工业尤为重要。实际上,我国也是这样做的,例如,我国在纳米科技和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的研究上已经走到国际前沿,关键是如何将之尽早商业化的问题,如何解决在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基础研究与生产相脱节的“老大难”问题。据报道,中国目前在纳米领域贡献了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科研论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然而这些前沿的纳米科技理论成果的商业化(转化能力)却比较差,“《中国纳米科学与技术发展白皮书》调查显示,如何加强纳米科研成果的应用被认为是中国纳米科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何平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如何让产业界更多地加入到基础研究中来,将是中国未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齐芳,2017)”。在这方面,美国在颠覆式创新中跨越“死亡之谷”的产业政策值得我国大力借鉴(沈梓鑫、贾根良,2017)。

再次,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第三个根本性不同就在于: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应该以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部门为核心,还是以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和核心技术为核心?这涉及到如何评论《吉林报告》的创新和不足的问题。

反对《吉林报告》的绝大数人在没有细读《吉林报告》的情况下就激烈地反对吉林发展轻工业,而《吉林报告》提供的数据却说明,“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事实已经使得反对吉林发展轻工业的观点站不住脚了,《吉林报告》的创新就是颠覆了人们对东北不适合发展轻工业的思维定式。但是,对于吉林乃至东北如何发展轻工业的问题,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吉林承接我国东部沿海等地的轻纺和电子制造业的产业转移能够推动吉林在这些产业上的转型升级吗?东北地区是否存在着发展轻工业的其他途径?《吉林报告》将劳动力成本低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承接这些产业的理由,但我国东部沿海等地的这些产业会将其价值链高端或高端产品转移到东北地区吗?如果不能,吉林省这些相关产业的价值链高端或高端产品将如何发展?在笔者看来,我国东北地区轻工业的发展还有一条替代性的途径,这就是通过自主创新直接进入高附加值的价值链高端,并利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新材料、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轻工业发展提供的重要机遇,东北地区不仅可以在纺织业、医药产业、农本工业等轻工业上升级到高端价值链,而且还可以利用东北装备制造业的优势,成为我国在上述轻工业高端设备方面的提供者。

《吉林报告》将吉林承接我国东部沿海等地的产业转移作为重要的政策建议,反映出它没有注意到我国各地区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以新产业代替旧产业或者省级之间的产业转移问题,而是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基础全面的价值链升级问题,我国所有的产业——无论是农业、轻工业,还是传统的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面临着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例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纺织工业的高端价值链和核心技术仍受制于日本和韩国,本身就面临着攀登价值链高端和掌控核心技术的问题,而《吉林报告》之所以提出吉林应承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纺织业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原因就在于它因袭了在我国流行的以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所谓“腾笼换鸟”的“转型升级”的思路。这种思路不仅将在我国各地区之间造就“走动的工业”,无助于其技术能力的根本性提升,而且还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价值链升级和核心技术等关键性问题上转移开来了,从而注意不到传统工业正在成为智能工业化的主力军问题。笔者对我国“高技术不高”和“高端产业低端化”问题的研究说明,在当今价值链分工的时代,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的分析框架——聚焦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部门之间的区别,如它所倡导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升级”——已不再有效,产业价值链的特定环节、核心技术和组织能力问题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而这正是演化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吉林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缺陷说明传统的产业政策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最后,林毅夫教授将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反映出其实际政策建议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新观点与新结构经济学原初理论框架是内在相冲突的。可能是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原初理论框架遭到许多学者批评的结果,并受韩国学者李根著作的启发,林毅夫教授针对“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怎样来界定潜在比较优势(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成五大类”(林毅夫,2016):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退出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国防安全产业,并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产业,提出了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虽然这种分类不完善,而且笔者也不赞成其中的某些政策建议,但这种分类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和有价值的,是其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这种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其“潜在”比较优势理论是否存在内在冲突?林毅夫教授是不肯承认的,但他所提出的弯道超车型产业和国防安全产业发展的必要性难道不是与比较优势理论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相冲突吗?正如张夏准指出的,林毅夫太忠实于新古典经济学,以至于自己不能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林毅夫,2012:111),这就使其政策建议和理论视野大大地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限制。因此,笔者希望林毅夫教授能够真正地走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离经叛道”的道路,只有这样,他才能发展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本文节选自《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 ——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删节版原载于《南方经济》2018年第一期“演化经济学与产业政策”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economic/info_222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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