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资本主义无法解决金融异化

来源:经济导刊 作者:张云东 时间:201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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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不少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服务使用者,甚或少数监管者对金融发展现状及现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习以为常,缺乏对金融本原的文化自觉。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定位,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当今金融现象背后的金融文化影响,加快构建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

一、金融文化现状

金融脱离本原的创新实质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中的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的代理。把资金持有者手里的闲置资金转移到资金需要者手里,这种转移配置的资金融通中介的专业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避免资金持有者的风险喜好和资金需求者的风险状况出现错配,即风险错配;避免资金持有者与资金需求者对资金供求时间预期的错配,即流动性错配。金融中介的职责就是根据资金供求双方的风险喜好与状况,以及对流动性的不同预期合理匹配资金,满足双方需求。

二是金融中介代理服务应该能够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便捷、高效、中介成本更低的代理服务。即能够为资金持有者带来较高回报,降低融资者的资金成本。这正是金融中介在经济体系中担当的角色和存在的价值,也是金融的本原。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逐步异化,金融中介由产业服务的代理人变为金融交易的参与者,自我服务的委托人,金融似乎有了独立生命,经济也不再是金融的基础,让人误以为现代经济都是围绕金融运作的。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以美国金融为样板的我国金融界一些专业人士,非但不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继续沿着华尔街的足迹亦步亦趋地大搞“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推出;杠杆交易以融资融券之名登场;高频交易等放任发展;银行、证券、保险等违规跨行混业经验,种类繁杂、层级复杂的理财产品空前繁荣。金融大鳄绑架小投资者的杠杆猎购四处出击,整个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金融业自我服务的饕餮盛宴,参与者大多都赚得盆盈钵满。金融暴利让一些上市公司、实体企业和其他行业巨头眼热,纷纷投资参加金融交易,脱实向虚跨业发展成为热点。

与此同时,金融的繁荣与“创新”却增加了许多金融产品运作环节,提高了实体企业等金融服务使用者的资金成本,使实业发展失去融资依托,并因此劣化了我国经济结构。近年来,金融业利润和实体企业利润此长彼消,金融业缴纳的所得税总规模跟整个工业部门所得税贡献相当,2016年则更上一层楼,金融业所得税8802亿元,工业企业所得税7329亿元,金融业比工业企业高出20%。金融的放任发展,其赚大钱、赚快钱的示范效应,加重了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趋向。

通过存款-贷款-存款的多重复杂演化创造出来的资金,在多重金融产品的作用下不断地创造出更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加大了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杠杆化,造成了更大的市场泡沫,给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人们对于金融自我服务、经济脱实向虚和金融安全等问题有所认识,一些专业人士也对金融市场发展和防控金融风险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但总体看,对于打着“服务实体经济”旗帜夹私货的现象、以及金融自我服务回潮的问题防控力度不够。对于这些基于外部样板观念影响、内部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省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拨乱反正,构建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唯此,金融才可能回归本源,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走得更坚定,走得更远。

流行金融文化特征

一是各个市场主体中很多金融从业者、金融服务使用者包括部分监管者,对金融脱离本源的现状不假思考,感觉理所当然,一切仿照美国样板去做。

二是有些人崇尚自由放任的市场,将无限衍生视为技术创新,认为金融复杂化是市场进步的需要,是发达程度的表现,而不考虑资源配置的方向,配置给谁?

三是金融领域中的大众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重视,普通投资者在利益驱动下也不去质疑规则与潜规则和自身利益的关系,自身权益受“中介溢价”侵蚀却浑然不知。

四是在“零和游戏”的金融交易中,一些金融机构凭借业务特权及专业、信息、资金等优势,恃强凌弱,丧失职业道德底线,自我服务,陶醉于利润和高薪奖金之中。

五是在炒作交易致富发财的氛围之中,一切向钱看,市场各方漠视和容忍金融市场的操控行为,放任被巧妙包装的研究报告和媒体股评误导,熟视无睹。

六是金融市场专业机构和市场炒家青睐“市场波动”。“专业人士”创新衍生工具多方套利,加剧了市场波动,形成了金融衍生品是进行对冲风险、也是平抑市场波幅的“共识”。

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当今流行金融文化的根源。

流行金融文化根源

(1)新自由主义误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市场推崇市场万能机制,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放任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最大化,鼓励个人利益至上,全然不顾公众利益、经济全局问题。

(2)大众利益与金融中介利益冲突。大众利益本应是金融市场的价值目标,唯有大众利益得到保障,金融市场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才可能长治久安。遗憾的是,大众在金融市场中是弱势群体,处于强势地位的金融中介在资本的控制下凌驾于客户利益之上。当出现利益冲突时,投资者被迫接受较低回报、融资者不得不付出较高成本,已成为市场常态。不同的利益动机和不同的行为,就构成了金融文化,现今的金融文化已成为金融中介的利益动机主导的文化。

(3)西方金融利益集团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金融中介的私利更加强势,具备在市场中的影响力、专业地位、广泛的人脉、游说能力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当他们推行的金融产品对客户的影响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出现争议时,或者他们投机套利的交易行为或自营业务受限时,他们总能过关斩将。

(4)金融服务受众缺乏对金融现象和市场潜规则的辨识能力,缺乏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一盘散沙的个体投资者,无法形成一种抗衡甚至是平衡市场不良文化的力量。

(5)我国金融市场一些相关人士把美国市场视作天经地义的先进样板,不明就里、不辨菽麦,甚至对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金融工具也照搬照抄,引入中国当作“创新”,自觉不自觉地欢迎甚至政策鼓励以利润为导向的金融“创新”,不断引入不知服务何人、风险极大的金融衍生品和杠杆交易,而不进行金融本原价值判断。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加强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应坚决摈除西方新自由主义金融文化,构建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型金融文化。

要使中国金融拨乱反正,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文化

二、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构建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金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国的金融文化毫无疑义理应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范畴。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在中国金融文化建设上,在中国金融制度建设上,我们必须高瞻远瞩,保持高度清醒,必须要有高度的制度自觉,不能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线。在金融领域里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构建我们新时代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用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引领我们社会主义的金融市场建设。

制度自觉、文化自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前提,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

我有幸参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创建,也经历过早期的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学习和模仿。应该说早期的这种学习和模仿是必要的、有教益的,这是一个必要的学习和发展阶段。但是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建立27年后的今天,我们好像还无法摆脱简单模仿的思维定势。各方面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层面的样板模仿学习上了,很少有人考虑金融战略方向,很少有人关注金融文化,更很少有人考虑根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我们的国情、面临的任务和经济社会的需求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这个大课题。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的价值观表现、精神追求、生产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区域特性和制度特点,继承于历史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

金融文化是金融制度提供者(决策者和监管者)、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服务使用者的价值观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方式与状态。说到底,金融文化是对金融与经济本原依存关系的认识与实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本,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共同利益为至上目标;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为本,以少数人的资本私利为“神圣”目标。

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对金融的属性理解就不同。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以金融交易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在“零和游戏”的金融交易中大搞投机套利,掠食中小投资者,损害实体经济,不断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金融显然不应以本原异化的美国资本主义金融为样板,应当坚持服务大众利益,要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中介服务。优化融资结构,适度保持银行信贷主体地位,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限制非信贷股票债券融资,缩短资金链条,降低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一、二级市场关系,在为一级市场融资提供流动性服务的前提下,限制金融交易,反对金融交易复杂化和杠杆化。

西方金融界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金融乱象的病根是金融文化异化了,呼吁重建金融文化。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自由主义哲学之下,再加上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金融异化问题,唯有在社会主义中国可以解决。我们应该有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不允许利益集团凌驾于社会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之上,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我们战胜不义和纠正错误,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唯有我们才能构建出符合人类社会经济生态规律的健康金融文化。

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要理直气壮地以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社会主义文化观念为前提,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导向。要旗帜鲜明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并着重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反对金融交易模式,限制金融交易、限制投机套利。对待金融交易产品要质疑服务谁?谁参与?谁获利?金融机构要树立不欺骗客户、不向客户推销自己不愿沾手持有的风险资产这一道德底线,等等。

树立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要靠教育、引导、弘扬,要培养从业者的文化自觉。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用制度落实文化,要用可为­——不可为的界线引导规范文化。说到底,金融文化还是要落实到指导金融制度建设上,唯此,才能对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积极影响。

三、用社会主义金融文化重塑市场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金融服务业开放也已是既定政策。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一方面会对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对我国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对象、金融秩序和金融监管形成很大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如何使外来金融服务中介纳入中国金融发展轨道,抑弊兴利,为我所用,特别是与此同时有效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一是防范不良金融文化对我们的扰乱;二是警惕外来金融机构以金融创新为名在金融交易中投机套利,分流实体经济资金供给,引发金融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并掌握话语权,用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理念引导金融制度建设,用制度引导规范金融服务业务方向,是保证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成功最重要的基础。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原则,界定金融服务业务范围

要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不能漠视、默认金融市场现状中严重的不良倾向。要破除“金融市场复杂化是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市场愈益复杂的结构化、杠杆化是有效资源配置、对冲风险的必需”等金融迷信。更要警惕的是,在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气候下,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帜,行自我服务之实,妨害实体经济发展的现象。

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管举的是什么旗帜,都要分析其产品属性、业务方式、参与主体,谁人得利,与实体经济有什么助益关系?利益传导机制、传导方法、传导路径如何?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一定要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制度红线,不能有灰色地带。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这一论断把金融宗旨和金融风险防范的辩证关系讲透了。因此,我们在金融风险防范问题上应该彻底转变观念。不能依赖被动监管,放弃产业融资服务宗旨,大搞衍生品“创新”,必定会产生金融风险。不要指望靠监管防范风险。监管作用是有限的,在贪欲面前,无论监管大坝有多高多大,也会被贪婪的洪流冲垮。

坚持产业服务模式,反对金融交易模式

中国金融近年来杠杆化、泡沫化、自娱化,违规混业流行,结构复杂,秩序混乱,透明度混沌等金融乱象的病根是“金融交易模式”。金融中介醉心于金融交易投机套利,或诱导客户参与各种金融交易,使社会金融资源配置扭曲、恶化。因此,要使中国金融拨乱反正,重回产业服务正道,就必须对症下药,拿“金融交易模式”开刀!虽然金融交易是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承担了为融资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价格发现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在金融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是对金融产业服务的间接支持。当金融交易本末倒置,成为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时,整个金融业就异化了。严格地讲,金融交易是“零和游戏”,虽然金融交易创造货币,但它不创造价值。金融交易成了金融机构自我服务、投机套利的滚滚财源。金融交易市场已经变成一个自成体系、自我循环的金融“飞地”。不仅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且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国家安全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彻底解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并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唯一的战略选择就是: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严格限制金融交易。

转变观念,把握重点,重视一级市场建设

资本市场是通过直接融资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重要场所,如何加强资本市场建设?资本市场建设的重点在哪里?这个看似常识的问题却长期陷入误区。毛泽东同志说:“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确定资本市场工作重点时,我们首先应该找到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虽然一、二级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长期以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把对资本市场的注意力集中在二级市场上,给予二级市场太多的关注。因为二级市场关系到太多人的眼前的、现实的利益。实际这是一个误区,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在二级市场。

资本市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筹集资金,而这项任务是通过发行市场即一级市场实现的。因此,无论从资本市场设立的宗旨目标,还是从实现途径来看,一级市场都是资本市场的主战场。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资本市场的发展重点就找到了。

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相继开始交易以来,已经经历了将近30年的发展,但直至今日仍无法满足各方期望。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对一级市场融资能力的培育上,没有把一级市场作为工作轴心,反倒是一切工作都围绕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服从二级市场。这些年来,我们的股市没有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倒是二级市场的行情成了有关各方人士心情的晴雨表。上上下下天天关注股指行情。关心的结果是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关系本末倒置,一级市场的发行规模、发行节奏要看二级市场脸色。一级市场的发行计划要根据二级市场的交投是否活跃,股指是高还是低来制定。最不可思议的是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曾九次为了二级市场而长时间停止新股发行。空窗期短也数月半年,最长一次高达一年又三个月,不惜以牺牲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维护二级市场。二级市场过于低迷会严重影响一级市场集资能力,市场会自动做出调节的。发行与否是一个集资者和投资者博弈权衡的商业行为,市场接受不了,集资者自然会知难而退,无需监管者操心。但是一个正常持续和可靠的一级市场,对资本市场集资能力和投资者的信心却十分重要,对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贡献能力更自不待言。对二级市场的认识误区还反映在为所谓的流动性提供杠杆交易工具,为对冲风险提供衍生品,结果适得其反,加大了市场波动,增大了市场系统性风险,伤害了投资者,反过来又损害了一级市场的融资功能。2015年的股市震荡,不能不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深刻教训。

让人欣慰的是,证监会一年多来已经加大了对一级市场的倾斜和融资能力培养,新股发行持续加快。

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把一级市场融资功能培育作为资本市场的重中之重,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一级市场,服务一级市场,服从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要正确定位,规范二级市场建设

金融二级市场是市场各方利益聚焦,参与者人数最多的地方,也是参与者被利益驱使,很难清醒、自觉,极易迷茫难以自拔的地方。因此,在二级市场尤其需要社会主义金融文化为其指点迷津,为二级市场正确定位,规范二级市场建设。

(1)二级市场定位。二级市场的服务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二级市场是为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配置资源、转移风险的流动性支持和融资价格发现的。没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就没有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二级市场也是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透明、便捷、安全和低成本交易支持的。二级市场保护正当交易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交易原则,为投资者提供交易便利,但二级市场不鼓励维持正常流动性和正常配置资源交易之外的杠杆交易,限制投机套利交易,不提供杠杆工具、套利交易工具的制度支持。

(2)二级市场规范。规范二级市场建设,必须围绕社会主义的金融价值观下的市场定位来进行,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就是要加强市场透明度建设,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虚假信息、非公平交易、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

有所不为:一是正确看待股指。

以平常心看待股市潮起潮落,不以股指高低作为衡量股市优劣的标准。除非股票异动,股市震荡波动,监管者不必每天关注行情(市场监察岗另当别论),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市场融资能力培育,市场规律规则研究,市场秩序维护,投资者保护和金融风险防控上为要。

二是正确认识流动性。流动性是市场融资能力的保障,适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健康有效市场的基本条件。市场正常的原生态的流动性来自于市场交易标的物的整体价值水准,交易标的的盈利增长前景,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喜好差别,不同投资者资源配置的时空差别。正是这种价值和差别,以及投机者的参与润滑,在正常的宏观周期经济环境下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原生态流动性。但是真理和谬误仅一步之遥。以流动性为名介入资本市场的融资融券,打破了原有的流动性均衡。在熊市环境下,因投资者的集体悲观预期趋同,无人使用融资杠杆,于流动性无补;在一般市道环境下,市场流动性并无问题,融资杠杆的使用者往往都是投机者,投机加大了股市波动,加大了个股的非理性分化和市场投机氛围;当市场预期趋于集体乐观的时候,融资杠杆就厉害了。它会造成流动性泛滥,迅速加大市场泡沫,迅速冲顶透支牛市。而当市场预期逆转之时,2015年的股市悲剧将会重演,使用融资杠杆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融出资金的证券商可能集体平仓出逃而出现踩踏灾难。这时候,平日无人问津的融券可能就被派上用处,与股指期货跨市做空一道加速股市下跌。总之,建议重新考虑融资融券问题。

第一,融资融券是一个投机工具,不符合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这是一个价值观误会;第二,融资融券与正常的流动性无补,其双刃剑助涨助跌,损害投资者,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即使我们加强节制监管、尽可能防控其风险,仍将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第三,如今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减杠杆,但我们担负直接融资重任,而以为宏观经济减杠杆为己任的资本市场的交易活动却在加杠杆。这样一来,不仅挤占了支持实体经济的数以万亿的宝贵资金,也与国家战略逻辑不符。

三是理性认识高频交易等技术工具。

高频交易风靡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在我国资本市场开始渐渐流行,2015年我国股市大幅波动中就有人利用高频交易赚得盆盈钵满。

对于高频交易之类的程序化交易现象,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警惕,不要想当然被所谓的技术进步迷惑。在判断其是否应该允许引入之前,首先应该了解它被什么人拥有?为什么人利益服务?

高频交易的使用者一般都是财力雄厚、技术实力强的专业公司,为了提高交易速度,他们往往把服务器安装在交易所主机附近,或者铺设光缆专线、租用通信卫星。由此不难了解:这种纯逐利交易和支持一级市场融资毫无关系,获利者是市场专业炒家;二是普通中小投资者无力和他们竞争,不符合资本市场的公平交易原则,这种交易方式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高频交易具有很大的技术风险隐患。2010年5月6日,美国标普500指数闪电崩盘,20分钟下跌了6.2%,账面损失8,620亿美元。事发当天,所有的人都深感震惊却不知祸起萧墙,直到很久才知道是高频交易惹的祸。

因此,我们应该在我国金融市场禁止高频交易。

警惕金融衍生品的巨大破坏力

2008年由金融衍生品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界却自信满满“不信邪”,依然无视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巨大风险,“义无反顾”地憧憬着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繁荣”。近年来相继推出一系列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期权甚至场外期权交易。这些东西均被视为金融创新以及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被认为是完善市场结构,管理风险的最好方式。

香港前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先生对金融衍生品一直持否定意见。他最近撰文指出:过度聚焦于利润和花红的金融文化,催生了金融机构赢得零和博弈的欲望,“投入大量精力去建立被格林斯潘美名为尖端金融的运作手段。创造复杂的财务安排和商业模式,迟早会令金融机构面临前所未见,无从量化并因此无法管理的风险,在不知不觉间甚至会酿成系统性危机”。他还说:“监管机构似乎有一种集体倾向,会向以利润为主导的创新意念伸出欢迎之手。例如,监管机构接纳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及产品,却没有质疑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对实体经济的功用。”久经沙场、在国际金融界广受赞誉的任志刚先生的真知灼见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衍生工具既非社会主义金融文化逻辑,与服务实体经济毫无关系,还挤占实体经济资源,洗劫中小投资者,不断地制造和利用市场波动投机套利,不断地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危机。这些以衍生品工具投机套利为生的金融机构,往往把自己也搭了进去,除人人皆知的雷曼兄弟的惨痛教训需要牢记之外,拥有两位因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华尔街套利之父”、前美联储副主席、美国前副财长等一大批金融天才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及其“梦幻团队”连续两次覆灭,这些惨痛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金融衍生工具对冲不了风险,只会制造风险。

可能还有人会有幻想,虽然衍生品有风险,但只要加强监管,层层设限,利用技术手段抑弊扬利就可安全无虞。

笔者认为:首先,衍生品在中国资本市场出现是一个战略方向的错误,它不符合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是与服务实体经济对立的,不存在尺度把控的问题,也不必浪费监管资源。

其次,衍生品就像毒品,你不能指望瘾君子克制。有人说,美国衍生品交易爆发危机的原因是场外交易,我们要搞的衍生品是场内(交易所)交易。姑且不论衍生品的场内交易有无风险,曾几何时,国内的场外期权交易在“创新”的旗帜下做得风生水起,场外商品期货期权等竟也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帜。目前开展场外期权交易的机构众多,期权标的广泛,交易对手复杂,但无规则,仅靠自律。而近期场外期权市场规模陡增,市场透明度更成问题,高杠杆风险、跨市影响风险、借道隐蔽违规风险、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风险都在积累。然而方向错了,不能再指望监管,优秀尽责的监管者也会防不胜防。

衍生品就像一个魔咒,你只要打开盒子,它就会不断衍生裂变,愈益复杂,直至无以量化无从管理,爆发系统性风险。近年来我国因衍生品交易的发展,市场复杂性、风险性大增,国内金融界颇具影响力的有关人士提出要推出信用违约互换(CDS)管理风险的动议。正如任志刚所言,“只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或借口,他们便会冒险。最常见的便是以恶名昭彰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去管理信贷风险及市场风险的改变”。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用一种风险工具去对冲另外一种风险,只会把这个市场搞得更加复杂,引发更大的风险。2008年美国最担心的就是62万亿美元的CDS风险总爆发。不能指望让金融衍生品避险,还是不相为谋为上。

保护散户利益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重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金融理所当然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信仰人民,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就是要保护普罗大众的利益。

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散户为主的市场,并因此而被广为诟病。虽经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机构投资者培育,但这一状况未见明显改善。纵观美国机构投资者成为市场主体前后美国资本市场的变化,我们发现机构入主上市公司之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行为模式等都随着股东的变化而变得短期化了。市场更不理性了,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事实是机构并不比散户更加理性和高尚。中国资本市场散户为主的状况大概也是中国特色。我们应该正视散户为主的现象在我国资本市场将长期存在,保护散户将是我们长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重要任务之一。

金融交易是零和游戏,永远是少数参与者得益,和其他参与者的损失相匹配。而散户是零和游戏中的弱势群体,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损失者,保护散户理应是监管者的责任。

保护散户除需要开展投资者教育、投资产品适当性管理、打击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之外,最重要的是应该用制度筑起防治非公平交易的篱笆,使大众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较为有效。

首先,金融中介机构应该恪守客户代理人天职。尽其所能为客户竭诚服务,并收取与服务相匹配的报酬。由于金融中介机构享有优于客户的资讯、时机、通道等业务特权,对同一交易标的容易发生偷步抢跑,极易产生内幕交易或准内幕交易等问题,应该禁止金融中介机构从事自营交易。

其次,金融开放要注意保护散户。2015年股市震荡之后,有人认为中国股市的主要症结是散户问题,应该引进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对冲中国的散户,这哪里是“对冲”呀!分明是要来“割韭菜”。因此,金融开放首先应该规范我们的金融制度,不为金融自我服务留下漏洞,不为投机套利提供“割韭菜”、“剪羊毛”的制度便利。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明确了资本市场在新时代的历史重任,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提供了历史机遇。用社会主义价值观重塑社会主义金融,让金融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张云东,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原局长。本文原载《经济导刊》12月刊,原标题《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构建》)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economic/info_22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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