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西方政府与市场两分法的理论误区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王今朝 时间:201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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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早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与市场的两分法就在中国经济学界流行。表面上看,这种两分法是有道理的。在西方经济思想的派系斗争中,以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理论主张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以亚当·斯密、李嘉图、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旧学者则主张或似乎主张让市场起主导作用。正是在这两大流派的交锋中,西方政府与市场的两分法形成了。这种西方的两分法形成传入中国,也被中国许多学者接受了。然而,南橘北枳,在西方政府与市场的两分法构成西方两大经济学流派在经济理论上的对立,在中国,却毋庸接受这两种对立。西方上述两大流派尽管在理论主张上对立,但都统一于对资本主义的维护之中。西方上述两大流派在理论上的这种对立统一用于中国,就会对中国具有摧毁性的作用。

一、引言: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

讨论这个话题至关重要。今天,市场化的一些结果牵动着举国上下的神经,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过度市场化下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一种绑架。过度市场化的中国股市刚刚经历过巨大的波动。过度市场化的中国金融在产生着巨大的威胁。过度市场化中产生的一些巨富变卖资产,离开中国。作为天使的市场应该支配资源配置,但作为恶魔的市场应该被束缚。任何东西走到极端就会变成它的反面。这是辩证法的应有之义。但为了弄清楚这个辩证法,需要仔细的讨论西方政府与市场两分法存在的理论误区。这对于指导中国实践非常重要,对于即将召开的党的19大的理论构建、话语设计也非常重要。

二、为什么说西方政府与市场两分法不适用于中国

至少早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与市场的两分法就在中国经济学界流行。表面上看,这种两分法是有道理的。在西方经济思想的派系斗争中,以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理论主张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以亚当·斯密、李嘉图、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旧学者则主张或似乎主张让市场起主导作用。正是在这两大流派的交锋中,西方政府与市场的两分法形成了。这种西方的两分法形成传入中国,也被中国许多学者接受了。然而,南橘北枳,在西方政府与市场的两分法构成西方两大经济学流派在经济理论上的对立,在中国,却毋庸接受这两种对立。西方上述两大流派尽管在理论主张上对立,但都统一于对资本主义的维护之中。西方上述两大流派在理论上的这种对立统一用于中国,就会对中国具有摧毁性的作用。

市场一词是多义词,不同流派的用法不同(管理学与新古典不同、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也不同;凯恩斯关注宏观市场,而新古典关注微观市场),不同流派对市场的作用的看法也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交换,因此,真正的经济学是关于生产的经济学,而不是关于市场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则把市场的地位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市场不仅是多义词,市场还可能被用来指完全相反的意思。

毛泽东在少数使用“市场”一词的场合有时用来指人民群众的支持。比如,1957年他说:“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1]这与他秉承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的英雄史观是一致的。

王今朝在《关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学术认知》一文(http://ex.cssn.cn/jjx/jjx_gzf/201612/t20161208_3305679.shtml)中曾总结市场至少具有四种用法:人民群众、销售量、供求和私人资本。

很显然,在当下中国,指代人民群众的市场与指代私人资本的市场是截然对立的。指代销售量的市场是中性词。指代供求的市场既可能是指人民群众,也可能是指私人资本。当市场是指代人民群众时,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言之成理的,而当市场是指代私人资本时,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就成了让私人资本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吗?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政府与单个的私人资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因此,在西方,所谓的政府与市场的两分法也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中国,我们的没有任何私利的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她与私人资本(市场)之间的对立性要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政府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对立。因此,西方政府与市场的两分法是不适用于中国的。这种两分法也是与中国多种所有制并存政策的初衷(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补充;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改变为资本主义)是相悖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当市场是指人民群众时,它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是完全一致的,不构成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那种对立。即使人民群众对政府有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通过各种民主程序加以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的优越性。

三、西方所谓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市场主要就是指私人资本

新古典经济学被一些人称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这是一种以数学、修辞、概念为工具把市场推到无以复加地位的由多个互相矛盾的短逻辑链条的片面命题所构成的混合物。它表面上采用了数理的陈述方式,但它背离了数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数学中,体系可以任意构建,但一个体系的科学价值实际上是由其有用性来支撑的。对中国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不但无用,而且有害。反过来,新古典经济学既然对中国有害,也就对西方有用了,至少在短期内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对西方统治阶级是科学,对被统治阶级是非科学,对长期以来处于外围国家的中国等国家是非科学的。

中国暴富的阶层也不应该相信新古典经济学,更不应该把新古典经济学分为圭皋,因为这样就丧失自我了,一旦丧失自我就难以得到本来应该得到的利益了。而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就更不应该相信新古典经济学了。新古典经济学雕龙有术,只可惜龙本身是不存在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新古典经济学是劳而无功的,在科学的意义上是只开花不结果的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衍生的宏观经济学都把市场作为分析对象,都把供求分析作为主要的理论内容。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告诉人们的是,它所研究的供给主要是私人资本的供给。在它与分散的需求者所共同构成的市场(特别是消费品市场)上,私人资本由于拥有强大的组织(企业)实际上对于需求者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私人资本拥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所以由它作为供给主体的市场实际上主要代表私人资本的利益。这样,所谓市场均衡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一种谎言了。

新古典经济学高明的地方在于,它用市场这个词替代了私人资本这个词,从而通过赞美市场赞美了私人资本,由此维护了私人资本的阶级统治。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很少有私人资本能够存活百年时间。但每一个存活着的私人资本都非常感谢新古典经济学这种市场经济学说,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对它们的厚爱是匿名的!这也是为什么包括CIA、FBI以及美国哈佛耶鲁芝加哥大学等大学极力维护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它对资产阶级的维护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于封建贵族、教会的维护。对它的打破因此也需要一些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旦丁之类的人物,也必然会产生这样的人物。

四、毛主席论述市场、效率的话语语言艺术

西方学术话语,特别是西方所谓主流学术话语暗藏许多玄机。中国一定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在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时,一定要严格地排斥西方主流学术话语。它的高频、核心词汇一定不能使用。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在这方面,毛泽东主席是最好的榜样。

毛泽东主席是经济学大家,但他的话语体系中主要包含的是政治学词汇,而不是什么经济学词汇。正是因为如此,他成为经济学大家。而西方的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过是雕龙有术的学术人物而已。在反映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理论总结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等文献中,“市场”和“市场经济”出现的频率极低,而且用法也与当下的用法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从频率看,在网络流传的总字数达29万字之多的收集1949-1957年的文献的《毛泽东选集》中,“市场”一词出现仅18次。

毛泽东讲不讲效率?他太讲效率了,不然无法在短短的28年时间里就建立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人民共和国,不然,也无法在短短的27年时间里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实现了资本主义数百年才实现的经济发展(中国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建成初步完善的工业体系,苏联则至少以计划经济所建成的工业支撑取得了二战胜利)。但他从来很少使用“效率”一词。四卷《毛泽东选集》中效率一词只出现过四次,其中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中出现过三次。

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效率和平等、公平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没有必要把效率突出出来大讲特讲。而且,效率是抽象的。在不同阶级的人的眼里,效率具有不同含义。资产阶级所讲的效率就是个人的发财致富,并在个人发财致富需要时,要求政府发挥作用。而这种个人和少数人的发财致富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工具所得到的人口红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红利。当资产阶级政府为资产阶级个人发财致富保驾护航时,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红利。[2]当孤立地大讲特讲“效率”时,这个效率就必然只是指资本家的发财致富。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家的发财致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达具有共线性,而它们之间的内在矛盾(微观和宏观的不一致)也在发展着,否则,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就不应该衰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也不应正在衰落了。[3]应该说,没有讲效率、市场、市场经济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反推,那些大讲特讲效率的人可能反而不知道效率究竟为何物!

在网络流传的总字数达29万字之多的收集1949-1957年的文献的《毛泽东选集》中仅有两处使用了“效率”一词,而且是不同的用法。[4]

【他说:“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在这里,效率应该主要是指企业管理效率。而他说: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5]

这则是一种社会效率了。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与前面指出的资本家的效率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成分完全相反。

纵观毛泽东主席建国前后的所有文字,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毛泽东主席的核心话语体系在战争时期总是围绕着胜利、军队来展开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总是围绕着人民群众、政府来展开的,他没有让自己的文章中的文字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实际上,毛主席本人有意识地不经常引用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从今天中国的话语体系的混乱看,毛主席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科学和英明的。

从理论指导实践的角度看,从意识与行为的关系看,毛泽东主席正是因为这样来科学地有选择地使用经济学话语,他成为了世界的经济学大家,成为了世界各国人民公认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成为了亿万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领袖。

注 释:

[1]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2]这种制度红利可以分为内部红利、外部红利。它们都是有条件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而言,当对外侵略、扩张、殖民、投资没有遭遇外国的有效抵抗、抵制时,外部制度红利才能产生。

[3]王今朝:《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和根本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20期。

[4]请原谅我未能有时间给出详细的正规的出处。

[5]参见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economic/info_192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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