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乐强 时间:201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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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当代西方左派还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都没有完成对当代资本逻辑展开全面、系统研究的时代性任务。中国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心,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真正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有益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今年正值《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因此,如何基于当代语境,客观评估当代西方左派的理论得失,全面总结和继承《资本论》的理论遗产,系统推进和建构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前国内学界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

西方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时代困境

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欧美国家的自由主义转向,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认识这一阶段的发展特质,建构更具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成为当代西方左派学者面临的首要任务。他们分别从分配、消费、空间、生态、性别、种族、生命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和学术流派,在当代西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必须看到:(1)它们的这种探讨还存在明显不足。实际上,上述诸领域的变化完全是资本积累方式转型的内在结果,单纯从某一视角出发,的确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重要启示;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些理论未能完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2)当西方左派学者基于自己的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实践策略时,恰恰中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在西方左派学者看来,今天真正能够承担起历史使命的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是多样化的大众或少数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结果,传统的阶级范式遭到解构,政治立场日益多元化、碎片化。就此而言,与其说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倒不如说是它们在阶级立场上的一次重大退却;与其说是一种激进的实践运动,倒不如说是它们在新自由主义的侵蚀下所做的一种策略调整。(3)当代西方左派虽然呈繁荣发展之势,但在整体上却日益学院化,越来越脱离底层民众,实践效果日益式微。西方政治实践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明确表明,他们的斗争策略即多元民主、大众自治或多元文化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走向双重破产。

回归资本逻辑批判方能走出困境

面对这种困境,哈维和齐泽克分别进行了理论诊断,认为要拯救当代西方左派,必须在理论上回到资本逻辑批判,在政治上回归阶级范式。这一判断是准确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究竟如何实现这种理论和实践转向,他们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我认为,必须沿着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继续前进,全面、系统深化对当代资本逻辑的研究。

第一,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艺学”前提,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深刻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最新形式。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但在不同的生产力形式下,这种关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依据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区分为三种类型:协作、分工和机器大生产,并依据三种形式,逐一分析了不同阶段阶级关系的内在表现。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资本逻辑批判,必须结合当代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历史地、具体地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的兴起,智能生产已成为全球发展的主导趋势,我们必须站在这一高度来重新审视和建构21世纪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

第二,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维度,全面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智能化转向意味着什么?首先,从最直接层面来看,意味着自动化生产的完成。马克思当年预测,随着机器体系的普遍运用,以体力劳动为主导的劳动形式将会逐渐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实现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的有效分离,可以说,智能化生产的出现意味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其次,意味着一般智力生产已成为资本支配的对象。马克思当年只是分析了资本对科学知识的吸纳过程,并没有分析资本对一般智力生产的渗透过程。不过,马克思却清楚地预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必然会将自己的触角伸到知识生产过程之中,实现对一般智力的渗透和支配,将发明转化为一种资本化的职业。可以说,时下这一判断已经成为现实。在诸多社会领域,资本已经实现了对知识和技术生产的渗透。再次,这意味着商品形态和劳动力的转型。马克思当年认为,资本主义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正是通过对劳动力的无偿占有,完成了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今天,商品不再单纯表现为有形的物质产品,还表现为以知识或信息等为代表的无形产品;同样,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表现在有形商品的生产之中,还表现在知识、信息商品的生产之中。这种商品形态的转型,重塑了劳动力的内在特征,使脑力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统治。以此来看,资本主义生产的智能化转向,表明一般智力和物质生产过程已全面沦为资本的统治对象。

第三,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当代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智能化转向,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在自动化工厂中,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已经不存在了,而所谓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学说也被彻底证伪了。实际上,这是站不住脚的。究其原因,自动化生产本身是以一般智力生产为前提的,在此背景下,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已经转化为一种更为复杂的生产体系,包括一般智力生产系统—智能体系生产系统—有形商品生产系统等,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剩余价值的生产或转移。这就决定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中,知识已经成一种商品资本,并在后续的生产系统中,逐步实现剩余价值的转移或再创造。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是进一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知识生产过程的一把钥匙。这也表明,今天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已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体规训(体力劳动),而是已经渗透到人的智力、灵魂乃至整个生命之中,这正是当代西方左派所强调的生命政治批判理论。由此来看,只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才能准确理解生命政治理论的科学内涵,妄图用后者来取代前者,恰恰就本末倒置了。

第四,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性要求,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的研究。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只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本身的总体性批判。这意味着,单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还远远不够,必须将流通、分配、消费纳入到考察范围,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的全面剖析,深入揭示资本对整个社会的殖民过程,特别是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信用资本等在现代社会中的最新发展,以及土地和房地产成为商品之后的社会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为阶级范式的回归提供客观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不论是当代西方左派还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都没有完成对当代资本逻辑展开全面、系统研究的时代性任务。中国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心,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真正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有益探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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