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阿拉伯及早期西方文明的影响

来源:新心性主义公众号 作者:蔡厉 时间:201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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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初,西方医学出现了第二次繁荣。引领这一波潮流的,是所谓的阿拉伯医学,其代表人物就是阿维森纳(980-1037),阿拉伯名字是伊本·西那,其代表著作是阿维森纳的《医典》。

《医典》这本书,自成书以来,就构成西方世界医学领域的权威,成为医学学生的经典教材,并且这种情况维持了600年之久,直至17世纪,才逐渐被现代医学所取代。据说,印刷术出现以来,在欧洲《医典》的印刷数量仅次《圣经》。由此,阿维森纳也成为堪与希波克拉底、盖仑并列的古代西方医学领域的“三圣”。

但是,仔细阅读《医典》会发现,它的理论基础依然是中医的范畴,就是阴阳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典》的价值并不在理论创新,更在于大综合,综合了当时整个世界的医学实践,包括印度医学、希腊医学,更重要的是中国医学。

每一个初读《医典》的人,都会对其与中医理论和实践的相似程度而大吃一惊。不仅它的基础理论是中医的,而且很多治疗理念和治疗方法也是与中医毫无二致。譬如,《医典》也很注重脉诊,甚至总结了48种脉象。而一个英国医生发现,这48种脉象中,有35种与中医的脉象高度一致,甚至可用中文的属于直接替换,他为此还专门制作了一张对应表。有人甚至怀疑,阿维森纳可能直接引用了,或者说抄袭了西晋王叔和的《脉经》。同时,《医典》直接提到了17味从中国进口的中药。

事实上,阿维森纳不仅是一位著名医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与另一位同是医生的著名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风靡欧洲的中世纪,欧洲人甚至构造了一个概念,叫“阿威罗伊主义”。正是在以阿维森纳、阿威罗伊为代表的阿拉伯哲学家们的影响下,西欧也掀起了一股哲学热,开始怀疑之前的基督教理论,而引入了“理性”,开启了所谓“经院哲学”阶段。直到集大成的托马斯阿奎那出现,欧洲也有了可与阿拉伯哲学家比肩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世界9到11世纪,曾兴起一股哲学热,涌现出一批大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哲学家,巧合的是,这些哲学家统统又同时是医生。注意,这种现象本身,就与中国的传统的“医易同源”说高度一致。在中国,中医和《易经》是不分的,因为他们的基础理论是共同的,都是阴阳变化。《易经》在中国就是最高的哲学,在传统的中国,医生一定也同时是个哲学家。这个现象本身就暗示,阿拉伯世界9世纪出现的整个的文化繁荣,可能主要与中国有关。同时这也意味着,欧洲随后所兴起的包括经院哲学在内的文化繁荣也和中国有关。

现代人解读西方中世纪的哲学,包括阿拉伯哲学和欧洲的经院哲学,一般会认为,主要是处理“信仰”和“理性”的冲突。所谓的“信仰”与“理性”问题,实质上是以神为主,还是以人为主的问题,或者说,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问题。“信仰”就是绝对信神,是以神为主、为本。“理性”就是以人为主、为本,凡事都是感官可感觉的,人心可理解的。

“理性”一词对中国读者而言会产生诸多理解上的障碍,事实上,这个“理性”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心性”、“人心”,中世纪哲学实质上就是中国“心学”的翻版。中国的“心学”,就是禅宗。禅宗是唐初宋初,即6-9世纪,中国最流行的学问。很可能,随着阿拉伯在唐代中后期直接与中国的西域接触,中国的禅宗西传阿拉伯,引发其出现哲学革命和哲学繁荣,最后影响了西欧。

关于阿拉伯文化,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认为这个文化缺乏原创,更多地是吸收和学习,而学习的对象被认为是希腊和印度,偏偏忽略当时全球最强大、活跃和繁荣的中国。显然这个认知存在严重的问题。阿拉伯兴起之时,正值中国大唐盛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都是全球之最。经济无需多言,在政治影响上,中亚各地都为中国的藩属国,纷纷到大唐朝贡。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中国佛教在充分融合孔孟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在唐初形成一个中国化的流派,就是禅宗。禅宗的创始人慧能在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逝世6年后出生。

之所以,禅宗对阿拉伯哲学的影响被完全忽略,一个重要原因是,禅宗,包括中国更古老的传统,不重视文字记载。禅宗明确提出不立文字,慧能干脆说自己不识字。事实上,孔子也很不重视文字记载,他很重视学习,但并不太重视读书。他明确指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显然把“学文”,读书当成业余之事。后来的王阳明也主张不立文字。禅宗,包括中国儒家更强调体悟和践行。这和印度和希腊恰恰相反,尤其是希腊。他们都喜欢大部大部的写书,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一大摞,柏拉图全集4大厚本,这些都有中文版。写那么多,以致现在有人怀疑这些都是后人伪造的。印度的《吠陀经》、《奥义书》之类也都是大部头。由于有大量的文字记载,这就给当时阿拉伯人学习提供了抓手,同时,也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物证。

事实上,阿拉伯哲学,包括后来的西欧的经院哲学,其核心要义,根本不在希腊、印度的著作那里,而在禅宗那里,中国的儒家那里。阿拉伯哲学的要义是什么?是对人本身的强调,其核心就是对人心的强调,就是心学。而这些恰恰是希腊和印度著作所无的。反而是阿拉伯哲学家对希腊著作,多亚里士多德做了心学式的,禅宗式的解读。或者为《亚里士多德》全集注入了心学的内容,注入了禅宗。那么这些希腊著作所无的新思想来自哪里?只可能来自中国。事实上,阿维森纳曾直接说,自己的学问来自东方。

早期阿拉伯最伟大的哲学家往往来自中亚地区。说中亚现在中国人也会感觉很遥远,如果换一个说法,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感觉很近,那就是西域。阿维森纳以及比他稍长的法拉比都是中国西域人,从文化血统上说,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后裔。

阿维森纳的出生地是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就是唐朝的康居、大宛、石头国等西域国家所在地,这些地方都曾一度是中国的附属国,相当于东方的朝鲜,南方的越南。法拉比就是突厥人(哈萨克斯坦),突厥是匈奴的后裔,与蒙古是同胞,这个族群实质上中国文化大家庭的一部分。法拉比(870—950)是比阿维森纳稍早的阿拉伯哲学家,当然也是医生,此人的观点在当时可能是最激进的,他甚至否定神的存在,而只承认人的存在,只承认人心,几乎是彻底的禅宗了。

尽管中国哲学和医学西传阿拉伯的具体过程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具体的东西,其西传的细节却被记载下来了,这个东西也同样震撼和改变了西方世界,那就是造纸术。740年唐朝大将高仙芝占领了石头城,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即阿维森纳“母国”的首都。来年阿拉伯人进攻高仙芝。高兵败,有一批军士被阿拉伯俘获,而其中有几个人会造纸。于是阿拉伯当局命令这些人在撒马尔罕开场造纸,自此中国造纸术西传阿拉伯,然后再传欧洲。撒马尔罕同样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距离阿维森纳的故乡并不遥远。颇为戏剧的是,这里至今仍然有人在用当年高仙芝的士兵所留下的方法造纸。

造纸术的西传过程,事实上是9世纪,中国文化经由阿拉伯再次大规模传向西方世界整体过程的一个缩影。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中国文化周期性的西传,影响西方世界,是全球文明史的基本特征。9世纪的这次西传,不过是漫漫历史长河中诸多西传的一次。所谓的西方文化,不过是西传的中国文化,异化的中国文化。

说到这里,需要再补充一下。中国文明和西方世界周期性进行文明交流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和中国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然而,近代以来,尤其是安特生以来,全球和中国的研究者往往只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忽视或者无视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而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相互影响中,反而是中国文明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历史的开端,是中国先影响了西方,这导致西文明的出现。

安特生是谁?他是一位来自瑞典的兼职考古的地质学家,上世纪20年代,他来到中国帮助北洋政府找煤矿。在河南渑池的一个叫仰韶的村子里,他意外地发现了古代文化的遗物,然后挖掘出了一个以彩陶为标志的古代文化遗址,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同时这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他发现仰韶的彩陶和西亚的彩陶高度相似,在西方教育的背景下,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彩陶来自西亚。一个必然的推论是,中国文化在几千年前受到了西亚影响,甚至来自西亚,这是中国文化西来说之肇始。

彩陶是8000年前出现,并在4000年消失的一种陶器,身上绘有彩色图案。非常巧合的是,这种彩陶几乎同时在中国和西亚出现,而且几乎同时消失。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两地的彩陶纹饰图案也高度相似。事实上,现在的考古发掘显示,在全球任何地方只要出土彩陶,其图案风格都是那一种,包括遥远的美洲。存在时间和纹饰图案双双一致,这说明彩陶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单独出现,更可能是在一个地方首先出现,而后再向全球传播。也就是说,彩陶只可能有一个起源中心。从这个意义上看,安特生对中国彩陶的论断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也认为彩陶只可能有一个起源中心,只是他把这个中心定错了地方。

彩陶的起源中心只可能是中国和西亚中的一个,那么究竟是哪一个?

答案来自彩陶身上的纹饰。目前考古学界把陶器做为研判考古文化的一个关键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陶器研究上,却把重心放在了器形上,而对彩陶纹饰图案关注不够。事实上,对彩陶而言,纹饰更重要,因为纹饰事实上已经具备文字的功能,记载了当时人们的精神诉求和宇宙观。

全球一致的彩陶纹饰,所表达的主题不是别的,而是《易经》元素。所有的彩陶纹饰可以分为六大类别:线条纹、点、旋转纹、八角星、同心圆、三角形的8字纹。线条纹实际是八卦卦象的变形,强调的数字的有序排列;点代表数字,强调的是数字本身;旋转纹则是太极图及万字符的变形,代表着变化,数字的变化;八角星指的就是八卦;圆代表天、宇宙,同心圆是一个圆的有序排列,意指着宇宙是有秩序的,代表着宇宙的秩序,即天道;三角形的8字纹,就是数字5,这是《易经》思维中的一个神圣数字。这些图案所传达的信息是:变化的数字就是天道的运行,这个世界是服从天道的,天道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人当然也要顺应这个天道,通过数字占卜,即八卦可以预测天道。

这说明彩陶文化的起源中心只能是中国,同时也说明,至少在彩陶时代,中国文明的影响已经遍及全球。

事实上,《易经》符号在西亚出现,甚至远在彩陶时代之前。在土耳其东南部的,11500年前的哥贝克力遗址,存在大量的《易经》符号。这个遗址的典型标志是“巨石阵”,这被认为是全球文明最早的祭祀场所,是宗教的起源地,这也意味着哥贝克力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真正开始。

甚至在15500年前黎凡特地区的纳吐夫文化中,也出现了《易经》符号,这个文化是西亚地区的最早定居文化。除了拥有《易经》符号,在房屋和墓葬方面,纳吐夫文化与中国中原地区东部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贾湖遗存也高度相似。其房屋都是半地下的原型茅屋,其墓葬都会陪葬动物的整体尸体或某些部分,如牙齿、盆骨、尾巴等。更令人吃惊的是,2008年在以色列出土的一个墓葬中,陪葬了50只乌龟。注意陪葬乌龟是中国以豫东平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的典型特色,而50则是《易经》的“大衍之数”,蓍草占卜所用的蓍草总数就是50。

这些考古事实说明,在西方文明的开始和形成阶段就受到了来自中国文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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