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战后第一本日本文化论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李长声  时间:2019-08-15
0 日本 字号:A-A+
分享到: 收藏 打印

李长声:旅日作家、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一九四九年生于长春,曾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一九八八年自费东渡,一度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自励“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北京、上海、广东、台湾等地的报刊写随笔专栏,结集《樱下漫读》《日知漫录》《东游西话》《四帖半闲话》《枕日闲谈》《居酒屋闲话》《风来坊闲话》《东京湾闲话》《哈,日本》《日下散记》《日下书》《浮世物语》《东居闲话》等十余种。近译有藤泽周平著《隐剑孤影抄》《黄昏清兵卫》。

议论日本,这就是日本论。有所偏重,就叫作日本人论,或者日本文化论。社会结构、精神构造等,可谈论的事项有很多,我侧重于文化,侧重于人,亦即国民性。我们也经常谈论我们自己,大至国家,小至柴米油盐。例如辜鸿铭,台湾的柏杨。当然,写中国文化论,写中国人,最深刻的,是鲁迅先生。他刻画、塑造的阿Q,到现在还活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日本人喜爱日本论,简直是活在日本论当中。不仅喜爱自画像,而且喜爱别人给他们画的像,无论画得美,画得丑。不仅多事之秋大谈日本论,盛世也大谈日本论。这倒像《菊与刀》那本书(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的,他们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是日本的历史给日本人造成的民族心理,甚至是心理压力。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战后第一本日本文化论,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美国是一九四六年出版,日本一九四八年翻译出版。可以说,给日本人的震惊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本日本论,真的是空前绝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也使后来很难有人再超过它对日本的影响。

《菊与刀》的菊常被想象为皇家的标志,其实书中说的是人工侍弄菊花,制作菊花盆景,是一种人工美。常说日本人热爱自然,实际上他们不大主张改造自然,但很爱修理自然,日本庭园是一个典型。我国养菊花也同样加工,用铁丝把菊花造型。一方面为培养菊花用尽绝招,另一方面崇拜刀,把最高荣誉归于武士,所以菊与刀是一幅画的两个部分,以养菊的爱美对比以刀为荣的尚武。这就构成两面性,二重性。一方面彬彬有礼,另一方面妄自尊大;一方面因循守旧,另一方面顺应新事物。《菊与刀》把日本文化加以类型化,所谓耻文化,而且跟欧美类型的罪文化相对。战败后日本被美军(盟军)占领,没有一亿玉碎,但人人都灰头土脸,度日维艰,此书把日本文化在类型上与西方文化对等,使日本人为之一振。对于日本历史来说,这才是此书的最大贡献,远远胜过了圣德太子要跟隋炀帝平起平坐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作者对日本人的性格有很多发现,例如日本人避免竞争,害怕竞争失败所带来的耻辱,这样的现象在现在可以看到。又认为日本真正强在失败之后换一个方向倾注努力。日本人确实有个特点,也就是转向。比如战败投降了,麦克阿瑟走下飞机,他很担心日本人打游击,到处抗议,结果日本人几乎一点儿没反抗。当然也有人说崇拜天皇,天皇投降,大家就投降。当时企图顽抗到底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最忠于天皇的军人。实际上,日本人并不那么听天皇的话。例如当今的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带头喊天皇万岁,但天皇不参拜靖国神社,他却去参拜。

我认为,日本与中国有三大差别,一是地理的岛国与大陆,二是历史的万世一系与改朝换代,三是单一民族与多民族。当然,日本其实并不是单一民族,但形成了这种文化意识与心理定式。中国经常被入主中原,抵抗就会出民族英雄,很讲究气节,所以电视剧也特别爱抓叛徒,除之而后快。日本人不大有气节的观念,不大把转向当回事。我们的影视剧演日本鬼子,动不动切腹自杀,这是夸张了日本人的坚强。他们害怕当俘虏,是被军队洗了脑。如果都那么坚强,八路军中的那些日本兵都哪儿来的。前些日子看过一个NHK播映的那种档案片,美军(盟军)分析日本兵俘虏的特性,例如他们被教育活捉之前自杀,但没有教育他们万一被活捉了之后的做法,结果一旦当俘虏就不知怎么办了。再是优待他们,他们被“义理”感动就痛痛快快地转向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有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在车上听了天皇的投降诏书(其实叫投降诏书不准确,那是天皇对国民发出的诏书,并没有说我们“败北”了,而是说“收拾时局”,发动战争、结束战争由天皇操纵自如),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想应该出一本“学英语手册”。匆匆忙忙找了两个人编写,只有几十页,美国占领日本不到三个月就上市,立刻畅销,印了三百多万册。当时日本物资匮乏,纸张限量供应,如果有纸的话,可能日本人手一册。

所谓耻,就是说,对于日本人来说,可怕的不是上帝,不是宗教的戒律,而是世人的眼光,是人言可畏。所以,尽可能抑制自发的行动,自我防御,以免蒙羞,丢面子。不是以正确与否决定自己的行动,而是取决于别人怎么看。罪在自己心中,是绝对的,而耻则要以与他人的关系性为前提。

认识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国人至今犹看重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它确是经典,但毕竟过去五六十年,出版时当今首相安倍晋三还没出生呢。从《菊与刀》这个书名,没读过的人也可以从中文汉字的相对,想当然地大谈日本人的二重性,或者两面性。关于日本人的两面性,唐人早已指出过,例如包佶写诗送阿倍仲麻吕(晁衡)回国,说“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还很“野”的时候就跨越地学会了中国的“礼”,而那种“木性”现今也常被在日本给他们打工的中国人笑话。

《菊与刀》问世十年前,周作人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

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类学解开周作人的疑情:这奇事的根由在于欧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总得有人盯着指着才知“耻”。但是,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分析得更为透彻。他写道:“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从社会阶级看透日本人的两面性。

近代以来大和民族的两面性是武士与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所以我译作“市人”)的合体,“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诚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对武士进行改造的结果。清除武士的“武”,那种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带过来的野蛮的杀伐之气,修养成“士”,以充当领导阶级。明治天皇复辟后接连兴战,鼓吹武士道,我们知道的武士形象就一副野相了。《菊与刀》作者没到过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虏或文学作品。戴季陶在日本前后生活过八年,更作为孙中山的翻译、秘书接触过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学者认为戴季陶《日本论》具有体系性,足以比肩《菊与刀》,某些地方更凌驾其上。《菊与刀》给我们的知识是一些碎片,相当于现在的段子,恐怕这也是它的吸引人之处。

(节选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书《日本人的自画像》,2019年8月出版)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33281.html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本文链接

责任编辑:北平

看完这篇文章心情如何

头条

港媒:帮助暴徒的"香港记者",证件就是这么来的

港媒:帮助暴徒的
每当香港警察要对这些暴徒执法的时候,总会有一群身穿黄色荧光马甲、上面还写着“记者”二字的[详细]

文章排行

评论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