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花小史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李楚翘 时间:201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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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翘

7月23日,中国花卉协会通报国花调查情况。通报称,截至2019年7月22日24时,投票总数为362264票。投票结果显示,同意牡丹为国花的居首位,共288747票,占79.71%;第二名,同意梅花为国花的占12.30%;第三名,同意兰花为国花的占2.48%;第四名,同意荷花为国花的占1.89%。

这一事件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与热议。不少年轻人诧异地表示:一直以为牡丹就是国花!这种印象究竟从何而来?牡丹有没有被正式评为国花?在很多人认为牡丹是国花的同时,为何又有梅花是国花的说法?

国花牡丹说法的来历

现代意义上的“国花”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指被用来作为国家象征或国家标志的花卉。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样一种以花喻国的概念,但“国花”这一固定称谓在明代就已形成。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文人墨客,所指的对象恰恰就是牡丹。

明朝中叶诗坛领袖、“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有首名为《牡丹盛开群友来看》的诗,其中“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两句,生动地记载了诗友们共赏牡丹、口称国花的情景。这也是迄今可考的“国花”一词与牡丹的最早关联。其语义溯源,大抵化自“唯有牡丹真国色”“牡丹独逞花中英”等唐诗名句,取倾国倾城、艳冠群芳之义,作为这一显宦家中常见花品的别名。

不过,那时“国花”一称并非牡丹专属,稍晚于李梦阳的嘉靖朝权臣高拱,就用“玉苑移仙萼,群英让国花”来形容家中的芍药。芍药与牡丹貌近而同科,也给人浓艳芬芳之感,古人评花,有“牡丹为王,芍药为相”的说法,仍以牡丹在百花中地位最高。让“国花”这一称谓与牡丹深度绑定的,是万历年间西直门外极乐寺修建的一处“国花堂”。万历朝散文大家袁中道的《珂雪斋集》记载“极乐寺左有国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是当时京师豪俊宴饮雅集的好去处。这种堂而皇之的命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官宣”,经由士大夫文人的笔墨揄扬,让牡丹的国花之名逐渐深入人心。

到了晚明,著名诗人王次回在赠友诗中直言“国花第一数姚黄,更共明珠字夜光”,姚黄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以富丽堂皇著称,早在五代时已有“花品冠洛阳”之誉,正与“国花”的说法相合。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牡丹是黄河流域的花卉,而王次回出身浙江仕宦门第,一生交游活动均在江南,晚明江南士人族群在文化乃至政治意识上往往自成一家。从王氏和友人对牡丹的认知中,多少可以证明“国花牡丹”这一文化概念突破了地域意识,在大江南北间有了更普遍的认同感。

清代以降,这一认同感更超越了民族和社会阶层,牡丹的国花身份为广大士庶所熟知。极乐寺国花堂成为京中游览胜地,姹紫嫣红开遍,往来题咏不绝。乾隆时的郑亲王乌尔恭阿有诗“城西国花旧有堂,牡丹盛开红千萼”,成亲王永瑆更亲自为国花堂题匾。雍容华贵的牡丹得到了清朝王室的认可和喜爱,“国花”这一称谓也衍生出新的含义。清人对于“国花牡丹”的吟咏侧重,由原本的国色天香、花中之王渐演为花开盛世、国泰民安。到了崇尚华丽繁缛审美的晚清,牡丹作为贵族衣饰器物中常见的纹饰,地位节节高升,“国花”之号也由文人雅意上升为政治意识,被官方所承认。

光绪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以懿旨形式册封牡丹为大清国花。这是中华历史上首次正式钦点国花,富丽堂皇的牡丹与几年后定下的国歌《巩金瓯》一样,寄托着清廷的国运昌隆之想。另一方面,慈禧太后本人也是个牡丹花迷,曾多次画牡丹,并在颐和园佛香阁前修“国花台”,广植牡丹珍品,以彰泱泱气象。在彼时清廷的语境中,“国花”更多作为一个尊荣的封号,并不具备以花喻国、凝聚族魂的精神意义。但以名义观之,自唐宋以来就饱受国人喜爱的牡丹终得以“国花”之衔绽放于中华帝制的最后十年,自民间而至庙堂,留下一抹权势的余艳。

牡丹与梅花:百年国花之争

民国之后,现代国家民族的概念兴起,人们逐渐建立起对国旗、国徽、国歌等政治文明礼仪的认知。然而,被清廷封为国花的牡丹,却没能在新时代中延续这一尊贵地位。20年代,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中,不无揶揄地比附道:“假使或依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眼中,“国花牡丹”这一名头和旧学说、旧纲常等传统“国粹”同为帝制时代君国理念的产物,不以为意。那么,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人们是怎么看待“国花”的呢?

1915年版《辞源》中收录的“国花”词条阐释为:“一国特著之花,可以代表其国性者,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本之樱,皆是。”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在民初的观念里,国花须得是一国特产、并能代表其国家气质与民族性格,而并不一定是官方选择或政治意志的体现。譬如,日本皇室以菊为象征,皇室的菊纹徽亦常被用作国徽,则日本国花应是菊花,但在民众心理上,樱花才是国民性格与审美取向的体现,实际承担了国花的意义。

正如日本的菊樱之争,上世纪初的中华民族也在新旧理念的冲突中面临着国花选择之惑。民国政权自南方起家,代表着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之潮,以驱逐北方传统皇权统治为使命,自然不会推崇向来作为中原王朝富贵权势象征的艳丽牡丹。相反,生长南国、品格高洁的梅花,因凌寒开放而衍生出勇敢、坚贞、反抗等人格特质,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受到辛亥革命以来仁人志士们的喜爱。

1929年,国民政府统一南北后,曾创议梅花为国花,未付表决,但此后民国官方习惯上把梅花视作国花,尤常出现在与战争流血相关联的情境中,比如,当时国军将领的肩章帽徽上以梅花为饰。

与牡丹一样,梅花也是自古以来饱经美誉的中华名葩。有意思的是,与古人咏梅时多赞其暗香浮动、孤傲高洁的隐士精神不同,在民国时期,梅花最被强调的是不畏严寒、风骨磊落的烈士精神。正因如此,使得梅花这一历来受文化精英族群偏爱的“名士之花”具有了更强的国民性。抗战期间,国运艰难,凌霜傲雪的梅花成为中华儿女正气凛然、坚毅不屈的心魂象征,寄托着人们苦尽甘来、胜利报春的意愿。在严酷的历史考验中,梅花比其他花朵更能焕发出凝聚和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虽无“国花”之名,在某种程度上已具“国花”之实。

新中国成立后,时代环境几经变革,国花却始终未有定论。一方面,自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梅花品质已成为国魂的化身,更受到领导人的特别喜爱;另一方面,作为千载以来人们心中富贵平安的不二象征,牡丹的民间地位无人可撼,俨然是国花的最佳之选。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牡丹与梅花的地位依然争论不休,80年代、90年代,官方都曾组织过声势浩大的国花评选,在不同的场合和维度中,两种花各有胜负。后来虽也有“一国两花”“一国四花”等调和性方案,但牡丹与梅花两派间的分歧也越来越难以统一,国花之位空缺至今。

牡丹与梅花之争,其实是两种精神气魄之间的较量。牡丹象征着对繁荣富强的追求,梅花象征着在历史考验中的坚守,两种花都曾伴随中华民族走过风风雨雨,以芳姿美质鼓励和抚慰国人的心灵。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于“国花”意义的认知和选择也各有侧重,这背后反映的是大多数人以何种心态来面对和评价当前的家国命运,而不仅仅是审美喜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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