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哨楼 游宴场所 城市地标——黄鹤楼历史文化意蕴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梅莉 时间:201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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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位于武汉武昌蛇山西端黄鹄矶头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从位于城西南角瞭望守戍的军事哨楼,到与城垣分离、成为独立的观景建筑而成雄奇壮美的游览楼阁,其旅游功能不断强化,围绕其历史与传说,其周边衍生出许多相关景点,将斯楼所涵摄的空间不断延伸扩充,又将文本传统外在化与形象化。自宋代始,黄鹤楼不仅承担旅游胜地的功能,也是官方的接待处和临时的官署,明清时期更是地方文化复兴重要的一部分,还展示了国家危难时期仁人志士的热血与豪情、抗争与信念。在绵延上千年的时间里,黄鹤楼屡毁屡建,一直在长江边发挥着重要的“点景”和“观景”作用,自唐代起(除南宋为南楼代替过一段时间外)就是江城的一个标志,以其高大的形体气势勾勒出城市的轮廓线。黄鹤楼之所以能成为江城的标志,除了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自身固有的气质——瑰丽堂皇和形制工艺、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外,更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传说、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存在更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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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位于武汉市武昌蛇山西端黄鹄矶头,背倚青山,面临大江,雄踞蛇山之巅,挺拔独秀,辉煌瑰丽,与滔滔江汉、莽莽龟蛇共同构成融“江、山、楼”三美合一的奇景图。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它与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赢得了“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

黄鹤楼不仅是南来北往的游人到武汉的必游景点,而且是武汉一座地标性建筑。地标是指每个城市的标志性区域或地点,或者能够充分体现该城市风貌及发展建设的区域。地标建筑是城市空间形态的主要因素,在现代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等领域并非新鲜话题,它的设计原理、空间架构等技术层面的问题,都曾得到充分的考察。近年来在城市史领域,关于纪念性地标建筑的研究也渐受到重视,扬州红桥与白塔①、上海海关大楼与外滩②、青岛栈桥③ 等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作为武汉最具标志性的名片,黄鹤楼的研究成果不少,尤其是陈熙远从历史的发展脉络,追索关于黄鹤楼集体记忆的兴发、积累、断裂与接续,进而反思文本传统在复写过程中重复兼又掩覆的再现特质④。然综观既有的研究,多涉及黄鹤楼的形成、变迁及其文化功能、神话传说,缺乏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蕴义的探寻、解绎和归纳工作。在此不揣浅陋,拟进一步研究作为城市地标的黄鹤楼的景观叙事及其对于武汉城市的符号标识意义与历史构图作用。

一、“江边黄鹤古时楼,劳置华筵待我游”——从军事哨楼到游览公园

中国远古时期楼是建在高台之上的狭窄而高的中空建筑,有较高的台基,在建筑样式上表现为单层房屋的竖向叠加,同房屋建筑相比具有高而狭窄的特征,是中间空敞的木构建筑。作为高层建筑,先秦时期的楼已突破了家庭居住活动的使用功能,根据“凡守围城之法: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修”⑤ 可以推断,楼作为军事用途在春秋时期已十分普遍,修建城池必修建各种用于军事防御的楼,尤其是在地势险要、天下必争的形胜之地⑥。

关于黄鹤楼的建造年代,虽有建于南齐以前、梁朝以前、公元340年前⑦ 之说,但最能为人所接受者还是三国吴黄武二年(223)说,所谓此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⑧。由此推测黄鹤楼原应坐落于城垣之上,作为军事樵楼之用。赤壁战后,孙权自建业移治武昌(今湖北鄂州),沙羡(治今武汉金口)境内的黄鹄山为拱卫其上游的形胜之地,因此,孙权便于黄武二年(223)在山上近江处筑夏口城。此城周围二三里,依山负险,居高临下,军事地位十分显要,建在西南角黄鹄矶的瞭望角楼——黄鹤楼用于登高望远,观察江面的船只和对方军营的动向,也可居高指挥水军作战(今之岳阳楼的前身亦是岳阳一城楼——鲁肃阅兵楼)。

楼之得名虽有因仙之说(详下),但因山得名(即黄鹤楼即从黄鹄矶而来,“鹄”“鹤”乃今古音通转)更能得到历史学界和历史地理学者的认同。南宋理学家张栻当年过访黄鹤楼遗址,曾撰《黄鹤楼说》力主该楼乃因山得名⑨;清代考据名家汪中为毕沅代撰《黄鹤楼铭并序》亦证黄鹤楼“咸取于山以为名”⑩;今人修志亦赞同此说[11]。

晋迄宋初,夏口一直属荆州江夏郡,仍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刘宋之后夏口城成为郢州治所以及江夏郡的郡治,从此有“郢城”之称。从萧子显《南齐书》(成书于梁普通七年,即526年)卷十五“夏口城据黄鹄矶……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来看,似证实黄鹤楼作为夏口城的哨楼仍在继续发挥战守瞭望的军事作用。夏口虽然升为州治、郡治,城市规模却一仍孙吴之旧,南朝时期未见扩大,这主要与战争的频繁破坏有关:“先是夏口常为兵冲,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萧)秀祭而埋之。”[12]《南史》卷五二也有类似记载。事情发生在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三年(514),萧秀是萧衍的异母兄弟,时任郢州刺史。由此推测,夏口城在梁朝仍为各派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而黄鹤楼在硝烟中依然存在。

统一王朝隋唐之际,承平的局势为鄂州(郢州改)商业贸易的勃兴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自唐代起鄂州就是长江中游著名商贸都会,往来的文人官员游士多如过江之鲫。临江负险的黄鹤楼逐渐成为名王巨公、官商行旅、文人墨客登高眺远、凭吊三国遗址、观赏大江东去、浇胸中块垒而“或登车送远,游必于是,宴必于是”[13]的绝佳去处。这是黄鹤楼从“军事楼”向“观赏楼”转化的重要时期。根据现存最早的黄鹤楼记文——阎伯理于代宗永泰元年(765)所撰《黄鹤楼记》和歌咏黄鹤楼的唐诗推测,此时的黄鹤楼仍坐落于黄鹤矶上,面江临水、高槛危檐、朱栏粉堞、色调鲜明,周边有头陀寺、鹦鹉洲等景点。至唐敬宗宝历年间(825-827)牛僧儒改建江夏城,黄鹤楼首次与城垣分离,成为独立的观景建筑,一改瞭望守戍的军事哨楼形制而成雄奇壮美的游览楼阁。在人才辈出的唐朝,一批蜚声诗坛的名家高手先后登临黄鹤楼,留下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

唐楼历五代延存至北宋,从北宋初直至北宋后期,都有人在黄鹤楼活动及登临赋咏。据传世至今的宋代界画《黄鹤楼》分析,其时黄鹤楼已发展成为建筑群体,坐落在高于城垣(子城)的高台之上,楼城之间有台阶相连,同时亦有台阶直通城内,以供游人直接登临游览,“重重轩槛与云平,一度登临万想生,黄鹤信移烟树老,碧云魂乱晚风清”,宋真宗时礼部尚书张咏《登黄鹤楼》(凡引用《黄鹄山志》中诗不一一注明出处)诗赞叹了其规模与气势。

宋金之际,地处战事前沿的鄂州动荡不安,直至绍兴四年(1134)抗金名将岳飞出任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汉阳军制置使,才逐步稳定,时帅府就设于黄鹄山下临江处。其驻鄂期间岳飞写下《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证明南宋初年黄鹤楼仍存留于世并引发词人的万千感慨。但此后不久,即高宗中后期(1145-1162),黄鹤楼就已毁圮,只存“故基”[14]。30余年后的孝宗乾道六年(1170)诗人陆游入川途经鄂州,访求黄鹤楼故址而不得,“问老吏,云在石镜亭南楼之间,正对鹦鹉洲”[15]。乾道七年(1171)张栻来武昌,也只见到楼之古址,其《南轩集》卷8《黄鹤楼说》亦云:“予过武昌,登郡城南楼,步黄鹤故址,览观山川,慨然有感。”

元代关于黄鹤楼的记载不多,但从诗人戴复古(1167-?)过访武昌时“倚遍南楼更鹤楼”[16]来看,元初黄鹤楼再次与南楼并立于黄鹄山上。元代著名界画家夏永的《黄鹤楼图》、山西永乐宫壁画中的《武昌货墨》以及元人陈孚诗《登黄鹤楼》、《黄鹤楼歌》,刘诜《和龙鳞洲题黄次翁〈黄鹤楼图〉》,释大圭《题黄鹤楼图》等一批诗文和图画大多作于元末至正年间,从他们的描述来看,楼之环境比之前更为幽雅清静,建筑风格更加堂皇典雅,造型布局与前朝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元末黄鹤楼被毁后,明初重建。从洪武名臣方孝孺“夫黄鹤楼以壮丽称江、湘间……大统既一海内,建亲王镇楚,以其地为国都,旄头属车往来乎其上者,四时不绝。盛世之美,殆将稍稍复睹”[17]来推测,黄鹤楼应重建于武昌筑城(1371)至朱桢就藩武昌(1381)之间。明洪武到永乐年间(1368-1424),诗坛重新出现大量以黄鹤楼为题材的作品,如杨基《黄鹤楼看雪》、《雪中登黄鹤楼》,管讷的《黄鹤楼》,刘琏《登黄鹤楼识兴》,也为明初黄鹤楼的存在提供了佐证。嘉靖继位后,大量启用楚地人才,武昌城因而成为京官显贵时常光顾之地。驻守湖广会城的司、府、县各级地方官为接待来往不绝的皇亲国戚及京官钦差,把黄鹤楼装饰得富丽堂皇。由于明廷的重视,故黄鹤楼每次被毁不久就很快得到修复[18],成化、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都有过重修,规模形制各次应有不同。

清代黄鹤楼经历三次毁灭性的火灾,八次重建或修葺,分别是在顺治十三年(1656)、康熙三年(1664)、十三年(1674)、四十一年(1702)、六十一年(1722)、乾隆元年(1736)、嘉庆元年(1796)、同治七年(1868),所谓“火经三发,工届八兴”[19]。最后一次重建时,“楼凡三层,计高七丈二尺,加铜顶九尺,共成九九之数。柱周六七尺以上者四十八楹。为地基周径长二十丈有奇,宽八丈有奇。楼八面各宽四丈五尺,上供吕祖像,仍其旧也”[20]。可惜的是此楼在光绪十年(1884)大火中化为灰烬。此后尽管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民国湖北督军王占元、萧耀南、湖北省政府主席夏斗寅等曾有过重修黄鹤楼的打算,但都未能如愿。黄鹤楼实体在长江之滨消逝了,黄鹄矶上始终“只见文章不见楼”,但游人来此仍咏怀不绝,同治楼毁后百年间不断有咏诵黄鹤楼诗文出现。在一千多年的风雨中,伴随着黄鹤楼从军事瞭望楼转型为观光游览的胜地,黄鹤楼的旅游功能不断强化,其周边衍生出许多相关景点,或高耸华丽,或别有洞天,或绵延日久,或转瞬即逝……形制不一,风格各异,但这些附设景点并不是随意和堆砌,而是围绕着有关黄鹤楼的历史与传说设置的,一方面将黄鹤楼所涵摄的空间不断延伸扩充,一方面又将文体传统外在化与形象化,大多总能与黄鹤楼主体配合默契且交相辉映,如众星拱月般伴随着黄鹤楼历经沧桑。正如清代陈本立曾经慨叹黄鹄山的名胜极多,可惜不幸为黄鹤楼盛名所掩,而“仙客骚人,又皆怵心镂骨,日与司勋、供奉争长角技,竞为黄鹤楼导扬盛美而概置其他胜事”。

三国六朝时,黄鹤楼周边景点以头陀寺最有名。该寺建于南朝刘宋时大明五年(461),为武汉地区史载最早的寺庙。《黄鹄山志》云:“头陀寺在黄鹄矶,即今观音阁。一名竹林寺……明末毁。国朝顺治初邑人陈应魁重修。”《方舆胜览》则称:“自南齐王中作寺碑[王简栖《头陀寺碑(《文选》记作文)》——引者],遂为古今名刹。”因王之碑记后被选入《昭明文选》,更令头陀寺声震四方。唐人李涉“红楼金刹倚晴岗”、宋人黄庭坚“头陀全盛时,宫殿梯云级”等诗咏赞之。清陈本立《黄鹤楼名胜记》开篇即记头陀寺。头陀寺内曾有皮日休读书堂、李白读书堂、磨剑池、夏亭、安武王庙等诸多古迹,但因久废,均无迹可考。

隋唐时代,黄鹤楼一改瞭望守戍的军事哨楼形制而为雄奇壮美的游览楼阁,登上斯楼,通过空间的进阶,既能“坐窥井邑”,又能“俯拍云烟”,将城市纳入山环水绕的自然空间。官员们在这里聚会,或宴请客人,黄鹤楼成为游乐胜地。白居易《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置宴宴罢同望》诗云:“江边黄鹤古时楼,劳置华筵待我游。楚思淼茫云水冷,商声清脆管弦秋。白头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总是平生未行处,醉来堪赏醒堪愁。”证明至迟中唐时期黄鹤楼已是宴游观赏之地。

宋代在前朝观赏楼的基础上强化了旅游功能,初步构筑了以黄鹤楼为中心的旅游景区格局。楼之四周有南楼、北榭、北园,又有清景堂、正己亭、应轩、憇轩、跨碧、梅阁、一览亭、光华堂、岩洞堂、烟波亭、江汉亭、秀岩堂、半山亭、静春台、涌月台、压云亭、雅歌堂、卷雪楼、会景楼、赏心楼、楚江楼、清风楼、生春楼、清美楼、静春台、春阴亭、民功堂、志功堂、华远堂、凝香亭、跨鹄亭、石照亭、仙枣亭、西爽亭、景清堂等。

元代对黄鹤楼周边景点建设影响最深远的是胜像宝塔的安放。胜像宝塔,亦称宝像塔,因其色白,又称白塔或元代白塔,建于至正三年(1343),为威顺王宽彻普化太子建,是用于供奉舍利和安藏佛教法物的喇嘛塔,安放在黄鹤楼前,四周设护栏,并有石牌坊,匾额上横书“胜像宝塔”四字,清末因新军修炮楼,牌坊被拆毁。光绪间黄鹤楼被焚毁后,塔仍存,1985年黄鹤楼在今址复修后,迁入楼的正前方,是黄鹤楼故址保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建筑。

明代在宋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不少建筑,如留云阁、龙床台、振衣台、八极楼、白龙池等;清代则续建有太白堂、禹碑亭、万寿亭、涌月台、杨公祠、竹园(后更名东山小隐)、冠霞亭等。陈本立的《黄鹤楼名胜记》对黄鹤楼及周边的景点建筑有详细描述,出现文中的胜景计有:望江亭(即古十盘亭)、宝相塔、黄鹤楼、搁笔亭(太白堂)、石镜亭、斗姥阁(古南楼)、白云楼、西爽石刻、涌月刻石、留云阁、丽山道院、仙枣亭、漕园、振衣亭、陈友谅墓、郡学宫、万寿亭、古十间亭、一览亭、广永亭、楚观楼、方塑读书台、磨崖方丈、静春台、压云亭、仙桃迹、大士阁等。但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事中,黄鹤楼及附近建筑大部分被毁。同治中除重修黄鹤楼外,“余材重建太白堂、一览亭、涌月台、留云阁、白龙池等处,以复故迹”,另外,尚大力营建了官胡二公祠、曾公祠,构筑了黄鹤楼区新的景观。光绪三十年(1904),湖北巡抚端方在黄鹤楼故址主持修建一栋两层西式红色楼房,楼顶装有大自鸣钟,民众称之为“钟塔”或“警钟楼”;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广总督张之洞升任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门生故旧集资在黄鹤楼故址附近建起风度楼,楼建成后,张认为楼名不妥,亲书“奥略楼”匾送鄂,取意“恢宏奥略”。此楼沿袭了楚地建筑风格,虽形制规模与黄鹤楼不可同日而语,但满足了民众“黄鹤楼情结”,不少游人来此登临歌咏。民国初年,在蛇山山顶、奥略楼后,湖北学界为纪念曾任两湖学院监督、湖北全省学务处总提调、湖北按察使等职的梁鼎芬建有抱膝亭。

清末民国年间,社会长期动荡不安,黄鹤楼周边建筑或毁于兵灾(如太白堂),或残缺不全(如涌月台),或逐渐荒芜(如东山小隐宅园),与全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幸存下来的建筑如奥略楼、抱膝亭等也在1955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被拆毁。辉煌千年的黄鹤楼及附近亭台园林只存史料、诗词、绘画、传说及代代人的记忆之中了。

自20世纪50年代决定重建黄鹤楼,几经波折,1985年一座全新的黄鹤楼耸立于距旧址约1000米的蛇山峰岭上,并以楼为中心有机地筑起一片颇具规模的中国古典式园林,60余个大大小小的自然景观,楼阁亭台、塔坊廊轩、苑馆池洞、雕塑石刻等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西抵司门口、南临红楼、东止武昌路、北至铁路线的狭长山林地带上,既有古代建筑的异地重建,也有根据现时情况的新建。

二、“大火雄歌杰阁前,长江两岸万雷喧”——空间政治与权力的表达

《青箱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文穆公钦若,临江军人,母李氏,父仲华,尝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将坏廨舍,亟迁于黄鹤楼,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时隔岸汉阳居人,遥望楼际,若有光景气象云。”王钦若的《行状》、《墓志铭》和《宋史·王钦若传》也都载有其事。

无独有偶,曾出使高丽的徐兢亦于哲宗元祐六年(1091)诞生于黄鹤楼中:

公名兢,字明叔,姓徐氏。上世建州瓯宁县人。自光禄始徙居和州之历阳。秘阁为鄂州法曹,夜梦与黄冠师游大泽中,探怀出小削,以授秘阁而去。读之,盖丁令威华表所留语也。后五日,大水冒城郭,官府悉迁避,秘阁寓居黄鹤楼上,是夜实生公……公生以元祐六年五月八日,终以绍兴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

徐兢之父时为鄂州法曹,住在鄂州官衙。大水淹没城郭后,移居黄鹤楼上。(黄鹤楼)“在鄂州使宅之西南隅”,可见两者相距甚近,故大水暴涨淹及官衙之际,官员及家眷能迅速迁至黄鹤楼中暂住。仁宗庆历六年(1046),转运使刘立之曾在黄鹤楼设宴并小住,等候其子刘敞考取进士的喜讯:刘原父就省试,时父立之为转运使。按部至鄂州,与郡守王山民宴于黄鹤楼,数日不发,谓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榜,儿子决须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虽令似才俊,岂可预料?”立之曰:“纵使程试不得意,亦须作第二人。”来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继得家书云:“初考乃状元,为赋中小误,遂以贾黯为魁。”立之即以书示郡守而行。所谓“知子莫若父”也。

综观上述故事,可证黄鹤楼中当有接待之处,刘立之也才能临时起意居住其中;而且空间还不会太小,否则无法接纳因大水而暂居其中的官吏及家属,实事上它在特殊时期充当了临时的官署。自宋代始,黄鹤楼不仅承担旅游胜地的功能,也是临时的官署和官方接待之处,明清时期更是地方文化复兴的重要一部分。

刘悫(生卒年不详),号唐岩,明江西万安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与戚继光同为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隆庆五年(1571)以都御史巡抚湖广。当时武昌的父老向他建议重修黄鹤楼。刘悫考虑到平定战乱时间不长,地方需要休养生息,暂不打算兴修类似的游观工程。但地方父老以为:“‘不然。古者省方观民,必有以也,以明天时,则观云物;以保地利,则观山川;以察人和,则观谣俗。执政者慎诸此,其孰能废之?故君子游焉,小人休焉;君子观焉,小人比焉。父老望公久矣。’中丞曰:‘嘻!楚方不岁,宁讵轻用吾民?顾今近属不恭,诏从吏讯;荆蛮负固,师老无功。善从政者以时行,父老姑待我。’”两年之后,上述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父老更进曰:‘楚故有京观以表武功,彼封戮余以为名,无不祥大矣!乃今野无暴骨,一举而俘叛人,罢材官,弛疆事,功之上也。请以楼易观。’”在武昌父老眼中,以修楼的方式来表彰武功,比之与传统“京观”的方式将敌人尸首集封成高冢强得多。

清代武昌知府秦夔在任时也将修葺黄鹤楼视之为一项善政。清代骈文家汪中代毕沅所作《黄鹤楼铭并序》云:“惟江夏自宋立郢州以来,代为重镇。国家疆理天下,慎固封守,常以尚书侍郎镇抚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城冠盖,四至趋风,驿路剧骖,輶轩之使,不日则月;重西南际海,属国以百数,终王受吏,累驿来庭,往反上都,皆道于此。守土之吏,率会于兹楼,以饮食之礼,亲其僚友;不降阶序,而民风穑事,胥可知也。洎夫王臣咨诹,每怀靡及;舌人体委,怀柔远人;治官莅民,礼宾诘戎,邦之大事,于是乎咸在。外以设险,内以经国,地势然也。”道出了黄鹤楼不同于普通楼宇的空间政治意义。

1853—1856年,太平军与清军曾经三次争夺武昌城,在数年的对峙中,武昌城内外建筑遭到毁灭性破坏,名噪一时的黄鹤楼无法逃脱被毁的命运。史载战争过后,“武昌城中,民物凋敝,官场尽如乞丐,非三五年长养抚育,其气不苏”。在剿灭太平军在武汉的势力后,以胡林翼、官文等为首的湖北军政大员,就开始了恢复清王朝在武汉的统治秩序和文化重建工作。

与官文侧重于佛寺道观的重修不同,湘系领导人更注重参与儒家文化与地方文化有关的代表性建筑的复兴。可以说同治年间黄鹤楼的恢复与重建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同治中兴”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也是湘系领导人在文化建设方面重要的一环,即借着重兴历史名楼来显示湘军的武功成就。早在同治六年(1867),曾国筌即拨岳卡厘税重修岳阳楼。可见对湘军领导人而言,重修黄鹤楼与岳阳楼这两座文化地标,对重整江汉秩序具有一定的指针意义。而在修建黄鹤楼的同时,武昌城也有重要的建筑规划:同治十年(1871)经总督李瀚章和巡抚郭柏荫奏请得旨后,即于黄鹤楼后建立“官胡二公祠”奉祀官文、胡林翼,十二年又奉旨建“曾公祠”于黄鹄山中峰下,专祀湘军领袖曾国藩,翌年复奏准建立“罗李三公祠”,奉祀罗泽南、李续宾和李续宜三位湘军将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各省会馆或公所多集中于商业中心夏口镇(汉口),但是新建的湖南会馆却是坐落于武昌,颇堪玩味。若沿着黄鹄山委蛇而下,从黄鹤楼、官胡二公祠、罗李三公祠、曾文正公祠与湖南会馆,直到原有的演武厅与阅马场,仿佛形成一条中轴线贯穿武昌城,如此空间的布局俨然宣示湘军势力进驻湖广政治中心,甚而掌控整个华中。

湘系势力对黄鹤楼景区的复兴与重构,构建了武昌游览新的路线。唐宋元明时期的许多著名建筑与景点,已难在晚清以后游览中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祠庙与纪念性建筑。这从晚清民国年间姚锡光、朱峙山等人日记中可以清楚看出。姚锡光(1856-?),江苏丹徒人,初官内阁中书,历佐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幕。光绪二十一年(1895)末,被张之洞委以武备学堂总稽查职,参与湖北武备学堂筹办。工作之余,常游览武昌。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十一日(3月24日),刚到武昌的第二天下午,“谐龚君继藩登黄鹤楼故址,谒官文恭、胡文忠祠。”十三日(3月26日)“午后,杨生寿山、杨生佑之偕来,因偕往谒曾文正公祠及胡文忠公祠(原注:此非与官文恭合祠)。曾、胡两公祠相比属,其左即湖南会馆,又左即楚军昭忠祠,皆在蛇山之麓。曾公祠有园林之胜,因山结构磴道层楼,俯瞰西半城,最宜登眺。”十四日(3月27日)“午后,杨生佑之、吴生俊卿来,因偕登黄鹤楼旧址,盖余寓汉阳门内斗级营,适值蛇山下,即黄鹤楼右侧。登楼,见江流如练,烟火迷茫,令人有遗世之想。楼址前即城垛,盖是处因山为城者也。楼迤东即汉阳门,迤西即平湖门。楼之后有亭。亭之后有禹碑亭,摹衡山禹碑,赤文绿字,光怪陆离,五岳真形,令人心悸。禹碑亭后,为官、胡两公祠。祠后为吕祖阁,阁中有坐像、睡像各一;石刻正像、旁像各一。阁之外回廊下,有石刻寄颠僧像一。”五月三十日(7月10日)与友人游洪山,游历宝通寺,“归途仍入宾阳门,循蛇山行,一谒曾文正公祠。祠踞蛇山之麓左侧,有园林结构,因山为蹬,回廊曲折,楼阁参差,颇饶逸致。再左为三公祠,盖祀罗公忠节、江公忠烈、李公忠武并忠武之弟□□者”。八月初九日(10月15日)“复至黄鹤楼,登眺江光山色,豁人心目”;十二日(10月18日),去洪山宝通寺寻罗泽南当年战没处,“路过长春观,观在山麓,愈后愈高,因入小游。觉境地亦佳,极江山之胜”。他的游历线路与棣华馆生《鄂垣竹枝词》记录武昌的重要景点——黄鹤楼、官胡二公及曾文正公祠、长春观、宝通寺、卓刀泉寺大致相同。

在明清两代,人们心目中的黄鹤楼建筑已不仅仅是一座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而且成了“太平盛世”的象征,关系到民心向背和社会稳定。所谓“盖兹楼之一兴一废,而国家之兴败,人心之悲愉系焉”。

黄鹤楼不仅气象万千,浓缩了中华山水之胜,也展示着国家治乱时仁人志士的热血与豪情,愁苦与抗争。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镇守武昌达七年之久,他一生最辉煌的业绩——三次北伐都是以武昌为基地的。驻鄂期间岳飞曾登临黄鹤楼,写下了《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天地间的赤诚忠烈与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

1927年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当第一次国民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在党内受到压制与排斥、被剥夺了表决权的毛泽东曾登临黄鹤楼故址,并填有《菩萨蛮·黄鹤楼》词。在苍凉的心境与郁闷的心境下,一代伟人“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达了革命志士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于是,斯楼又以光彩照人的形象,载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史册。

1938年郭沫若在武汉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期间,曾采取各种形式,在黄鹤楼故址上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8年4月7日,武汉地区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戏剧活动家田汉和周恩来、郭沫若等一起在黄鹤楼故址主持全市性的大型群众宣传活动,并写下《抗战扩大宣传周水上火炬大游行有感》一诗,“大火雄歌杰阁前,长江两岸万雷喧”。作曲家冼星海指挥歌咏队员高歌《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周恩来于1938年4月10日,在胜像宝塔前作抗战形势报告。在抗战的烽火中,已成废址的黄鹤楼依然是武汉的象征(详下)。从这种意义上讲,黄鹤楼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景观胜地,而且是承载了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空间象征。

三、“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民间传说与道教的推动

《述异记》、《南齐书》等文献记载显示出,至迟在魏晋南北朝,黄鹤楼的传说就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自此以后,轶闻传说伴随着黄鹤楼走过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历程。王葆心曾总结道:“至于南齐人属之子安,任彦升指为荀瓌;费祎登仙鹤迹,历著唐宋图经;吕岩沽酒辛家,出自元明稗说。”黄鹤楼传说以其缥缈浪漫的风格和饱含神仙情结的内容,使其闪烁着耀眼的道教光芒。

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神仙之说,有关黄鹤楼的仙话也在专谈“怪力乱神”志怪小说发展的背景下形成。跨鹤之仙的传说,最早出现在南北朝任昉所著《新述异记》里,讲述了名士荀瓌在江夏黄鹤楼上接待驾鹤仙人的神奇异事。接着,南朝梁萧子显在《南齐书·州郡下》中有“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的记载,仙人有了子安之名。后有人穿凿说子安姓王,又有人说姓窦。从唐代崔颢诗中前两联,可见仙人黄鹤的故事在其所处的时代已深具影响力,而崔颢的这首诗,又将这个传说播扬到更广阔的时空。到了阎伯理所做的《黄鹤楼记》中,则正式将神仙黄鹤的故事与黄鹤楼的名称拉上了关系,这一说法在当时影响较大,以致得到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的认同:“黄鹤楼在县西二百八十步,昔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故号为黄鹤楼。”荀瓌其人,现存史料无考,子安最早出现于西汉刘向所撰的《列仙传》:“后二十余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黄鹤来栖其冢边树上,呜呼子安云”,留下了“黄鹤呼子安”的典故。费祎则不同,他是一位有证可考的历史人物,陈寿《三国志》有列传。

对于黄鹤楼的得名,流传于宋元之际的《报恩录》则有别解:

辛氏市酒(黄鹄)山头,有道士数诣饮,辛不索赀。道士临别,取橘皮画鹤于壁,曰:“客至,拍手引之,鹤当飞舞侑觞。”遂致富。踰十年,道士复至,取所佩铁笛数弄,须臾,白云自空飞来,鹤亦下舞,道士乘鹤去。辛氏即其地建楼,曰辛氏楼。

只不过“辛氏楼”如何转名为“黄鹤楼”实无线索可考。到金代,王朋寿的《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卷12《神仙下篇》,仙人一改跨鹤乘云的神秘形象,变成混迹凡尘的道士,然故事中道士以橘皮所画之鹤能翩翩起舞,突显了仙家的奇能;道士短笛横吹,跨鹤乘云,又充满了神仙气息。为整合诸说,后人曾把费祎和子安合成一人,同时将驾鹤的情节渲染得更为曲折,特别是在明代小说中,这样使得相关故事流传得更广。

两宋之后,虽有费祎等人传说还在延续,但黄鹤楼的仙人主角换成了吕洞宾。吕洞宾,姓吕,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以道教八仙、全真祖师名于世。一般认为吕洞宾信仰形成于北宋,至北宋末年,出现了专门的吕洞宾仙传故事。这类仙传最早产生于南方的岳州(即今湖南岳阳)。现有的证据表明,规模最大、香火最盛的两个祭祀吕洞宾的圣地是岳州和永乐(在今山西芮城县)。随着全真教对吕洞宾崇拜的吸纳,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早期,吕洞宾崇拜迅速扩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崇拜。黄鹤楼与吕洞宾拉上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其实黄鹤楼如此,岳阳楼、滕王阁等楼宇亦是如此。于是,辛氏酒楼画鹤于壁、驾鹤成仙传说的主角成了吕洞宾,辛氏楼也变成黄鹤楼。不仅如此,在有关黄鹤楼的很多传说,如“跨鹤登仙”、“结枣如瓜”、“掷桃映石”中,主角也成了吕洞宾,乃至在黄鹤楼景区内,出现了吕公洞、跨鹤亭、仙枣亭、仙桃迹、纯阳亭、吕祖阁等纪念性景点和建筑。根据杨济《钝斋文选》,至迟在南宋重建的黄鹤楼里,已开始供祀“角巾、卉服、横笛”的吕祖肖像,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记载的传闻指出,南宋末年黄鹤楼曾出现吕洞宾所题的谶词《汉宫秋》,预示大元渡江。明清以后多次重建吕公亭,后来又设其卧像。“一枕游仙梦不回,先生高卧亦优哉。想因厌看尘寰事,假作矇眬眼倦开。”吕洞宾之附会黄鹤楼时,宋代文人曾力辨此事不确。张栻《黄鹤楼说》有辨析,吴曾也曾考证:世所传吕先生诗:“黄鹤楼边吹笛时,白苹红蓼对江湄。衷情欲诉谁能会,唯有清风明月知。”此吕先生非洞宾,乃名元圭者也。其诗元(原)题于石照亭窗上,仍记岁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当元丰间,喻陟为湖北提刑,题诗其后云:“黄鹤楼边横笛吹,石亭窗上更题诗。人世不识还归去,江水云山空渺弥。”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别字也。

吕、喻二诗,原题于石照亭上,而石照亭是在黄鹤楼之下:“鄂州黄鹤楼下有石,光彻,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传以为仙人洞也。”

黄鹤楼仙人传说与吕洞宾拉上关系,主要得力于道教的推动。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大量材料证明了钟吕八仙传说是由内丹道南、北宗共同打造而成的信仰对象。”它的发展与传播则是文人和道教徒一起积极参与的结果。在陆游《入蜀记》中就特意提到了结庐吕公洞侧、设吕公像崇拜的道士:“有道人,澶州人,结庐(吕公)洞侧,设吕公像其中”。明清之后,文人纷纷写诗著文加以渲染,使吕洞宾与黄鹤楼的传说深入人心。正如郭正域所言:“而黄鹤故事,或曰王子安,或曰费祎,今人乃尽归之吕仙。夫鹤楼以崔诗显,崔开元人,而吕仙以麟德得道,崔诗有昔人之称;又鹄山下有费祎洞,则跨鹤客为费祎无疑。而山下又有吕公矶,或曰‘禹功矶’讹也。今时谈仙迹,惟吕公最著。”西方学者杜赞奇在研究关帝等民间神明时,提出了一个“叠加”的概念,即较新的神明形象被嫁接到较早的神明形象之上。康豹在关于温元帅崇拜的书中,提出了“并生”的概念,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文本中会发现对同一神仙的不同描述。从总体上看,吕洞宾等神仙崇拜的发展既有“并生”的,也有“叠加”的因素。如最初黄鹤楼与笛声意象的联系,见于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诗:“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在刘禹锡《武昌老人说笛歌》的古诗中,吹笛者不过是曾在王府里吹奏的艺人。逮至南宋,仙人吹笛已成黄鹤楼的典故,陆游有诗记其遇一老人“长眉及肩,欲就之语,忽已张帆吹笛而去”,断言“遥知乘醉江湖去,黄鹤楼头又放颠”;罗时与《黄鹤楼》“老仙横笛月亭午,骚客怀乡日欲残”,虽然诗里并未言明仙人的身份,不过从吴曾《能改斋漫录》辨析里(见上引),可以看到有宋一代吕洞宾于黄鹤楼吹笛的意象已渐传于世。逮至元代,黄鹤楼上闻吕洞宾吹笛的典故已然坐实,郝经《黄鹤楼》五言古诗里将吕洞宾的传奇娓娓道来,中有“闻说吕洞宾,题诗满新壁”、“有时横长笛,吹落汉阳月”。此后黄鹤楼上的笛声俨然成了吕洞宾的专利,在明清相关诗文中几乎俯拾皆是。

神仙思想是道教最根本的思想,长生成仙是道教最高的人生境界。在道教学说中,凡人经长年累月的修炼即可得道成仙。道教的神仙信仰随着道教的发展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寻求一种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情感归宿。在黄鹤楼传说中,神仙、黄鹤、法术都是道教仙学的基本元素,羽化飞升是道教神仙的基本特征之一,而跨鹤乘云则是最浪漫的飞升方式。鹤曾是中国远古崇拜,在道教仙学中也具有重要地位,仙人驾鹤远游是道教神仙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黄鹤楼传说中还渗入了关于道教神秘法术的情节,如橘皮画仙鹤、井水变酒水,凸显了神仙无所不能的超人间力量,同时也使传说增添了浓厚的神异色彩,令其别具风采。这些洋溢着中国道家生活与艺术情趣的叙说使人心旷神怡,久久难以忘怀。正如李白《望黄鹤楼》诗所云:“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楼阁是一种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多层建筑,体量高大、华美壮观,其造型之精、结构之巧,展示了木构建筑艺术和技术的高超成就。它们或跻身宫苑之内,架空百尺;或踞于市井之中,巍峨壮丽;或依傍岩壁之侧,突兀层崖;或莅临江渚之畔,俯峙山川,其遏云蔽月之姿,让人产生“可上九天揽月”之遐想,蕴涵着向高空发展的通天愿望。道家、道教与高楼从来都有不解之缘。在历史上楼阁的管理也常假道士之手,如岳阳楼、黄鹤楼等。道士何时进入黄鹤楼的管理尚无史料的发现,我们猜测此楼由军事楼宇转变为旅游设施开始,道士就可能负责日常看管工作,至迟宋代,从上引陆游等人的记叙中可以看出道士的作用。周系英于嘉庆二十一年(1817)十二月二十八大雪之日登楼,“是日游人绝迹,叩门良久始得人”,诗里说“款关惊起道童眠”。而根据《申报》的报道,当1884年黄鹤楼发生大火时,一名卧病在楼上的60余岁老道人不幸被烧死。在黄鹤楼周边,道士建有数座道观,“白云楼……其左有仄径纡而下,奇石佳树,夹道垂阴。历百武得平敞地,黄冠自为静室,曰留云阁。石涧清泉,别开生面。其南道院丽山者,右曰四皇殿,费祎洞在焉。寻之不可得,压于殿址也”,最著名者当属黄鹤楼旁吕祖阁。1935年,黄鹤楼故址景点吕祖阁住持小道王崇俊曾因过往军人时有滋扰一事请求省府市政处予以保护。此阁历经民国岁月,百年间仍存,新中国成立后,在修长江大桥时,阁内众多文物被移至今长春观内。所谓“故国妆楼归道院,异时宫阙建军牙”就是黄鹤楼变迁过程中道教力量的写照。道士不仅负责楼阁日常管理,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推进种种传说,将道教长生成仙、吕洞宾信仰编织进有关黄鹤楼的风物传说之中,使这座名楼蕴含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四、“江上高楼海内名,登临此地古今情”——历代文人与黄鹤楼

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不是写在教科书里,而是写在名山大川、楼台亭阁里。无论黄鹤楼毁废了多少次,但它从未在人们心目中消失过,这不能不归因于历代黄鹤楼诗词铸造的一个诗情画意、巍巍峨峨、悠悠渺渺的文化黄鹤楼。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武昌知府孙承荣等纂辑的《黄鹤楼集》,收入从南北朝诗人鲍照至明代何景明等诗、文、赋、杂记共400余篇;清末胡丹凤编纂《黄鹄山志·艺文》收入历代诗词500多首,记、铭、赋、序等30余篇;20世纪80年代周勤主编的《黄鹤楼诗集》收入自唐代宋之问至清末黄侃的诗作700多首。黄鹤楼诗词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作者阵容之强,恐怕都是海内名楼中少见的。

南朝的诗歌中虽描绘了黄鹤楼的壮观,但此时的楼阁毕竟不是主角,直到唐代,因战争而建的黄鹤楼早已暗淡了刀光剑影,令人魂牵梦绕的是它的通透与沧桑、厚重与深沉。当宋之问以一首《汉江宴别》拉开了咏写黄鹤楼的大幕后,从此,这座历史名楼便在中国诗词史上留下自己抺不去的烙印。

大唐盛世,已是天下绝景的黄鹤楼成为迁客骚人、官商行旅趋之若鹜、流连忘返之地。享誉诗坛的名流高士李白、崔颢、王维、顾况、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杜牧、李商隐、罗隐等或情志畅愉,或劫后脱险,或漂泊流浪,或蒙冤受辱,纷纷于此登临吟咏,将自己快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顺利与坎坷赋予此楼,在青山绿水、朱栏粉堞、蓝天白云之间留下不朽的传世佳作,并为黄鹤楼留下“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传说佳话。崔颢为汴州(今河南开封)人,生活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现存的诗作不多,却享有盛名,《黄鹤楼》这首有古风格调的七律,是他40岁之前漫游长江中下游时所作,歌咏了黄鹤楼优美的神话传说,展示了登楼远眺的壮阔景色,抒发了鹤去楼空的寂寞和淡淡乡愁,色彩鲜明,清新自然,幽深雄浑,动人心魄,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难以言尽的客途之倦、思乡之情、家国之忧、兴亡之叹指向一种永恒的归宿,使人怅惘不已。这首诗千百年来有着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大概就在于此。《黄鹤楼》一诗经时间的沉淀,已是中国古代共同的文化记忆。可以说崔颢的黄鹤楼和张继的枫桥一样,早已成为一个文化坐标。

崔颢的《黄鹤楼》历来倍受古代诗评家的推崇。宋人严羽的《沧浪诗话》称它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传说李白登黄鹤楼见此持,不敢更有作,“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自宋人在笔记中记录了这个传说以后,对搁笔一事是否真有其事,肯定派与怀疑派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对黄鹤楼来说,李白搁笔的传说不仅令崔颢文名更显:“崔颢吟成绝妙辞,不因捶碎世谁知?”更大大地增加了黄鹤楼的知名度,“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清人林以铖所拟对联导出了此中真谛。

中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其所以有名,多与历代诗文名篇共生共荣。一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黄鹤楼的镇楼名篇自然是崔颢的《黄鹤楼》诗。清代赵翼《题黄鹤楼十六韵》中“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确是一针见血之论。正因这首广为流传的名诗,黄鹤楼有了“崔氏楼”的别称,武汉也因之被称为“白云黄鹤的故乡”。也因这美丽的传说,黄鹤楼旁多了许多景点,如晴川阁、搁笔亭。清人陈曾望为此事而留下对联曰:“太白无诗,竟成千古恨;长安不见,更上一层楼。”其实李白在黄鹤楼并非无诗,早在崔颢题诗前,李白就曾两次登临黄鹤楼,后来又曾在汉江滞留数月,正如他在诗中自称的“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的诗中,有12首提及黄鹤楼,对黄鹤楼的眷念与钟情跃然纸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振玉羽,西飞帝王州”(《江夏送友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送储邕之武昌》);“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江夏行》);“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江夏送友人》)等。黄鹤楼是诗仙李白挥之不去的记忆。陆游以为“李白奇句得于此者尤多”,洵非虚言。

不仅诗仙未尝就此搁笔,千百年来登楼的骚人墨客显然也从未曾为崔颢题诗在前所困,赋诗者无畏班门弄斧之讥,“江上高楼海内名,登临此地古今情”(杨慎《登黄鹤楼》)。登上高耸凌云、四望八极的黄鹤楼,文人能触景生情,将复杂的心曲在山水景物之中得到宣泄。置身于“长江巨浪拍天浮,城郭相望万景收”(宋游仪《黄鹤楼》)的世界里,人们陶醉于“人随孤鹤远,天共九江流”(元萨都剌《大别山》)的壮阔大气,“紫雁北来迷楚浦,白云西去认秦川”(清王孙蔚《黄鹤楼》)的艳丽,领略“气压滕王阁上云,兴高庾亮楼中月”(明杨基《黄鹤楼看雪》)的震撼,于是有了“凭栏日暮怀乡国,崔颢诗中旧日愁”(宋戴复古《鄂渚烟波亭》)的感怀,有了“倚遍栏干秋水阔,征帆一叶汉阳来”(元释大圭《题黄鹤楼图》)的难言情愫,有了“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的愁苦,也有了“眼前有景还堪赋,莫道崔诗在上头”(明沈晖《登黄鹤楼》)的豪情与洒脱。

因此,即使这座楼宇在光绪十年(1884)焚塌之后,仍有众多志士文人踏址而来,留下词句名篇,思绪万千,所谓“清辞丽句付流水,只见文章不见楼”。这其中,有周锡恩“名迹竟未复,荒矶吾自留”(《登黄鹤楼遗址望江》)、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浪流滚滚大江东,鹤去楼烧矶已空”(《登黄鹤楼》)的遗憾;有黄遵宪“黄鹤高楼又捶碎,我来无壁可题诗”(《己亥杂诗》)、吴趼人“名胜不留天地老,只今回首有余哀”(《眺黄鹤楼故址》)的慨叹;既有张竹坡“名楼已圮夕阳斜,满径荒凉馀蔓草”(《黄鹤楼遭兵燹感题》)的伤怀,亦有黄侃“虽无好句赓崔李,到此登临亦快哉”(《登黄鹤楼故址》)的兴奋,更有毛泽东“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菩萨蛮·黄鹤楼》)的豪情……现实中的黄鹤楼毁损了,但文本传统里的黄鹤楼仍不断被复写,登楼者任意游移于黄鹤楼的现实构作与想象世界间,感物兴怀,触景生情,这便是文字和文化的力量。视觉上的黄鹤楼在这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黄鹤楼在诗人的眼里已是一个象征符号,是一幅心理图景。“问黄鹤,已成千古;唱大江,更上一层”,黄鹤楼是一个引子,诗人欲借它寻觅解开思想郁结的门径。文人士子们为此楼文化高度的增长贡献了自己最大的才情。他们的传唱使这座名楼在后世形成更大的文化影响。

五、“武昌形胜雄天下,有此江山有此楼”——从江南胜景到城市地标

中国古代城市无论是地处平原还是山地,无论源自军事寨堡、传统聚落还是通商口埠,城中的地标建筑都具有地处关键、形式独特、体量高大、视域无碍等共同特点,具有空间标识、空间参照物、空间向导、空间统辖作用及多样的文化意义,是自然地形与城市文化之间完美结合的创造。

从武昌城西南角的瞭望哨楼到城市地标,黄鹤楼经历了沧桑巨变。黄鹤楼所在地武昌古城依(蛇)山就势,踞险扼要,形成山、水、城三位一体的城市空间构架。城墙之西南角的黄鹤楼所居之黄鹤矶“如长蛇奋跃瞰江,其首隆然”,具有“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的优势,居高临下,使之看上去更加雄伟挺拔,正如陈代诗人张正见《临高台》所赞“层台迩清汉,出迥驾重棼。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它以独特的形式、高耸的体量,与自然地形和周围低矮的民居形成对比,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凭借此,可以居高俯瞰,环视全城,同时满足瞭敌防御、控制河道的实用功能,保护城市安全。

“建筑不仅要向天空开放,更要向人类的心灵开放”。地标建筑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所在,其本身富含的精神文化内涵更能体现建筑的意蕴。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魏晋以至六朝时期,黄鹤楼只是一座城楼,其文化意义远逊于临近的头陀寺,尚不足以成为整个城市的地标。

隋统一后,由于地方势力剧烈冲突的消失,汉水入江口作为军事要地的意义减退。南方经济在稳步增长,新的经济发展局面将武汉的形势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上承荆益,下达吴越,北通秦梁,南接湘桂的夏口,既是长江上游沟通南北的要地,又是南方商品交汇的中心,作为商品集散地,其地理优势很好地显示出来。中唐以后由于漕运与长江航运的发展,鄂州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重要,交通航运、商业、造船业都很发达,地位逐渐超过襄阳、荆州,成为长江中游经济、航运中心的都会。与此同时旅游风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六朝文人士大夫出外游览的目的地主要是远离城市的自然山水,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到唐代,城市渐成为重要的游览地。人们的游历既显现出规模大、行程远,同时也出现了向城市聚集和流动的特点,尤其是在中唐以后,这种变化愈益明显,城市及城市周边的风景地成了文人士大夫的游玩之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舒,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的黄鹤楼,俨然成为荆楚地区的地标,几成诗人吟咏观访、燕集赋别的胜地。作为地标建筑,黄鹤楼把当时整个城市空间的领域范围确定下来,并和其他自然标识物(鹦鹉洲等)形成视觉上的关联,站在这座“古时楼”,“醉来堪赏”:“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白居易《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置宴宴罢同望》),“黄鹤何年去杳冥,高城千载倚江城。碧云朝卷四山景,流水夜传三峡声”(卢郢《黄鹤楼》),把山、水、城融为一体。该楼凌空直上,冲破蛇山山峦形成的天际线,成为整个自然环境中的主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北宋年间,斯楼与头陀寺“下枕大江,对瞰汉阳……上接湖湘,下临沔汉,乃古今绝景也”

南宋年间,在黄鹤楼废圮的日子里,南楼取代了其地位,成为武昌城的地标。南楼始建年代无考,但至迟唐代已存在,李白诗中已有“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杜牧也有《南楼夜》一诗,那时的南楼在黄鹄山顶中间,只能是黄鹤楼旁游客娱乐的场所。到宋代,南楼地位上升,与黄鹤楼、头陀寺、北榭并称为蛇山“四大楼台”。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被贬广西宜山,途经鄂州客寓一年余,多次登上南楼,“四顾山光接水光,凭阑十里芰荷香”,“南楼槃礴三百尺,天上云居不足言”,并发出“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的赞叹。

南宋初年,南楼名声大著,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骚人墨客竞相登临酬唱,陆游《入蜀记》对南楼的形制进行过描述;范成大《吴船录》和《鄂州南楼》诗道出南楼中秋的皎洁月色和鄂州南市的繁华。

此外,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戴复古、文天祥等诸多词人都吟咏过南楼,为该楼增添了深厚的文化色彩。刘过乃南宋词人,曾填词《唐多令·重过武昌》。《唐多令》本是僻调,有些词谱并未收录,也很少有人填此词。刘过一词问世后,被后人誉为“数百年绝作”,风行一时。因该词作于南楼,且词中有“重过南楼”之说,南宋词人周密编选《绝妙好词》时将词牌改为《南楼令》。南宋著名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卷66《鄂州上·景物上》,以南楼开篇,黄鹤楼放在景物下中。另一部南宋地理总志《方舆胜览·楼亭》也是首列南楼,次为黄鹤楼,可证南楼在南宋地位的特殊。元以后,南楼虽有重建,但已逐渐失去了昔日风采,其声名也逐渐湮没。

明清时期,黄鹤楼与晴川阁同为武汉标志性建筑,所谓“晴川与黄鹤,气势遥纵横”(清刘子壮《黄鹤楼》)。晴川阁位于汉阳龟山禹功矶上,创建于明嘉靖五至八年(1526-1529),由时任汉阳知府的范之箴在修葺禹稷行宫时倡修,取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之意命名。此阁屡遭毁损,但屡毁屡建,规模形制越来越宏丽,为两层重檐歇山顶式建筑,临江而立,北倚青山,俯瞰大江,飞檐耸峙,碧瓦流光,高欲凌风,兼有雄阔和隽秀之美,被誉为“三楚胜境”、“千古钜观”,有“楚国晴川第一楼”和“汉南最著之胜迹”之称,曾与岳阳楼、黄鹤楼、仲宣楼并列为“楚四名楼”。此阁与黄鹤楼雄踞大江南北,楼阁并举,交相辉映。这种格局在长江流域绝无仅有。清初,此阁甚至后来居上,声名超过黄鹤楼。清初史家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自铁门关西上为龟山首,有楼巍然曰晴川,与黄鹤对峙……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盖龟山之首走江中数百尺,而大江横其下,左右无遮蔽,与市廛稍远。纵目所之,山水之情,与精神融洽,不如黄鹤之散漫无章,可谓后来者居上矣。”光绪十年(1884),黄鹤楼被毁后,晴川阁更是成为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登楼远晀、情随景移、赋诗填词、刻石作画的游宴之所。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为光绪年间此阁增修竣工而撰联曰:“洪水龙蛇循轨道,青春鹦鹉起楼台。”1911年辛亥首义阳夏战事中,晴川阁破坏严重,楹联、匾额、碑刻遭毁,此后,一直未恢复元气,1949年10月前,仅在原址上建有三间平房,供游人临江远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数次拟定重修,直至1983年才付诸实施,1986年建成,此后又依山就势,建造并形成了傲视大江的文物古建筑群,但其影响力已不能与黄鹤楼同日而语。

到清末民国之际,黄鹤楼已成为武汉城市象征物。城市象征物是一座城市的独特标识,是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透过这些地域符号可以探寻出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一种精神。国内城市象征物多为建筑景观类、街区性历史遗迹类和自然景观类。人们通过某种“象征物”对城市产生独特的记忆,从而来认识了解这座城市。一般来说,城市象征物必须具有识别性、知名度、独特性等特性。清同治年间所重建的黄鹤楼是历史上最后一座名楼,当时由于样式独具匠心,别具一格,曾被以彩灯形式传入京城,一时名噪大江南北,人们常把它作为武汉乃至湖北的象征,即使楼圮之后,仍是如此。民国三年(1914)湖北官钱局发行“铜圆壹佰枚”兑换纸币,正面即为清同治三年(1864)重修后的晴川阁和光绪十年(1884)被大火焚毁前的黄鹤楼。黄鹤楼虽于1884年毁于大火,“然因楼名声远扬,早已成为湖北武汉象征”,仍与晴川阁一起成为武汉的标志。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黄鹤楼图案至少有8次被选用为中央和地方纸币币面图案。近代以来发行的各种邮品、电话磁卡均以黄鹤楼作为武汉的象征瑘瑧,黄鹤楼在民众心目中之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清宣统元年(1909),湖广总督陈夔龙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与商品流通,在武昌平湖门外举办武汉劝业奖进会。笑吾有《武汉劝业奖进会竹枝词》咏其事,在展出品中只为黄鹤木制古楼特作一首:“黄鹤古楼木制成,重重叠叠宛如生。西人纵有新思想,那及斯人制作精。”1944年5月和1945年10月,陈铨创作的话剧《黄鹤楼》剧本先后由重庆和上海印书馆出版发行。此剧以中国空军1938年在武汉反击日本侵略军的史实为题材。剧中布景和人物台词中虽数次涉及黄鹤楼,但仍以反映军事生活为主。作者本意为反映抗日空战,自当以中南重镇武汉为背景。而黄鹤楼为武汉的标志,话剧取名《黄鹤楼》,颇有令人一目了然之妙。由此可见当时黄鹤楼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王维《汉江临眺》)在绵延上千年的时间里,黄鹤楼屡毁屡建,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制,但它一直在长江边发挥着重要的“点景”和“观景”作用,是长江边的主要成景对象,是许多风景画面的构图中心。登楼远眺,能观赏到以长江为近景的大幅度横向展开犹如长卷的风景画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便是最好的诠释。历史上它是江城的一个标志,所谓“武昌形胜雄天下,有此江山有此楼”(沈钟《登黄鹤楼》),移建后则以其高大的形体气势勾勒出现代都市的轮廓线。各式各样的重要活动在黄鹤楼下举行,越来越多的市民视黄鹤楼为江城的徽帜,难以计数的宣传品采用了黄鹤楼的图形。黄鹤楼不仅成为一个象征,还凝聚着民众的地方认同,不断发出无言的号召。

“江上名楼楼下江,名楼流韵与江长” ——不是结语的结语

从最初的军事哨楼到游览胜地,再到城市地标,黄鹤楼功能的渐次转换,演绎着这座城市的过往与传奇,揭示了武汉地方的精神和文化样态,也是理解这座城市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的钥匙。

城市地标的塑造,是需要强大的力量来维持的。黄鹤楼之所以能成为江城的标志,除了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自身固有的气质——瑰丽堂皇和形制工艺、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外,更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传说、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存在更密切关系。神仙传说赋予了黄鹤楼缥缈动人的美感,把黄鹤楼巧夺天工之美与道教神仙的神异事迹相融合,将它的自然美提高为艺术美,给黄鹤楼增辉添色,激发人们无边的想象,给人极大的美感享受。我们也不难看到黄鹤楼之声名日显与诗文的联系。而诗文之立意,很大程度上靠想象的奇绝,神仙黄鹤的故事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很多给后世留下印象的黄鹤楼诗文,都编织进仙人的身影,这就构成了一种反馈的力量。在黄鹤楼的纪年表中,传说与诗文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共同塑造了民众的历史记忆。黄鹤楼固然是唯美、雄奇、独具特色的,但它毕竟只是一座楼,如果没有这些神仙传说、诗词名篇,它就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那份灵动。正是古往今来这些持续不断的文化活动赋予它非凡的品格和价值,而这些品格和价值,早已升华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征了。

正如侯甬坚对华山的研究之后认为,尽管每一座山有其自然地理上的海拔高度,我们却乐于将名山的知名度,看作是一种有史以来不断蒸升的文化高度。名山有赖自然高度而挺立,更有赖文化高度而跃升,时代推动着最大的人群登山领略无限自然胜景,人类的创造性认识又随之继续丰富着其乐无穷的山脉文化史。山脉如此,楼阁亦是如此。“江上名楼楼下江,名楼流韵与江长”(万文周《登武昌黄鹤楼》),相信黄鹤楼的文化传承会一代接续一代,一代超越一代,永远不会结束。

注释:

①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朱修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王琴、刘润堂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③马舒华:《近代城市纪念性建筑:以青岛栈桥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④陈熙远:《人去楼坍水自流——试论坐落在文化史上的黄鹤楼》,见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⑤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子)备城门第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页。

⑥李明晨:《黄鹤楼探源》,《武汉文博》2010年第2期。

⑦刘法绥:《黄鹤楼建筑年代初断》,《江汉论坛》1988年第6期。

⑧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鄂岳观察使》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4页。

⑨张栻:《黄鹤楼说》,见《南轩集》卷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第573页。

⑩毕沅:《黄鹤楼铭并序》,见胡丹凤:《黄鹄山志》卷6《艺文》,收入国家图书馆藏《中华山水志丛刊》第28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307页。

[11]冯天瑜主编:《黄鹤楼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第163页,第288页,第8页,第343-345页,第9页,第4页。

[12]《梁书》卷22《太祖五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44页。

[13]阎伯理:《黄鹤楼记》,见胡丹凤:《黄鹄山志》卷6《艺文》,第280页。

[14]王兆鹏、邵大为:《宋前黄鹤楼兴废考》,《江汉论坛》2013年第1期。

[15]陆游著、蒋方注:《入蜀记校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16]戴复古著、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戴复古集》卷6《七言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17]方孝孺《黄鹤楼诗卷序》,见《黄鹄山志》卷5《艺文》,第273页。

[18]袁中道《游居杮录》卷2,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19]王葆心:《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见王葆心著、温显贵点校:《再续汉口丛谈》卷3,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第295-296页,第295页。

[20]丁守存:《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见胡丹凤《黄鹄山志》卷6《艺文》,第304-305页,第305页。

(原文注释较多,其余注释已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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